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将把我们带入“中国十年”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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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6月在香港举行的一场亲中集会。 Kin Cheung/Associated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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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是，一场起源于中国一个省份的大流行，一种最初的掩盖一度可能对共产党政权造成严重打击的疾病，却给了中国一个地缘政治契机，至少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的对手从未享受过这样的机遇。

这个契机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中国的执政党获得了全球化的好处，却没有付出代价，即自信的西方人所期望的经济开放将会催生的政治自由化。一个更富有但并没有更自由的中国证明了独裁政权可以驯服互联网，在不给予公民实质性政治自由的情况下，让他们成为勤劳的资本家，在发展中国家收买盟友，并在其超级大国对手的权力中心——好莱坞、硅谷、美国学术界、NBA、华盛顿——建立起影响力的滩头阵地。

最后，美国对这一切做出了一个超级大国意料中会做出的反应：它选出了一个对华鹰派，承诺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恢复因中国冲击而失去的就业机会，并将外交政策重点从中东转向太平洋。只是这里有一个小困难：这位鹰派既非杜鲁门也非里根，而是一个电视真人秀中的江湖骗子，他对中国政策真正的态度，基本就是只要让我连任什么都行。这个江湖骗子，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罕见的无能者，他所面临的挑战恰巧就是他的民族主义应该回答的问题——一种通过全球贸易途径从我们最大的对手那里传来的危险疾病——但他居然把这变成了一场美国灾难。

于是，中国赢了两次：先是在天真的美国中间派的积极合作下崛起，随后又在一个软弱的美国民粹主义者的实质合作中巩固其收益。进入冠状病毒时代的四个月里，习近平政府正在扼杀香港、蚕食印度、武力威胁其他邻国、并在其穆斯林聚居的西部地区犯下了一场近乎种族灭绝的罪行。与此同时，美国群龙无首，被抗议活动、精英的心理戏和一场似乎将狂热完全转向了内部的道德讨伐消耗殆尽，根本无暇关注敌对势力的罪行。

此外，特朗普的潜在继任者，无论在履历、嗅觉还是家族关系上，都出自美国对中国仍抱有幻想的时期。与五年前相比，乔·拜登(Joe Biden)如今说话更加强硬，然而，回归奥巴马时代的常态这一让他能跟特朗普形成有效对立的承诺，恰恰让他不太可能彻底重新评估那些给中国带来如今优势的选择。

如果要记述一个崛起大国取代衰落霸主的历史时刻，从建制势力的天真，到特朗普式的愚蠢，再到冠状病毒的灾难这一连串事件，实在是太过精准了。担心“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势力与守成势力最终陷入战争，就像雅典和斯巴达一样——的外交政策专家有充分的理由担忧，当前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衰落将会如何收场，比如在台湾海峡。

但还有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能我们正在接近美中关系紧张的高峰，不是因为中国准备永远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强国，而是因为中国本身正在进入一个高峰——经济增速放缓，它可能无法实现其太平洋邻国所实现的繁荣；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自我限制软实力和耗尽硬实力的结合，相比美国和印度等国，这些实力可能会在2040年代及以后衰减。

换句话说，与其说会有一个“中国世纪”，不如说冠状病毒可能把我们带入一个“中国十年”，在这十年中，习近平政府会拿出最大的侵略性，因为它看到了一个不会再来的机会。

这种侵略性有内在和外在的形式。其内在形式是试图通过强力压制非汉族人口的出生率来稳固汉族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这样人口下降就不会导致民族权力的动摇。其外在形式则表现为你看到的在香港发生的一切，以及未来可能看到在台湾发生的一切——即贪婪地实现大中华一统目标，因为眼下成功的可能性比未来更大。

如果这是中国真正的战略考量，那2020年代的危险不会因此有所减少。（大国因感到长期趋势对他们不利而做出鲁莽决定的例子，历史上随处可见。）但无论是拜登还是比特朗普更有能力的未来共和党人担任总统，都应将美国的政策回应设定为在决心与谨慎、强硬与克制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我们表现出太多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或者只是太明显地渴望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现状，那北京将会继续变本加厉，战争的风险将会增加。

但如果我们能找到办法遏制中国十年，那么也许可以永久性推迟中国世纪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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