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深圳政府大楼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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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新工作是在路边接了一位大叔的传单找到的。大叔姓姚，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姚大叔后来成了母亲的主管，被称作老姚。他来深圳已经20多年了，用在深圳做保洁赚的钱帮儿子买了房子，现在则是给自己赚养老钱。

传单上写：政府单位保洁，2800一个月，无加班，不管吃住，法定假期正常。

2021年，正月初七，阳光很好。我带着母亲去见老姚，他站在政府大楼的门口迎接我们。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套装，上衣中间的一粒扣子摇摇欲坠，皮鞋看着鞋帮和鞋底即将分离。一看他就是一个常干体力活的人。他乐呵呵的，带着我们一路扫码，经过安保，进到地下一层。跟商场相似的入职流程，我帮母亲很快签好了。

母亲正式入职，成为政府大楼保洁的一员。政府大楼的办公室格局还是沿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格，公务员的办公室是一间间小房间排列在走廊两边，有的里面六个人，有的四个，有的两个，有的只有一个，似乎是按科室职位划分。这栋大楼还是八十年代深南大道上最早建起的几栋高楼之一，站在天台可以远眺远处的深圳湾。我那天7点送母亲上到大楼里去上班的时候，公务员们尚未到上班时间，大楼里有一种寂静祥和的气息，阳光从玻璃幕墙进来，洒在一道道门上，分出一道道横竖交错的栅栏。

母亲的岗位是给其中两层办公楼打扫办公室里间、走廊和厕所卫生。两层楼，加起来有近50个房间。要打扫收拾垃圾的时候，母亲要先轻轻敲门，再进去。经常有人跟她说谢谢，还有人跟她说，阿姨，先不用扫了，母亲便安静地退出去，然后带上门。

第一天下班，母亲回家跟我说，这次的工作比上次的“自由”，感受要好，或许也因为是公务员办公楼的原因，人都比较礼貌。

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晚六点下班，中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个月的工资是2800元。更高楼层大概是有更高职位的领导在办公，工资会高一些，一个月3200元。每周末，保洁员们有一天半休息（一般是周六上半天班）。

一个周后，母亲变得坦然，一切跟招工传单上写的一样。这让母亲感到舒心。他们说话算话，不像在商超的时候，请假都请不来——这是母亲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有周末的工作。对于坐在家里还能有钱拿，她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

保洁们的工作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厕所、走廊和办公室的清洁。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两次垃圾，看到脏东西要及时打扫。没有垃圾的时候，时间就属于自己，哪怕发呆也好。在政府大楼里，没有人监控她，也没有人让她必须时刻保持移动。母亲很喜欢这种“小自由”，觉得在这里被人当做人来看，而不是下层的农民工。

时间长了，母亲熟悉了自己的工作，也在工作的空隙窥见了深圳公务员群体各式各样的面孔。

母亲以前以为公务员都很清闲。当官的嘛！在她的印象里，只有很聪明很会经营的人才能做公务员。但这里的年轻人都好忙，忙着写稿子，汇报，步履匆匆。尤其是一旦深圳哪里通报了疫情，他们都如临大敌。保洁都下班了，他们还没下班。

有时候，母亲去打扫，对方头都顾不上抬，像被电脑吸了进去。有一个女孩儿在厕所跟母亲倾诉，她的头发经常大把掉，孩子才不到一岁。她很灵巧，很活泼，经常给母亲一些自己带来的零食。母亲推托，但还是被硬塞了过来。一些被遗弃的日用品，大家也经常都送给了母亲，有的当做垃圾处理掉，有的当废品卖，花瓶之类的，母亲就拿回我们租住在附近的房子。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一小撮。

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呆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常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要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场”。

母亲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女领导，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说到动情的地方，几乎是哭诉。孩子青春期，太叛逆，太不听话了，沉浸在游戏世界，而她希望孩子认真上课，念一个好大学。

