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生在1989：后来的同学聚会，我们只聊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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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陈济盈和年轻时一样，戴一副很厚的近视镜片，略微社恐，是一个刻板印象里的典型理工男。

过去的三十三年，他偶尔会想起那场运动。譬如，只要听到崔健的歌，就会想起他们在上海市政府门口静坐的那一夜。大家合唱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而后是《不是我不明白》。那时，他有一种投身于时代革命的使命感，兴奋、热血。因时间过去太久，他脑中的场景早已看不清人脸，皱巴巴一片，像卡顿后无法重启的录像带。他只记得，5月的后半夜颇有些凉，微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

一个多月前，陈济盈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完了崔健的线上演唱会。结束后，他久违地发了一条朋友圈：“89夏夜，外滩，一群群毫无睡意浑身躁动的少年唱着吼着……”几个大学同学给他点了赞。

1989年，刚进入大学不到一年的陈济盈和室友目睹了一场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高潮和坠落。他们曾奋力参与其中，或寄予美好期盼，或不自觉地跟随大流，但在那个夏天之后，却都陷入了长达三十三年的沉默。

“新的学潮即将到来”：民主墙与国际歌

他觉得那时的自己只是本能地对未知的革命心生神往和新奇。

读书时，陈济盈爱写日记。他的第四本日记始于1989年4月15日。

就读化学专业的陈济盈常翘掉思政课，有时去图书馆看杂志，有时回寝室睡觉。4月15日一早的革命史课，他和室友张佑、刘赫又溜出了教室。

变化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陈济盈从电视里得知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之后连续两天路过宿舍楼旁的公告栏，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悼念胡耀邦的挽诗和挽联。在他看来情真意切，甚是动人，只是那时的陈济盈不明白，胡耀邦的死为何引得学长们痛哭涕零。有的写着“不该走的，走了”，也有人贴出高呼“自由民主万岁”的檄文，直指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号召学生行动起来。

1989年4月21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后，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哀悼。摄：Peter Turnley/Corbis/Getty Images

虽然校长在广播里不断呼吁学生保持冷静，但那几日民主墙上的口号有增无减。

“人们仿佛感到中国大地上空笼罩着一片令人压抑的乌云。改革的战车陷入了泥坑，何去何从？对政治很敏感的大学生感到迷惘，而现实又确实令人失望。胡耀邦作为改革的勇士而被迫辞职，人们同情他。我想这便是‘耀邦热’掀起的原因。”过去对胡耀邦知之甚少的陈济盈看了报道和大字报后，在日记中回答了自己。

陈济盈寝室在大一下学期添置了一台二手电视，是室友七人凑钱买的。民运开始后，它常被用来收看新闻联播。

彼时的陈济盈愈发感到，新的学潮即将到来。只在报纸、电视上看过游行的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真“闹”起来了，肯定要随大流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

再提八九民运，陈济盈印象最深的场景之一，是寝室熄灯后一次全校的敲锅抗议，发生在4月19日。当晚十点，寝室刚熄灯。不远处的一栋宿舍楼里响起了敲击碗盆的鞭炮般的响声，接着是吼声四起，又间杂着玻璃瓶砸地之声。在一位室友的带领下，陈济盈他们唱起了《国际歌》。发现对面宿舍楼下已聚起了数百人后，他们也跟着冲了下去。

学生们散乱地涌到了校门外。在校长竭力劝阻后，才渐渐走回校内。

再回想时，陈济盈把那一次短暂破碎的游行称作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的发泄。他觉得那时的自己只是本能地对未知的革命心生神往和新奇。

回到宿舍后，陈济盈几人睡意全无，铺开纸张，各自写下标语，由张佑和另一位室友拿下楼，贴在民主墙上。那晚，他们忙到快两点才睡。

张佑和刘赫都不记得这件事了。如果不是看了日记，陈济盈也是早已忘记，那天的日记里写着：“我们也各自写出煽动性语言，心中唯恐天下不乱。”

