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的河南工地上，一群农民工的牛马生活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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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着在地摊上买的廉价衣服，扛着蛇皮袋回到老家，看见了衣着光鲜、正在读大学的二姐，她得知我就挣这么点儿钱，就嘲笑我：“咦，要饭的回来啦？我看人家出去打工挣钱都恁容易，你挣钱咋就恁难呢？”

配图 | 《做工的人》剧照

在我老家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农民外出打工从事最多的职业就是建筑工。通常先从小工做起，平时有点眼色、多讨好一下大工，跟大工学着砌墙、扎钢筋、支模板，慢慢也就变成大工了。胆子大、脑瓜灵的，慢慢学着包工程，就成了包工头。

我曾在郑州的建筑工地做过一年多，都是在G老板承包的工地当小工。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网上特地搜了一下G老板的名字，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总了，头衔一大堆，什么优秀企业家，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创业之星等等。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民工能混到这个地步，确实不简单。如今他的公司不但在全国承包建筑工程，甚至开始走出国门，看G老板和一群外国政要合影，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我只是有些疑问——他在国外招募的建筑工人的待遇怎么样？一天做多少个小时？国外的劳动法和国内的劳动法之间的差别大吗？

初中辍学之后，我先是在家种田、放牛。1999年正月，我跟着一群老乡去新疆干水电工。刚去没什么活儿，玩了一个多月，后来接到活儿了，就没有一天休息了。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接水管，穿电线、挖沟，在墙上打洞，没一样轻松活儿。我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9个小时左右，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能休息10几分钟。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每天工作19个小时、连着几个月一天都不休息的工人，他们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眼珠子通红，眼睛四周的皮肤也通红，不断地蜕皮，一层一层的皮翘起来，看着就想用指甲抠，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着根本受不了。

我记得那个工地（据说是“妇联大楼”，是区妇联还是市妇联我就不清楚了）连厕所都没有，工人们都去旁边一栋废弃的框架楼里方便。晚上去楼上，白天去地下室。有的工人累得拉屎的时候就能睡着了，直接坐在了自己拉的大便上。可他仍旧没醒，就那样光着屁股，带着满屁股的屎睡着了。

每天真困呀！我那时候最想不通的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他经常失眠睡不着？每天为了避免睡过去，我总是带着一瓶水，困得实在受不住了，就往头上浇一点。

做了半年，我非常想家，实在受不住了，就跑回了家。那年老家大旱，几个月滴雨未下，家里的水稻都焦枯了，能点着火。家里这么困难，我在外面又没挣到钱，觉得怪丢人的，怕邻居看见我，我就在种菜的小屋里躲到天黑才敢往家走。

我在家玩了几天，又去了信阳的建筑工地。和我在新疆的经历比起来，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就像一下子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2000年，西部大开发，人们都一窝蜂似地往新疆跑。一个包工头又来找我去新疆打工，包年，一年给3500元。一听他提起“新疆”两个字，我就发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去年人家找我去新疆，还是4000元一年，今年不但没涨，还少了500。这个包工头说得很好听：“虽然给得不高，但钱过硬，过年回来一分钱不少。”

他见我不去，又去找我的发小小鹏和小亮。小鹏初中辍学后在修车铺当了2年学徒，没有工资，听说去新疆可以挣钱，他想去——他很想考个驾照，正缺这笔钱；小亮初中辍学之后无处可去，也想去。

他们两个来找我，劝我同去，我则劝他们别去。结果我们谁也没有劝动谁，他们两个到底还是去新疆了，我依然留在家里放牛种田。

到了夏天，小亮跟去年的我一样，也狼狈地逃回来了。我那时临走前包工头还给了300元路费，他却是一分钱没拿到。

小鹏是到过年才回来，穿着一身破衣服，跟个乞丐一样。辛苦忙碌一年，只拿到900多块钱，就这，还是他豁出命去要回来的。

在乌鲁木齐上火车之前，包工头不给工钱。拿不到钱，小鹏死活不上火车。包工头担心把小鹏扔在新疆丢了，到时小鹏的父亲找他要人，就搂着小鹏的肩膀劝他：“老弟，先跟我回去，回到家就给你结账。我是看你小，这一路上小偷多，钱给你再弄丢了，你咋不知道好歹吔？”