女领导高高的个子，很温和，她给了母亲很多东西，一大包口罩，一床小被子，几大包零食水果。每次给的时候，她都说，阿姨，你不要嫌弃，这些东西没坏，你拿回去。母亲还能怎么拒绝呢，她只能一个劲的说谢谢。

也有一个男生，总是肚子不舒服往厕所跑，一呆就是半小时。母亲担心，他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做不出来，给着急的。

母亲还偶尔跟一个比自己儿子大不了多少的男生聊几句。他每天带一个包子一个鸡蛋做早餐来上班。他从东北考上深圳的公务员，总是很忙，有时周六还来加班。母亲问他，结婚没？有孩子没？了解之后，发现这孩子跟自己儿女的境况差不多，都工作压力大，在深圳落脚很不容易。男孩告诉母亲，自己的父母也做过保洁工作，母亲更觉得亲切。

工作中，细枝末节的苦恼也不少。

相邻两层楼，层与层之间的卫生状况却截然不同。上一层楼的人爱干净，下一层则不然。每天下午三点，母亲要提着一个大垃圾袋去收垃圾，常常下一层楼的垃圾分量是上一层的一倍。有人吃完水果，果核会用纸巾包起来丢到身旁的垃圾桶，有人将垃圾随地扔。

母亲对几间六个女孩坐在一起办公的办公室印象深刻。不论哪次去，垃圾桶里面都是饭盒、茶叶、纸巾，堆得满仓满栋。母亲曾经很委婉地跟她们说，也许这里需要一个更大的垃圾桶。

还有一次，母亲去一间办公室收垃圾，敲门许久不开，就多敲了几次，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探出头来，轻声说，阿姨你晚点再来哦！原来他们在里面蒸煲仔饭，锅碗瓢盆摆一地。不用说，又有一大堆垃圾等着打扫。

另一次，母亲去打扫卫生，她打扫到一个女孩的座位下，桌子旁边有一些纸盒，她问女孩还要不要，女孩说，可以扔了。

母亲把纸盒拿出来放在电梯口，先到下面那层打扫，准备返回再一起收。不一会儿，母亲接到管理处电话，问她打扫卫生时有没有拿女孩的快递，母亲有点懵，她确实没拿，但也只能跟女孩解释，自己只拿了桌子旁的纸盒，并且是跟她确认过了，女孩也没再坚持。

过了一会儿，母亲想想还是感觉自己被冤枉了。她对这种怀疑很在意，又走到女孩所在的办公室，倚在门框上，轻声问她，美女（这个称呼是来深圳后学会的），快递找到了没？女孩说，是自己大意了，掺杂到桌上一堆东西里去了。

母亲又跟女孩解释了一遍，自己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此后，母亲每次去女孩所在的办公室打扫，都能感觉到女孩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弄得母亲反而有点过意不去。

母亲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务的对象打电话打到管理处，就像外卖员怕差评一样。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对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几步路之外的工作间，有需要，她马上就可以去收拾干净，而不是大费周折打电话到自己的领导那里。

但是，越是害怕，越是会发生。一天，母亲突然又接到了管理处的电话，说有一位男士打电话来说自己座位底下弄脏了，需要打扫。母亲接到电话后去查看，原来是下雨天，他脚上沾的泥巴零零散散落在了地板上，其实是很小一块，他用纸巾擦一下即可，但他却打电话给了管理处。

母亲不能理解，这种举手之劳为什么需要惊动一位保洁员的上级。她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拿着拖把，将地板拖了。

拖完后，她对这位男生说，帅哥（也是她来深圳后才学会的叫法），后面再有地板脏的时候，你直接来找我就行了，我不在楼道，就在工作间，几步就到了。但她还是笑着说。

母亲通过办公室门上的标志牌确定里面人的职位。她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处长”（这并不代表是真实的职位，母亲都称呼他们为处长）。

