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耐安：为有才华的人服务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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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刊记者 大食

“一切都是有限的，具体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细节，全都是有限制的，你也没有办法都克服，但是尽力完成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它带给人的想象能激发人们的能量。在这种有限里面，我要尽可能完成一些某种意义上的无限。这些就是艺术工作的价值”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梁翰文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全文约6843字，细读约需15分钟

耐安从小爱看《本草纲目》，小学时经常翻阅国家为农村和贫困地区培养基层医生的《赤脚医生手册》，中学大量寻找医学院教材。她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还想过参军和做老师，后来，人生三大理想悉数未果，在制片人道路上走了几十年。

大学时，耐安打过数不清的架。一群人吃着饭，看隔壁桌不顺眼，扔筷子摔碗就干起来。有一回是跟好朋友娄烨、王小帅一起，对方拿着刀冲上来，“打疯了，在艺术院校挺出名吧。”现在回想，她没有一场架是为自己打的。时隔多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得说一句：“娄烨和耐安手挺黑。”

耐安最风华正茂的时期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新生事物大量涌入。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就读期间，他们这些享有文艺院校内部观摩特权的学生，看了大量没有删剪、没有字幕的原版中外电影。她听着同声传译，从默片时代的经典作品，一直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感官世界》《发条橙》《闪灵》等等，这些世界电影史上具有革新意义的代表作对她进行了电影的洗礼。她与许多后来的中国第六代导演既是同学也成了好友，常一起研究电影，完成了世界电影史的自我启蒙。“我们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中国最富变化的一个阶段，比70、80、90乃至更后面年代（出生的人）阅历上要丰富许多。你赶上了呗。”

与某些同学单纯在校听课或是沉迷拍片不同，大二那年，耐安开始接活。她给别人拍短片、MV和广告，和企业谈价格，组团队。“这其实已经算开始做小团队的制片人。”那时市场价一个广告的制作费通常也就几千块，耐安能谈到上万，都是10元面值一沓的现金，她的抽屉拉开全是钱。制片人之路就这样在耐安面前铺开。“工作中成就感最大的地方不是因为钱，更多是不断发现人才，进行思想交锋，会领略到才华和智慧的闪光，最后影片出来，依然能让你感受和回忆到这些。我更在乎的是人。不是一定要做出得奖的或票房大卖的片子，而是应该充分享受彼此的合作。”

在大学打下基础后，耐安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独立制片人。她入行时，电影演职人员中甚至没有“制片人”这个职位，她名字前写的是“制片主任”。多年来，她因与娄烨长期合作为观众知晓：从1995年《周末情人》开始，耐安先后担任了《苏州河》《紫蝴蝶》《颐和园》《春风沉醉的夜晚》《花》《浮城谜事》《推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娄烨作品的制片人。

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 (2009)，娄烨导演

90年代，耐安曾出演多部电视剧，但她早已自知不喜为演员，说拍的一堆电视剧都是“为生活所迫”。《苏州河》拍到一半没钱了，耐安去演电视剧赚钱，酬金寄回剧组给娄烨接着拍。近几年出现在《老石》《柔情史》等电影作品中，都是“江湖救急”。

1993年，记者爽子在一篇文章中形容耐安：“身材姣好、容貌漂亮，行为洒脱、风度潇洒，有着不会随波逐流的性格特点。她总是大大方方，爽朗地出现在人前，很有灵气，也很有个性。”耐安认为，在制片人这个职业上，她和当时一样没什么变化。“我二十几岁什么德行，今天还是什么德行，那时怎么叛逆，今天还是怎么叛逆，没有什么成长和成熟，但是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依然保持自我。”眼前的耐安说话依然干脆，笑得爽朗，骂起脏话毫不避讳，只是浓密的头发里出现了一些白，与黑色杂糅成灰。她一根接一根抽着烟，青灰的烟顺着铅灰的头发飘过去，锐利的眼神在一片灰里捉摸不定。

她接着谈起自己的心境因成为母亲发生了改变，称以前要求苛刻，眼里不能揉沙子，特别不能容忍道德和个性的缺陷，甚至长得不够好看都不愿意多接触。有了孩子后能“更有耐心去倾听，更宽容、更善解人意、更愿意去爱护不成熟的有缺陷的个体”。

采访快要结束时，我们聊到了蔡澜，我说他虽然在美食道路上如火如荼，但其实内心为自己四十年的制片生涯深感遗憾。“那我和他不一样，以后不知道，但之前尽管有许多不完美，我仍为我的前半生感到骄傲，而且我认为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很多有思想、有才华的人，我完全不后悔。我没有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做到我希望的那么好，但好歹是我想做的，我做了，我很幸福。”她把快燃尽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铅灰的头发被广州傍晚的夕阳镀上暖黄的光。