1989年5月11日，北京大学民主墙，吾尔开希展示写着“民主科学”的衬衫。摄：Jacques Langevin/Getty Images

刘赫和张佑是后来和陈济盈走得最近的人。

1988年9月初，陈济盈坐火车离开广东老家，36个小时后抵达上海。到寝室时，其他六人都已在等他了。来自广西的刘赫和陈济盈有着天然的“两广地区”的亲切感。那天他主动带晚到的陈济盈去食堂打饭，又去行李房领取行李。

刘赫是寝室里最闹腾的。他常跟同学打牌赌钱，资本是每个月的菜票。他称自己是“坏学生里边还读点书的”，学习方面马马虎虎，没有落下过。

陈济盈被刘赫叫做“好学生”，他不怎么参与赌钱，但会把每月的菜票交给刘赫作为“合资”，由刘赫上阵。

陈济盈有其他办法赚生活费。80年代的广东街头流行着走私的外国香烟，陈济盈每次回上海会带上六条外烟，卖给学校附近的烟贩。陈济盈也是寝室里成绩最好的，每学期能拿20块钱的奖学金，请十几个同学去吃饭。

认识张佑之后，刘赫才打破了上海人不好相处的偏见，相反，张佑是个“极好打交道”的人，沉着稳健，性格相对保守。每学期始末，张佑妈妈也邀请他们七个人一起回老弄堂里的小平房聚餐。

张佑是寝室里最爱干净的人。大伙常打趣张佑用香皂洗袜子，别人可舍不得，香皂只用来洗澡洗头。张佑也会把自己拾掇得非常体面，起床后把被子叠齐，出门前用力将额前粗硬的头发往后梳平，皮鞋也必须擦得锃亮。

在一张毕业前拍摄的宿舍合照中，陈济盈双手交叉向后，腼腆一笑。刘赫咧嘴笑得最开心，张佑一手插着裤兜，表情是合影中最为正经严肃的。

前所未有的困惑：《世界经济导报》风波

那时的陈济盈燃起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惑——既然《宪法》规定公民有示威游行的权利，为何学生运动会被阻止？

1989年4月底，班上一名同学收到清华同学寄来的信件，描述了4月20日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北京学生遭到警方打伤的细节，以及4月22日胡耀邦葬礼当天三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交请愿书等情况。这份书信被抄写了三份，其中贴到食堂的一份很快被学生们簇拥围观，密密麻麻，引来不小轰动。

1989年5月11日，北京大学学生们在食堂吃饭。摄：Jacques Langevin/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当天中午，电视新闻里也播出了新华门外的这次冲突事件。只是在官方的口径中，学生受伤的缘由变成了双方推搡。那时的陈济盈感到愤怒，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怎么能打得过警察？

当晚的新闻又播出《世界经济导报》（下称《导报》）总编辑钦立本被撤职一事。《导报》是1980年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改革派报纸。在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文章，更哺育了众多经济界人才，1989年被永久停刊。

4月24日，《导报》用五个版面刊登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笔录，而没有听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删减内容的要求。两天后，钦本立被撤销总编辑职务，同时报社被派驻整顿小组。该事件是八九民运的重要事件之一。

当时陈济盈也常常阅读《导报》，他把它比作2000年前后中国大陆的“南方系”。刘赫称那时《导报》的影响力很大，“因为国内主流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大家都看腻了。在那个时间点，大家也很需要它作为精神指引。”

就在钦本立被撤职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翌日，多个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

那时的陈济盈燃起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困惑——既然《宪法》规定公民有示威游行的权利，为何学生运动会被阻止？一位报纸总编无权决定一篇文章的刊载与否，新闻自由被当权者粗暴践踏了吗？

对于前者，陈济盈现在还是无法给当年的自己一个答复，而如今的新闻环境更令他失望，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现在连离退休干部党员也不得妄议党了。”（注：5月中共中央印发文件，要求离退休干部党员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如今回看，那时的陈济盈和室友们，原本是想跳出历史课本上五四运动的生硬文字，亲眼去瞧瞧一场能载入史册、改变进程的运动是如何呈现的。但在一次次的错愕、失望中，在被学生情绪高涨的感染下，他们逐渐从不自觉的被推动转变为自觉的政治参与。