其中一个处长是个看起来还很年轻的人，瘦瘦的，云南人。母亲正月去上班的第二天，处长就给了她一个20块的红包，这也是母亲第一次领到广东的“利是”。后来母亲常去打扫，就熟悉了。他很爱干净，垃圾桶里只有一些差错稿子的废纸。每次母亲去打扫的时候，处长总说，阿姨，我这里不用打扫。每次来新公务员入职，都是这位处长带着一个个办公室介绍，让新人适应环境。

四月的一天，星期六，处长一个人在加班。母亲正在打扫走廊，处长看到了。

处长说：“阿姨，今天星期六，你咋来打扫卫生。”

母亲说：“处长，你今天咋也来加班。”

处长说：“我今天有点事，也来加个班。加一两个小时就走。”说完，处长转身回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他拿了个红包递给母亲。

“阿姨，你挺辛苦的，我给你一个红包。”

“处长，我不要，这是我们的职责。我没有什么能给你。”

处长非要给，母亲无法拒绝。处长可能把母亲当成养老没保障来深圳拼命的苦命人了。虽然事实确实如此。

“谢谢你的红包。”打大半辈子工，母亲从没遇到这种事。“真是好人。”母亲心里想。母亲怀着感激和歉疚收下了红包。在她心里，她欠了处长很大一个人情。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经常看到处长的女儿半下午会来办公室写作业。

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对我说，想把家里的云南薄皮核桃送一瓶给朋友。我很好奇，母亲居然在政府大楼交到了朋友。她告诉了我，处长女儿最近在大楼里写作业，想要把早前那份人情还回去——核桃小孩子可能爱吃。

第二天下午，母亲打扫到处长屋里的时候，看到处长女儿也在，她拿出了核桃。处长一开始拒绝，母亲说只是想着孩子可能爱吃。处长接过核桃，说，那我就拿着吧，谢谢阿姨的心意。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觉得还是亏欠了处长，无亲无故收了别人100块钱红包——她的道德观念就是这样，不能亏欠别人。

还有一位处长，是个广东人，总有很多人去他那里谈事。处长有50多岁，很瘦，面相和善，笑嘻嘻。母亲说，他就是个官样子。往往，母亲去他那里打扫的时候，垃圾桶几乎没有垃圾，地板也干干净净，有时候早上去打扫，会撞见区长自己在擦桌子，书架和沙发。母亲能做的就是把他的垃圾桶洗得更干净。

有一天，母亲斗胆问处长，深圳的房子为什么这么贵？母亲说，自己的儿子谈了广东的女朋友，却买不起房，焦虑得很。

处长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在深圳连公务员都买不起，别说打工人了。慢慢来吧！”母亲心里松了一口气，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

母亲也遇到烟瘾和茶瘾都很大的处长。有一位看起来快退休的大叔，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门上也写着“处长”。他的电脑总是处于屏保位置。有时候母亲打扫到他那里，两人还唠唠嗑。处长有一个大烟斗，桌上和地板上总是有烟叶碎末和烟灰。他也爱喝茶，垃圾桶里总是堆满茶叶，茶锈斑斑。他笑着告诉母亲，自己快退休了，也没有太高的学问，年轻的时候运气好，就进到了现在的单位，一辈子就有保障了。他看起来不忙，经常有人找他签字。这可真是应验了一句话，人的命运也是跟时代进程紧密相关的。

母亲对这些深圳的处长们，印象都不错，跟她脑子里刻板的有威严的官员形象很不一样。

我问母亲，在政府大楼的时候，对公务员群体有什么印象。母亲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正在怀孕的年轻女性，也没有遇到过一个胖子。他们都很友善，没有戾气。

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被外界印象为遍地隐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其中一个段子说，在深广，如果你遇到一个保洁腰间系着数量可观的钥匙，那他可能是家财万贯的“包租公”“包租婆”。他们刻意低调收起财力，踏实本分地劳作的故事，组成了外地人对广东的富庶想象之一。

