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前防疫收紧，基层卫生官员自述：现在不是想控制疫情，是想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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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还在强调，疫情防控是算的总账、讲的大局、干的大事，里边蕴含着大智慧。不讲科学，讲政治，这就没话说了。

端传媒记者 赵梁 发自新加坡 2022-10-03

2022年9月9日，天津，新一轮全市核酸检测期间，排队进行核酸检测的人群。 图：VCG via Getty Images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国很多城市出现了一个关于疫情封控的新说法——全域静态管理，全员静默状态。其特点是，只要出现阳性确诊者，其所在地几乎所有区域都被要求立即“静止”，等待全员核酸。

外界推测这是为了迎接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中共二十大采取的加码防疫措施。对于“动态清零”是否会在二十大后逐渐退出，很多人充满期待，却普遍悲观。

我们找到一位中国大陆卫生系统的基层官员分享和讲述Ta的疫情经历和体悟。2019年底至今，Ta参与和目睹了三年间中国防疫的基层工作以及发生的变化。2022年9月中旬，Ta所在县城刚从名为静默实则封城的状态中走出，历时一个月。“我们的疫情防控说实在的，是从最上边就有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采取了一整套看起来管用、实际上（对病毒）无效的管控措施。”Ta说。

以下是Ta的讲述。

2022年9月19日，北京，人们在核酸检测站前排队。

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9月份，国家卫健委重提“核酸常态化”，并要求在国庆假期及其前后实施“落地检”，事实上向各地官员传达出一个信息：从现在开始，疫情防控要更加严格。

我们从8月到9月封了整一个月。封控前基本没有准备，因为它来得很快，在实施前一天才说要“全域静态管理”，第二天马上开始每天一次的核酸检测。开始核酸之后说是实行实施静态管理三天，但实际上三天之后静默就一直持续下去。静默第一天还可以出小区，不太限制人员流动，气氛没那么紧张，第二天就不让出小区了。

我们县城人不多，主城区不到6万人，每天早上大概5点到10点11点这一时间段全员核酸。第一天很多超市正常开放，买东西的人很多。当时大家认为就3天，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够用就行了。也有人认为政府说3天往往不止3天，所以抢购了更多物资。

我当时没有抢购，因为家里一些平时需要的物资都有。这一次（封控），没有出现吃饭的问题，比食物、粮油，基本都能买到。最初很多措施还没到位，社区居民自主组建了一些群，小区里超市工作人员能帮忙解决一些紧急问题。后来基本每个小区都有一个志愿者组建的群，每天提供日常物资采购清单，一般头一天下单，最迟第二天下午配送到位。

我所住的小区后来划定为中风险，但大家对各自小区具体因为什么被封并不知情，只能根据小区、家庭和本人受到的管控程度，判断可能处于什么状况。

我们小区有南北两部分，各自分开。南边小区一共10栋楼，北边小区有8栋楼，核酸是工作人员上门检测。我们单元楼后来有了阳性，当天晚上他们就被拉走了。单元楼随后封闭，居民足不出户。

就我所知，我们楼一层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也是半夜被拉走，就像贵阳转运一样在凌晨2点多。我记得，有一天晚上12点多把一户阳性全部转运，楼道消毒处理完毕后，紧急凌晨采核酸。第二天早上的核酸照做，等于那一天我们做了两次核酸。

为什么一般转运都在晚上？其实有一套工作流程，一般采核酸是上午12点以前，基本下午5点才能出结果，要6个小时。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有关部门在一起会商判断，对结果进行研判，再确定风险等级、划分区域，然后流调，再确定哪些人是哪一级防控措施，这样一套流程走完后再决定转运。

所以转运一般都在晚上，因为走完整套流程已经是夜晚。大面积转运往往更晚，因为被隔离的人太多只好转运至外地，转运肯定更慢。疫情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县向临县转运了一万多名隔离人员，因为县里已经住不下了。

这一次病例并不多，基本情况看省一级通报，只通报到市，具体感染者信息由各市再公布，比如流调信息。但我们这儿疫情中后期基本上不再公布流调信息，我能看到的最早那一批通报，公布了几个人的流调信息，后来全都没公布。

