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我们的故事 | 2021年性别事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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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青青子

01

婚姻故事：

**走出“浪漫爱”的谎言
**

关键词

王力宏李靓蕾离婚

“明星离婚元年”

《再见爱人》

“拉姆”案宣判

《反家暴法》五周年

在今年，明星离婚成为我们检视性别议题的一大窗口。年末，李靓蕾的一则离婚声明引发全民性的讨论热度。12月17日，李靓蕾在个人微博发布长文，讲述了八年婚姻中的不公遭遇，几乎复盘了这几年来人们反复讨论的性别议题：家庭主妇全年无休的无薪照料工作、被剥夺的生育自主权、丧偶式育儿、女性的婚内财产安全问题、父权家庭对女性的价值贬低、情感虐待、身体监控，等等。

12月17日，李靓蕾在个人微博发布长文，讲述了八年婚姻中的遭遇。

在随后几轮回应中，我们再次看到长期以来女性发声所遇到的污名与指控，例如，合理要求离婚后的财产分割被改写为“图钱”、由于感情问题寻求婚姻咨询反被解读为女方的精神不稳定。

值得我们反思的还有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于发声女性步步紧逼的道德审视。当她们说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时，人们的注意点总是会不自觉地偏向她是否已经做得完美无缺。在李靓蕾的例子里，不少人围观她此前的微博照片，指出“她的衣柜里都没有什么奢侈品”，而评论中也经常出现“她作为全职妈妈真的尽职尽责”等话语。这种向女性征收的道德税不仅是另一种伤害，也将婚姻内部的暴力行为窄化为私德之间的比较。

此次事件之所以让很多女性感到鼓舞，不仅因为李靓蕾的勇敢、清醒与坚韧，逐一戳穿了王家父子经不起推敲的反击与混淆视听的企图，不断将被转移的问题拉回来，用实例为大家“科普”了“情感操控”的概念、原理与现实案例，更因为她将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侮辱、愤怒重构为知识与力量。这痛苦是我们共同而长久的记忆与情感，这重构是找回我们自己的声音，重述被扭曲的真相与真实。

有关婚姻的一个事实便是：它不只是爱的结合，也是一种制度。在父权社会中，婚姻的存续包含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再生产关系。近年来，娱乐圈男性在婚姻与亲密关系里的频频“塌房”，让不少人开始质疑与反思被大众文化塑造的“浪漫爱”叙事陷阱。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今年离婚的明星特别多，但“吃瓜”群众们不再如过去那般喟叹爱情的消逝，反而转头恭喜女明星们重获自由，重振事业。

另一则与婚姻相关的热点话题便是下半年的一档明星离婚综艺《再见爱人》。自播出以来，《再见爱人》引发了居高不下的关注度与话题度，也牵引出由家庭内部性别不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夫妻间不平等的家庭角色分工、女性被限制的生育自主权、丈夫的语言暴力、家庭主妇的无价值感。制作方与观众们似乎都意识到，现代婚姻的困局并不在于爱或不爱，而是在于根植在关系中的性别政治。

《再见爱人》剧照。

在娱乐圈之外的普通家庭里，许多女性还生活在家庭暴力的可怖阴影之中。10月，去年引发社会性轰动的 “拉姆案” 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与宣判。10月14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认定被告人唐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一年前的9月14日，唐路前往阿木初（网名：黑姑娘【拉姆】）父亲家，向正在厨房进行网络直播的阿木初淋泼汽油并点火，致阿木初烧伤，后经医治无效死亡。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前夫唐路对拉姆的暴力戕害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漫长、持续的暴力升级。而在这一过程中，拉姆向当地警方屡次报警，但都因“家务事”而未被严肃处理。

10月14日，庭审现场。图片来源：微博@央视新闻。

今年是《反家暴法》施行的第5年。在“澎湃新闻”对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反家庭暴力律师李莹的专访中，李莹结合自己的观察提到，在涉家暴婚姻案件中，《反家暴法》的引用率和适用率实际上并不高。根据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320份涉家暴案件的判决中，以《反家暴法》为法律依据的仅为个位数，而从判决结果来看，法案也并没能给受害人带来更为有利的裁判结果。

