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凶十五年，一个退休工人的孤独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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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一然

**编辑 ****| **王姗

**剪辑 ****| **张歆玥

三个多小时了，这辆不起眼的豫牌电动四轮车还停在郭店村某小区门口。从车窗看进去，后排座上的男人打扮得十分怪异：他戴着口罩，弓着身子，胳膊抵着座椅，硕大的摩托车头盔罩在脑袋上，朝后挡风玻璃尽力伸近，像一只煮熟的青虾。

南阳冬日阴冷刺骨，车窗隔一会儿就蒙起了雾，他快速抬起胳膊擦掉，随后恢复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又像等待捕食的野猫。

车里的每分钟都很煎熬，胸里闷闷的，像“堵了口气”，但“稍微不注意都可能让那个坏货跑了”，他不敢冒险。目标始终没有出现，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他已经追了这个男人十五年。2005年3月16日下午7点多，他和妻子去超市买菜时，五个男人在超市门口持刀行凶，追砍他十二刀后逃跑。案发后，五名从犯陆续落网，但主犯始终在逃。他开始早出晚归，每天出门自己寻找线索。

直到去年11月末，他连续几个月踩点，确认了那个人的常住地址。警方让他“去诱人”，他从下午三点半开始蹲守，等待确定目标回家后，通知警方实施抓捕。

目标小区位于南阳市城乡结合部，附近是工厂园区，双车道柏油路笔直宽阔，只停了几辆大货车。晚上6点半左右，一辆蝇绿色小型SUV车从路北开过来，到小区门口减速右拐。

他“腾”地一下按开后车窗，核对车牌号后，揉了揉腿，钻进驾驶位，给办案警察打电话。

“车回来了！你们快来抓人！”

十二刀

47岁之前，何富贵从没想过，余生几乎就剩下唯一一件事，追查在逃凶犯的藏身地点。十几年来，他常常在梦里吓醒，擦干眼泪，起身去客厅默默抽烟——梦里的场景重复了无数次，让时间仿佛一直停留在2005年初春的那个晚上。

“没瞌睡，睡着就是有人在追着砍我。”何富贵站起身，把裤管卷到大腿根，手术缝合的疤痕像几只蜈蚣一样吸附在苍白松弛的皮肤上。他迅速把裤子放下来，想掀衣服又摇摇头，“屁股、腰……”他拿手比划着身体，“全都是伤，疼得很。”

2005年3月16日下午4点，妻子林桂香从工厂下班回家，两个人晚饭简单吃了面条，何富贵提议去超市买菜。宿舍附近一百多米就是侨鑫生活广场，物品齐全，满足附近几个工厂职工宿舍的日常生活需求。他们平时不常出门，妻子挺高兴，两个人下了楼，在宿舍小区门口，瞥见了厂里不太熟的保卫科职工史振晓，身边还有两个陌生男人正往小区里张望，何富贵和史振晓对视了一眼没说话，继续和妻子往超市走。

大概20多米后，何富贵回头，发现刚才碰见的两个陌生人似乎也移动了，有人离他不远，盯着他的方向打电话。

“你咋光往后看？”妻子拽了拽何富贵。“莫事走吧。”何富贵没多想，莫名觉得“心里有点毛”。

付账排队时，何富贵耐不住，先出去抽烟，在超市门口等妻子出来。烟刚抽了一半，两辆面的停在超市十多米外的马路上。何富贵抬头看去，五个男人从车上下来，手里举起的长条东西反着些微灯光，是刀。

“就是他碰了我女人！”其中一个人指着何富贵，“就是他，捺他！”何富贵一惊，来不及细想，烟一扔，掉头就跑。

侨鑫生活广场就挨着棉纺织厂职工宿舍楼，何富贵有个朋友住在一楼，他拼尽全力往小区里跑，“当时想进了人家，躲在铁门里，刀就戳不着了。”何富贵说，他只去过朋友家一次，印象中住在东头，跑了20多米，进了单元门，用力砸门，但没人开门，后来才知道跑反了方向。凶犯紧跟着压了上来，何富贵来不及往楼上跑，被拖拽到门口停放自行车的楼梯斜坡下。

锐器不断刺砍，全身剧烈的疼痛让何富贵大喊起来，空旷楼道内，几个男人一言不发，砍了他十二刀后迅速离去。

血腥味弥漫，何富贵大腿根同一位置就被刀竖着捅了三次。他拖着身体往出爬，秋裤和毛裤都被血浸透，宿舍楼前水泥小路被他拖出二十多米的血迹，爬到超市西侧马路附近时，何富贵用剩下所有的力气喊：“杀人了！杀人了！”

