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抗也需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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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太多人断言，新冠将是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此前曾习惯的那个彼此密切联结的全球化时代，看来已经落幕。随着外企产业链可能撤出中国的传闻涌来，国人的危机感也再一次被激发，这恐怕也是“四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与世界接轨”十多年后，正当我们越来越需要世界时，现在“世界”却在与中国“脱钩”了。

这样的变局应当如何应对，人们的反应不一。有些人认为“脱钩”的传闻本身就有待证实，就算有，也难证明针对中国；有些人主张中国必须更深地融入世界，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快海外布局；但我也看到有人认为，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而最最根本的，就是中国自身要变强大：“被孤立，说明你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让强大者感到不安。要打破孤立，你只有变得更加强大，强大到让试图孤立你的人反而陷入孤立。”

这种声音在草根社会颇有代表性，很容易受到欢呼。但是等等——被孤立能说明强大？冷战时欧洲最孤立的国家可是阿尔巴尼亚。当我指出这一点时，得到的答复是：“难道不应该强大，永远成为附庸的不孤立才好？”在他看来，近三四十年是为了最终强大而“韬光养晦，忍辱负重”。

这种逻辑耐人寻味，可以看出一些国人内心深处的自我孤立倾向，也就是说，与人交往是迫不得已，内心将之视为受制于人，最终仍要回归孤立，因为自足、不假外求才被视为真正的“强大”。这种视角理解的“强大”，其实是一种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制约的权力。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在其名著《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强调：“把巨大的危险看成是一种挑战而不是一种威胁，这是一种罕见的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这往往是一种好斗的男性气概和权欲的体现，而在社会交往中，“相等力量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标志着缺乏权力”。换言之，表现出自己不依赖他人、却又能对别人需要的东西加以垄断，是权力的必要条件。

像这样的权力认知到处皆然，大国因其相对自足和内部事务繁剧，也常常都有潜在的单边主义倾向。Barry Buzan在《美国和诸大国》中就说过，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是一体两面，并患有“中央之国综合征”——也就是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中心、唯一至关重要的文明价值及标准的绝对持有者。

但要说到“中央之国综合征”，那毫无疑问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至少也是美国的十倍那么长。在“天下”的政治格局中，中国不仅不假外求，甚且以此为耻，因为理论上说，“天朝”不存在对等的敌手或盟友，一旦遇到挑战，中国人内心深处都觉得“练内功”造就自身强大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近来甚嚣尘上的“入关学”，其底色也是如此。国内网上的这些言论，也许就其本身而言不值一驳，但作为一种社会心态的反映，却值得认真对待。“入关学”的流行意味着，中国虽然已经开放四十年、与国际接轨二十年，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相信中国可以在经济上与世界保持联系，而在政治上却怀有对国际社会的根本拒绝。

在这种时代错置的世界政治视角中，西方是“大明”，而中国则是准备入关的满清，虽然被视为不文明的“蛮夷”，但只要凭实力说话，征服对方就行，“所以不用靠向什么普世价值，也不用弄什么软实力，之前那套谦虚，自省的文化输出也都收起来吧，没用。证明自己很强，才是最好的文化输出。”

这是一种既自卑又自负的中二病，带有中国政治中一贯的偏好：在一次决战中，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都自认“蛮夷”了，那说好的“文化自信”呢？这其实是“文化自卑”加“权力自信”，只不过带有一种粗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认为一切靠实力说话，“文化”根本没用，类似斯大林说的：“教皇有几个师？”

当然，这有个基本前提，就是“我比你强”——但“我”是谁？“你”又是谁？显然，在这个视角之下，“中国”与“世界”（几乎是“西方”的同义词）是二元对立的，这感觉就像是被班上同学霸凌后的小男孩，选择了变古惑仔找人拍砖，但也很可怜，因为其他小朋友都不和他玩。这样，对抗与自我孤立彼此强化，走向了乍看热血沸腾、实则风险高而胜算小的路径。

之所以说这很中二，是因为世界政治史一再证明，“对抗”和“合作”远不止是那么截然二分的，甚至搞对抗时还更需要合作，因为近现代史上，试图改变现状的国家之所以失败，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无法集结起一个足够多数的联盟，而要靠单打独斗改变世界格局，不仅不可能，通常都是自速其祸的。

德国政治家俾斯麦就是深谙此道的外交大师，这位“铁血宰相”通过三场干净利落的战争，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但始终注意在欧洲五大国的格局中站在对自己有利的多数一边，并强调不能受制于意识形态过多树敌，因为现实政治必须有弹性，这样才能善用每一个可能的选择机会。

在他离开政治舞台后，德国两次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自我孤立，对抗性强的狂热又缩小了自己的选择余地，而它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秩序，又很难找到真正的盟友——根据《审问欧洲》一书的观点，纳粹时代那些仆从国、傀儡，与其说是德国力量的组成部分，不如说是负担。

要说“入关”，近代俄国还曾面临更有利得多的形势。1903年，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就曾断言：“以中俄接壤之广及我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更不用说，1945年经历战乱的欧洲疲惫不堪，苏联拿下整个欧洲似乎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然而我们都知道，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一时的实力盛衰常常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一个幻觉。别的不论，苏联所能集结的华约集团在整体上显然是不能与北约相比的。

国际体系是一个制衡的网络，即便在冷战结束之后“一超多强”的格局之下，美国如日中天，也还是需要盟友而无法单独推进自己的议程。因为如果霸主的单边主义损害了太多国家的利益，那么就算无法直接挑战其优势地位，也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来拖延、阻挠、破坏其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软抗衡”。显而易见，一意孤行追求“强大”，最终其实反倒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是损害而非有助于其变“强大”。

一个新兴大国对原有的政治格局不满，想在新框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误以为自己可以单挑全世界的，即便强大如冷战后的美国那样，也搞得焦头烂额。至于认为陷入孤立还能发展得更好，那不过只是一种幻觉，最多也只能寄希望于“我的损失比你的小一点”罢了。

作为一个长久以来遗世独立的国家，中国在很久以来都未学会如何“交朋友”，因为“天朝”无此必要。就像研究近代史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曾说的，中国人从来不知如何平等地对待外国——近代以前是我们不肯平等对待他们，近代之后是他们不肯平等对待我们。

时至今日，**那种“只要我强大，你们就会来讨好我，跟我做朋友”的心态，表面上看是自信，其实仍然是内心深深的自卑。**这就像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得到尊重是因自身的性格、素养和兴趣，而是因为自己家有权有势。但且不说别的，这样仅凭利益的结合，是不可能锻造稳定的合作机制，吸引到有价值的盟友的，而最多只能找到那些寻租的仆从。

从个人来说，也需要想想清楚，以前总说“国家好，我才好”，其实隐藏着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国家的强盛将使共同体的每一个人都受益；但如今，政治已变得高度复杂，很多事是反直觉的，世界史上多的是这种事：一个国家谋求自身国际地位和霸主权力的冲动，却需要全民买单。

如果说“国家好，我才好”，那么“国家”又是谁？国家其实就是我们。真正“强大”的国家，其强大是来源于它的人民，应该反过来说“我好了，国家就好”才是。与其沉湎于中二的幻想，不如先抬头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国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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