电影《苏州河》 (2000)，娄烨导演

“制片人的主动性或者决策的权力更大一些”

**人物周刊：**你最近几年也会接一些片子，比如说2018年的《柔情史》，还有像应亮导演的好几部电影。

**耐安：**我就是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我从事电影，并不代表我只是从事娄烨作品的工作。只不过是命运造就了我跟娄烨确实有一段难得的、长时间的合作，但并不意味着我就对娄烨作品之外的其他创作没有兴趣或者排斥。

当然，你举的这两个例子恰好比较特别，都因为遇到了一时很难解决的困难，我属于“救场”。《柔情史》开拍前有一笔重要的资金出了问题，但当时整个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剧组工作人员均已到位，主要场景也确定并支付了费用，可是主演却因故迟迟无法决定。当时临近国庆，北京很多地方都要粉刷一新，改造。如果不在规定的期限前完成主场景的拍摄，再回去就全变了，但那又是导演最理想的一个场景。总之，如果不按时开机拍，损失就不仅仅是钱的事了，很多艺术创作上的要求就会达不到，需要重新再花人力、物力、精力寻找。时间紧任务急还缺钱，怎么办?这个时候剧组就又来找我，希望寻求我的帮助。他们遇到的困难，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在演员人选的问题上，没有钱之后很多理想的合作就无法达成。我一看，好像也只能我来了吧。在当时可供选择的范围中，我是义务为他们提供帮助的选项，至少我答应之后，麻烦和困难可以消解掉很大一部分。于是我两肋插刀就上了。

**人物周刊：**所以并不是那个剧本本身对你有吸引力？

**耐安：**我觉得剧本很好，这是合作的前提，作为新导演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我本来完全没有意愿、也没有时间去做表演工作。按原来理想的状况，这母女俩的角色都不应该是我和导演自己上的，都应该找职业演员。另外几部片子也是类似的情况。我都是因为救场所以才临时顶上，全都不在计划内。当演员从来不在我的工作计划里。

电影《柔情史》 (2018)，耐安饰演导演兼主演杨明明的妈妈

**人物周刊：**之前娄烨导演的几部电影里面也有你。

**耐安：**对，但那是我自己做的片子，早年低成本制作不得不省钱啊。而且那些角色又都特别难弄，要不就各种死来死去，要不就得在什么水里坑里折腾，找合适的演员比较困难。谁可以不顾一切地去演？只能是我。但你只会在娄烨早期的作品里看到我，从《苏州河》之后，就很难再在娄烨的作品里看到我的影子了。

**人物周刊：**你明确跟他说了，以后你拍片我就不演了？

**耐安：**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我是制片人，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我既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去演，我也没有戏瘾。我学的是导演，但是导演专业毕业之后，为什么后来却变成了制片人？这跟我们整个的合作过程和创作及工作的需求有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想好了的。比如我们做第一部《周末情人》的时候，没有那个意识说“我是制片人”，但是后来概括我做的所有的工作，其实就是制片人的工作。

在我们开始拍片的年代，国内行业还没有制片人这个概念，记得当时影片上写“制片人”电影局不批。你去看我们的处女作的话，会发现我的署名只是制片主任。中国允许在影视作品中署名制片人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后来行业通行的“监制”“制片人”等称谓，在那个时候都不被批准。

**人物周刊：**但那个时候这些工种已经存在了？

**耐安：**实际是这样，制片人是种专业性称谓，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项目及其制作团队的负责人和管理者，协助并承担了导演创作以外的诸多事务性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电影行业已经开始有民营制片公司出现。以前拍电影，由国家发放指标给电影厂，理论上其他单位是不具备拍片资质的。民营制片公司刚出现的时候，通常需要向电影厂去购买一个所谓的电影生产指标，你才有合法拍电影的机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如今政策和行业状况都有了很大变化。

作为一名专业电影工作者，我进入这种工作模式相对较早，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组织结构专业化和职业化将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趋势。

**人物周刊：**那个时候在你的理解中，制片人要做什么？

**耐安：**那会儿跟现在的理解一样，辅佐导演创作、搭建制作团队、为影片融资，影片完成之后，要操作影片的推广和销售工作，积极寻找各方面的合作伙伴。

不同之处在于，当年国内不存在“市场”，想回收成本，做完片子只能考虑出口到国外，去参加一些电影节竞赛，通过海外影展的专业性平台进行影片的国际销售。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所有区别也就是国内行业这几十年的变化，我们不过是洪流中的一员，都跟着时代走。