戒严之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它是‘一小撮’写的”

出于对被政府清算的恐惧和不安，陈济盈悄悄烧掉了从上海带回的一叠现场报道和照片。

5月上旬，在学生代表团准备与政府开展对话之际，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认为“对话”的本质是政府引诱学生就范的方式，希望以更激进的形式来进行抗议。5月13日，绝食团总指挥柴玲宣读《绝食书》，开展绝食抗议。

1989年4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摄：David Turnley/Getty Images

此后，中国其他省份的高校学生发起了规模不一的游行示威以表支持。“当北京大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而政府仍不加理睬时，上海沸腾了。”5月16日，陈济盈在日记里为北京的学生抱不平。当天，他们学校的临时小组宣告成立，并决定于翌日早上出发游行。

17日这天，陈济盈起得很早，这场游行在他心里早已上演过无数遍。他带上前一晚写好的标语“真话无过，导报长存”，加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学校教师团队拉起了“教师罢教，声援北京”的横幅走在队伍前列，学生们不时高喊“声援北京”、“还我导报”、“铲除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围观市民云集，掌声不时响起。捐款给学生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他们则以掌声或V字形手势回报。

最终，队伍在位于外滩的原上海市政府驻地汇丰银行大楼前静坐。期间，围观的上海市民给学生送了很多面包和汽水。正是这一天，他们在外滩上静坐过夜，直至第二日凌晨五点才回校。

从学校走去徐家汇，再到外滩需要三个多小时，但那时候的他们完全不觉得累。在张佑的记忆里，那时的他们像得到了理解和认同感，多了一种对时代改变的盼望。“我们只是希望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能够被大家听到、发现，去改变它，这就是一种民主的声音。”

在外滩的市政府门前示威抗议，也是刘赫印象里最震撼的画面。“乌泱泱，望不到头的人，红旗招展，横幅飘飘。”刘赫说，那时候他们认为自己天然是正确的，再加上那么多知识精英也参与其中，他们也不会对这样的行动产生丝毫怀疑。“你会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可能你的这次行动会和大家形成合力，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不过更多时候，刘赫对这样的罢课游行充满向往，是因为可以不用念书，每天出去大街上“玩”，还能有别人提供的餐食。

1989年5月16日，一名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绝食抗议的第三天倒下。摄：Sadayuki Mikami/AP/达志影像

20日凌晨，陈济盈在宿舍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得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当天继续游行。那天上午8时，陈济盈和室友跟着大队伍出动，举行静默游行，随后到人民广场静坐⋯⋯

再提从前，张佑的第一念头是悲壮。

至今，六四事件中具体的伤亡人数仍是模糊的。1989年6月21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Nicholas Kristof在报道中表示，因缺乏证据，真正的伤亡数量无法得知，不过他根据现有的证据估计约有400至800名平民被杀，以及十几名士兵和警察身亡。中国国务院于1989年7月18日发布公报称，戒严部队、武警、公安干警中有6000多人受伤，数十人死亡，此外还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大学生。截至目前，在天安门母亲运动调查公布的名册上，已确认202位死难者。

在军队清场后，成都、上海、西安、武汉等多个城市爆发了持续多天的大规模抗议。

“政府怎么能屠杀学生？”那时陈济盈异常愤怒，他跟随学校的大部队外出示威抗议，领队的学生声嘶力竭地大喊，呼吁其他人加入游行。队伍行至上海万体馆附近，他看到有人开始摆设路障，阻拦公交车，用尖锐器具戳破车轮。当天，上海的道路交通陷入瘫痪。