实际上，母亲在政府大楼遇到的同事们大多都要打几份工。遇上这样的“富婆” 保洁阿姨，还要等到她在深圳呆得足够久的未来。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母亲还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七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去附近一个固定的中产家庭做家政；下午六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一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两千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她的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儿女，一部分存着。现在，和老乡们合租在附近小区，一个月租金一千左右。云南阿姨有着和母亲有差不多的口头禅：老了，挣点钱自己花，帮不了儿女，也不能拖累儿女。

这里的保洁员有一些可以被描述的共同点。他们看起来瘦弱，面色黝黑，来自广西和云南的居多，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他们通常都沉默不语，或者发呆。也许是不会普通话又不会粤语的原因，对来自陌生人的搭腔，他们通常是回避姿态，或者干脆不理。

即使是作为这些清洁工的主管老姚，他也58岁了。他一个人在深圳打工，老婆在湖北老家带孙子，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需要接济赡养。他的好脾气常被其他保洁员拿来调侃或取笑。但他依旧乐呵呵的，保洁员们对主管评价是——老姚是一个好人。

母亲认为老姚是一个勤快的主管，有时候甚至有点主次不分了。他从不偷懒，人手不够的时候，很多活他都亲自上手干，多赚一点儿。也由于作为主管的老姚一天到晚都忙于多干活多挣钱，没有太多精力去管其他人。所以，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务，各自回到清洁岗位后，基本就不会再有人去打扰这些清洁工，再安排她们干一些其他的活。管理处的经理也很少去找保洁员麻烦，开早会的时候总是对保洁员们说，你们辛苦了，只要干好自己的岗位，将来会争取帮忙给保洁员加工资。在这份工作里，母亲感到了被信任。

相对于其他保洁员，母亲显得热情，也相对幸运。她住在我家，我承包了她生活的大部分开支，母亲做保洁挣的这笔钱，她就能存起来作为养老钱。

我后来才知道，政府大楼这份保洁工作，有法定节假日还不好招工的一大原因是这里不包吃住。假期多，钱就相对少。很多来做保洁的老人，他在乎的一是能赚多少钱，二是要包住。如若老人的儿女不在身边，深圳的租房成本他们承受不起。政府大楼里一部分保洁员承包了打扫食堂的活，保洁员们可以在政府正式员工吃完饭后，在食堂吃饭，一日三餐管饱。

给政府大楼扫外围广场的人是所有清洁工里最年轻的，他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虽然嘴里一直嘀嘀咕咕，但表达不清晰，只顾一直干活，有一片树叶也会立马扫起来，像是有强迫症。后来母亲才知道，他是被老乡带过来的，可能患有自闭症之类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因为它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他们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但他们却被深圳接纳了。

几个月后，老姚被上级调走了，去了华强北一家电子厂负责卫生清洁。母亲没有跟着去，她留了下来。她说，有好几次，管理处领导去检查，表扬她的卫生做得好，她很开心，即使做得好也没有加工资，但她还是感到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对母亲很重要。

面对并不稳定的环境，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在政府大楼工作，让她感到被尊重，认识了不少好心人。母亲做得格外认真，她想着能一直做下去。

然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朝母亲期待的方向发展。即使她总是跟我宣称，她这辈子计划中的事情一定会想办法办到。

2019年夏天，我姑姑，我父亲的妹妹，母亲的闺蜜，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化疗后一度恢复正常。2021年春天，我们得到了姑姑病情复发的消息。

从4月开始，全家人都被姑姑病情恶化的阴影环绕。那时候，母亲每天从政府大楼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跟姑姑通视频，在路上，在天台上，在我家的客厅，阳台，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们对着屏幕说了很多话。

时间一晃到了7月，姑姑已经吃不了东西。眼看着姑姑的状况一天天糟糕下去，父母回乡的计划被提上日程。

母亲决定7月12日动身，我买了从深圳直达县城的火车票。

出发前一天是周日，我带母亲去华强北逛逛。半下午，坐在街边休息的时候，母亲提到，老姚告诉过她，他的新工作是在华强北的电子厂负责保洁。我建议母亲给老姚打个电话，约他见见，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电话拨过去，母亲跟老姚交流了一番，挂了电话，她告诉我，老姚说今天已经提早下班回家了，等下次他来香蜜湖的时候再见面。母亲有些遗憾。