除此之外，家暴受害者往往缺乏社会性与制度性的支持网络。根据北京沃启基金会发布的《2018反家暴社会组织现状和需求报告》，反家暴社会组织在地域分布与资源提供上存在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的一二线城市。边缘地区的很多省份尚未有组织进入。更为严峻的是，过去几年的涉家暴案件中，由于隐秘性高、举证难、认定难等问题，受害者哪怕报警了也常常不了了之。这也提醒着我们，消除家庭暴力是长久的社会工程，除了完善法律制度，更需要健全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司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更为积极、有效的干预手段。

这几起事件也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当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更多由城市中产女性来讲述时，在那些还未被互联网覆盖的地区，在那些更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更多的女性还未被看见、也还未看见“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当我们戳破“浪漫爱”的父权谎言，我们又将去向何方？是重构一种新的爱，还是将爱情重新窄化为挑挑拣拣、功利计算的个人主义？

02

生育之困：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不愿生育？

关键词

低生育率

开放三孩

延长生育假

郑爽张恒代孕泥潭

生育率持续下滑无疑是近年来困扰许多国家的重要公共议题。今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数据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持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2020年，我国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警戒线，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就已低于人口正常更替所需要的水平。

作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低生育率一直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棘手难题，带来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经济需求不振、财政负担加剧等多重挑战。过去半个世纪，各个国家都曾提出过不同的政策解决方案。在今年，我国先后出台了两项应对政策：

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同时，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

11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女方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之外，享受六十日的延长生育假，男方享受陪产假十五日。目前，已有16个省份通过当地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延长父母育儿假。其中，大部分省份将生育假由过去的30天延长到了60天，并且增加了育儿假，且由父母共享。

两项政策公布后，旋即引发各界热议。一方面，鼓励开放多胎及配套生育支持措施是各国提振生育率的基本解决思路，也是观念进步的体现。但就此前其他国家的实践而言，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并未达到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例如，自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颁布的生育奖励政策多达100余项。其中包括修建免费托儿所、对养孩子的家庭直接提供补助、缩短工作时长、补贴企业给父亲发放带薪的“陪产假”、增加双职工中女性的福利、增加公租房供应、对买第一套住房的新婚夫妇的购房税减半等政策。但就今年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0.84，已经连续三年低于1，很可能成为第一个因为人口问题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为什么各国政府倾尽全力，以各种方式提振生育率，却依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未能解决致使生育意愿降低的根本原因。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布的《东亚各国的人口危机：年轻世代为何不愿生育 | 全球观察》一文中，作者援引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的观点指出：东亚社会的低生育率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最为显性的便是强大的家族主义和父权制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

更为直白的说法是，女性之所以不愿意生育，是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生育不友好”的社会。就当下的社会现实而言，女性一旦选择生育，便大概率面临着漫长的“母职惩罚”，这一惩罚不仅在于怀孕生产所带来的身心俱损，同时也在于育儿劳动的隐形、无偿，既缺乏支持，也缺乏应有的认可。对于职场妈妈而言，这是一种下班回家继续工作的“第二轮班”，对于全职妈妈来说，这是一种被剥夺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无薪工作。而就当下绩效为天的职场环境来说，女性不仅在面试中就已遭受一轮育龄筛选，更可能因为生育而面临中断就业与职业发展遭遇停滞等问题。因此，无论是延长育儿假，还是鼓励多生孩子，重要的是改变结构性的生育歧视与性别歧视。

与此同时，每当讨论低生育率的解决方案时，社会上就有声音让女性回家，或者将其归咎于女性主义意识的发展。这无疑让更多职场女性感到胆寒。为平妇女支持热线负责人冯媛在接受播客“反向流行”的访问时指出，与这些声音相反，只有提升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权益保障，推动性别平等的议程，才是提振生育率的良方。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越是性别平等的国家，例如瑞典，它的生育率往往维持在1.5以上。提振生育率，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生育福利的完善，更需要一场性别观念的革新。

