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的胜利与农村福利保障制度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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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第五十条

近期，一则题为《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触动了很多人，也引发了主流媒体在内的，关于“二舅”不屈、豁达、“庄敬自强”的精神的探讨和赞颂。在深深为二舅的个体的传奇故事感到震撼，敬佩和尊重的同时，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在社会制度层面，探讨“二舅”及千千万万农村老人所面临的困境。

二舅的故事虽然体现他个人战胜苦难的“胜利”，却也同时代表着无法忽视的结构性福利保障制度的失败。

出生于1956年的二舅在青少年时不幸落下残疾，虽然村里人都亲切地叫他“歪子”，但残疾证却拖了很久才办下来。他一直自食其力，用一手精湛的木工手艺在生产队做板凳，直到有一天生产队没了，又跑去北京部队继续做木工。靠着这些，他攒下十万给养女宁宁买房。同时，66岁的他还照顾着88岁的“姥姥”的饮食起居，甚至不得不开着他的三轮车“很酷”地带着自己的母亲去工作地点，好兼顾照料她和工作挣钱。而现在，姥姥身体更加糟糕，二舅只能全职在家照顾。就算这样，他还会抽空为村里留守的百余位老人修修补补，排忧解难。

视频作者，也就是二舅的外甥在后续接受采访时透露，二舅“现在没有任何收入，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不需要花任何钱”的二舅，目前的生活主要是靠村民在接受二舅帮助后的友好馈赠。村民们会将蔬菜粮食放在二舅的院子，以表感谢。二舅和姥姥就是靠这样的方式生活着。视频作者在采访中表示，“二舅就像菩萨一样，接受四方供养，十几年没有买过菜”。

但我们在这里想要关注的问题是，二舅的生活何以至此？

在二舅出生的五十年代，我国开始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部分沿袭苏联工业化发展的模式，我国采取了一条“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的现代化道路。国家的资源和重心都极大地向城市倾斜。因此，当城市职工和居民已经在****50年代建立起了相当完备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系统时，广大的农村人口则主要是依靠家庭和集体公社的互助，其基本的救济兜底只有农村五保制度（保吃、保穿、保助、保医、保葬）。

五保制度针对的范围比较小，只包括没有生活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勤劳自强的二舅，就明显属于五保制度的保障范围。然而，正如视频中反映的那样，二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五保救济。事实上，与城市福利系统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不同，1980年代以前的农村五保制度的资金供给几乎全部依靠村集体经济(公社制度)。**而这就决定了虽然有公社集体为老人提供保障，但五保资金的来源相对不稳定，**极大的取决于地方经济状况——在动荡的五六十年代，情况无疑是很差的。同时，正如二舅面对的情况一样，许多符合五保的人口其实并没有被纳入保障体系中去。

而更严峻的是，1985年以后，为五保制度提供资金的集体经济基本解体，农民依靠集体获取救济保障的方式基本名存实亡。绝大多数农民群体处于国家社会保障的边缘，而政府只承担了微乎其微的财政责任。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缺少激励也没有强制提供五保资金。这种集体性互助和救济式养老的方式失去了制度和经济的基础。

由此，家庭支持成为农民几乎唯一的养老和福利供给来源。而太多农村老人则因为不愿意成为家庭的负担和累赘，选择提早结束生命。就像视频中的姥姥曾经选择的那样——找一根绳子，拯救自己也拯救家庭。被大量学者记录90年代急速增加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现象，无疑与社会支持的极端匮乏背景下的老人生存困境有关。今天，二舅的坚韧通过视频被大家看见了，但那些选择绝望离开这个世界的老人们呢？

直到2006年，《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才明确提出，“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由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安排”。 2007年左右，国家开始着手将90年代以来在城市实行的低保制度扩展到农村。但是，研究显示，低保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比政策文件规定的要严格得多。在收入低于低保标准线的人群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享受到了这项福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2022年的今天，残疾的二舅仍然“没有任何收入”。

前面已经指出，农村五保和低保制度只针对范围较小的，因为疾病、残疾、孤寡等原因没有生活依靠的农村老人。而绝大部分步入老年的农村人口的社会福利兜底到今天仍然极其缺乏——就像视频中88岁的姥姥一样，没有（或只有一份极其微薄的）“养老金”，而在实际上供养照料她的只有年迈残疾的二舅。而视频中留守村庄的一百多位老人，和大多数中国农村老人一样，面临同样的命运——靠外出务工的子女提供微薄的援助，或者只能依靠自己或老伴，勉强以底线的方式维持生活。

这些现象无一步昭示着农村老人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福利保障的缺乏，背后是巨大的城乡不平等，国家自改革开放后从社会福利体系中的系统性撤出，和总体层面对社会福利投入的不足。