学校食堂里也有人开始分发复印资料，香港媒体的报道、领导人的内部讲话，还有北京抗议现场的照片。陈济盈拿了厚厚的一叠材料，收进了返乡的行李箱。

进入6月，因“空校罢课”，离校返乡的学生越来越多。刘赫在6月1日便离开了上海。陈济盈则在9日买到了四天后回家的火车票。

也正是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学生示威活动的根本口号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陈济盈坐火车回家的当天，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搜捕“高自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是八九民运期间一个重要的学生自治组织）21名学生的通缉令，同时电视上也反复播放“在逃分子”的照片和简介。

出于对被政府清算的恐惧和不安，陈济盈悄悄烧掉了从上海带回来的那一叠现场报道和照片。他大学生活中最轰轰烈烈的三个月在此断然宣告结束。

1989年6月4日，一名示威者与一辆燃烧的装甲运兵车。摄：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暑假里，陈济盈和另外十几个返乡大学生被通知去镇委“学习”。领导和他们讲了一个早上“社会主义的好”，下午又带他们去当地一个已实行市场化改革的企业参观，“感受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和高中同学重聚后，陈济盈与他们交流了自己所在城市的经历。一位在北京念书的同学说，那晚她也在天安门广场上，慌乱之中跑到巷子里躲起来，逃离时还听到了枪声。这些故事证实了他之前得到的消息，他愤怒地意识到，那些屠杀的的确确是真实的。

日记本的最后，陈济盈记下了对那个夏天的总结：“学潮、爱国民主运动、动乱、反革命暴乱，这过程确实叫人好难接受……当局持全盘否定态度，难道学生的爱国热情能否定吗，难道知识分子参政（提出不同见解）便是野心家、阴谋家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它是‘一小撮’写的。”

“革命都已经失败了”

随着一切的平息，那种不忿的过往像种子一样留藏在心底深处，“讳莫如深。”

能暂时抚平悲愤和恐惧的或许是时间和空间，对陈济盈来说，一旦离开那个数万人聚集、示威游行的上海，回到安逸平静的小镇，很多热血的、激昂的情绪在不经意间也已被淡化了。

张佑已经忘记那时是怎么得知政府清场的消息了，但他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个暑假，他只能靠看书来化解低落的情绪。几个月后，随着一切的平息，那种不忿的过往像种子一样只留藏在心底深处，“讳莫如深。”

再返校时，他们私下转述了从不同渠道听来的六四当天的情况。这时，刘赫才了解到，当天有很多学生死亡。但过了几个月再听到这样的消息，刘赫心里已经没有太大波动，只是觉得那些学生很“倒霉”。“他们怎么这么‘傻’，去做这么极端的事情……因为我对这种的认知比较浅，要我用生命去冒险，我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

回校后，以前那种轻松的大学氛围也有了些许变化。刚开学的全系大会上，他们被要求把自己参与八九民运的经历仔细写下来，以书面形式上交，还称“不会秋后算账”。刘赫觉得自己只是跟着去了几次游行，便老老实实写下来了；陈济盈则省去了自己在5月20日北京戒严后的经历。

1989年5月26日，一个炎热的下午，占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在帐篷下休息。摄：Jeff Widener/AP/达志影像

之后，学校安排每周上课， 对他们“被侵蚀的思想”进行再教育。学期结束时，他们每人上交了一份政治学习的总结，再和老师一对一谈话，做思想汇报。每个班还有一个“典型代表”被警告处分。陈济盈记得班里接受处分的，是那个在春夏之交涌入北京参加绝食的同学。他喜欢写诗，被大家称为“诗人”，住在陈济盈斜对面的寝室，不过他们不常交流。

陈济盈已经忘了，那时“诗人”是怎么被列为典型代表的了。刘赫和张佑更是不记得有人被处分。但如果真的发生过，刘赫也觉得一定是“诗人”。在刘赫记忆里，“诗人”性格有些孤僻，是大家眼中的“怪人”。除了毕业20周年聚会，他们没有和“诗人”私下联系过。那次聚会上，陈济盈听说“诗人”在深圳做投资。

陈济盈记得，在运动平息后的一年里，新闻联播一直播放残害“共和国卫士”的“暴徒”录像，以及对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的批判。起初陈济盈是不相信的，他觉得学生们都是饱有爱国热情才参与了革命运动。