今年出版了一系列探讨女性育儿问题的作品。左起依次为《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初为人母》《最好的决定》。

除了低生育率问题，今年另一则有关生育的热点新闻便是年初的明星代孕争议。2021年打头，一则艺人郑爽海外代孕并疑似弃养的消息在微博炸开了锅。1月18日，郑爽前男友张恒在微博爆料，称自己滞留美国是因为“必须照顾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随后，张恒好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郑爽拒绝配合法律程序，使得两个孩子无法回国，此前在代孕妈妈怀孕七个月时，郑爽就因和张恒分手而希望放弃两个孩子。

由于存在医学、法律、伦理等多方面争议，代孕在我国是被明确禁止的。此次“吃瓜”事件，让针对商业代孕的伦理争议与法律争议重新浮出水面。事实上，早在2015年，代孕就曾引发社会热议。2015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除了确定“二孩”政策外，草案删除了“禁止代孕”条款。消息一出，引发社会各界的大量争论。有支持者认为，“代孕可以解决女方子宫异常引起的不育问题，任何一项生物医学技术应用于人，首先要考虑实施后的风险-受益比是否可接受”。有反对者认为，代孕是一种“母职交易”，是对女性身体与情感的剥削。在现有的代孕市场中，这种剥削通常伴随着来自阶级、父权和市场的多重压迫。

郑爽张恒代孕事件除了延续商业代孕在道德伦理困境方面的争议，也因触目惊心的“弃养”二字引发更大范围的众怒。《郑爽“代孕弃养”背后：对于孩子和女性来说，代孕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文指出，在代孕体系下，婴儿从生命沦为“商品”，可被明码标价、可被挑挑拣拣，甚至可被“无理由退货”。这也使得这些孩子尚未出生之时，就可能陷入“囤积”、“退单”或“抛弃”的风险之中。

纪录片《代孕者》剧照。

事实上，针对商业代孕的伦理争议仍是泥潭，也暂无统一定论。除了反思目前国内法律对于代孕约束的规制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放开角度，推进关于生命、关于性别、关于母职的反思。正如文章作者在《代孕即将合法化了吗？| 令人焦虑的母职交易》中所提到的：在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层面，我们更要设想如何解放母职。取消这个作为父权制之基的女性义务角色，停止无酬劳动和被固定住的情感模式。

03

性别偏见：

被定义、被污名、被对立的性别

关键词

“病媛”

清华女生跳舞被群嘲

李冰冰直播被举报

李诞带货女性内衣引争议

杨笠代言被举报

“鹿道森”自杀

9月，在“佛媛”说法冲上热搜后，《健康时报》的一篇报道《“佛媛”之后再现“病媛”：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妆》在网上迅速传开。报道称，部分女性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罹患甲状腺癌、乳腺癌、抑郁症的精致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妆，病愈不忘带货。随后，有被曝光的女性发声回应，自己确实是生病了，化妆、拍照、分享经历，并没有错，文章的照片与视频存在恶意剪辑。

为什么“媛”这一原本寓意美好的女性称呼，在今天却一再成为被人揶揄的污名词汇？去年“拼单名媛”出现的时候，作者重木曾在《“拼单名媛”如一道芒刺，戳穿了消费主义的虚伪》文章中指出，名媛的污名化一方面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相关，即其与旧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曾经挪用传统名媛的文化资源来进行自我建构的摩登女性群体遭到污名，名媛一词也因此被染上污名的阴影。

电影《第一炉香》剧照。

名媛的污名化自有其历史源流，但“x媛”造句大法之所以好用，正是因为它无关任何事实，而是网络施暴者借“媛”行凶，试图定义与规范女性所应当怎样与不该怎样：“拼单名媛”将女性禁锢于耽溺消费的性别刻板印象之中，“病媛”则将女性病人等同于被摧折的残破身体、将女性主播矮化为不知羞耻的赚钱工具。

另一方面，当部分网友将“病媛”用作针对女性的攻击手段时，她们真实经历的病痛也一并被掩盖了起来。“丁香医生”的一篇文章《病人，不是病媛》指出，随着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在公共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对于病患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一种对“疾病的隐喻”的打破。而“病媛”一词的出现，无疑是将这些有关疾病的真实经验重新关进了刻板印象之中。