父母如期出发，25个小时后，抵达那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他们离开不到一年。

母亲下火车直接就去了医院。姑姑住在县城大医院里，癌细胞转移至全身，癌痛让她身体蜷缩，大喊大叫，眼睛也已经看不见。姑姑抓住母亲的手，摸到了她手腕上的银镯子（那是我外婆留给母亲的），她哭着说，春香姐（春香是我母亲的名字，她出生于二月），你咋从深圳回来了，你回来了怎么找得到工作？

母亲跟政府大楼管卫生的新主管请了两周的长假。她深知，这次回去，可能就要丢掉这份工。在老家的日子，母亲每天的日常就是医院家里两头跑。

事实上，我母亲这次回乡，不仅是为了送姑姑走最后一段人生路，也是为了看望她的姐姐，我大姨。那段时间，我大姨因为脑溢血刚做完手术在县城中医院复健。母亲每天搭公交车，往返于两个医院之间，总是看完姑姑去看大姨，看完大姨看姑姑，一天天时间都消磨在医院里。无非是送些吃的，陪在她们身边，响应需求。

微信群里不断弹出的工作群消息让母亲心慌。她甚至还抱着姑姑能够好转，她能立即抽身回深圳工作的想法与祈愿。事实却是，姑姑的病一天天暗沉下去，吃了止痛药便是昏睡。看着此情此景，母亲也跟着亲人们一起时不时流泪。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之后，医院不再接收。姑姑的农历生日要到了，儿女便把她接回了县城家里——亲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生日之后，姑姑便一天比一天更加衰弱下去，也不说话了。8月7日晚，母亲陪着姑姑到后半夜。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

8月8日，姑姑离开了这个世界。遵从她生前的愿望，亲人们围着她，将她抱在怀里，将她从县城运往商山深处的老家。她从那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从这里走出去打工、经历波折、最后又回到这里。

等父母在老家陪着姑父处理完姑姑的丧事，政府大楼负责卫生的主管告诉母亲，她的岗位招到了人来代替。显而易见，母亲失去了在政府大楼的保洁工作。她和父亲干脆回到村里久未住人的老屋，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母亲有件大事要做。

或许是因为姑姑的离去让父母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已经如此逼近他们这一代人。办完姑姑的丧礼，在母亲的主力推动下，他们决定趁着回到老家的空档时期，趁着村里最后一个手艺人还能劳作（他已经70岁了），把棺材做起来。他们没有问我的意见，固执地安排，将来某一天自己人生的结尾处，必须在老家的祖屋，与出生地相连。他们把这项工程称作做“大家具”。开工之前，母亲给自己很多心里暗示。比如告诉我说，外公在五十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大家具”，但活到了八十八岁。奶奶也是六十多岁就做好了，也活到了76岁，所以不必在意。

一个星期后，工程完工。母亲还是感到沮丧和虚无，人生真是无意义啊，忙活一辈子，最后还要自己准备一个大盒子装起来。姑姑是母亲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每次出门远行，母亲都是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姑姑，让她照看家里的花草。

这两年，姑姑从确诊到离去，母亲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来得太快了。最后一次从医院化疗回来，姑姑在视频里跟母亲说，她走不了远路，托她照看的县城阳台的花估计全部渴死了。

7月13日深夜，母亲从深圳回到县城，从大医院看完姑姑，回到家那天，开门的时候发现，花草竟然全活着。那些吊兰像是烟花般炸开，爬满了阳台。

【本文有部分情节曾以第三人称视角发表于真实故事计划，标题为：我在深圳政府大楼里打扫卫生。此次将部分细节再完善，重新整理成母亲的视角，毕竟这一切都是她亲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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