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4岁癌症晚期患者的敢与不敢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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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他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但人身上的那些“劣根性”还是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走偏了路，且无法回头。

配图 |《双探》剧照

2022年3月，乍暖还寒，我下定决心要把疝气这个老毛病彻底解决。我选择做手术的三甲医院条件有限，门诊和住院部在同一栋大楼里，肝胆胰疝外科和胃肠外科在同一个楼层。可能是因为疫情，住院部不少病房都空着。

住我隔壁床的病人叫老曹，和我差不多同时住进医院，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老病号，为了省钱在医院“挂”个床，白天检查，晚上回家。后来才知道老曹患的是肝癌，不久前刚在协和医院做了部分肝脏切除手术，来这里是为了做肝部结节的消融手术。

从外表看，老曹一点都不像癌症患者，倒可以说是个很帅的老头。他常穿着一身运动衣，出去打开水还要戴上棒球帽，走路步伐轻快，没有一丝病恹恹的衰败气息，反而显得精力十足、容光焕发。他特别讲卫生，每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他就起来洗脸、刮胡子、收拾自己了。白天无事时，他也很少赖在床上，一般就坐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用手机下象棋。到了晚上，老曹一定要洗澡、换衣服，洗好的衣服要立即拿到病房走廊尽头的阳台上去晾——其实那里白天也没太阳，但可以让风吹着。

我俩的手术被安排在同一天。老曹很早就开始劝我，说又不是什么大手术，别让家属来陪床， “太麻烦了”——因为疫情，医院要求每个病人只能有一位家属陪护，不仅需要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在病人出院之前，家属也不能离开住院部半步。尽管如此麻烦，我老婆安排好家里和单位的事，还是来了医院。当看到她卸下塞满换洗衣服和护肤品的背包时，我也有点认同老曹的观点了。

终于到了手术这一天，手术结束后，我先被送回病房。我躺在床上挂着点滴，鼻子下面是氧气管，胸部、手臂上是心电监测仪贴片，下半身没知觉，想动也动不了。这一刻我这才明白陪床家属的重要性，才发觉老曹那套“理论”是错的——当人只剩下嘴巴可以说话的时候，身边没个人帮忙，真的不行。不久，老曹也被手术室的护士用手推车推回来了。过了一会儿，管床护士推了心电监测仪进来，问他：“你陪床家属呢，怎么不来一个？”

老曹把手机从床头柜的小包里取出来，放到枕头下，说：“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说完，他就急急地往厕所冲，护士想拦他，没拦住，老曹回眸一笑：“我做好打针的准备。”麻醉药效渐渐退去，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就让护士给我打止痛针。打完后，内外两个伤口还是很痛，我只好又让护士给我加了止痛栓剂，总算减轻了大部分疼痛。

这时，老曹的麻药劲估计也退了，我们两张病床之间的帘子拉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到他不时发出“哎哟”的呻吟声。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痛苦的呻吟，起先还能压抑着，忍不住的时候就叫得有些大声，听起来很惨，但他怕被人听见，又赶紧把声音压下去。

直到换吊瓶的护士离开房间，我才听到老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自言自语：“忍一忍，就过去了……”

医生交代，通气前我连水也不能喝。老曹开的是微创口，吃饭喝水都可以，但为了避免上厕所扯动伤口，他一下午几乎没喝水。

到了晚饭时间，我让老婆帮老曹加热一下他中午吃剩的饭菜：半盒鱼香肉丝，半盒米饭。每天老曹都是吃医院食堂，早上是馒头、包子、稀饭，中午就点20元的盒饭，买一份，分成两餐吃。术后，老曹估计也疼得吃不下什么了，但他还是劝自己：“再怎么也得强让自己多吃点，不然哪来体力呢？”