类似的性别偏见还有很多。今年4月，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当天，一段清华大学校内学生自编的舞蹈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开。视频中的9位女生身穿鹅黄色吊带流苏裙，跳了一段复古爵士风的舞蹈。但就是这么一段非正式的校园表演，却被许多网友（其中不乏清华校友）群嘲为“low成极品”“审美差到极点”，甚至被说是“还以为是坟头蹦迪、赶集卖艺、洗浴中心开业”。

一段校园舞蹈之所以引来如此多的嘲讽与谩骂，除了她们的形象不符合部分网友所期待的“清华女生”形象之外，更因为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身体、形象与关于这些身体、形象的解读总是由不得她们自己做主。从两年前热依扎因在机场穿吊带被网友批为“没有礼义廉耻”，到此次清华女学生穿流苏裙跳舞会被群嘲“搔首弄姿”，再到近期李冰冰直播被举报“穿着暴露”，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今年，针对女性身体、外貌、气质的污名与刻薄言论并没有变得更好。

引发争议的学生自编校庆舞蹈视频。图片为B站视频截图。

与此相关的还有李诞带货女性内衣引起的争议性事件。2月，李诞在微博为Ubras品牌发布推广文案。营销文案里写道：“职场救身衣，一个让女性轻松躺赢职场的装备。”微博一经发出，即刻引发许多网友的不满。随后，品牌方与李诞发表道歉声明，承认“措辞不当”。

且不论让一个完全没有穿着女性内衣经验的男性来代言这款内衣有多诡异，将身穿这件内衣与职场躺赢并置，本就是对职场女性的歧视与冒犯。虽然有文章解释，“躺赢”一词原本形容的是在团队交战中，有人能力出众，其他成员即使不作为也能轻松获胜，但将其泛化用于职场语境之中，仍然有暗示她们的职场表现关乎内衣穿着的意味。

“Vogue Business”在文章《李诞带货，暴露了中国互联网品牌的“身份危机”》中指出，创立于2016年的女性内衣品牌Ubras，因主打舒适无痕、不束缚穿戴者身体的“无尺码内衣”受到不少女性消费者的青睐。此前Ubras选择的合作明星更多是以欧阳娜娜为代表的女明星。此次选择与李诞合作，折射了Ubras自身品牌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它在打造品牌力的过程中市场出现自相矛盾、无逻辑的混乱行为。显然，近年来性别话题的热潮，让不少品牌找到宣传发力点的同时，也暴露了部分品牌并未真正在性别意识层面做到及时更新。

另一起带货争议事件的主角是脱口秀演员杨笠。但与李诞因营销文案不当导致的翻车不同，杨笠被撤下宣传物料是因为部分男性网友打着有名无实的“性别对立”指控，否定并抵制她作为品牌代言人的权利。3月18日，英特尔旗下微博@英特尔芯品汇发布了一则杨笠宣传相关产品的推广视频，遭到来自虎扑等男性社群用户的强烈抗议。自去年以来，这是杨笠第三次被大面积地围剿。一天之内，英特尔撤下了杨笠相关的宣传物料，引发更多人的不满。

《脱口秀大会》节目截图。

对于习惯被噤声的女性来说，杨笠的遭遇并不陌生。女性在公开场合发声并遭遇贬抑的事件自古有之，让女性在某些话题上闭嘴更是父权社会的一贯传统。回溯这几次围剿杨笠的事件，我们无法忽视的一点便是男性的某种存在主义式的焦虑。杨笠因为在脱口秀中调侃了几句“普信男”（普通且自信的男性）“男的，垃圾”“你们男人还有底线吗”，就被扣上了制造“男女对立”的帽子，以至于连广告代言都要被取消，这本身就是针对女性的暴力从网络言语暴力升级为现实暴力的实证。同时，真正惹怒这些男性网友的，并不是这几句话，而是这几句话出自一位女性之口，对部分厌女男性来说，这无疑象征着对现有性别秩序的挑战与威胁。