张佑也记得官方放出来的一具解放军尸体被挂在燃烧的公交车上的影像资料，但他坚信不是学生干的，而是其他社会群众。“真假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是真的，学生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官方一直摆出“证据”，称那些学生领袖是考试经常挂科的“学渣”，还放出他们在某时某刻与外国人、境外组织接触并收受资金的偷拍录像。陈济盈说，就和2019年中国大陆对“祸港四人帮”（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的宣传方式一样，“从各方面诋毁他们。”

慢慢地，陈济盈认同了“贪污捐款、假装绝食”等官方说法。“因为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陈济盈说，“宣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才说是洗脑。”

张佑倒不太相信这些说法。但他不完全是出于对那些领头者的信任，更多的是对“说话者”的不信任。

对现在的陈济盈来说，真相究竟是什么，他们到底有没有贪污、勾结，他觉得都不重要了——那些事已经过去了太多年，和自己现在的生活也没有任何联结，“革命都已经失败了。”

1989年6月1日，清晨一名年轻女子带着吉他穿过天安门广场。摄：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无意识的、被裹挟的、被鼓动的”一代

“它就是一个事过去了。”

三十三年后回想起八九民运的陈济盈总觉得，自己全程是在“凑热闹”。

但18岁的陈济盈并不是这样想的。4月29日，他用粗犷的字体在日记里告诉自己，“前阶段怀着凑热闹的心情参加‘学潮’真是太幼稚了。”那天，陈济盈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和同龄人的差距。

当天，他收看了前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等人与45名北京高校学生代表对话的实况录像，这是六四事件中学生与中国政府代表的第一次对话。看到北京学生针对党风、官倒、新闻自由等主题的尖锐提问和看法，陈济盈为他们的政治见解倾倒，自愧不如。深感震撼的他录下了全程对话，回去又认真整理了几页笔记。

陈济盈后来一直有关注那些被迫流亡和坐牢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为那些逃亡的人感到庆幸，“终于逃出去了。”2000年前后，陈济盈有了电脑之后，也上网去搜了他们的近况。

刘赫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会佩服这些学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欠缺那样的训练。”陈济盈和刘赫都来自南方的小城镇，接受的一直是理科至上的传统教育。刘赫说，“当时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思考是空白的。”

1992年，陈济盈顺利毕业，被分配回家乡的一家国营化工厂。因工资太低，一年后他便离开了。合着“经商热”，陈济盈决定创业，做过化工原料、日化品。1997年，陈济盈买了一台计算机和印刷设备，在自学图像编辑软件后，成立了一个平面设计工作室。

自从离开国企，陈济盈便一直游离在体制之外。他把中途创业的一些坎坷归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没有把握好机会和平台，“不应该太怪外部环境。”几年后，不甘心留在老家的陈济盈离开了广东，应一位朋友的邀请去了另一城市，回归化工行业。

工作后，陈济盈很少谈起那件往事。“之后国内经济开始好转，整个政治生态也变了，就没怎么去想这些事情了。”陈济盈解释，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那时应届大学生都喜欢去外企，很多人也离开国企去“下海”创业。“那时候都没有‘公务员热’，政治生态也比较开放，不像现在这样禁得很死，《南方周末》就是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张佑并不觉得那种受伤的情绪后来有被化解，“只能说留在心里了。”他始终觉得那时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而现在仍是“有希望”的。“希望意味着，还没有达到以前的梦想。”

张佑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事业单位，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1996年，陈济盈去上海办事，住在张佑家。那时张佑正在准备托福考试，在妻子的带动下，他也想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千禧年之前，张佑和妻子去了美国南部读博。但在美期间，张佑没和别人聊起过八九民运的经历，周围也无人和他提起。

1993年10月，上海，市民在路上骑单车上班。摄：Frances M. Ginter/Getty Images

2005年，张佑博士毕业，去到华人比较多的城市继续做研究，才开始在华语报纸和网络上看到悼念文章和活动。“一直在心里有美好的愿望，希望他能更加开放包容，积极向上，更加自由和民主，让社会和民众更加受益。如果是真的到那一天，这个国家会是更加富强，而不是走向分裂。”张佑说。