妻子林桂香在超市里听到似乎是丈夫的喊声，急忙向外跑。路人已经围成一圈，人们在报警、叫救护车，她慌忙推开人群，差点吓得摔倒，丈夫何富贵已经成了个“血人”，林桂香抱住他，一个从超市跑出来的陌生男人把裤腰带解下来，迅速扎住何富贵不断涌血的大腿根。

“徐道国来杀我了……”何富贵对妻子说完就晕死过去。

救护车把何富贵拉到最近的南阳市中医院抢救，“光输血就输了七斤。”何富贵的妻子林桂香回忆。第二天晚上八点多，何富贵才醒过来，“肯定是徐道国找人来杀我了。”他又重复了一遍昏迷前的话。徐道国是当时的南阳市卧龙轧花厂厂长，何富贵曾是他的司机，“我就只和他有过矛盾。”

但后来根据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这起凶案背后的主谋叫徐俊章，他分四次给其他人7000块钱报酬。何富贵只在厂里见过徐俊章两次，连长相都记不清；五个从犯，何富贵只认识其中的史振晓，是厂里保卫科的职工。

警察来问询笔录之后，林桂香才敢给儿子何光打电话通知，但不肯告诉他具体情况。“为了保护他，怕人再报复娃身上。”林桂香说。

十五年后，南阳老人对这起久远的当街恶性砍人事件仍有印象。事发地点侨鑫生活广场早已拆除，如今成了一家烤鸭酒楼，附近仍有人记得当年“好像发生过杀人事件”；周边小区的老保安回忆：“听说是抓小三还是咋，砍了二十多刀哩。”“好像砍死了个人，那会儿街上乱着咧，都知道。”一个清洁工感慨，“那可是南阳大新闻！”

● 何富贵被砍12刀后拖行的楼前小道。

“有人找人弄你”

除了轧花厂内部，很少有人知道死里逃生的是何富贵。他今年62岁，干瘦，剑眉长脸条，两条法令纹深凹，太阳穴四周老年斑星星点点，当年的刀伤让他落下了瘸腿的毛病。他随身带着一个大保温杯和黑色公文包，放着判决书、举报信、控告书等复印件。

大多时候，何富贵都沉默寡言，除非提起案子，A4纸上打印的每个字他都恨不得拆开讲：“徐俊章、史振晓我就见过几次，其他人根本不认识。”何富贵又忍不住激动，“说我乱搞男女关系，他的女人叫啥，住哪？一查不知道？”他莫名其妙被砍了12刀，还被传成是第三者，想“要个公道”。

何富贵的急脾气从来没变过。1980年代开始，他在白河轧花厂给领导开车。将近一米八的个头，白净瘦削，开车技术硬，办事利索，被领导一眼就选中。何富贵成了厂里的红人，那时“谁要批条、请个假啥，咱能说说。”单位有活动时，何富贵的西服都成套做，妻子林桂香也买了很多裙子。舞池里，何富贵跟着音乐哼着曲调，妻子裙角翻飞，成为全场焦点。

何富贵人缘好，也爱管闲事，厂里每年要收棉花，他打了个比方：100斤给农民85斤钱；棉籽榨油，50斤又给45斤，棉籽的废渣可以喂牛，卖给农民，35斤又卖50斤。“这不是腐败是啥？”彼时工厂又进了很多新厂长的亲戚朋友，何富贵不满意，但没和厂长发生过直接冲突——时任第三任厂长叫徐道国，何富贵不喝酒也不去饭局，私下很少与他往来，每天想的就是“开好车做好工作”，有时徐道国下班后和女同事留在办公室，何富贵脑袋轴，还一直在外面等着送他回家。

南阳市二三十个轧花厂都属同一系统，员工数量庞大，一张嘴就能传几千双耳朵，“他们看我在院里，就知道厂长没走。”何富贵说，桃色流言逐渐传开，一次开会，厂长以“后视镜毁坏，不爱惜车辆”为由，调何富贵去开通勤大巴。按照当年规定，满30年工龄就能办内退，2002年他不再开车，去地税稽查局当临时工保安。