从公布的病例数字来看并非没有阳性，后期不再公布流调信息，我推测可能与大部分病例是干部而不是普通居民有关。涉及卫生、公安、文旅几个系统，传播源头很可能都是国家干部职工。政府可能担心公布流调信息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好，就没公布。

政策说高风险足不出户，中风险足不出区、错峰取物，低风险可以出小区。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当地为了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提出了“主城区全域静态管理”的措施，包括城里没有划为中高风险地区的那些小区，全部居家不能出门，下楼做完核酸都回家，街道上不能有人。有人上街不戴口罩被抓，不做核酸被抓，还有人在街道闲逛也被抓了。公安警情通报一直有，每天通报一次，今天处理了多少人。

事实上，一般管控都升级了。正式通知只要求对某主城区进行全域静态管理，但实际上全县都实行了静态管理，包括周边农村。我们当时封控，所有门店不能开门，所有车辆不能上街，小区里不让车辆出入，城里所有红绿灯全部调整为红灯，这肯定比纸面上的防控要求更严。

现在流调很难做到精准，Omicron隐匿性强、传播力强，没办法搞清楚传染源。再加上追责制度和国家对疫情防控要求越来越严格，处理人处理得也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层疫情防控决策者，要考虑各方面风险，风险非常大。所以基层政府宁愿将防控做得更严，也不愿意出现疏漏，最后导致疫情失控。

一栋楼出现一个感染者就全部隔离，最早出现在西安。西安之后，很多地方开始沿用这种办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西安疫情防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认可，也就是说西安做得好，比较严格，效果比较好。这就导致此后各地的疫情防控实际上都在“加码”，尽管这些措施没有出现在官方方案中。

这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说病毒还有多大危害性。而是国家总方针提出动态清零，要求基层在管理方面更严厉，由此而来的是责任追究也更严厉了。现在如果某一地疫情防控出现纰漏，对人的处理更快更严格。

今年早些时候，国家层面还曾提出各地在防疫时不能“层层加码”，比如核酸常态化。6月时国家卫健委曾明确“没有疫情发生，也没有输入风险的地区，查验核酸不应成为一种常态”。但进入9月，国家卫健委又表态说，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要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9月中旬又提出国庆假期及前后在全国推行“落地检”。（注：“落地检”指为跨省流动人员到达当地后立即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过去一些地方的落地检是属于层层加码，是受批评的，但现在明确提出所有跨省人员都要落地检，不管高中低风险地区。甚至连低风险地区人员，除了48小时核酸之外，落地后还要三天两检。

这些政策其实也变相地向各地官员传达了一个信息，从现在开始，疫情防控要更加严格。现在离重要会议（中共二十大）还有一个月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从现在到会议之前，可能会越来越严。

2022年9月21日，上海爆发疫情后，戴著口罩的人们走在街上。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折腾的是谁？体制内的人

Omicron之后，疫情防控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疫情防控确实问题比较多，很多政策措施都与依法科学精准的要求不符。2021年年末一直到今年，这段时间对国家、经济、社会、人们心理各个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大。

压力最大的角色是谁？

一个社会要保证正常运转，需要非常多的力量，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力量都在其中。现在的问题是，静态管理之后大家都不能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机构几个人去完成所有防控工作肯定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医疗服务需求不能满足。在防疫过程中，头等大事肯定是疫情防控，就不谈诊疗了。

那么问题是，不能满足患者的诊疗需求这些事，谁知道？比如，上了岁数、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是有紧急就医需求的这部分人，他们在这一个月平安度过了吗？只有家里出现过类似事件的人才知道，如果不曾发生在自己身边，很难有体会。因为它不允许媒体报道，有人因为抢救不及时去世了，没人说，谁知道？

不要看文件里写的那些东西。疫情防控期间老百姓就医也确定了方案，由某一家医院去承担，但问题在于文件有没有可操作性。

比如，一家医院有几辆救护车，救护车要负责这家医院承担的核酸检测、转运等防疫工作，通常需要上百人才能完成这些事。这种情况下，救护车能不能忙得过来？全县所有公共交通中断，街道全是红灯，所有私家车不能上路，安排一家医院去解决居民的看病就医，救护车跑得过来吗？居民需要买药，打电话给这一家医院，它忙得过来吗？更不用提老人突发疾病、各种慢性病用药、突发疾病的转诊救治了。

