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和成都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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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总编辑何华章在2022年夏天重获自由，他在2024年元旦节看到成都商报30年报庆，会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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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大概率会沉默，因为报庆叙事不会提到他。但是，回顾他的30年依然是有意义的。‍‍‍‍‍‍‍‍‍‍‍‍‍‍‍‍‍‍‍‍

他早年在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做编辑。这是一个历史系毕业生的典型去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重启“改革”。那时是真改革，一切都可以尝试。历史系毕业的何华章看到了机会，他和陈舒平从出版社辞职，一起借钱创业，找一个刊号合作，这就是后来的成都商报。

我2005年北师大毕业到成都商报工作的时候，何华章已经是“市领导”。那年7月初，启功先生去世，在治丧小组名单中看到了何华章的名字——其他大部分都是教授、学者。

我从来没有见过何华章，也不懂报纸创业时期那些人对他的感情。我到报社的时候，陈舒平是总编辑。

在陈舒平身上，还能看到一个“读书人”的影子。在报社的会议上，他多次讲过要克服“书生”的“弱点”，成为“职业报人”。但是，报社的好时光，可能恰恰是他们还像书生的时候。

何华章的30年，是一个书生和时代关系的最好、最深刻的注脚：从体制内辞职，下海创业；抓出时代给的机会，办出一份商业上成功的报纸；重回体制内，做到市委宣传部长；入狱多年重获自由——这是“英雄”“野心家”的道路，但是又何尝不是一个读书人的道路呢。

他创业家使命的终结，应该是2001年（可能不准确），也就是成都商报从民办报纸加入到成都报业集团的时候。在商业和影响力上，这是报纸快速发展的开始，后面还有10年好时光，但是从探索的角度，这其实是一个句号。后面的事情终归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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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成都商报曾经是非常成功的报纸。2005年夏天，我骑着自行车到成都大街小巷报摊调查销量，成都商报的销量都比华西都市报高得多。

我也曾连续几天，每天拿30份报纸在东风大桥那里售卖。那时我知道，有很多人也在买环球时报——都市报只是一条道路，还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们停下电瓶车，看上去不太有钱，而环球时报能给他们安慰。

多的时候，成都商报会有140个版以上，接受问询的读者会抱怨：大部分都是广告，你们能不能少点广告？他们不知道，等广告少下来的时候，报纸也就差不多没了。

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都市报中，成都商报可能是最讲商业和利润的。这可能和创业者“要克服书生意气”有关。成都商报不重视“读书”或者“阅读”这样的版面，更不会刊发文学性的东西，鄙视副刊，因为这些不能挣钱，是典型的“书生”趣味。

在房地产和汽车的黄金时代，这种思维大获成功。成都商报的营收要比东方早报和新京报大得多，领导层虽然表面上恭维，但是打心里看不起这两家报纸：你们的广告收入是多少？

这种路径依赖，实际上让成都商报错失了真正拥有“全国影响力”的机会。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用很多个版刊发专访余英时的文章，后来有了澎湃新闻的“思想市场”，这就是全国性的视野。在APP时代，上海的媒体毫无疑问超过了成都和广州。

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不管“大部分读者”看不看得懂，都值得讨论。媒体正是通过讨论和思考这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才能介入时代。而那些重要的问题，是成都商报没有思考过的。

成都商报早期是精英和启蒙主义的，但是在商业上失败；后来醒悟到应该“贴近市民”，发行量迅速攀升。这是成功密码，也是一个陷阱。“贴近市民”最终变成“讨好市民”和“低于市民”，当市民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就没有理由再看报纸，因为实在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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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报时代，成都商报和华西都市报都称得上是成功的，这让世纪初的成都报业仅次于广州，比北京和上海都要强盛。

但是这种成功，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成都这个城市的“特别”所给予的。成都有非常多的茶馆，人们在茶馆里谈天说地，传播信息。

几乎所有茶馆里都有成都商报，这是邮局订阅和零售之外的另一大路径，也是最神秘的一条路径，因为在茶馆里，一份报纸可能被很多人免费阅读，报纸实际上拥有的读者要比“发行量”大得多。

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成都商报实际上和市民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很少有报纸和市民的关系到如此深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成都商报深度参与了城市的生长，也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中分到巨额的广告。

但是，这一块属于市民的内容，最终被边缘化。何华章的个人路径，也影响到报纸和城市的关系。这让成都商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宣传体”：总结成都的“发展成就”，阐述各项政策的意义。

这种文体，在他“落马”后依然主导着报纸的版面，对普通读者造成一种阅读障碍。成都商报从最好看的报纸，变成最难看的。

还有一种迷失：报纸上有关“市民生活”的内容，本身越来越让人厌倦，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增多，那些街头八卦也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市民真正关心的问题，在报纸上很难看到。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出现后，人们会能自手机上看到一切，再也不会有人打电话到报社热线询问“我的乌龟生病了应该怎么办”了。

成都商报最好的时候，接近在这个城市倡导出一种新的公共性：通过叙事，向市民传递一种“现代想象”，普及权利意识：一个现代市民，应该是怎样的？这也是过去30年中国最重要的故事，大部分人成为市民，人们需要一套新的公共话语，来理解世界和自身的命运。

现在，几乎所有都市报都陷入困境。不管在哪个城市发生“重大公共新闻”，都市报和它们所转型的新媒体，几乎都是失声的。从根本上来说，报纸最终和城市失去了“生命联系”。

不管是成都商报的“三十而立”还是南方周末的“四十不惑”，报庆叙事都变成一种“自我表扬”，其公共价值都愈发稀薄。或许这就是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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