我老婆一出病房，老曹就对我说：“你老婆人好，细心周到。我那个婆婆，来了还得我照顾她。她除了看手机就是睡觉，瞌睡特别多，来医院更是找一切机会睡觉，不如我自己照顾自己。”“还不是你平时太能干了，什么事都做尽，把老伴宠坏了。”疼痛减轻，心情好些，我跟老曹开了个玩笑。

“就是这样的啊，你不知道我每天过得多累。老老少少，一日三餐，还得换不同的搭配，又是营养，又是个人的口味。哎，每次到菜场转了几圈，我都不晓得该如何下手……”

大概是说话分散了注意力，老曹不再呻吟，他想坐起来，但可能扯动了伤口，又痛得连连吸气吁气。我让他打个止痛针少遭点罪，他没有正面回复，只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颤音：“忍着！忍着！忍着！”

这时我老婆回来了，赶紧帮老曹把床稍微摇高了点。看到他痛苦不堪的表情，老婆感触颇多，之后她在我耳边悄悄说：“癌症患者最后的时光都是痛得生不如死，我奶奶得的是胰腺癌，那时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这是舍不得钱打止痛针，可能也是怕自己对止痛药产生依赖性，毕竟越到后来越难。”

我叹一口气，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入夜，住院部渐渐变得安静起来。

因为刚做完手术，晚上医生还要监测我们的血压、心跳和呼吸等指标，在我们胸前贴了不少贴片，起床上厕所就很不方便。我不习惯在床上小便，只好爬起来站着，但打了半身麻醉的人，膀胱根本不听使唤，折腾了到半夜，伤口撕扯得很疼，我只好让医生给我插了尿管。

老曹仍然坚持自己上厕所。他起身就把贴片拔了，护士过来换药又给他贴上，如此反复几次，护士只好找来医生。医生严肃地对他说：“12床，你配合点好不好？你应该来个家属的，这个时候了就该在床上上厕所，哪能不停地上上下下。”老曹嘴上没说什么，但等医生一走，他又把贴片拔了去厕所：“我一辈子讲干净，衣服都只穿一天，怎么会在床上大小便呢？”

老曹如此折腾，回到床上，又痛得呻吟起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到了后半夜，我差不多要睡着了，老曹突然按铃喊护士，要求换床单——他的创口出血了，把床单弄脏了。

护士有点不耐烦：“你刚做完手术，不停地爬上爬下，又不让家属来陪床，真是犟！”值班医生过来检查，语气也带着埋怨，说好在只是外伤口出血，又重新给他包扎。

忙完这一切，夜更深了，老曹那边关了灯，他总算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4点多，护士拿来催款单，说老曹欠费了。老曹的管床医生随后也跟进来，解释道：“扩散得太快了，手术时我们发现大的后面还长了一个小的，就一起做了，给你做了两个结节。”

手术前的检查，老曹的肝部只查出来一个结节。他默不做声，目光像粘在了那张薄薄的纸片上，撕不下来了。医生给他用的消融针是进口药，没有进医保，更没有进“重症”，只能自费。一针得8千多，两针就快2万了。

我希望能安慰一下老曹，就说起自己的情况：“我住院前医生说只需要住一个星期，总费用1万。我看哪，时间要翻一倍，自费部分至少也得1万多。我怕费用太高了，还是用的国产垫片呢。”

老曹不理我，一言不发地坐在床上，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继而躺下了。我自觉无趣，就盯着窗子外头看。外面的城市一片灰蒙蒙，汉江的风从半开的窗户溜进来，把床帘刮得窸窸窣窣地响。

没多久，盯着天花板的老曹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一脸僵笑地说：“做手术时才叫痛，生不如死，真希望那时直接死掉就好了，还能得到一笔赔偿。我本来以为这次看病1万元能搞定的，哪知翻了一倍。上次去协和医院做手术，已经欠了债。”