远离了厂里的是非闲话，日子过得平淡却也知足。2003年，轧花总厂改制，厂里给职工盖起了集资楼，内退的何富贵也交了四万块钱，只等拿到钥匙，一家三口就能住进100多平米的三居室。两年后，房子盖好，何富贵得到通知，新房价值18万，补齐钱才能住。没拿到钥匙的职工集体写了举报信，并到北京、郑州找领导反映情况。

“有的职工坚持告了十多年状。”曾在轧花厂做过领导的黄毅说，仅他知道的，就有四五十个职工反应过住房、养老安置、工资拖欠等问题，一些职工将举报材料递交到南阳市纪委。

事情没有解决，何富贵的急脾气又上来了，和几个同事索性撬开了房子门锁，把东西搬了进去。2005年3月13日，集资楼院里聚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人”，硬搬进去的职工家里东西都被扔了出来，何富贵找到厂长徐道国争吵：“交了钱为啥不让住？”

争吵后的第三天晚上，他就被砍了十二刀。他忍不住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之前就有同事提醒何富贵防范：“有人在枣林村找人弄你，人家嫌钱少没来。”但他没当回事。

“这就是杀鸡儆猴。”厂里的老领导黄毅分析。另一名职工林菊青也参与过举报，后来被社会闲散人员殴打得半年卧床不起，这些一并写进了检举材料里。

但一切只是何富贵的猜测。有时他也想不通，“我觉得不能吧”。2005年8月30日卧龙区人民法院宣判，三名参与行刺的凶犯被判处5-7年有期徒刑；一名凶犯亲属主动预交赔偿款一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保卫科史振晓的辩护人称他“除了帮助指认，整个过程未得到分文”，最终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五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6415元。开庭时，何富贵还在养伤没到现场，只得到了两万赔偿，而主犯徐俊章仍然在逃。

● 卧龙岗轧花总厂。

追凶者也

“一夜之间啥都变了，大家都和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何富贵的妻子林桂香说，出事之后，原来关系好的同事没人敢来看他，见到也当没看到马上低头。

“后来的日子都不是生活，是地狱。”林桂香哽咽了，为了安全，他们搬了新家——距离南阳市区几十公里的偏僻一隅。邻居们都知道“侨鑫案件可狠、可大的事”，却不知道新搬来的退休工人老何就是受害者。

何家从此在轧花厂系统彻底消失了。在厂里干了半辈子，何富贵失去了所有同事和朋友。

伤好后两个月，他开始频繁往派出所跑，关心主犯的行踪，最后一次，何富贵记得答复是：“没有（主犯）身份登记照片信息”，无法追查，他以为对方可能是惯犯，不敢登记。而他对徐俊章唯一的印象就是高高的、黑黑的，要在常住人口一千多万的南阳市找到目标，就像轧花厂一吨棉花里挑一只坏虫。

但何富贵偏要抓住这只坏虫。“找到徐俊章，他就能说出背后真相。”何富贵轴劲又上来，“我不能叫人戳得不明不白。”

受伤之后，他不能再干重活，周身伤疤日夜折磨，每天都会痉挛疼痛，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通常早上7点多，他吃过早饭就出发，骑着电动车，戴着黑色摩托车头盔和眼镜、口罩，灌一大瓶水，熬到天黑再回家。

何富贵从之前一起举报厂领导的同事那里，打听到徐俊章的老家和住址，一问才知道，徐俊章和厂长徐道国原来是亲戚，曾经住同一个村子。有人说徐俊章在枣林，何富贵跑过去，村民说“早搬走了，好像搬去了南边常庄”，他又继续往南挨家挨户询问。

他不敢说追查凶犯，扯慌说“徐俊章在外面赖赌欠人钱，帮别人打听”。多年老司机的经验派上了用场——“要分析人的心理，前面车和行人他的下一步举动要能看出来，车才开得稳当”——遇到陌生村民，他先小心提名字，看对方反应，一般“挠头、往边上看想一会儿”这都是不认识，就不用往下说；如果拍手、或是结巴，就是听说过，再依靠语气好坏判断他们关系是否亲近。

刮风雨雪，何富贵就找饭馆吃碗抻面歇歇；日头毒，他在房梁下、车旁路边坐坐就走。出事之后五六年，最有用的一次走访信息是常庄村民提供的，村民告诉何富贵：“徐俊章在道上叫‘徐十二’，因为家里排行十二，你问这个名大家才认识。”何富贵才知道之前走了弯路。

