在崩塌的地缘政治中，我被迫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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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崩塌的地缘政治中，我被迫离开中国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2020年7月16日纽约时报

伦敦——3月中旬获知我的驻华记者签证被取消后不久，我就面临一个难题：我的木棍收藏该如何处理？这种棍子是我练习了近十年的一种中国武术所使用的。

我应该把它们交还给我的师父吗？他是一位举止谦和的40岁巴士司机，也是这一门派的继承人，他把这种曾经常见于北京劳动阶层社区中的棍术的复兴作为自己毕生的职责。或者，我应该让搬家公司把它们运到伦敦——我即将生活的地方？

这些棍子并不值钱，而且可以在世界任何大城市的武术商店买到。另一方面，我的师父也不是很需要：他有满满一屋子的棍子，他用它们免费教授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

然而，它们我对我来说却是无价的。这些白蜡木制成的棍子，有许多已经被别人的汗水和油脂浸黑，尤其是我的对练搭档，一个木匠，在公园里花了无数个小时帮助我学习不同的招式。我觉得这些棍子属于这里，北京。但是它们也成了我的一部分，即使不再有任何人可以和我练习，我也想留着它们。

从全局来看，我的困境听起来像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起特朗普政府的日常表演、疫情大流行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即使中美争端似乎也只是又一场国际争斗，出了中国观察者这个囿于一隅的圈子就不算什么了。

如果说这场争端在这个圈子之外有什么意义，那肯定是在抽象的地缘政治舞台——在那里人们调遣航空母舰、策划制裁、施展外交手腕，就像棋盘上的棋子。

但是中美关系的崩溃也意味对现实生活的冲击。单独来说，友情一刀两断和家庭关系紧张的故事似乎微不足道——当然，对一个坚信美国对华政策是维持世界民主安全所必需的人，这至关重要。然而，这些小伤口日积月累，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对世界的体验，几十年前的乐观时代的消失造成了集体创伤，在那时，世界似乎正在开放，即使并不完美。

我不想显得在伤春悲秋，但像我这样的人的生活，是围绕着一个前提建立起来的：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将自己的人生致力于使其他文化更加易于理解，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抱负。而且，即使献身于此不是易事，也不一定会得到高回报（除非有人想叫卖可疑的中国证券），但这是有意义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世界并没有要回到老式的联盟——一个阵营的人无法进入另一个阵地。无论是在商务、新闻、学术还是文化交流中，这都是一个标准化签证、频繁的飞行和某种职业前景构成的世界。

对我来说，它始于我大二时被邀请学习汉语并在学校报纸工作。后来，我去了北京。由于想弄清该如何最好地报道这个国家，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北美的中国报道。为了准备成为一名驻华记者，我拿了一个中国研究硕士学位，并去台湾深造中文。

这些都不意味着我就有资格获得记者的工作，但是一路上人们几乎总是点头认可我正在走上一条明智的职业道路。中国是世界上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商业往来不断增加，我们永远需要了解这个不断成长的巨人。

但是，就像许多致力于学习另一种文化的人一样，将自己沉浸在所有和中国相关的事情中，这不再仅仅是一个明智的职业选择：这成为了我的使命。是的，中国有政治压迫、空气污染和上百万个其他的问题，但我开始喜欢它——从喜欢这里的文化和人民，到它的干劲和对创新的接纳。

我列了离开中国前想要去的地方——这是身在异乡的人永远要算计的事——但这份清单一直没有缩短过。实际上，它每年都在变长。

我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越长，学到的知识越多，我想看到的也就越多：更多的圣山，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更多的中国神话起源地，更多著名艺术家或作家的家宅，在不同的城市结交更多的朋友。

一段时间后，这个想法似乎变得很傻：如果在一个国家生活只是为了完成清单然后将其丢弃，这样的生活意义何在？那不是生活，那是在等死。

经年累月之下，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在这个星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久——比我在出生地加拿大生活的15年，或是高中搬去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的十几年，或是在德国的十年，都要久。