小鹏说：“弄丢了不让你管，你把钱给我就行了。”

包工头又说：“先跟我回家好啵老弟？回到老家，我要不给你钱，我家里的彩电、冰箱随便你搬。”

几十个工人，大家都傻傻地站着，看着小鹏一个人跟包工头闹。眼瞅着火车快开了，包工头只好把小鹏拉到一边，偷偷地往他口袋里塞了一沓钱。小鹏也没敢掏出来看，隔着口袋摸了摸，还挺厚的，终于答应上车了。

在火车的厕所里，小鹏把钱掏出来数了数，才发现都是小面额，只有900多块钱。回来之后，他再也没能要回一毛钱。

小亮回来玩了几天，我们一起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当小工。之后我又去跟着一个河北老板学着安装锅炉、烧锅炉，后来又去服装厂当学徒。反正就是没啥正经工作，到处流浪。

2002年正月廿六，我和表哥一起去郑州建筑工地打工。那年我20岁，表哥24岁。表哥是头一次出门打工。他高中辍学后在我们村小学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因学历太低，于2001年秋被清退。

之所以决定去郑州的建筑工地打工，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包工头G老板在那里混出名堂了。他每年同时承包着10多个工地，手下有1000多个农民工。老家有不少人在他的工地干活，过年回到村里，都说G老板人不错，从不欠工人的钱——单这一条，在当时就超过了绝大部分的包工头。

据那些回来的人说，啥也不会的小工一天都能挣27块钱，大工那就挣得更多了。伙食也好，每天都有肉。早饭有油条、菜角、糖糕吃——嚯，了不起！你们见过哪个老板舍得给农民工吃这些？

那时候的农民工待遇极低，早上能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工资高、不欠钱、伙食好，有这3条就足够了，还要啥自行车？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就要去跟着G老板干。G老板手下有20多个工头，负责招募工人、领着工人去工地，然后指挥着工人干活。我们村就有个工头，是G老板老婆的姐夫，姓周。

走的那天上午，表哥先扛着蛇皮袋来到我家，我也开始收拾行李。那时候农民工的行李都很简单——先把被子卷紧实，塞到蛇皮袋里，再塞进两件平时穿的衣服和一双布鞋，接着拿一个碗和一双筷子——我现在都觉得那时的自己简直莫名其妙，为啥要带碗和筷子？去郑州再买不行吗？可那时候农民工都是这样做的，人人都自带着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我扛着蛇皮袋，和表哥一起去了周工家。周工家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每人都扛着一个大蛇皮袋。周工见人来得太多，就淘汰了一部分——超过50岁的不要，不满18岁的也不要；太胖的不要，太瘦的也不要。那年代找工作不容易，就是又脏又累的建筑工，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建筑工地都是粗笨活儿，不需要太多的技巧，有力气就行。我和表哥都很健壮，自然都入选了。

有个小伙子的父亲，为了让周工多关照自己的儿子，自告奋勇开着他家的手扶拖拉机送我们去街上。我们把蛇皮袋放在车斗儿中间，然后坐在蛇皮袋上，挤了满满一车。为了防止挤下去，我们就手拉着手。

之后，我们又从街上坐班车去明港火车站。提起明港，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但这旁边以前有一个五七干校，钱钟书和杨绛曾经在这里待过，他们也曾多次从明港火车站往返北京。

我们买的都是无座票，在明港等到晚上8点多，周工听说火车快来了，就把我们集中到站台上等着。黑压压的一大片，约有上千人，几乎全是衣着朴素、头发蓬乱、扛着大蛇皮袋的农民工。

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有人喊了一嗓子：“火车来了！”人群骚动起来，都伸着脖子往南看。一辆破旧的绿皮火车慢慢驶过来，车灯喷射出刺眼的光芒。火车还没停稳，大家就扛着蛇皮袋往车门跟前挤，乱哄哄的。有些人被挤倒了，被踩得直叫唤。好不容易挤到车门前，车门却不开。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车厢里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周工发现火车里坐着一个熟人，就使劲拍打车窗玻璃。那人扭头往外看，也认出了周工——后来听说他是在信阳站上的车，也是去郑州的建筑工地打工。那人忙起身把车窗往上提，刚提了一条缝，就被车里的几个男人摁住了，里面已经够挤了，他们不想我们也爬上去。