回忆起那段岁月，刘赫更多是持负面态度——只要学校有人扯着大旗说“游行”，他就会跟着队伍走出去。刘赫认为身边大多数同学也是如此，是“无意识的、被裹挟的、被鼓动的”一代。

对他来说，那时自己并不理解究竟什么样是“民主”，怎么去实现，原本又如何糟糕。“我从小就在传统的中国家庭教育背景下长大，就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如果你在很单一的、没有比较的环境中长大，你不会知道自由有多难能可贵。”刘赫称，“没有强烈的对比，你何来的痛苦呢？”

毕业后的十多年里，刘赫没有回忆过那场运动，和同龄人或校友聚会时，“就算谈了也是当作笑谈，我们不像学政治的人把这个当作一个深刻的话题去谈。它就是一个事过去了，”刘赫说，“主要还是想着去挣钱。”

在35岁以前，刘赫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是挣钱。

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一个生产日用品的国营企业。但因看不惯国企里“官官相护，溜须拍马”的氛围，他在三年后离开。那时他月薪已有2000元左右，而当地普通职工的工资只有三五百元。

之后刘赫加入一个保健品的营销团队。正值公司高速扩张时期，短短半年内，刘赫晋升到助理，之后一路直奔副总、总经理。1996年左右，刘赫手下领导七百人，配有大哥大和专属司机。这一年他仅有26岁。“每个月我经手的费用有上百万。那时候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一种满足感。”

刘赫觉得他们当年的营销方式“一文不值”——印刷大量小报来降低营销成本、打开知名度，重复强化消费者的记忆，并从农村市场逐步向城市推进。

“它只是保健品，要想卖得越来越多，必须夸大宣传。”接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刘赫心里清楚，这些产品的功效不可能像宣传中说的那样。

“所以我觉得民众是悲哀的，他们只能接受别人愿意让他们相信的东西。”刘赫说，“我做过营销，我就知道怎么迎合受众。如果把选民当作受众，我肯定也会去忽悠他。”他认为这段经历是后来让他开始反思民主选举政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3年，上海，市民在一个交易所买股票。摄：Tom Stoddart Archive/Getty Images

选择的权利

一开口，他便不自觉地愈发激动，身上“汗毛直竖”，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前几年，他们寝室组织过两次集体出游。和大学室友再联系，陈济盈也只是喝酒，聊股票、投资、家庭和子女，赚钱才是第一位的。

偶尔，席上会聊起大学生活。一旦回忆起大学岁月，他的思绪就无法避开那段记忆，被勾起的第一幕，常常是游行的街景。有时对方对那段故事感兴趣，多问了几嘴，陈济盈便会讲起。而一开口，他便不自觉地愈发激动，身上“汗毛直竖”，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陈济盈喜欢看历史。有时翻到有关中共的篇章，一到80年代末，八九民运毫不意外地会被略过。“它越回避，就越勾起我的回忆。”

独特的记忆点还有金庸。2018年，陈济盈看到金庸去世的新闻，突而又想起学校为了拖住学生出校参与游行，在电教室里一遍遍播放83版《射雕英雄传》。那时，他曾去看过一次。

但对陈济盈来说，这些一闪而过的片段，只是过眼云烟。当年那些愤怒和失望的情绪，已经在这几十年中逐渐消逝。如今提起那场思潮，他总会引用当年校长的一句讲话来作结尾：“任何一次学生运动最终都会被不可知的政治力量所把控。”

2008年，张佑一家回上海看望生病的老人，看到国内经济发展得如此快，便留下了。不过，他的心里总藏有一个东西，不吐不快，但只能压着。张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表达自己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张佑也没有和陈济盈再聊过那些往事。“也不知道大家是遗忘了，还是什么。”张佑感觉周围的人都在忙于自己的生活，怎么让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怎么让家庭过得舒坦，怎么有更多收益。

