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在中国实行 27 年：如何判定他们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罪」？ – N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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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糊被认为是有意的

2019 年 9 月 24 日，一位妇人推著孩子参观国庆 70 周年展览，后面屏幕播放著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阅兵仪式。

Photo: Jason Lee/Reuters

全国人大会议预计于本日表决《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连日来引发香港及国际社会持续争议。在中国大陆，国家安全立法已有 27 年历史。2015 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下简称「国安法」)，在条文中首次将香港、澳门纳入。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当时回应，国安法没有写入两地《基本法》附件三，不会在港澳实施，「这是原则性的提法，如果要落实，就要落实在香港基本法 23 条，要自行立法」。

2018 年，郑淑娜重申，香港政府应按照《基本法》23 条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不过又指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不仅限于 23 条立法，也要在网络安全、反恐等与内地加强合作。

上述承诺在不久前被打翻。据悉，《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由人大常委会立法后，会以《基本法》附件三的形式在香港公布实施。它将牵动当下的国际局势，并深远影响香港的未来。此刻来关注一下在中国大陆已有 27 年历史的国安法：它经历了哪些演变，如何影响社会的各个层面，又是如何体现「党的意志」的？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前身是「反革命罪」，后者在 1951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首次入罪。1979 年中国颁布第一部《刑法》，将反革命罪写入条文：「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

1993 年，中国第一部国安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界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之后，1997 年修订的《刑法》，才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包含 12 个罪名，主要分为叛国；分裂国家、颠覆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参加间谍组织、泄露国家机密 3 种类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1991 年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2009 年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是同一个罪名的不同表述。

2010 年 12 月 9 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挂上了刘晓波的一幅巨型肖像。

Photo: Toby Melville/Reuters

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的国安法。在官方解读中，新法的「亮点」在于其全局性。在原有的防范、制止和惩治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外，还触及金融和经济领域、粮食安全、能源、网络信息、宗教等领域，此外还包括外太空、国际海底区域以及极地等。

国安法的全面覆盖，引起不同行业的普遍不安。 譬如该法第二十五条提到，要求网络信息核心技术，信息系统及数据「安全可控」，第五十九条提到对外商投资，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这些法条被一些跨国科技企业认为，可能会被用来逼迫企业设立「后门」——即允许第三方进入系统的手段——提供加密密钥，乃至交出源代码。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的国安法，新增了「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条款，并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要求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讲师 Joshua Rosenzweig 注意到，新国安法还用了习近平喜欢的口号，比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Joshua Rosenzweig 说，「大家都知道将国家或政府的概念与政权的安全挂钩是共产党的理解，但它却明确纳入了国家法律。这很少见，惹人注目。」

《纽约时报》认为新国安法「读起来更像是一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件，一篇旨在捍卫中共掌握权力的檄文。」这篇分析引述曾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任法学教授的民权律师张雪忠的说法，认为「国家安全」系列法律的重点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看起来很像是体现了某些党内领导人的保守政治思想，而立法机关只不过是在把他们的思想变成法律。」

在机构设置上，这个领导体制的最顶层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由习近平担任主席)，它不是正式的国家机构或政府部门，而是中共的党内机构，在业务上直管国务院国家安全部。传统上，「国安」机构指的是国务院国安部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国安委成立改变了这个局面，几乎所有政府和民间机构都属于广义的「国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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