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的保安：疫情之下的一种社区系统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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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回家，我遇到了件有意思的事儿。

疫情袭来以后，我们小区八百年不能用的门禁终于通电了，大门口也第一次出现了保安，是两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白天晚上轮流值岗，大冷天的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室外，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每天骑摩托车进出，走行人的通道不大方便，但我没有机动车道打开电子栅栏的钥匙，所以我每次出入，都要喊保安帮我开一下门。时间长了大家便互相认识，到门前点个头，他们就会帮我开了。

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向保安点点头请他帮我开门，结果他突然走到我身边来，说要请我扫个什么东西，我戴着头盔也没太听清楚，以为是物业的登记表什么的，就掏出手机扫了个二维码，结果扫出来一个特别简洁的页面，点了个确认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觉得挺纳闷的，回头有空了去网上一查，很生气地发现自己被“利用”了：

我扫的那个二维码，是代他人解封违规微信号的。这个保安在线上接了单，只要找够足够多的人扫码，成功解封一个微信号，他就能获得几十块钱。——这其实是一项长期存在的、有组织的地下黑产，没想到，竟然被他“巧妙”的利用到了疫情封堵下的小区门口，显然，我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而这次扫码是完全没有痕迹的，这样我甚至很难维权。如果我帮助解封的那个账号再次被封的话，我的微信有被所谓“降低权重”、甚至有被封号的风险。尽管被封号的概率很低，我也几乎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侵害，但这种行为无疑是让人反感的。

回头来看，我遇到的这个情况，当然只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例子，但这其中反映出了一些有趣的普遍性问题，是关于小区保安这个职业本身的：

为什么我在进入自己合法居住的住宅中的时候，要经过这样一道“权力”的盘剥？尽管这种权力微乎其微、而且是靠蒙骗取得的，但这无疑给我和我的邻居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早在疫情之前，我身边就不止一位朋友，和自己家小区或其他地方的保安发生过冲突 。这在本质上，是因为保安的权力并非来自业主，这使得他们常常会站在业主的对立面（图片来自网络）

换一个角度看，这位保安辛辛苦苦地在大冷天里站着，一个月只有五六千块钱，想赚点儿外快，十分正常。尽管他走了点儿歪门邪道，终究还是因为营生艰难，实在可以理解。

只是，为什么会有人从事着这样明显不合理的工作？或者说，小区保安这样一个职位，在这个城市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一个我们须要明晰的前提是：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机体，那么，相比于世界上多数采用街区制的成熟现代都市，我们的城市实在谈不上玲珑。

出于种种原因，一座中国大城市可能淤塞着许多臃肿庞大的块状物，它可能是一个园区，一家庞大的医院，一家实力雄厚的单位，一片过大的公园，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被我们称为“小区”的、或大或小的独立住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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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中国人的观念中，“小区”似乎是住宅的必要条件。人们继承了从福建土楼、山西大院流传下来的朴素汉族住宅观，认为深宅大院、高墙禁卫，能给自己带来某种集体温暖和安全感。基于此，“封闭”始终是中国小区的一个强标签。

但是，在客观层面上，大面积的封闭小区其实是和现代都市的游戏规则不相匹配的。这些被栅栏和岗亭区隔起来的小社会，严重阻塞了城市的细部循环，也给居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

而城市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有机体，所以，直到本次疫情以前，这些刻意被封闭起来的小区，它们的封闭性，其实正在或多或少地被种种因素自然瓦解：

根据个人的经验来看，似乎没有哪个小区是你真正进不去的。即使是那些看起来防卫森严的小区，随便登记个什么东西也就溜进去了，更不用说大部分小区根本就不会对任何人进行盘查和登记。

电商，特别是互联网本地生活服务发达以来，快递员和外卖小哥成了城市气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封闭性的瓦解，毕竟没人希望每天步行五分钟到小区门口去拿外卖。

如此种种，本来已经在业主、物业和保安门卫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不少小区的门禁永远都是坏的，保安永远只是呆呆坐在那儿，成为封闭小区的尊严和城市方便性之间的平衡者，没有人指望他真的去做什么。这份工作，被普遍被“站着或者坐着呆一天就好”的概念定位，因此，一个城市中的保安的数量始终被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也没有雇主给这个职位多高的薪水。

然而，这份平衡，被突然袭来的疫情打破了。

图片来自网络

当鼓楼的胡同都被大量志愿者大妈大爷以街区为单位封死以后，封闭小区在此次特殊状况中的优越性迅速显现。至于小区保安，他们的职责明显被加强了，他们开始有权盘查进入小区的人，也有权拒绝外人进入小区，保安话语权的提升，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我上文描述中事件的发生。

下载一个boss直聘，如果你把自己的求职意愿写成保安，一小时内，至少会有二十多个中介联系你。原来有保安的小区，大多都增加了保安去守卫那些平时不大照顾得到的小门；像我家小区这种原本就没有保安的，如今也都有了保安。

这些劳动力像棋子一样，被五六千块钱的月薪，吸引进城市中的各个机枢。可正如我前面说的，封闭即意味着倒退，一个健康的社区，并不需要那么多门岗和守卫，他们反而会给社区带来种种的症结。

疫情终究会结束，城市终究要恢复往日的繁华，我终究可以随便带朋友来家中聚会，外卖终究要送到我家门口，届时，这些保安在疫情中获得的权力将被以何种形式收回？他们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呢？

“保安”须要被专业化，在确有安保需求的地方，譬如医院，我们须要那些警觉、能打的专业保安，一些安保公司也的确走的是这样的路线，这才是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道路。

而正如我不认为遍地是封闭小区的城市是健康的城市，我也不认为现在我们随处见到的这种“保安”是一项健康的职业。你要真是在北方小城里，道上方方面面有点儿实力，在那儿坐着就真的能起到“保安”的作用，也就罢了。但是，在发达、遍地监控、治安常年良好的现代都市，我们实在不需要那么多“一站站一天”、“一坐坐一天”的保安。

包括北京公交车、地铁车厢里所谓的“安保员”，我并不能看到，这份工作的价值，和那些小伙子旺盛生命力的匹配。事实上，说起价值，我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除了“添堵”，他们并不能给这个城市带来丝毫的便利和动能。

前几天我路过一个小区门口，看见门口的保安在和等住户下楼拿东西的盒马小哥聊天，看起来是在打听行情准备跳槽，这挺好的。希望劳动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让自己的生命力，在城市这个复杂系统中加以最大的杠杆，发挥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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