有工友拿出撬棍插在窗缝里往上撬，有工友指着那几个男人叫骂。那几个男人看我们这么多人，也不敢再阻拦了。车窗终于提上去了，我们纷纷顺着车窗往里爬。我先把蛇皮袋塞了进去，接着猛地往上一窜，上半身探进了车窗。表哥在下面推了我一把，我顺利地钻进去了。再回头去拉表哥，火车就启动了，表哥没能上来——跟我们一起的，有一大半人都没能上来，车门始终就没打开过，他们又在明港火车站等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才挤上火车。

第二天早上天快亮的时候，我到了郑州。周工打了几辆车，把我们送到一处很大的工地，然后他带着一部分人去了另一个工地。我们留下的人都有些生周工的气，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原指望能跟着他受些照顾，没想到他把我们留给了一个陌生的工头。

这个工地的工头是老板的亲弟弟，人长得胖胖的，看上去很和善。建筑的主体已经完工了，我们每天就干些挖沟打墙、修修补补的小活儿。一天，工头派我们抬着电焊机去把预留洞口的钢筋烧断。20多层楼，从楼顶上，一层一层往下烧，烧断的钢筋就从洞口掉下去。我们烧到底层才发现，最下面的房子里竟然还住着人，烧红的钢筋从洞口砸下来，引燃了被子。从上面下来的我们只看到门敞开着，屋里一片狼藉，门口扔着被子，被子上湿漉漉的，上面都是洞。这个房子里面是不许住人的，所以也没人追究责任，烧了就烧了。现在想来，我只是觉得好危险——万一屋里睡着孩子可怎么得了？

工头很喜欢下象棋，因为我的象棋下得好，他就经常让我陪他下，说下象棋也算工。

这里的伙食并不算好，素菜中只有些许肉星，一天还扣5元的伙食费。早上也并没有什么传说中的油条、菜角、糖糕——也许以前是有，今年看来的人多了，也就没有了。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才真正吃了一顿肉，纯的，全是肉，每人半碗。

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黄色的搪瓷碗，一个打菜，一个打饭。一群工人就围在肉锅四周，右手拿着碗伸到厨师面前，厨师也不抬头看人，看见碗伸过来，就舀一大勺肉倒在里面，得了肉的人就转身去打米饭。

我们村的老胡家里有3个孩子，都在上学，负担重。我们没结婚的小年轻偶尔会去街上买些卤肉吃，他从来不买，把钱省下来，寄回去给孩子用。他带的被子又旧又单薄，身上穿的又脏又破。天冷时，建筑工地的小头头们都会发一件军大衣，有个晚上，一个小头头在工地视察，突然感觉楼上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淋了他一头——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在楼上拉屎。可把小头头气坏了，他破口大骂，发誓要把肇事者找出来，狠狠惩治。可到底也没把人找出来，小头目就把沾了屎的军大衣也扔在了垃圾堆上。老胡看见了，抢步上前，一把薅住了，如获至宝，生怕别人抢似的。军大衣没法洗，老胡就放在太阳下晒了晒，又用刷子刷干净，晚上睡觉时盖在身上，高兴了好几天。可年轻人都觉得恶心，说他的军大衣散着臭味儿。

吃肉那天，别人都打了半碗肉，只有老胡留了个心眼，他把右手伸过去打了半碗，缩回来，又把左手伸过去打了半碗。

做了两个多月，我们又被调到郑州火车站后面的“水电段”工地。这个工地很小，只有一栋8层高的楼。工头姓黄，还不满30岁。

表哥也在这个工地，他头一年出门打工，很想干出一点名堂来。黄工一叫他的名字，他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大叫一声“到！”以至于工友们都以为他当过兵，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表哥有一件灰色的旧秋衣，每天干活时都穿着。这件秋衣的后脖领子顺着脊梁骨往下，有一片颜色很深，很像是汗湿的，无论谁看表哥一眼，都觉得他很卖力，所以黄工也很喜欢表哥。