单纯靠官僚机构去维持肯定不行。但现在上面的意思，包括整个系统的惯性，都认为依靠自己人——公务员、党员，依靠医疗系统，来面对整个疫情，思维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变化。

这就是中国官僚体制的惯性，体制内人的思维惯性。

为什么疫情严重的时候，像西安、吉林、长春暴露出的问题好像不多，而现代化程度更高的上海反而暴露出更多问题。主要是上海相对其他城市来说市场化程度更高，居民的公民意识更强，我有不痛快、不舒服我敢说，我胆子比较大。而且上海社区这一块的服务靠的不仅是社区，而是社会各个组织的服务，所以它在目前这种疫情防控体系下，更不适应。

而很多地方决策者，现在在位置上的这些人仍然认为，我们动员体制内所有人都去干这个事儿就能干好。实际上不行。如果能干好，我们还改革开放干什么？我们还要靠社会、民营经济干什么？

基本上，公务员这一块的工作全部都停了，疫情防控成为主要任务，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所有工作人员都集中起来作做志愿者，全部进入到疫情防控各个社区岗位。现在疫情缓解之后，政府要求大家回去上班，因为解封后居民的生产生活可以自己出去解决，就不用再靠志愿者。

现在折腾的是谁？体制内的人。体制内的干部职工都没办法，必须去干。如果再继续这样防疫，基层就全部瘫痪、崩塌了。人员流失在很多基层已经出现了，他们不愿意再在这个行业里待了。比如我是个村医，是卫生院的，是医疗机构的，我不干了，你就没办法再调动我。

包括卫健系统在内的基层，从刚开始到现在也很痛苦，也不适应，也觉得很疲惫，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吃在单位睡在单位。他们很多人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没办法。作为基层，它只能落实上面的要求，没有决策权。

疫情防控从最上边就有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采取了一整套看起来管用、实际上（对病毒）无效的管控措施。比如核酸，现在每天做一次核酸，实际密度加强了，但问题是即便如此也发现不了或者不能完全做到及时发现。

为什么说动态清零这个目标本身就有问题？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打了上百亿剂次的疫苗，好像什么用都没有，防控措施还在以没打过疫苗的前提来设定。打完疫苗之后如何评价这些疫苗？各地采取强制措施加强疫苗接种，搞了那么多机制，到底有多大用？没人说，没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去评价。如果打了疫苗有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为什么不调整？当时那些专家说全程接种之后就可以放开了，现在还是没放，反而更严了，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了。

现在说的“静默”，就是不能说，也不能动，不能乱说乱动，你没办法发现受不了。但每一个人的心理都到了承受的临界点了。

疫情爆发到现在，中国的疫情防控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疫情爆发，2019年12月武汉疫情爆发，一直到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这段时间，对于病毒、对于疫情，大家都不清楚，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也不能轻率地去评价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好。总体上，那是一场遭遇战。

总体效果是好的，尽管损失也很惨重。当时所有人都对病毒一无所知，检测手段也很落后，全国医疗机构基本上都没有做核酸检测的条件，只有到地市一级疾控中心才能做。当时的核酸检测能力也很有限，核酸采样到出结果的时间我们就不说了。

第二阶段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从2020年5月开始。5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了《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包括各机构的具体防控方案，对于疫情防控基本上按照依法、科学、精准的要求，就宣布我们疫情防控进入了常态化阶段。我感觉，对原始毒株和Delta毒株的防控，文件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Omicron之后，疫情防控应该说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疫情防控确实问题比较多，很多政策措施都与依法科学精准的防控要求不相符。2021年年末一直到今年，这段时间对国家、经济、社会、人们心理各个方面的影响都非常大。

2022年8月10日，云南省瑞丽市，一个社区中心收集2019冠状病毒测试试剂盒。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不讲科学，讲政治，讲政治就是领导说了算