老曹告诉我，他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3千块，这次住院的花费大大超出了他的预算。他有3个女儿，和前妻有1个，另外2个是继女，他和现任妻子婚后没有生孩子。“如今找人借钱，比要他的命还难，只有至亲才会帮忙。他们都帮忙了，已经尽力了。上次做手术，89岁的母亲给了我1万；舅舅和两个妹妹各给了5千；大女儿给了2万；二女儿给了1万5；三女儿离了婚带着孩子住回来，日子不好过，没钱给。”老曹喝了口水，继续说，“我舅舅倒是很有钱，开着旅馆，私房很大，但毕竟有舅妈横在中间，只能偷偷帮我点。”

“我现在自我感觉还行，但随时可能会死掉，最怕的还是病没治好，人财两空。新医保有了一些针对重症的进口药，但不知道有没有我要用的。听人说每个月费用至少得6千元，加上其他各种药品，说实话，我肯定承受不起，到那一步，我只能选择放弃治疗。”我侧着脸看老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楚——一个64岁的男人爱面子、爱生活，但患癌之后口袋里没有钱，说出这些话来除了无奈，更是绝望。

入院以来，老曹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不止一个护士夸他“这个爹爹想得开。”可外人看到的永远是他乐观积极的一面，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助却很少有人发现。相比那些说不尽的苦难，人们更愿意看到一个癌症病人阳光开朗，哪怕他是伪装的。

病房内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压抑，我故意用调侃的语气说：“哪有那么容易死，手术室那么好的条件，什么都有，就算不能呼吸了还可以上呼吸机，就算心脏不能跳动了，还可以上心脏复苏机。”

“也是，在医院里想死也难，我的生命力强。”老曹的面色又舒展开来。

没过多久，老曹的大女儿打来视频电话。她在某社区当书记，疫情期间家都回不了，每天从早忙到晚。她跟老曹说，说科室主任已经联系过她了，“费用的事不用你操心，我来想办法解决”。

挂了视频，老曹的脸色明显清朗了不少，他先去卫生间洗了把热水脸，又梳理了头发，回来靠在床上无事可做，我们就聊起了天。我简单说了说自己的经历，老曹的话匣子被打开，也讲起了往事。

1958年，老曹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底下还有两个妹妹。父母工作忙，照顾不过来，就把他寄养在了外婆家。他外婆身体不好，有风湿性心脏病，干不了多少家务活儿，于是小小年纪的他不仅要帮忙张罗家务事，还要时不时地送外婆去医院急救。也正是因为这段成长经历，老曹要比同龄人更独立，更有主见。

1972年他上初二，可以“上山下乡”了，母亲为了把他留在城里，就找关系从医院搞了张片子，声称他脊椎有问题。负责审查的老师很严谨，怎么都不同意，于是他母亲每个星期都去找那位老师说好话，纠缠了两年，老师才放过他。之后，本应上高中的老曹进了糖厂做临时工，他在学校谈的女朋友则去了大别山区的一个农村，两人的命运从此走向了不同的岔路。

那时候每天吃了午饭，糖厂里的一群小青年会聚在一起下象棋，闹哄哄的，有人还会为了悔棋骂人打架。老曹很烦他们，总是找个僻静的地方看书、小憩，因此显得不合群。一天，老曹又被吵闹声弄醒，他忍不住对那群小青年发起挑战，表示如果自己下棋下赢了，他们以后中午就不能吵。结果老曹赢了，他不仅收获了众人的钦佩，还收获了一份意料之外的感情。

那天，厂里的一个漂亮女孩主动找老曹说话。女孩身材很好，皮肤白皙，扎着两根乌黑油亮的辫子，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脸色微红，小声说：“听说你有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能借我看下吗？”那本小说就装在老曹的军绿色书包里，每天中午他会拿出来看一会儿，困了就拿它当枕头。

老曹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后来，他的女友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特地请假从乡下赶回武汉找老曹谈话。这姑娘得知老曹已经变心且不愿回头，没吵没闹，就友好地跟他分手了。听到这儿，我问老曹：“你是不是有点内疚啊？毕竟是你劈腿的。”