全家只有妻子林桂香知道他出去找人，他们没敢告诉儿子，怕他年轻气盛出事。十多年来，案件相关负责人员有的退休调职，有的因其他案件渎职被处理，有的已经去世，案件久远，徐俊章始终下落不明。

何富贵变得越发不爱说话、易怒暴躁，内退后工资每个月只有几百，林桂香早晚做清洁工，中午做保姆，几份工资才够支撑一个家。有时晚上何富贵伤口疼得哼唧醒，林桂香就在一边偷偷哭——那些伤疤她一次也没碰过，甚至看都不敢，她让何富贵在家里穿长裤遮盖：“我看了心要疼死了。”

● 何富贵被砍事发地点。

有段时间，线索彻底断了，何富贵从枣林村一路往南寻，常庄、神仙洞、沙坑……偶尔听工厂的人说“徐十二去了外地”，何富贵回家唉声叹气，整夜睡不着，叨咕着案子里的细节，林桂香劝他：“咱俩生活都顾不住，你这么找啥时候是个头啊？”

“头发长，见识短！那该抓的没抓着咋？和你说话也说不成！”何富贵又发了脾气，一个人闷声去客厅抽烟。

“我和儿子为啥要过这样的日子？那咋不戳别人就戳你，别人住到房子也不得罪人？”林桂香抹了把眼泪，这些话她没敢和丈夫吵过，没线索之后，何富贵就想自杀，她害怕了：“娃还这么小，你走叫我们咋过生活？”她把冰箱里储存的安眠药减少到十片以下，不敢多放，也帮着丈夫一起打听。

大概八九年前，林桂香和同事闲聊天，对方的老公是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镇人，说“徐十二跟我是老乡，他就在南阳住”。

那天晚上，何富贵知道消息后“精神了很多”，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门，在黄台岗打听徐俊章的模样、家庭住址。他的情绪变得更加反复无常，“有线头就好点，没线头就看啥都不顺眼。”林桂香说，“连孙子出生时他都没笑过。”

卧龙岗轧花厂更换了两任厂长后，老厂长徐道国逐渐在系统视野里消失。一位老同事这才找到何富贵，称“当年不联系怕报复，知道砍他的人是坏货”，帮他从乡镇要到了徐俊章的户籍照片和车牌号。他不明白了，这么简单的信息为什么之前说没有找到？

找了十五年，何富贵终于见到了目标的清晰模样：圆脸盘小耳垂，细长眼淡眉毛，蛤蟆嘴短下巴。他把照片打印出来揣在上衣兜里，另一个同事的亲戚“看见过徐十二打牌”，何富贵连忙去打听，才知道徐俊章2006年就回到南阳，再婚生子，住在郭店小学附近——最近的一次，何富贵离这里只有几公里。

何富贵照旧“全副武装”去踩点：小区门口马路两边的草窝，他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蚊虫咬得受不了”才换地方；过道栅栏的丝瓜藤是进出车辆必经之地，何富贵蹲在杂草里，一辆辆对车牌号。去年夏天，何富贵确认十数次徐俊章的车在固定时间回家，才壮着胆子跟上去，进单元门前，徐俊章猛地回头，何富贵急忙躲在一辆轿车屁股后，猫着腰探头看，徐俊章看起来犹豫了一会，才走到一楼开门。

何富贵记下门户，急忙回去给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打电话：“人我找着了！”

● 徐俊章家小区，最左侧为何富贵踩点处之一。

无法接受的动机

某种意义上，轧花厂普通职工何富贵被冻住了十五年：微博、微信、抖音他一个不会用；时下流行的娱乐明星他都不认识；智能手机换了一代又一代，他还是只会接打电话和手写发送短信。最近，他迷上了电视剧《扫黑风暴》，觉得自己就是孙红雷扮演的李成阳，李成阳为了真相追查十四年，最后恢复了警察身份，他“可羡慕人家”，也学着电视剧里的台词语气：“真相肯定能大白，除恶啥尽啊？我都相信上头会给我一个交待。”儿子何光说，他看电视时特别认真，一言不发，皱着眉头抽烟，家里人都知道他在想自己的事，不敢打扰。

找到徐俊章住址之后，抓捕却迟迟没有动静。何富贵急了，重新写材料反映情况：他一边电话催问办案人员进展，一边继续蹲点，怕“徐俊章再跑了”。四个多月过去，去年11月下旬，何富贵终于接到警方电话，让他“先去诱一下，随后抓捕”。

