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寝学姐张美玉部长出了一道难题 | 舆论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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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职院学生会干部张美玉查寝一事，发生在2020年，当时校方就作了处理，近日因查寝视频曝光，学校重申了当时的处理决定。张美玉六人在查寝时摆出检查者的睥睨姿态，以及乐在其中的角色沉浸，超越了校方谨慎回复，俨然成了时代特征的小小象征。

如何评判张美玉为首的查寝小队，舆论本来是有一致，批评意见居多，看不惯张美玉们的做派。而在正经评论之外，更多是看笑话的态度，模仿视频也有制造，引申张美玉查寝事件的讽刺意味，暗讽官场习气的下流化，亦即权力欲在社会细部的愚蠢呈现。

群嘲张美玉时，有一两种声音在低语，委婉地替张美玉抱不平，认为大众的情绪属于“过度反应”；还有更进一步的辩护者，“同情”张美玉，认为她“替真正的官场承受全国网友的炮火”，甚至嘲讽批评者，“只有批评学生会干部，才不会有什么风险”。

张美玉收获同情者，这本是观点竞争范畴的常见现象。在社媒时代，比张美玉更不堪的人都有公开的拥护者。观点“反转”往往比事实“反转”更频繁地发生，就此提炼出经常是相互冲突的立场。与其说张美玉分化了批评者，不如说她给大众出了一道难题。

“恶猜公权善待个人”原则的终结？

张美玉的同情者使用动机论反唇相讥，削弱批评者的合理性，在下意识中展示了他们更为本质的行事依据。那就是，他们为张美玉的辩护不是轻率为之，而是遵循了一条前舆论时代的评论原则，那就是“恶猜公权，善待个人”的原则。

这条原则的含义清晰明确，就是字面所说的意思。它要求在舆论事件中，区分抽象的公权和具体的个人，在批评的指向上有所区分，有所侧重，有所为有所不为。哪怕是批评官场中的“个人”，也适用此一原则，民众有批评公权的绝对自由，个人享有豁免权。

恶猜公权与善待个人，闪烁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和人文色彩。它首先设定存在一个观点的公开市场，各式观点在此互相砥砺，清浊自现。其次，它预设了批评的优先项，监督公权，放过复杂人性；再次，它用“公而忘私”的伦理选择，搁置了道德认定。

在市场化报纸主导前舆论时代的情况下，这条原则虽说未被所有评论者采纳，但从批评的总体结果看，印证了它的有效性。不揣冒昧地说，张美玉的同情者、辩护者，仍未走出这条原则，仍是这条原则的代言人。这是抱残守缺还是坚守初心，仁智互见。

恶猜公权善待个人的原则，对评论者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因为评论者自身的德行也会被这条原则遮蔽，人们看到的都是慷慨陈词，以及为苍生济的情怀。在社交媒体建构的后舆论时代，公知走向末路，其内在的因果业报恐怕最早可追溯到这条原则。

在张美玉查寝之前，少则五年，多则逾十年，这条原则已经被打破。公众要处理大量的道德评价任务，即使公权被“恶猜”的情况仍在，但程度有了极大缓解，而“善待个人”愈发困难。前舆论时代的言说原则，蜕变成“恶猜个人与善待公权”，反而更为常见。

张美玉们的同情者为何不合时宜？

恶猜公权与善待个人，这一原则在后舆论时代丧失了立足点，原本令其存在的基础——官民共治的努力、公权与个人的疏离关系、大众舆论生态等诸方面都有剧烈变动，自然地，张美玉的同情者抱紧该原则行辩护事宜，体面与否另说，不合时宜倒是真的。

这里的“不合时宜”是中性词，形容那种未褪尽前舆论时代习惯、又未全然归顺后舆论时代的言说者处境。道德用来分清对错，伦理是对道德处境的应对。恶猜公权的人，不接受恶猜个人的新风气，看起来是道德洁癖，有时候却只能留下公开言说的伦理污点。

背景中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公权与个人不再是泾渭分明，随着社会这一中间地带的萎缩，公权与个人之间出现了不可分割的融合。即使在女生寝室这种社会的细枝末节处，公权都以它的实际身份亮明存在，个人成为公权的某个面向，一种被强化的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区分公权与个人变得相当困难。若强行坚持“恶猜公权善待个人”原则，就只能削足适履，假装该原则的现实基础没有被掏空。如此，秉持这一原则的天下正声，很容易落入虚伪的境地，或者言诡而辩，却自以为是一个讲原则的人。