**人物周刊：**你觉得制片人职业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耐安：**一句老话：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人物周刊：**所以你觉得在制片人这个行业里面，你可以做到最好？

**耐安：**一定程度上吧。另外，对于一个项目来说，制片人的主动性或者决策的权力更大一些。它依然也会有被动的那部分，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充分发挥我的能力，表达我的认识。

电影《推拿》 (2014)，娄烨导演

“怎么弄的啊？这片子怎么拍出来的啊？”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想过当导演？

**耐安：**我学的就是导演。

**人物周刊：**但实际上没有真的去拍片。

**耐安：**没有，关于这一点，我的想法早就升华了。这么多年做下来，能够遇到这些我欣赏的有才华的艺术家，并且能有机会为比我更有才华的人服务，于我而言，人生已经足够美好和幸福。我没有那种强烈的、非常个人的，必须是我耐安怎么怎么的想法和欲望。当然合作的对象必须志同道合，彼此在电影美学趣味上、创作理念上必须一致。谁更擅长哪部分，谁就去做。在我的认识中，电影从来都是一个合作和协作的产物，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过程必不可少。

**人物周刊：**才华指什么？

**耐安：**导演的能力，艺术家的思想，缺一不可。你光有思想，但没有能力把它表达出来，别人就无法领会；你有很好的能力，但是境界浅薄，也不行。

**人物周刊：**这种需要长期相处才能感受到吗？

**耐安：**可以看出来。优秀制片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眼光。我现在很难用一个标准告诉你怎么就能感觉到，因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经验。对专业的了解、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认识等等，所有的一切形成了直觉的那一部分。然后就像CT或者X光扫描，我跟你交谈一番，或者让我看到你的创作，有些即便还只在文本创作阶段，或者你跟我谈你的艺术见地，林林总总，通过这些我能感受到。

**人物周刊：**我觉得跟你刚才讲的志同道合是有很大关系的，你的眼光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耐安：**更准确地说，志同道合是理想合作的基础，不仅仅是导演，也包括其他合作伙伴：投资方、演员、工作人员。尽管有时纯度还是会不太一样，但必须有一个最起码的了解、认识和信任，才有可能建立起合作。有不少一开始很好，弄着弄着就分崩离析或者分道扬镳。

**人物周刊：**你提到刚做制片人那个时候，电影行业跟现在很不一样，甚至这个职位都不存在。当时遇到了什么困难？

**耐安：**很难具体。但在一个困境里面依然能够存活下来，同时还能继续发展，接近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想想还是牛逼呗。我可能不如某些人聪明，但是我比某些人有毅力；我可能不比有些人毅力更强，但是我在某些方面更具智慧。不同方面的能力往往是是不同种类的兵器，就看你怎么用了，遇到不同的对手或者困难的时候，要用适合的方法去应对解决。

其实也没有自信到说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可能在很多同行的眼里我能力比较强，有些事情在他们看来是“怎么弄的啊？这片子怎么拍出来的啊？”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依然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一切都是有限的，具体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细节，全都是有限制的，你也没有办法都克服，但是尽力完成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它带给人的想象能激发人们的能量。在这种有限里面，我要尽可能完成一些某种意义上的无限。这些就是艺术工作的价值。

**人物周刊：**但我们会觉得，导演是在从事艺术创作，但是制片人离艺术创作会比较远？

**耐安：**分工不同。很多像我一样的制片人，某种程度也会参与到创作层面，这很正常。今天和另一个记者聊天，她问我怎么看现在行业里面有很多制片人，可能不懂专业，片子怎么拍出来的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也不知道……大概了解故事，能找来钱，能雇来这些人，他就是制片人。我说对啊，也可以是啊。制片人也是有不同类型的，在进行制作管理时，并不是凡事都要亲历亲为，但最好得懂，知道这个片子需要的是什么感觉，艺术上的要求是什么，还要非常清楚每一个部门工作的内容和性质，因为只有知道、了解了，才方便以一个专业的方式去管理和带领。像我刚毕业那时候，什么都做过的，学生时代就开始去各个部门实习，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助理，比如导演部门，我做过场记、副导演、执行，像现场副导、管服化道的副导、演员副导，都做过啊，做过就都明白了嘛。制片也是，我做过场务、剧务、生活制片、外联制片、现场制片，各个部门全做过了，我还演过戏，对吧，我还给摄影组拎过箱子，扛过轨道。以前我从早到晚都待在现场，所以心里面都有数。