疫情对于普通中国人的影响，包括对于社会治理的影响，很多人的感受是相通的，就是没有必要。就像有人分析，现在的疫情防控不是想把疫情控制住，而是想把人控制住。领导不担心经济下行，领导担心的是人不听话。

我们还是在用过去那一套老办法应对Omicron。实际上，现在对疫情的评估出现了原则性的问题，现在提的疫情防控，不是讲科学，是讲政治。

疫情防控过程中的所有违法、不合法和胡来，包括随意扩大隔离人员范围、层层加码都是不科学、不精准。但是我们现在不讲科学，我们讲政治。一旦讲政治，这就没话说了。讲政治就领导说了算，领导说怎么弄就怎么弄。

比如从这次贵阳转运大巴侧翻事故，就可以知道我们并没有因为感染新冠（Covid-19）死亡多少人，事实上危重症病例并不多。但是因为疫情防控，我们死了很多人。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它成了一个黑箱。

而且这些（动态清零）措施，对国家在全球经济地位有影响，对政治影响更大。全球各个国家都放开或准备放开了，但中国还坚持清零，看起来很怪、很另类、不协调。

我觉得问题是中国人好面子。什么叫面子？脸是谁给的？好面子实际上是不自信，但嘴上还在讲“四个自信”。我们过去长期被人看不起，这种阴影就在我们基因里，总感觉自己是穷人，担心被人看不起。这种不自信走向极端就是过于自信。不相信科学、不相信法律，只相信领导说的就是对的。过于自信就是不自信，本来就是一回事儿。只相信自己，别人说的都不对，不敢接受别人的观念。

很多人希望这一次重要会议之后政策能调整，但是我认为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会议之后突然调整，会让人感觉是不是专门为了这个会议才坚持清零？好像政策的坚持或调整，各方面来看都不科学、很随意？

很多下台阶的机会都已经错失了。我的判断主要是基于疫情防控是讲政治，而不是讲科学。最近一次国务院疫情防控联防联控机制会议上，高层传递出来的信息还在强调，现在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全世界最好的，还在讲疫情防控措施是算的总账、讲的大局、干的大事，里边蕴含着大智慧。

比如，9月中旬后核酸常态化在更多城市实施，你想在重要会议之后马上取消，可能性不大。更核心的问题是，疫情防控的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不改，即使上边不强调，下边也会继续这样做。所以我对政策调整并不乐观。

疫情对于我们的影响，对于普通中国人的影响，对于社会治理的影响，很多人的感受是相通的，就是没有必要。就像有人分析，现在的疫情防控不是想把疫情控制住，而是想把人控制住。领导不担心经济下行，领导担心的是人不听话。

三年搞到现在，很多东西已经深入个人骨髓了。普通民众看到核酸检测点，也不再紧张，自觉排队，好像习惯了做核酸这个动作。特别是近几年出生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要戴口罩、采核酸，很多小朋友还不会说话，但见到“大白”的第一反应是张开嘴。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

现在的疫情防控，其实唤醒了部分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改革开放40年，像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包括更年轻那一代人，从小享受的是一种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环境。而这一次疫情唤醒了甘愿服从、甘愿做奴隶的更老一辈人。

很多人之所以排队做核酸，是因为不做会被惩罚甚至被警察逮捕，大家是怕，不是心服口服。很多人不服，包括上海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愿意服从。但政府有办法让你服，慢慢地就形成习惯了，后面再继续延续政策也就更顺利。我们当时说封三天，三天后社区通知还要继续静默，普通人肯定很不舒服，但我们只能配合，我们没有权力说不，有痛苦也不能喊。

但必须要承认有很多人还是心服口服的，要承认有一个社会基础在这里。他们认为国家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合法正当、有理由的，这类人仍然很多。清零政策之所以能持续，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基础。这次封控前，我看到很多老干部老同志认为国家就应该管得严，不允许人胡跑，在通报了某某给当地带来疫情时，大家恨之入骨。

现在就是一个字——熬。说是那么说，但疫情防控的措施该配合还是要配合，我们又没有权利能做什么。只要不影响我正常生活就行了，没有更多权利要求。

2022年9月26日，北京国庆节前夕，戴著口罩的乘客坐在观光巴士上，夜游经过天安门。摄：Florence Lo/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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