工薪劳动者在五十年代就有了完备的退休金制度和几乎免费的医疗保障；2015年之前，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而言，职工甚至无需自己缴纳任何的养老保险，主要由国家和单位负责退休后的生活。而农民的养老金和基本医疗分别于2009年和2003年才开始部分地区试点，也就是说，在2009年以前，给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是不存在的。尽管他们作为劳动者，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比如，早期的工业化是依靠农村提供大量廉价的农产品实现的），这些老人的的晚年却没有因此得到对等的福利保障。更不用说，作为基本公民权之一，每一位公民享有基础社会福利的权利是我国宪法赋予的。

在农村，老人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只占4.6%；而对城市老人而言，最重要的则是养老金，占45.4%。虽然09年已经逐步建立起覆盖较广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但其提供的养老金数额微乎其微。根据2020年的调查数据，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老年人的离退休养老金的中位数为3000元每月，城镇职工为2300元，城镇居民为1070.9元，**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中位数仅为60元。**相对于飞涨的物价，60元的养老金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作为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的基本指标，**养老金替代率对于农村老年群体而言只有8%，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的55%。**同样，作为衡量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我国养老金的基尼系数（2008年）为0.68（0.4-0.5意味着差异较大，0.5以上意味着收入悬殊）。2010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约有45%**的家庭成员年老后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险和离退休工资，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2007年，城市人口的社会福利占家庭最终收入的20%，而在农村这一比例仅为2%（1988-2002年，这一比例仅为1%）。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城市福利规模基本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当，但农村的福利水平则甚至低于很多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

有人也许认为，机关和职工的养老金主要来自职工和单位的缴费，而农民的养老金则来源于财政支出，因此少一些也是合理的。而事实却与想象相反，2009****年以来，国家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都远远高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17年，国家给予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为2320亿元，人均453元，而给予职工的财政补贴则为4955亿元，人均1230元。

正如视频中所说：如果二舅没有残疾，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天赋过人的二舅很可能已经成为一名工程师，单位分的房子，国家发的退休金，优游自适，颐养天年。

医疗保障的缺乏也是二舅和广大农村老人面临的紧迫问题。视频中，姥姥的胃病是靠二舅的针灸医治的。**2015年，国务院扶贫办刘永富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全国现有的7000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居民占42%****。**实际上，1970年代末，90%的村庄都有依赖集体和公社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卫生站点为农村提供了大量虽然质量有限，但非常重要的廉价的基础医疗服务（视频中认为赤脚医生的失误导致了二舅的残疾，这有一定可能性。也有文章指出，发烧后就诊的二舅比较符合小儿麻痹症的症状。由于农村医疗资源有限，其预防性药物糖丸的发放普及不足，因此不排除是导致二舅残疾的原因）。

然而，1980年代开始，医疗开始“社会化”，国家系统性地从医疗保障中撤出。1984年左右，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崩溃，农村居民失去了最后的基础医疗兜底。**根据卫生部2004年的数据，政府在卫生总支出中的份额从1980年的36%下降到2002年的15%。**而私人医疗支出从1980的21%上升到61%。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医疗服务都是给自掏腰包自费购买的，包括门诊、检查、药品和治疗。而这一时期，对于广大没有医保的农村老人而言，沉重的医疗负担让他们通常只能选择不去医院或像二舅一样“自学成才”。

有研究计算得出，**1993年到2006****年间，****40%的政府卫生支出用于了3%**的人口（近年，特别是在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之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这一比例仍有25%）。给予政府机关事业人员的人均医疗支出为2629元，而农村居民仅为78元。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医疗系统的公平性在191个国家中排名188。

而总体上，中国用于支付社会福利保障（safety net）的资金占GDP的比重在发展中国家都排名末尾，甚至远远低于塞尔维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见下图）。

视频的最后展示了二舅年轻时记在笔记本上一段铿锵的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毫无疑问，二舅胜利了，他排除万难，他“总有办法”。与他一样，其实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老人，都胜利了，他/她们每个人都活成了一个传奇。然而，在他/她们的胜利里，映照着结构的和制度的失败，警醒着我们不要忘却那还远远未取得的真正的胜利。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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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文涛，姜润鸽：“新中国70年的农村养老保障：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

阳旭东，王德文：“从缺位到归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保障与政府责任的再思考”《学术界》，2019年第2期

张艳霞等：“中国农村养老保障资金供给现状及多元化探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8期

刘燕舞：“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1980-2009）”《青年研究》，2011年第6期。

Cai, F., Giles, J., O’Keefe, P., & Wang, D. (2012). The Elderly and Old 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The World Bank. 

Duckett, J. (2011). The Chinese state’s retreat from health: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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