老曹的笑容有些奇怪，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的，显然是有点不好意思：“肯定啊，年轻不懂事，有些自私自利。后来，我听说她回城了，过得也不好，还下了岗。”

在老曹看来，女人和男人一样好色，长得帅的男人和长得漂亮的女人都一样，“美是天生的资本，要用好”。他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善于利用，后来他跟厂里的那个女孩结了婚，生活过得不错。

1976年春节过后，老曹离开糖厂去到一个街办小厂上班，成了一名集体企业的正式工。他舅舅在某工厂做模具工，后来有个乡镇企业想请他过去做技术负责，开出的待遇很优厚。舅舅穷怕了，动了离职的心思，还劝外甥跟自己一起去。

老曹母亲见工资给得多也没反对，只说：“他拿什么理由请假？再说也请不了长假。”老曹想起不久前自己去医院看病，有位患者检查出了乙肝，医生给他开了证明，他拿回去可以跟单位请几个月的假。于是他动起了歪脑筋，通过一些手段也搞到了一张乙肝检测报告。厂领导只粗略地看了几眼，毫不怀疑，还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之后，他就如愿拿到了一年的病假条。

“你说这是不是报应？”讲到这里，老曹突然停住，用手捂住伤口说，“开始装病人，后来我真得了乙肝。常年在外和朋友们吃吃喝喝，不知哪天就被传染了，就像天意一样。这就是命哪！”

老曹跟着舅舅在那家乡镇企业干了几年，再也没有回到原单位上班。一开始是病休，后来办了停薪留职，再后来厂里给他办了社保和医保。老曹承认自己占了国家的便宜。

手里攒了点存款后，老曹就不想再在工厂里卖力气了，他准备到汉正街做批发生意。那时的汉正街是全国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许多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到这里拿货，老板们做生意只愁没货，根本不愁卖，一夜暴富的故事经常在这个市场里上演。

老曹也想做老板，为了找到合适的一手货源，他几乎跑遍了全国。有天傍晚，他路过三民路铜人像时，看到一个地摊上挂出的衣服价格便宜材质又好，版型还很少见。一问才知道，这些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旧衣服，后来也被人称为“洋垃圾”。

老曹感觉其中有商机，既然旧衣服大城市的人嫌弃，那可以照葫芦画瓢做新的卖嘛。于是，他找到扬子街做进口旧衣服批发的商铺，挑选了一些版型好的衣服带回去。关起门来，自己在原版设计上进行改动，之后又采购设备、面料，组织工人就开始生产了。

那时的汉正街几乎遍地都是“前店后厂”的私人小作坊，老曹的小作坊并不显眼，但生产出来的服装一经上市就供不应求。那段日子，他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路人穿着自己生产的衣服，心情也随之飞上了天。赚到第一桶金之后，老曹又陆续开发了几个新款，都卖得不错。只是汉正街竞争激烈，跟风仿制盛行，新款刚出来时利润还可以，但大家一窝蜂上了以后就打价格战，最后几乎没钱可挣了。

想在服装行业持续赚钱，需要独到的眼光和过硬的实力。老曹本就是半路出家，他的成功靠的是灵活的头脑和一点点运气。当时的他太年轻，认知有限，巅峰时期手头上的流动资金有上百万，但他却满足于老旧的经营模式，没想过改变。而他身边的几位朋友赚了钱以后就开始买地、盖厂房、发展多种经营，有人后来做得很大，实现了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家的蜕变。

这是老曹第一次与机遇擦肩而过。

又过了几年，老曹觉得服装生意难做，就和老婆商量，让她在汉正街守摊子维持门面，自己去倒腾金首饰。

当时，国家还不允许私人买卖黄金。从澳门进货，只要卖出一件，收入比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只是这生意属于走私、投机倒把，年轻的老曹思来想去，还是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决定冒险拼一把。