但事实是，父权社会的性别秩序与性别刻板印象同样也压抑着男性。这是因为，它在定义性别规范的同时，也排斥并孤立了不属于这一规范下的任何性别。前不久的“鹿道森”自杀事件就是这样一出悲剧。

11月28日，摄影师“鹿道森”在浙江失踪。当天晚上，他在微博发布了一篇疑似遗书的长文，讲述自己小时候因为长得像女孩子而被同学霸凌，“男孩子就应该调皮捣蛋，打架斗殴顺便出口成脏才能叫男孩子，太安静的人就是女的，要被叫娘炮。”并称“想把生命交还给这个世界”。当地警方在接到报警后，展开搜救。12月1日，“鹿道森”的遗体在浙江舟山朱家尖附近海域被找到。这一年，他26岁。

“鹿道森”留下的最后一条微博。

更进一步说，如果男性同样深受父权性别秩序的规训与痛苦，他们要如何选择？是将枪口调转过来指向女性，借以逃避偏离“正统”的恐惧，还是说，他们也能像女性“克服自我厌恶”那样，与害怕“变得不是男人”的恐惧相斗争。后者或许艰难，但选择前者必将带来后果，最终这种持续性的、存在主义式的男性焦虑只会反噬男性自身。

04

性别暴力：

被围猎的、被伤害的与大声疾呼的

关键词

吴亦凡涉嫌强奸案

阿里员工涉嫌性侵女同事案

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

厦门集美区一中介深夜闯入女租客家中将其杀害

一名半裸男子半夜闯入全季酒店女住客房间

今年内娱最大的丑闻，恐怕是吴亦凡涉嫌强奸案。8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通报，对犯罪嫌疑人吴亦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此前，都美竹在微博指控“吴亦凡经纪人以挑选MV女主角为由约见女性”“聚会没收手机”“酒后发生性关系”等。吴亦凡一方报警称被敲诈勒索，后经调查，实为第三人刘某迢所为。

这起恶性犯罪事件不过是近年来国内外娱乐圈性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从2017年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到2019年韩国女艺人崔雪莉与具荷拉的自杀，再到2020年的“N号房事件”，在对这些事件的不断回看与复盘中，我们一次次看到权力的上位者如何以权作恶，也一次次看到女性如何在被侮辱、被破坏、被剥夺、被噤声的暴力环境中挣扎向前。有些时候，她们失败了，但越来越多女性开始与她们站在一起。

韦恩斯坦接受庭审。图源：《纽约时报》。

在吴亦凡涉嫌强奸案件的曝光与舆论发酵过程中，都美竹大声讲出自己遭受吴亦凡及其团伙的侵害，无疑让我们看到了切实的希望与姐妹情谊。这份希望是哪怕之前许多女性的发声遭遇挫败、失望，但她们还是选择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出自己的故事，甚至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被“荡妇羞辱”、被贴上“不完美受害者”标签的准备。这份情谊是我们的确看到了舆论风向的悄然改变，当这些勇敢的女性发声之后，迎向她们的，是更多人的发声与声援。

除了吴亦凡案，阿里员工涉嫌性侵女同事案件也在今年引发大规模的讨论。据《大河报》消息，当事人周某在11月底收到了公司寄来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理由是散播虚假信息，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周某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我没有犯任何错，肯定是不接受这个结果的”。

8月7日，阿里女员工周某发布长文表示，自己被直属上司王某文（花名曲一）强制要求到济南出差，7月27日，她在酒桌上被灌酒后，遭到客户张某猥亵。同时，王某文曾四次进入自己的房间，涉嫌性侵。次日清醒后，周某报警。随后，阿里内部调查通报，涉事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张某也被华联超市辞退。8月25日，山东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文涉嫌强制猥亵罪一案正在审查过程中。

9月6日，山东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通报，经依法审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随后，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发布通报，依法对王某文终止侦查，并对王某文作出治安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至此，许多网友开始怀疑周某炒作，指责她故意煽动舆论。其间，张某的妻子控告周某“诬告陷害”。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尚未有定论。