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称之为家的国家。这里是最早有遗传决定论的地方。除非你有某种长相，否则你不会真正成为中国人。就算你是第六代美籍华人，只会说“你好吗”，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仅限于左宗棠鸡，但对于中国（以及在美国的许多美国人）来说，你就是中国人。

相反，即使我在那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学了那里的语言等等，我也永远不会成为中国人。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合法定居并成为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真正的像绿卡这样的东西，因此，也没有真正的移民文化。然而，这是我自1984年第一次访问就爱上的地方，当今年初离开时，我仍然爱着这个地方。

这种对归属感的渴望是双向的。许多中国人去美国学习，并且爱上了这个国家。许多人在美国定居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家庭度假时飞回中国。他们开始关注美国政治，他们忍受着歧视，有一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孩子不仅是在美国出生，而且是在美国长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美国人，即使他们仍然持有中国护照。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新冠大流行使跨越大洲的生活更加困难。但真正的损害是长期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恶化意味着，如今人们对以前受称颂的事物产生了怀疑。

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他们曾被认为令美国受益无穷——现在却经常被当做破坏分子或间谍。特朗普政府对许多外国人进行了心胸狭窄的羞辱和蔑视，坚持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以控制疫情的名义暂停数十万非美国人的工作签证。

我无法为中国近年来的行为开脱——关押维吾尔人、对言论自由的持续镇压、在南海的领土占领——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野心和方法从来是明确的。如果你关注过它在过去70年里获得权力和掌握权力的方式，就不会对它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

改变的是美国现在用来对付中国的战略和战术。从1970年代开始，民共两党奉行接触政策，认为这有助于把中国同国际秩序捆绑在一起。

一些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与中国接触一直是一个天真的梦想，作为证据，他们指出中国并没有变得更加自由。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知道，民主化充其量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主要的想法是，务实的接触比盲目对抗更有成效。

然而，盲目对抗如今已是大势所趋。正如了解中国的人预测的那样，其效果是零。美国的贸易争端并没有使中国的行为发生改变，也没有达成能令美国生产者受益的重大交易。没有维吾尔人被放出拘禁营。香港的自由程度降低了。由于外国记者被驱逐，西方记者获得中国信息的渠道也被限制。

这些驱逐是美国政策的直接结果。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实际上驱逐了大约60名中国记者，并声称此举是对外国记者在中国受到恶意对待的报复——我认为这不是真实想法。

这个数字可能看起来很小。除我本人外，当时只有十几名记者被赶出了中国。驱逐令只涉及在2020年需续期的签证，并且是由《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担保的美国护照持有者。

但实际上，它摧毁了美国的驻华记者团。因为只有这些媒体机构，尤其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才拥有足够的人员和预算，对那里的敏感问题进行庞大的调查报道，比如维吾尔人的待遇、高级领导人的财务状况或数字监控的加剧。

留下来的少数记者将很难有资源去进行这样的项目，这意味着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将越来越局限在日常新闻上。

对于白宫的理论家们来说，这个结果并不重要：如今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只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政治。

然而，其主要目标与对抗中国无关；这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工具，帮助特朗普总统在秋天再次当选。如果他的强硬言论伤害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那就更好了。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骗过美国选民，让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对新冠病毒负责，进而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萧条负责。

所以被逐出中国才让我如此痛苦。如果中国真的是1930年代的德国，而世界正走向必要的决战时刻，我可以接受离开。但中国不是纳粹德国，尽管有些人声称如此。

诚然，中国的许多政策与开放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但这个国家仍有许多人可以同外界接触：独立电影人、作家、知识分子，甚至是政府官员。某种形式的合作将会继续，但在不久的将来，海外学习项目、学术交流、旅游，当然，还有调查新闻报道，都很难恢复。

好几个月来，我不知道该拿我的棍子怎么办。最后，我上周写信给师父征求他的意见。

他告诉我要保留它们，说我们之间有着一种叫做“缘”的东西——命运，或者说一种密切的关系。

“带它们去伦敦的公园里练吧，”他说。“心里想着我们。”

张彦在中国居住超过20年，他凭借对中国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他最新发表的著作是《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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