火车晚点了，他和合伙人到达广东已是半夜，约好的交易时间和地点改不了，没办法，他俩只好叫了两辆三轮车往交易地点赶去。三轮车走在荒郊野外，眼前漆黑一片，异乡的晚风带着浓浓的海水腥味不断吹来。老曹的胸前护着那个装了大笔现金的旅行包，觉得既恐惧又刺激，“就像小时候玩鞭炮”。事后他再回想这段经历，后怕不已，如果当时三轮车夫见财起意，他和合伙人估计早就没命了。

澳门卖家办事十分谨慎，为了藏金首饰，几乎把各种方法用尽了，老曹也一直没出过事。只有一次，因为一起命案，荷枪实弹的武警在路上设卡检查，那天老曹正好带了一个新手，小伙子吓得都快尿裤子了。老曹安慰他：“不要怕，你装哑巴，一切我来应付。”

当武警过来检查时，老曹主动拉开了自己的大旅行袋，可能是看他衣冠楚楚不像罪犯，对方只简单地看了几眼就走开了。后来，国家开放了黄金买卖，老曹的生意就结束了。想起往事，他感慨道：“我这人做事稳，胆子小，所以做金银首饰赚得不多。有朋友就先把定金收到手再去订购，空手套白狼，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发了大财。”

虽然大钱没挣到，但那几年老曹的手头确实宽裕了不少，闲来无事的他迷上了打牌。一开始，他只是和朋友们小打小闹，因为记性好，运气也不错，他一般赢得多输得少。“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的，除了钱没什么追求，得过且过，有了钱就吃喝嫖赌，我呢，只赌。”

后来，他的牌越打越大，输的也越来越多，之前做生意赚的钱都陆陆续续进了别人的腰包。“要是买几套房放着，哪至如此地步啊！那时的房子多便宜，我一个晚上输赢的钱都可以买一套房子啦。想起来，我肠子都悔青了。”

上了赌桌的老曹忘记了一切，有时他几天不回家，连个招呼都不打，回家就是睡觉。赢了钱还好，大手大脚地花，要是输了，他回家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对妻女说话也没好语气。从前，他和妻子感情深厚，女儿也争气，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但自从他沉迷赌博后，这一切都变了。他独断专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家里吵闹不断，夫妻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两人也没有共同语言了。后来，因为一笔几万元的赌债，老曹离婚了，净身出户。

汉正街生意老曹早已无心打理，他退了亏损的摊子，彻底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他也想过换个行业东山再起，可随着年龄增长，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斗志也渐渐被生活消磨干净。

老曹落魄了，再有朋友找他参加酒局、上牌桌，他就找借口躲开。加上那段时间母亲病了，他在照顾亲人时，就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这辈子，他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但人身上的那些“劣根性”还是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走偏了路，且无法回头。人生看起来很长，等走过才发现过程其实很短，不知不觉青春就没了。迷迷糊糊到了中年，事业没了，家庭也散了，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有时他会独自走到汉江边望着江水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混到了50岁那年，老曹托了关系，花了些钱，办了提前退休。本想拿着退休金过安稳日子，但大大小小的病也开始上身了。先是肺积水，弄得他死去活来的，接着是前列腺增生，一番痛苦不堪的检查后，意外发现了肝癌。如今，他那块不完整的肝上又有了两个结节。“好像是我上半辈子弄虚作假的报应，下半辈子除了住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钱吃亏，人也吃亏。”老曹自嘲道。

那天夜里，老婆帮我把挂在床边的尿袋清空，老曹看着她认真做完这一切，眼里掠过一丝羡慕：“你爱人年龄比你小不少吧？”

我只好回答，我也离过婚，她是第二任妻子，小我8岁。

老曹说，他离婚后经过反思，整个人平静、温和了不少，下定决心要认真对待亲人、回归家庭。他的前妻一直没有再婚，老曹也想过复婚，但理智告诉他破镜不能重圆：“分开就是分开了，很多东西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双方在一起过反而更累，不如放手，独自过自己的生活。再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女儿，我们还是亲人。”