具体到查寝学姐张美玉，批评意见反对的一帮欺负人的学生干部——她们不是正儿八经的官员，却将颟顸的官场习性带到宿舍。张美玉们受到谴责，不是替“真正的官场”受过，因为她们已经成了“真正官场”的仿拟式延伸，恶猜公权与恶猜个人同时发生了。

显而易见，在张美玉查寝的场景下，“恶猜公权善待个人”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该原则内在两个方面无法并存。张美玉的同情者以为捍卫了原则，哪知道原则已经破碎，同情者就此露出了虚无主义的面貌——究竟是原则还是同情者本人变得一文不值了？

是因为无风险才评论的吗？

本文并不是要与张美玉的同情者过不去，实际上他们很有勇气，在言论大势下逆潮流而动，怀着过去的原则，冒舆论之大不韪，说出哪怕是不合时宜的话。重要的是，公权与个人的互动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双方的面貌，将社会评论拖拽到新的言论基础上。

正如开头所引，对张美玉的批评会被嘲讽为“不敢评论更有风险的对象”，被嘲笑为权衡利弊的苟且偷声。张美玉的同情者似乎在说，评论查寝一事是过度阐释，也是怯懦的表现——因为批评者不敢去踢钢板，只会欺软怕硬，所以没有资格恶评张美玉们。

同情者这种混合了动机论、资格论的观点，其实比困在前舆论时代的原则里更让自身窘迫。因为他们不承认，或假装看不到公权对个人的浸润，无时无刻，无以复加。但他们点出的批评者的立场，不是“无风险才评论”，而是有着更值得理解的现实。

必须说明的是，前舆论时代“恶猜公权善待个人”的原则，寄予着改良思维，在官民共治的氛围下，多少对未来改变有些期待，所以才想要为官民互动和舆论监督划定界限。但现在的情形，无论是民众心态还是社会心理，都有极大改观。

新的言论基础之一，社交媒体构成后舆论时代的基本面貌，民众明显减少了对公权运作的参与式共享思维，但对被动卷入其中也没有强烈反对；对公权日常表现出的侵略性，不再存有积极的监督心态，而怀有明显的宿命论和旁观者心态。

说简单一点，舆论场中的批评越来越没有什么建设性，批评者在具体舆情事件上只是一说了之，留下一种自发形成的舆论压力，官方怎么消化，民众基本是听之任之。反而是体制内监督机制，因为敏感，所以极易被触发，但触发往往不是大众主动追求的目标。

新的言论基础之二，公权的扩权过程中，权威性与模糊性同时增强，舆论定性能力与自找麻烦的能力俱增。比如在西北某地铁事件中，那名保安的权限问题，既成为批评的着力点，又在官方不置可否的回应中激发舆论关注，保安成为个人与公权的一体两面。

假如仍旧抱着前舆论时代的原则，完全能找到为保安开脱的说辞，例如——“如果所有人都像那位女老师，那秩序怎么办？”“保安只是替真正的责任人承受全国网友炮火”“批评保安没有什么风险”。可谁都知道，类似托辞不仅不会被大众接受，更会被标记为营销号在接单。

新的言论基础之三，来自于上述两类基础的合成，亦即后舆论时代大众透过舆论情绪予以伸张的，不是什么对民主参与的吁求，而是对德政的反复重申与强调。在个人被深刻制度化的今天，公权与个人很难再凭借区别延续那个老旧原则。

以批评的低风险来嘲笑对张美玉的批评，荡漾着一种逻辑滑坡的油腻，洋溢着不算高明的市侩气。历经长年持续的管理政策，识别并处理好当下舆论场的刚性风险，并不算什么圆滑或罪过。另外，因个人成色的变迁而勾连起批评的多面向，早已是基本常识。

张美玉当然不是第一个出现在公权与个人交集处的批评对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她是从前以后许多个个人的叠影。公权与个人皆有巨变，“恶猜”或“善待”的宾语不再像前舆论时代那样绝对，对个人的道德批判隐含对特定人的伦理期待。在个人的终结处，原则不停地重新塑造。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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