此次事件，舆论讨论的焦点除了案件事实本身，更是对浓缩了职场权力倾轧关系的酒桌文化、企业应对员工性侵指控的制度规章以及涉事酒店安全管理问题的全盘反思。在《南方周末》发布的文章《阿里危机24小时：女员工自曝遭性侵，涉事上司被辞退》中，不少学者在分析职场为何会发生性骚扰时提到：职场性骚扰不仅包括性侵及其他犯罪行为，还包括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涉性“玩笑”或“触摸”。为所谓的“业务”牺牲女性也是对女性的性剥削。

电视剧《北辙南辕》剧照。

从职场到日常生活，女性的人身安全在今年频频遭到威胁。2月6日，一名23岁的长沙女性在搬家途中从货拉拉面包车上突然跳窗，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由于货拉拉车内没有相关录音录像设备，且司机在途中三次偏航，该名女性为何中途跳窗成为案情疑点。直到2月24日，货拉拉才第一次发布致歉公告，表明会推进平台整改工作，包括增加强制录音、提升安全设备部署等。后经法院审理，被告司机因受害女性拒绝其付费搬运建议，心生不满。为节省时间，自行选择了一条偏僻路线。受害者发现后，多次提示偏航未果，最终跳窗坠亡。

货拉拉跳车案件再次暴露出平台公司在安全管理方面的长期失责。无论是早前的滴滴顺风车杀人案，还是此次货拉拉跳车案，网约车平台在司机管理、车辆审核、私自加价、安全预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与责任意识缺位。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受害者之所以不顾生命危险，选择跳车，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公共空间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始终得不到保障。在这起案件中，偏僻的地点、密闭的空间、偏离的航线、要求加价未果就恶言恶语的司机，共同构成了十级预警信号，情急之下，跳车便成了更为“安全”的选择。

7月，一名半裸男子凌晨闯入全季酒店女住客的房间，并脱掉内裤露出隐私部位，被赶出房间报警后逮捕。8月6日，全季酒店官方微博发布致歉声明，并表示将对全国所有门店安全管理措施进行全面自查。

10月，厦门市集美某小区出租房内发生一起命案。经警方调查，死者为女性，是外地来厦人员，今年8月通过厦门怡某佳房产中介公司租房搬至该小区居住。犯罪嫌疑人是厦门某佑房产中介公司员工，因无力偿还所欠债务，于10月1日凌晨攀爬窗户入室抢劫，又因担心被害人报警遂将其杀害后潜逃。

韩国电影《门锁》剧照。

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女性的人身安全为何屡遭无差别的威胁？涉事平台为何屡屡得以隐身？而不少人对此的告诫却是：女孩子们不要穿着暴露、不要深夜出门、不要做出带有性暗示意味的举动。

问题是，这些看似明智的建议不仅建立在虚假的经验假设之上，也暗示了减少暴力犯罪的道德责任应该由女性自己来承担。正如我们不断强调的，性别暴力是系统性的暴力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公共安全问题，它不该是女性个人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代价，也不该成为女性的枷锁，它需要的是社会与企业真正担负起公共安全保障职责。

05

女性镜像：

是今日再现，也是昨日重现

关键词

女性群像剧

《你好，李焕英》

《我的姐姐》

《爱情神话》

女性群像剧无疑是近年来的热门题材。从2016年的《欢乐颂》、2017年的《我的前半生》，到2020年的《三十而已》，这些剧的市场表现都不错。虽然这些剧的话题性往往大于艺术表现，但它们与现实生活中的性别议题两相交织，各为镜像，因此获得资本的垂青与社会的关注。

今年也出现了不少女性群像剧。除了冯小刚备受瞩目的电视剧首作《北辙南辕》“扑街”之外，《我在他乡挺好的》和《爱很美味》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爱很美味》自开播以来评分一直上升，最终落在8.2分，成为今年年末的一匹黑马。这部剧将目光聚焦于三个30岁左右的女性，用“饮食”串起了几位女性主角的生活。无论是在性别议题的抓取上，还是人物剧情的塑造上，都被评价为少有地“真实”。更重要的是，每当剧中三位女主角的生活触礁，她们也不再依靠以往女性群像剧惯常出现的“霸道总裁拯救我”来脱困。