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2018)，娄烨导演

我就是中国人，我到哪儿都是中国人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会和导演吵起来？

**耐安：**如果有关制作，任何时候都有可能。

**人物周刊：**但是跟娄烨吵得最多了？

**耐安：**那没办法，因为和他合作最多，不是说什么都必吵，但是30年下来吵过不少，但我们该怎么吵怎么吵，过后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不影响信任。

**人物周刊：**吵得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

**耐安：**次次都很严重，次次周围的人都觉得哇靠，这两人要绝交了啊。第二天就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都不用第二天，不会过夜，也不需要有别人来劝，他不会来给我道歉，我也不会给他道歉。不需要。不是有那句特别操蛋的话，“世上所有啥啥啥，都是久别重逢”，所以当你跟这个人合作，也是某种久别重逢，很多东西不需要再重新建立。

**人物周刊：**只对娄烨吗？还是别的导演也是？

**耐安：**所有我欣赏的，都是久别重逢。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以一个制片人的眼光来看，娄烨和王小帅的才华是什么？

**耐安：**干嘛要我来评价，这应当自有公论吧。他们的才华那不是都证明了吗？在学校的时候，他俩就是他们班专业最好的，考试成绩也经常名列前茅。我知道这些早晚会被证明的。但是要具体说的话，那就是太技术性的了，比如说他们都有很高的美学的水准，他们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都有很强的语言能力，因为电影讲故事和小说家用文字讲故事、音乐家用旋律讲故事是不一样的，我说的语言能力是电影的语言能力，他们都是中国这一代导演里面的佼佼者。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有时候也挺操蛋，但总体来说都是正派的艺术家。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不作为一个才华的评判标准，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极具才华的天才，同时又是极没有道德的人，就传统认为的或者世俗约定的那种（品行），跟才华没有直接关系，可以是个渣男，可以是个斯文败类，可以是个杀人犯，可以是个强奸犯呢，台湾那个张作骥不就是？但是他的才华你不能否认。我知道他们的与众不同，就是聪明。

**人物周刊：**所以道德标准也是你选择合作对象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吗？

**耐安：**我有要求，但这个不是依附在别人制定的那种标准之上的。我会自己来判断，某些部分可能和世俗的约定不一致。

**人物周刊：**有什么不一致的？

**耐安：**不告诉你。

**人物周刊：**一致的呢？

**耐安：**有社会责任感，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不好意思，即便我被禁拍时，我也坚定认为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曾经有无数次便利的机会，可以成为持有外国护照的人，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中国国籍。当然这只是一种局部表象，姑且可以狭隘地理解为，我的身份认同也是我爱国主义的一部分，尽管我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爱她，我就是中国人，我到哪儿都是中国人，明白吧。

**人物周刊：**你曾经被禁拍五年，那段时间你的心态怎样？

**耐安：**五年又怎样呢，牛逼啊还怕这个？正好开展别的。我们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当然不知道会是五年了，反正我本人就是接受现实的心态。没有那种哇靠要死要活的，没有。我承认我犯规了，我违反了规定，我接受因此带来的所有惩罚，心甘情愿。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如果我干了一件自己都无法接受的事情，内心会充满了负罪感。

只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我并不想炫耀什么。从打懂事开始，我也做过不少令自己感到后悔的事情，但绝不是这件事情。具体到《颐和园》影片工作，是不是哪个镜头可以拍得更好或者哪些准备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哪方面想的可能不够周全，可能这种后悔会有，但是绝对不是被禁拍这件事本身。

2019年2月11日，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主创（左起）：迈琳琳（服装造型）、耐安、霍纳斯·科尔斯特鲁普（音乐）、娄烨、马英力（编剧）

人物周刊：****《风雨云》后悔吗？

**耐安：**谈不上后悔。非要较真我可能稍微有一点后悔选择广州，真的遭遇了太多麻烦和困难。但是我们不得不选择这里，不是粤港澳大湾区嘛，在影片背景下的那个年代，这个区域具有代表性，所以只能选这儿不是？改革开放这里就是门户啊，一个窗口，一切都在这儿，换个别的地方就不对了。但是要从具体的制作困难，完全从工作和操作的角度来看，我可能会说真的后悔选这儿。

但是这里面所经历的种种不足为外人道也，懒得说，之前那个记者问我，为什么这一年都在做评委？我说我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息、调整。《风雨云》拍完后，我迅速拍了三部片，不同导演的，其中两部都是在境外拍的。你大概是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我想换个地方呼吸一下。这一年参加各种各样的电影节、影展，都在看别人的片子，作为评审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但是我跟自己说好了到12月为止，所以这次南方电影节结束之后，我的新项目就准备开机了。还是接着拍吧，真没时间再四处交际了，这就老老实实回去做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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