38岁以后，刘赫转去做投资。也是在这之后，他接触了更多人文社科类著作，才开始反思那场运动和年轻的自己。刘赫认为，在那个资讯匮乏、教育水平不高、群众天然缺失民主自由意识的年代，想实现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我们民族、国家长久的历史就是中央集权、大一统，不管政治文化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刘赫说，“最终我相信是要走向那样的，那一定要经过漫长的渗透的过程。”

前段时间，他所在小区的物业费突然要涨价，遭到很多业主反对。随后，他们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下称“业委会”），准备与物业公司交涉谈判。但这过程中又出现很多问题。有些人认为一旦受到业委会制约，原本服务水平很好的物业公司就会被撤换掉；有些人则认为业委会可能收受开放商的好处，投票将存在暗箱操作；还有业主表示，要把业委会的丑态报告到社区去，“请组织上面做主”。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惯性，我们都是被管的，我们有家长的。有什么不公平，不是求助于法律，求助于一个民主的评判程序，而是找领导，找家长，找党。”刘赫说。

学生时代的他以为，30年后的社会应该会存在对六四进行公开反思的基础和机会，但如今那种畅所欲言的自由远远没有来临。

在上海被封控两个月后，张佑决定把送孩子出国念书的计划从大学提前到高中。他和妻子希望给孩子一个更加健康、正常的成长环境。

“他有这个（外籍）身份，有天然的权利和自由，在我能力所及的情况下，我要帮助他去实现他最大的自由，让他去寻找自我和价值。”张佑说。

小孩曾问过张佑，读完大学以后能不能回中国工作。“我说当然可以，我和妈妈就是给了你选择的权利……将来愿不愿意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权利都在自己身上。”

2017年4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名摊贩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有“中国梦”的宣传前出售运动鞋。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张佑想暂时离开这个“伤心地”。他看到了许多市民无法及时就医而去世、八九十岁老人被拉去方舱的新闻，感到非常难受。在发现一些关于上海疫情的视频、微信推送被很快封掉时，那些“404”的界面让张佑想起六四中那些被禁闭的声音，“心里有点堵，也很悲哀，普通老百姓还是无能为力。”

张佑现在在一家化工企业做项目管理。去美国之后能做什么、要不要转行，他还没有计划，打算到那边再看。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眼下，孩子的教育比他自己的工作更重要，他想在第一年里多陪伴孩子，尽快适应新环境。

如今再看到八九民运的字眼，他总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学生时代的他以为，30年后的社会应该会存在对六四进行公开反思的基础和机会，但如今那种畅所欲言的自由远远没有来临。

张佑相信，中国未来可能会有受过更多教育的、接触过更多信息、更年轻的领导人出现，到时国内也会更加开放和包容。至于时间，“可能还需要20年。”但陈济盈觉得，那只是“换汤不换药”。

过去十多年，刘赫常常在思考，自己能否接受中国这种十四亿人听从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体制。“可不可以接受的前提，是看结果怎么样。至少从目前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刘赫承认当下的很多政策都是愚民政策，而他也是被愚弄者之一。“如果完全接受西方的那一套，那我本质上也是被西方愚了。被谁愚，无所谓，关键是谁给我带来最大的好处。”

“利益”——是刘赫最常提到的一个词。即使在经济下行的当下，他还是愿意赌中国未来会越来越好、共产党会自我完善，刘赫认为这是他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选择。“（共产党）知道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不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本质上他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你看他现在的纠偏就已经开始了。”

但万一有天，铁拳砸到了他头上，刘赫承认，他只能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但他还是相信，这种结果出现几率比较小。“我们这样的政府，你要享受它的好，还得忍受它的糟糕，我们没得选。”

陈济盈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他觉得这里的社会治安更能给他安全感。他说，虽然当下的中国正在大搞个人崇拜、一言堂，但“你作为一介草民，要怎么抗争呢？个人的力量还是非常渺小的。”

他能做到的，只能是尽量避免那座大山，“谨言慎行。”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陈济盈、张佑、刘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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