在这个工地，我终于吃到了传说中的油条、菜角和糖糕。只是不能随便吃，一个人只能吃两个。每天早上这些东西刚被送过来，就有人把菜角先抢走了，接着是糖糕，最后是油条。

后来建筑公司的经理送来一个小伙子，长得极帅，像王一博。我们看他长得白白嫩嫩的，都说他干不了三天就得走。结果他却坚持下来了，连着干了一个多月也没走。他说送他来的经理是他舅舅，看他每天出入娱乐场所，怕他学坏了，就把他送到工地，从头学着包工程。只要他学会了，有他舅舅这个经理在，不愁包不到工程。他还买了几本建筑施工的书，每天下工了翻一翻。

有一天，黄工叫了几辆出租车，带着我们去另一个工地要账。加上别的几个工地去要账的，一共去了100多人。我们围在那家建筑工地的办公室门口，把经理堵在了里面。有个工头还找来一个白布条，上书几个大黑字：“还我血汗钱！”然后让2个工人各拿一根棍子，举着在街上走，后面还跟着几十个农民工。

几个经理被堵在办公室，出不得进不得。他们报了警，警察开着车来了，见工地门口围着这么多人，摇下车窗问了问，得知是经济纠纷，又摇上车窗走了。

一个女经理爬上办公室门口的桌子，对着我们讲话，说工钱已经付给我们的老板了，要工钱应该去找G老板，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公司是扣了你们老板几万块钱，可那是因为他不按要求施工，出现了很大的质量问题……”

黄工小声对我们说：“别听她讲，让她还钱。”

于是，我们都举着拳头高喊：“还钱！还钱！”

那个女经理讲了个把小时，可工人只是高声叫着“还钱”，她气得哭起来。工人都听工头的，让干吗就干吗，我们根本不管建筑公司跟包工头有什么纠纷。僵持了一天，建筑公司只能给钱。

我听老工人说，他们去年去过另一家建筑公司要账。那家建筑公司不但拖欠了一部分工程款，还把他们赶走了，把做了一半的工程交给了另一个包工头。他们那次去，不只要追回拖欠的工程款，还准备跟另一个包工头手下的工人打架。那个包工头手下有200多人，为了确保能打赢，他们去了500多人。为了能在混战中区分敌我，工头给每人发了只白手套，统一戴在右手上。听说还有“战前动员”，说万一哪个工人打死了，他的老婆孩子由G老板负责养。最后，他们赶跑了对方的工人，建筑公司没有办法，只得把工程重新交给他们做。

看来，想当一个包工头，远不是外行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只会精明算计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敢打敢拼，就像王健林说的：“胆子大一点！”要是怕把人打死偿命赔钱，就做不了包工头。

得知自己不是当包工头的材料之后，那个帅小伙就跑了。几本建筑施工的书扔在他睡过的地方，我拿过来翻了翻，几乎还是全新的。我表哥也不再想着当包工头了，干活也没那么卖力了。

夏天，“水电段”的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又被调去盖河南理工大学（当时还叫焦作工学院）图书馆。这处工地的工头姓王，是我们隔壁村子的。在帮G老板带工之前，他也包些小工程，手下也有一群建筑工人，全是我们那里的，绝大部分跟他都是亲戚，有叫他叔叔的，有叫他舅舅的，有叫他姨父的。

所以，每天派活儿，就按亲疏关系，最轻松的、工价最高的活儿，先安排给最亲的人，依此类推。我表哥的老婆是王工的表妹，按说也算有关系，但依旧被安排了最脏最累的活儿——拉水泥包。安排完了，王工还笑着对我表哥说：“老表，你受累呀。”

像我这样什么亲戚关系也没有的，当然也派不到好活儿，只能跟着表哥一起拉水泥包。这处工地的混凝土是自己搅拌的。表哥扶着翻斗车，我和另一个小伙子用铁钩子钩起100斤重的水泥包，扔在车里，一次装9包，堆起多高。然后表哥扶着车把，我们两个帮着，把车推上一道上坡，再把水泥包倒在搅拌机旁。

天热，我和表哥只穿着短裤短袖，搭班的小伙子干脆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沾上水泥灰，跟个泥猴似的。晚上没有洗澡的地方，反正工地都是男人，大家就站在院子里拿着自来水管往身上冲。水泥都结在身上了，根本洗不掉。