晚上六点半，何富贵蹲守徐俊章开车回来后，马上通知警方和儿子，15年来“从没这么兴奋又害怕”。见到办案人员，他忍不住提醒：“咱警灯关了，待会儿就说是居委会的，莫惊动他。”

开门的是徐俊章妻子，一行人冲进去，徐俊章穿着红白睡衣，正在厨房炒菜。“就是他！”何富贵忍不住喊。徐俊章承认了自己身份，低着头上了警车。何富贵让儿子何光开着车跟在后面护送。那晚在派出所外，父子俩就近吃了碗抻面，出事之后，何光第一次见到“老头乐了”，话也多了起来。

心里些许释然后，一次路过当年事发地点，他走进去看，正好遇到当年本想求救的老朋友，对方埋怨：“那你咋不找来？”何富贵叹气：“我跑错门了么！还以为家里没人。”他锤了下对方，也能开玩笑了。

15年过去，原来的白河轧花厂办公楼已经盖起大高楼，集资楼爬山虎层叠。偶遇老同事骑着自行车过来寒暄，他忍不住提起当年的事，对方尴尬地沉默一会儿，连忙告别。马路对面的农校大门崭新阔气，那个年代繁华的老KTV换了牌子，侨鑫生活广场成了酒楼……他没机会见证这些变化，藏身在南阳老城边缘，很少能光明正大再回来这里。

● 当年闹矛盾的集资楼。

去年法院强制执行赔偿时，何富贵和儿子再一次见到了保卫科的史振晓，他变胖了、黑了；后来他听说已经73岁的老厂长徐道国卧床养病，妻子前几个月见到了他，骑着小三轮带着老婆，某种意义上，何富贵最希望他好好活着。

今年8月17日，何富贵找了十五年的主犯徐俊章终于坐上了被告席。疫情期间视频庭审，据旁听者回忆，徐俊章被指控犯故意伤害罪，当庭交待动机：一次何富贵开车经过，自己被溅了一身水，所以怀恨在心。“碰伤你了没？”“没有。”“那你就因为这个找人砍了他十二刀？”

徐俊章没有更改说法。

何富贵想不通，“他都说不出啥车，我们没见过两次，无冤无仇。”找了十五年，对方交代了一个他无法接受的动机。

他又继续写材料给信访部门，妻子不想再担惊受怕，劝他算了：“咱们就是老百姓。”何富贵不说话了。他不知道，这件事困住的不止自己：出事那年，儿子何光还是个只知道泡网吧的小混混，为了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和帮父亲追凶，何光什么苦活都干过，甚至放弃了相处多年的恋人，因为对方想让他离开南阳发展；他也曾有一次去省会城市体制内的机会，但“得守着我爸，每天得有人听他说话”——何光几乎每天中午都准时回家。

家里布置也处处是当年事件的痕迹：前后房门都安装了特制的铁门栓，回屋之后就插好；凡是有窗户的外面就有灯，有陌生人敲门能先亮灯看清；外面有小菜园，铁锹等农具就放在厨房附近，菜刀也放在趁手的地方。

出事之后，何富贵给家里定了规矩：哪怕绕路也只能走人多地方的大马路，天擦黑就必须回家。刚搬来时，门口一有陌生人走动，全家就提心吊胆，听到脚步就紧张。何富贵至今习惯走在人后头，他跛脚走得慢，身后一有动静就停下。

丈夫、父亲、爷爷，所有身份都消弥在“侨鑫案件”受害者的身份里。孩子们害怕他，一次孙女想看光头强，何富贵发脾气摔了遥控器，孙女吓得哭起来，他想起来后悔：“我控制不住，不跟最亲的人发火也不知道咋着。”有时想和儿子说点什么，到了嘴边也变成了“天黑就往回走，注意安全”。

孩子们在时，他小心不让身上的疤痕露出来，觉得“被砍可丢人”。林桂香还记得年轻时，何富贵在舞池里的样子，后来他落下了残疾，不能再跳舞，林桂香也很少再穿裙子。等案子彻底了结，她打算带何富贵去趟北京，把他“从地狱里拽出来”。

但十几年来的执念已经把这具残躯啃噬蛀空，何富贵每天只要开口，就提及案情，儿子最近用《扫黑风暴》劝他宽心：“李成阳最后咋着？你就说问题解决莫有？”

何富贵点点头，又沉默着点起烟来。

（文中何富贵、何光、林桂香、黄毅、徐道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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