电视剧《爱很美味》剧照。

“澎湃思想市场”发布的文章《〈爱很美味〉展现了女性群像剧的进步吗？》认为，过往，女性群像剧的问题更多在于艺术呈现上的简陋、粗糙，以及观念表达上的教条、喊口号。这部剧不仅精准地点出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微妙处境，更重要的是注重展示了女性对它们的态度和应对。

在电影方面，聚焦女性话题的《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也在今年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尤其是《你好，李焕英》，票房口碑双丰收，贾玲也因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这些影片从不同侧面勾勒了女性长久以来的生存境况，也照见了女性在今日所面对的现实困境。不得不提的是，后两部电影的主要创作班底由女性组成。虽然在竞争激烈的影视产业中，女性创作班底还处于边缘位置，但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创作者的涌现，我们确实看到了女性话题作品中更为自觉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表达。

电影《你好，李焕英》剧照。

另一部黑马是正在热映的、由青年导演邵艺辉执导的影片《爱情神话》。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在点映期间就收获高口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作为一部聚焦中年男女情感生活的电影，导演在其中嵌入了真实真切的女性声音与女性视角。不同于过往女性电影被人诟病的观点式输出，片中的女性表达是借由性别反写来完成的。公众号“3号厅检票员工”在文章《啥他妈爱情不爱情》中提到：下到小女孩，上到中年女性，全部被反写了。对照着以往影视剧、甚至生活中的男性角色，导演把人们刻板印象中认为男性更容易去做、女性绝不会做的各种好事坏事，都反过来写到了女性角色的头上。与此同时，与过去男性角色推动剧情发展不同，这部电影里几乎每一条主线的推进，都由女性角色主导完成。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

学者戴锦华在接受2021山一说的首场论坛活动《进行中的赛博时代，影像还有多少可能》中提到：女性电影的意义是在于，我们期待“她”能够建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能够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去拓展我们的世界。我们也期待着来年，在这个镜像空间里，镜中的“她们”能为我们找到某些出路与可能，而镜外的我们也能创造出某些有别于当下的变奏。

06

小结：

“我已不再沉睡，海浪将我拥起。”

“我已不再沉睡，海浪将我拥起。”这句来自51岁河南农妇韩仕梅的诗句，也许是今年性别话题的最佳注脚。11月25日，韩仕梅受联合国妇女署邀请去到北京，分享她的经历。这句话也是她曾经用以鼓励女性反抗暴力对待的话语。

今年3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指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产生影响，实现全球性别平等所需的时间已经从99.5年增加到了135.6年。这也提醒着我们，性别平等的前路依旧漫长。

去年，国内疫情暴发期间，有微博博主发起了#看见女性劳动者#，呼吁人们关注疫情中的女性医务工作者与建设火神山医院的女性工人。今年，这一话题的阅读量达到10.5亿。

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了各行各业的女性正在“浮出历史地表”。8月，14岁的全红婵以刷新世界纪录的466.2分，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冠军。11月，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女航天员。12月，1995年出生的李嘉思成为国网杭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的第一位从事高空作业的女员工……

2021年，也有一些女性离我们而去。《中国妇女报》在12月15日发布的#年度她盘点#中，记述了这些离开我们的女性身影。她们当中有在8月6日抗台风工作中，不幸因公殉职的福建霞浦县松山街道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孙丽美；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外国文学第一编辑室主任夏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制史学家、新中国监狱史学奠基人薛梅卿；浙江大学退休教师、数学家朱良壁……

100年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鲁迅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天仍可追问。

2021年，尽管新老问题不断浮现，但我们切实地看到了那些醒来的女性，以及她们之间的守望相助。

新的一年，让我们继续站在一起，保持愤怒、保持发声、保持希望。最后，我们用哲学家努斯鲍姆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为了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一种不确定的信任和激进的爱。

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剧照。

本文内容为独家原创。作者：青青子；编辑：走走；青青子；校对：贾宁。封面题图为电影《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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