后来他遇到了现任妻子，俩人结婚后，他负担起了所有家务，几乎什么都不让她干。对待她的两个女儿，他也做到了视如己出：“她们和我亲得很，宁可和我待在一起，也不愿和她们的亲爸爸来往。”老曹说自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她们，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后人。有时他自己的大女儿还会吃醋，不过她也想得开，因为老曹对她也很好。

老曹住院以来，每天晚上几个外孙都会打来视频电话，老曹用不太标准的汉味普通话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在电话里撒娇，催着老曹回家一起玩，老曹的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挂了电话，脸上的幸福笑容也久久不能退去。见多了再婚家庭的矛盾、尴尬，我由衷佩服老曹把关系处理得这么好。

做完手术没几天，老曹就吵着要出院，他的管床医生和科室主任都不同意。可老曹很固执，说他要去看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是省肿瘤医院退休的教授、主任”。据说那位医生已经90多岁了，身体很好，一个月会到某药店坐诊半天，号特别难挂。老曹的号是一个月之前就预定了的，根本改不了。

“你这个样子看中医、吃中药，身体受得了吗？”我有点担心。

“用中药慢慢调呗，吃药还是比住院便宜很多的。”老曹不说自己心疼钱，只说早就受不了医院食堂的伙食了，“我这病一定得吃好点，我想念婆婆煨的排骨藕汤了。我现在能活一天就算赚了，所以我很珍惜每一天。”

我还是不放心，偷偷用手机查了那个名医。医院的公众号里根本没看到这个医生的简介，百度里也没有这个人，我心想：会不会是打着幌子卖药的骗子呢？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曹。

老曹却并不诧异，他说这老头开出的药确实不便宜，“不过，所有看过的人都说好”。

话说到这儿，我也只能点到为止了。

出院这天，老曹的心情明显轻快了许多。他在楼上打包住院物品，他的老伴已在楼下等着了。3个女儿都没来——他怕麻烦孩子、怕车子多烧汽油，就不让女儿们接他出院。他说疫情管控太麻烦，他和老伴儿刷老年卡坐公交车回家就可以了。

我让老婆帮老曹把包袱提下楼，他连连道谢，又笑眯眯地上前加了我微信：“这次住院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老弟！以后常联系，我喜欢和你聊天。”

老曹高高兴兴地走了，病房瞬间安静了下来。新的病人还没进来，我望着空落落的床铺，心里一阵怅然，也许，这就是我和老曹见的最后一面了。

出院后，我的伤口恢复得不错，但下腹部一直感觉有块硬硬的东西塞在那里很不舒服。我去医院复诊过几次，医生都说手术很成功，但只有我心里清楚，人就像一个玻璃瓶，破了一个口子虽然补上了，终是留下了一处残缺。

我不禁想到老曹，他怎么样了？他病情那么严重，能熬多久呢？

我没敢给他发微信，怕发出去的信息收不到回复，徒增伤感。直到11月中旬，我才下决心给他发了一条微信消息：“老哥，你现在还好吗，病情稳定了吧？”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下午，老曹终于回复我：“谢谢你的关心，自上次我们別后，这是第三次住院了。这次是大岀血，从急诊室转上来的，已6天了。”

老曹说，他肝部的结节越长越多，已经控制不住了，手术也不能做了。现在他只能靠吃药、打针维持着，试图让它们不再长大。他这次住院，他还是一个人，没有陪护，他依旧不想麻烦家人。

我的心颤了颤。一生大起大落的老曹醒悟过后确实很爱自己的家人，他想让自己显得很坚强，不愿让家人看到他脆弱不堪的一面，更不愿成为家人的负累。其实他不理解，接受家人的爱，也是爱家人的一种方式啊。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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