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杨德昌和《一一》穿越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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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釜山国际电影节评选出的百大亚洲电影中，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分别位列第3和第10位，影评人布莱恩-华盛顿今年在标准收藏发表关于杨德昌和《一一》的评论，回顾这部作品是怎样对其人生产生奇妙的影响。

《一一》：穿越时空

作者：布莱恩-华盛顿

译者：水仙没有花

我第一次看《一一》是在一个破损的磁带上，在我的德州小镇，从一个稻田和药店后面的百视通租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在休斯顿郊外长大的高中生，并且你没有投掷橄榄球或参加越野赛，那么你很难说自己很忙。因此，我已经开始浏览租赁店后面的外国电影收藏。有时我也会带一些回家。有一天，在我对一些我早已忘记的东西（也许是《警察故事》，或者是《幕府刺客》，大概我觉得自己很勇敢）的追求结束时，我最终得到的是杨德昌描绘的一个台北家庭在日益全球化的形象。

《一一》剧照

我花了好些时间才真正看完它，一直在推脱。这部电影的时间似乎完全太长了。但在一个周末，过了午夜，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家庭游戏室，盖着一条太大的毯子，美国郊区的夜晚与杨的台湾的柔和的粉色相融合。当电影最终结束时，天还没有完全亮，结尾的背景音乐中的钢琴键叮叮当当地响起，向字幕走去。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刚刚看到了什么–或者至少不知道它的故事，它是线性的，同时又是圆滑的，不同于我所接受的各种叙事和节奏，但我认识到它的美。我认识到地方、空间和时刻之间的联系。即使它们对我来说仍然是边缘的，但它们的短暂的优雅仍然在前景中闪闪发光。

在写到这部电影时，杨指出，“这部电影只是关于生活，在其跨度的范围内进行描绘”。而这正是我第一次观看时的感受。一个男人与前情人的重逢，与他女儿的第一次浪漫一起被描述出来。从一个俯瞰城市景观的窗口听到的争论。一对夫妇走向灭亡时，火车灯的闪烁。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坦率地说，我甚至无法想象它们–但是，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知道《一一》是我要回来看的东西。这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与我的生活完全不同，我知道我需要再次访问。

为了这样做，我按下磁带机上的倒带。

下一次我看《一一》，是在一所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我在大学期间打了很多份工。我通常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去上课，而是在大学的电影租赁选择中钻研。我在看完意大利经典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电影后，才开始看美国电影，当我再次看到角落里杨的作品时，我已经看完了匆忙分类的书架的字母表，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了杨的经典之作–虽然隐藏在所有东西中间，但是格外突出。

在我所消费的所有艺术中，有一种认识的感觉，我只经历过几次。这是一种感觉，尽管在地理、时间和文化上存在差异，但你已经看到了你以前明确无误地看到的东西，不管是多么普通的东西–但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在一个折射的、明亮的光线中。我在其他一些我珍视的电影中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里和那里：在小津的《早安》和电影《静走》以及《周末》中。而在看《一一》时，我看到了我肯定只通过电影体验过的东西，但却像记忆一样具体可感。

1991年，杨德昌导演登上日本《太陽》杂志封面

(The Sun, No.356, Feb. ) Photo: Issei Suda

于是，在深夜，在休斯顿那所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我第三次观看了生活的展开，就像第一次一样令人振奋。

几年后，可能是第二十次，我在台北的一个中转站再次观看了《一一》。漫长的等待现在成了我去日本的常规行程的一部分，在那里我将拜访朋友，选择便宜的机票以换取一天的停留。自从我第一次看到杨的电影，已经过去十年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在静音状态下观看，有点不厌其烦，只是想看看这些图像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有时，我重复观看同样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地循环，试图剖析NJ在东京的短途旅行如何承载了如此多的叙事动力，或者婷婷的寻找和雪莉的决心如何施加了如此多的重力。