我们住的工棚里很潮湿，地面铺着一层砖头，踩上去“咕唧咕唧”直冒水。有个40来岁的男人，每天夜里发神经。多年前，他家新建了3间瓦房，他请来木匠做门，门做好了，木匠走了，他老婆也跟着木匠一起跑了。之后他怀里揣着刀子去外面找了一年，也没找到人，从此神经就有点不正常了。有时在深夜里，我们睡得正香，他就忽然咬着牙，恶狠狠地怪叫起来：“我X你妈，我要杀了你呀……”叫着叫着，就手脚乱弹起来，好像正在与梦中的仇敌进行激烈地搏斗。

工地的伙食很差，清汤寡水的，别说吃肉了，连油都没多少。在给我们工人吃的菜盆旁边，有一小盆瘦肉炒豆干，香喷喷的，是厨师自己出钱做的，可以卖给工人，5块钱一勺。那时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做10几个小时工，扣除饭钱，一天也就剩20块钱左右，一勺菜就要5块钱，舍不得呀！没结婚的光棍汉偶尔还能买一勺，养家糊口的中年人只能盯着肉菜，想着千里之外每天在田地中挥汗如雨的老婆，想着正在读高中、读大学的儿子、女儿，喉结动着，就是舍不得买。厨师用勺子磕一下菜盆，问他：“来一勺？”他扭过头去，一边吞咽着口水，一边强笑着说：“我不喜欢吃肉。”

在大学的工地干了一个多月，已经到了秋天。我听说黄工又调到了一个新工地当了工头，就决定去投奔他。我用公用电话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自己还暂住在“水电段”，让我直接去那里找他。

我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爸爸说，前年带着小鹏和小亮去新疆打工的包工头又接了个活儿，可因为前年的钱还没结清，没人去给他干，他急了，自己动手干，结果从楼上掉下来，把头摔破了，当场身亡，听我们村的人说，包工头掉到半空时，还大喊了一声“救命”——这下，小鹏的工钱也彻底没指望了。

我找王工支取了200块钱，说了我的打算，他同意了。于是，我把被子塞进蛇皮袋，扛着，坐上了从焦作到郑州的大巴。大巴前面的电视上放着《我的野蛮女友》，我看了一路，也想了一路：同样都是年轻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每天穿得干干净净，正常地上学、恋爱，而像我这样的青年农民，却只能扛着蛇皮袋，拿着微不足道的工钱，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

我从郑州火车站旁边的那个汽车站下车，一个男的喊我坐他的出租车，应该不是正规的出租车。我想着“水电段”也不远，再加上又扛着行李，干脆就奢侈一下，打车过去吧。我坐上车，告诉他去哪里，他开着车慢慢往前走，说不知道“水电段”在哪儿——“水电段”就在火车站后面，挺大一个院子，正经开出租车的不可能不知道。我告诉他怎么走，他就在汽车站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刚才的地方。我想还是不坐算了，走过去吧，就拉开车门下车，男人拉住我说：“欸——你坐车不给钱哪？”

我们争执起来，拉拉扯扯。一下子围过来好几个他的同伙，他们把我摁在车上，把我口袋里仅有的100多块钱全掏走了。

就这样，我身无分文，扛着蛇皮袋去了“水电段”。工程早已完工，工人都搬走了，只有黄工一家还住在这里。黄工的儿子还认得我，见到我热情地迎上来叫“叔叔”，可我却两手空空，啥礼物也没给他买，挺尴尬的。黄工请我在小餐馆吃了点饭，下午我就跟着他去了位于中国船舶713研究所院内的工地。

这个工地刚开始建，还没什么人。我是头一个来投奔黄工的，他很高兴，他在工地没有亲戚，我最先来投奔他，他就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后来派活儿的时候也对我处处照顾，把最轻松的活儿都派给我干。

这处工地是两个包工头合伙承包的，黄工是正工头，还有一个胖大的男人是副工头（其实是另一个包工头的手下）。副工头的一只眼睛坏了，大家私下都叫他“独眼龙”。独眼龙的枕头底下压着一本《金瓶梅》，每天睡觉之前拿出来看一会儿。