机场的颜色很柔和，感觉很合适。在我停留的第一个小时左右，我从航站楼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在T恤衫商店里进进出出，那里的员工温柔地帮助我选择正确的尺寸。我当然有时间离开这里，只是离开一下，但我不相信自己能在转机到成田机场前赶回来。所以我打开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把我的《一一》DVD放了进去，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件旅行必备的物品之一。

《一一》剧照

机场的美食广场是一个松散的面馆圈。我在那里开始看电影，只是暂停了一下，然后从一个登机口到另一个登机口，每一站都重新开始看。当我最终到达我的登机口时，另一个似乎是独自旅行的家伙就在我身后的座位上睡觉。我不时地抬头看一下时钟，最后，我发现他也在看我的屏幕。他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把耳机从笔记本上拔下来。电影就这样继续着–现在有两个观众–这个陌生人不时地说 “哇”，而我也跟着点头表示同意。

杨德昌（1947-11-06～2007-06-29）

当最后的登机通知开始时，结束的钢琴音符响起。随着字幕的滚动，我们一起站在队伍中：虽然没有嚎啕大哭，但还是抹了抹自己的脸。

我最后一次看《一一》是在两年前，在休斯顿郊区我的老家，在剧院里。这个小镇没有太大变化。但它是不同的，至少有一点。原本很稀少的多样性的小块区域更加突出。稻田和足球草皮与漫画店、面包店和咖啡店共享空间。夏天的一天，一个剧院老板主动问我是否有兴趣放映一部电影–我刚刚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这对所有参与方来说都是一个低调的活动。他说他愿意接受我的任何想法–对我来说，选择是非常清楚的。

在我们放映的那天，大约有15个人洗漱完毕进入剧院。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通过介绍，我只问有多少人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有两个人举起了手。一个女人说，她听说过这部电影，但她从未看过。另一个家庭说，他们真正要来看的电影已经开始了，但这部电影似乎足够有趣。他们偶然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历与我自己的经历相差不大。

所以我感谢他们花时间。我走到最上面一排，在后面。从相邻的放映室，我们可以听到其他电影的声音：一端是一部大预算的超级英雄电影，另一端是一部白色的奥斯卡宠儿在演奏交响乐弦乐。

尽管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但我面前的故事感觉就像一个全新的事物，我发现自己正转向那些最初吸引我的细节。光线在每盏路灯上闪烁的方式。颜色如何从一个天空融合到另一个天空，或者分散的汽车如何顺利地进入交通。镜头中的一切，无论多么平淡无奇，都对人物生活的大壁画有所贡献。在影片的某一时刻，当孩子的主人公跳入水中时，房间里传来了集体的喘息声，在杂音和沙沙声中传出。坐在我前面的女士屏住呼吸，感觉有20分钟之久–直到我们再次看到那个男孩，快乐而和蔼，浸泡在水中，蹒跚地穿过屏幕。这位女士和我们其他人都发出了清晰的、喘息的 “感谢上帝 “声。

杨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我希望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后，能有一种与一个简单的朋友在一起的印象。如果他们带着遇到 “电影人 “的印象离开，那么我就不得不认为这部电影是失败的。这是一个提醒，简单的故事可以包含整个世界。这是杨德昌完成的一件大事：在《一一》的平凡和平易近人中，隐含着它的精确和清晰的视野。这部电影很快就无可挽回地显示出它是一部只有杨德昌才能制作的电影。杨德昌发现了那些可以创造一年的微小时刻之间的联系，在路灯、天际线和人行道之间的联系，并让我们也能找到它们。不是以一种炫耀的方式。但这部电影允许我们自己建立联系，用最灵巧的手引导我们。

当钢琴旋律飘来，《一一》再次结束时，人群中出现了集体的转变。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承认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在这么多人中，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这是多么好的礼物。但是没有人站起来。我们都多坐了一会儿，似乎在等着看是否还有一分钟，或者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带走，直到我们可以再次观看《一一》。

杨德昌

2021年5月27日

https://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7405-yi-yi-through-time-and-space

📎杨德昌：家庭与都市

📎张震忆杨德昌：他就是我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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