浇筑混凝土时，中间不能停工，如果这个工地的人忙不过来，就得从别的工地调人来帮忙。我们干了一天，接着又干了一夜。

天黑了，站在楼顶上，可以看到街道上霓虹灯闪烁，车灯如流水，下班的人潮正在奔赴一个叫“家”的地方。夜渐渐深了，住宅楼上的灯光渐次熄灭，街道上也安静了下来，只偶尔有一辆车快速驶过，或者有三五醉汉嚎叫几声。我们也开始了一夜中最困的时候，人人都盼望着混凝土输送车能出点故障，好歇一会儿。偶尔有了10几分钟喘息的时间，大家就赶紧坐下，把胳膊搭在膝盖上，把脑袋枕着胳膊上，睡一小会儿。我发现吃零食可以驱赶睡意，每到上夜班时，就带些饼干或糖果，困得受不住了，就放一块在嘴里，慢慢吃着，立刻就不困了。

度过极其难熬的两三个小时，街道上就响起了“呼啦呼啦”的声音，那是另一群底层的苦命人——环卫工——起来扫大街了。再过个把小时，路灯灭了，街道上又热闹起来。我们仍旧不得休息，接着又干了一天。连着干了两天一夜，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说什么也不肯再干了。有的人就回到工棚洗了脚，钻进被窝里睡了。

独眼龙是出了名的心黑，所有的工人都不喜欢他，一听说他在这里当副工头，调谁谁都不愿意过来。他没办法，只好在工棚里大呼小叫，喊我们接着起来干，见大家都在大通铺上裹着被子不动，他就直接动手，抓着工人的脚脖子往外拽，把人连着被子扯到地上。洗脚时，地上都被溅湿了，所以被子也弄脏了。可独眼龙不管这些，只管大吼着：“今天不干完，谁也别想睡觉！”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起来接着干。寒冷的北风裹着雪花呜呜地吹着，所有的人都面无表情，不笑也不说话，每个人都跟木偶一样，只是机械地动着，就这样又干了一夜。好在那时候大家的身体都很壮实，连着干了两天两夜没合眼，居然没有一个猝死的。

那时候，全国的建筑工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上班没有固定的时间，都以天亮天黑为准。夏天天亮得早，黑得晚，但中午太热，容易中暑，所以吃过饭要午休2个小时左右；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那就全天不休息。总之，每天的工作时长在13个小时左右。

按理说，这工作时长不算短了，可G老板仍不满意，他又研究出了一个新办法：竞争上岗。

浇筑完混凝土，工地里的活儿就不多了。想干活儿，就得早点起来。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工棚外的马路上就有退休的城里人在早起锻炼身体，他时而慢跑，时而站在那里喊叫：“喔吙吙……”只要听到这样的喊叫声，黄工就会跑过来猛地推开工棚的大门，打开灯，大吼一声：“上班了，快起床！”

大家匆匆起来，来不及刷牙洗脸，跑到食堂抓起两个馒头，一边吃一边往工地走。有的工人为了能抢到活儿，就跑了起来，然后所有的人都跑了起来。几个工人跑在最前面，我们一大群工人跟在后面跑。一大群工人，跑步的动静还是挺大的，家属楼上的住户纷纷打开窗户，奇怪地朝下面看。有一个老头不明所以，还以为我们是在追打前面的那几个人，就大声喊：“你们干什么？可不能打人呀！”

跑到工地门口，工地的大铁门锁着，只开了旁边的小门。黄工站在小门旁边，用右手点着工人数道：“1、2、3……30，好了，够了，后面的不要进来了，想上班明天早点起来。”

黄工说完，锁上小门，后面的一群工人只能失望地返回宿舍，接着睡觉。睡到8、9点钟起床，然后百无聊赖地蹲在马路牙子上晒着太阳，目光呆滞地左看看右看看。一天很快就会过去，不但没挣到钱，还要倒贴几元饭钱，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们就会起得更早、跑得更快，争取能抢到活儿干。

每天上班的时间越来越早，到了工地门口，工地还是黑的，完全靠塔吊上的大灯照亮。有的工人觉得黄工的心太黑了，私下里骂他，可他也只是按老板的命令行事而已。

有一天早上，黄工刚给我们派完活儿，工地朝向大马路的那个大门忽然灯光一闪，一辆黑色的奥迪停在了门外，从车上下来的正是G老板。黄工忙拿着钥匙去开门，老板没进来，跟黄工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一会儿，黄工跑过来，笑嘻嘻地对我们说：“好险，你们要再晚5分钟上班，就要被老板抓个正着，我又要挨熊了。”

有个小伙子刚干了10几天就想走，说这里太累了，工作时间太长了。他的叔叔劝他留下来，跟他熟识的工友也劝他。他们纷纷说起自己以前在全国各地的打工经历，工作时间更长，伙食更差，不但吃不饱，还要不到工钱。说来说去，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哪个老板不是一样呢？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再想想我自己打工的经历，可不是咋的——去新疆“无偿”打工的经历就不提了，之前去北京服装厂，每天早上8点上班，一直干到深夜12点下班，工作时间比这还长，工资还不好要，而且伙食差，吃不饱，晚上27个男男女女挤在一间小屋里睡觉。相比这下，在G老板这里已经很好了：每天晚上7点多就下班了，吃过晚饭，闲来无事，工友们还可以围坐在被窝里打几个小时扑克。虽然也是吃不饱，但听工友们说，G老板从不拖欠工钱。

那小伙子刚从高中辍学，头一次出门打工，还不知道外面世界的险恶，到底还是跑了。有工友就冷嘲热讽，说他懒，不能吃苦，等他去外面转一圈，就知道这里的好了。

我们一直干到腊月廿五，老板娘亲自拿着钱来给我们结算工资。她开着轿车，拿着一大袋现金。老工人经常讲起她的故事：她去年还没买车，就骑着自行车去银行取钱，然后把大袋的现金挂在车把上，骑着去工地给工人发工资；她老公小学都没毕业，工人们都说，他连“黑”字都不会写，她则是高中毕业，有点文化，有很多账都是她来算；最初创业时，资金周转不开，她去一家很有钱的亲戚家借钱，只借2万，亲戚怕她还不起，没借给她，从亲戚家出来，她哭了一路……

确实像老工人所说的那样，所有人的工资都结清了。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包工头都喜欢拖欠农民工的工钱，而G老板能做到一分钱不欠，是非常不容易的。

辛辛苦苦一整年，我也只挣了4000多块钱。除了平时支取的、寄回老家的，到手还剩下不到2000块。我穿着在地摊上买的廉价衣服，扛着蛇皮袋回到老家，看见了衣着光鲜、正在读大学的二姐，她得知我就挣这么点儿钱，就嘲笑我：“咦，要饭的回来啦？我看人家出去打工挣钱都恁容易，你挣钱咋就恁难呢？”

在那时候，像我这样没文化、没门路、又蠢笨的人，真的没有任何出路，在家种田更不行。我们村里的人为了分田的事还打过群架——不是为了争地，而是为了争着让别人要地，大家都不要地了，争着把自己的地送给别人，而别人也不想要，最后就打了起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因为那时候农民的税费太重了，高达20多项：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计生费、公路建设费、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组长工资、乡办电费、村提留、乡建校费、干部报酬、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粮食任务、棉花任务、油脂任务、村地亩款、义务工……上面为了防止地方乱收费，还弄了个“明白卡”。

可村干部把税费分成两个部分，“明白卡”上的和“明白卡”之外的，有些税费是按人收取的，有些是按田地收取的。如果自己的地不种了，承包给别人种，那能收多少承包费呢？——答案是，负数。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地送给别人种，还得倒找别人钱，因为人家承包你的田地，就要帮你缴一部分税费，而你的田地全部的产出还不够缴税费的。

我后来读过本地的一位工商局局长写的回忆录，大致明白了一些，那时的农民的税费为什么会这么多：他初到工商局时，工商局明面上的行政编制18人、事业编制113人，而实际上足足有400多人。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每年局里都定上高额的罚款任务，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能罚款。不仅是工商局，其它“局”也是如此。经常有领导找到他，让他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到工商局，检察院的一位领导让他“安排个人”，他拒绝了，后来检察院说掌握了他贪腐的证据，将他抓起来打了8天。

去年年初，我在上海的汽车天窗厂打工，每小时25块钱，到时间就下班，如果做长期工，还给买上海社保，从不拖欠工资。厂里管饭，不要钱，每顿饭5个小菜，还发水果和饮料。这样的工厂要放在20年前，想进去都得走后门，不送万把块钱的礼，根本没机会进去。可就是这样的条件，现在却不好招人。

我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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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舍 郎

初中辍学，农民工， 

干过缝纫工、泥瓦匠、

水电工、锅炉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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