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告别改革开放 ——论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前路
[作者按:虽然本文的部分内容确系源于朋友间的谈话,但对话体的采用主要还是为了写作的便利。] 一、改革开放在长期国家转型进程中的位置 友人:2018年8月初,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和期待”,表达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 …
改革开放,当然不是简单的喊一句口号,就能实现的。改革开放,是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的。要理解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回顾一下我大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1976年10月份,以“四人帮”下台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算是结束了政治运动时代。但是,注意这个但是,我国并没有立刻开始改革开放,而是延续了此前的严管式的国家治理方式,严禁民营产业,严禁国民拥有私人财富,并对外国资本家充满敌视。民众开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乃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
到1978年11月,在结束文革的背景下,安徽凤阳几个饥饿的农民决定秘密分地单干,以激励生产积极性,不再受公社约束。这事实上意味着农民私分集体的财产,自己拥有了土地这种生产资料。根据当时的刑法,这就是犯罪。如果文革当时还没结束的话,这个村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被批斗到死的命。即便是当时文革已经结束,然而在政治上依然延续着此前的管理模式,即便不被斗死,这些农民本来也逃不了坐牢。所谓的秘密分地,根本就没有秘密可言。幸运的是,一个月之后的1978年12月,我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决定开始尝试对外开放,吸引外国资本家来中国开厂。对内的话,也决定尝试赋予人民更多的权利,让人民拥有更多的财富。
在这种背景下,安徽这几个农民幸运的活了下来,最终成为改革开放启动的样本。然而1980年代的改革,就到这里为止了。允许农民尝试搞承包责任制,但是严禁转包,禁止承包经营权流转,甚至连继承都予以禁止,这事实上相当于否认了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尝试吸引外资,实际上由于制度层面的严重缺失,外资缺乏安全感,整个1980年代的进来的外资屈指可数,年投资规模只有几十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就是引入了少量外国的进口优质产品,来与国内傻大黑粗的 国企产品相竞争。外国的好东西当然人人都想买,外汇又不够,无法实现每个人都拥有。在这种背景下,特供制度和价格双轨制公然出场,所有的好东西,优先保证各种权贵家庭先行享有。权贵家庭享受之余,手里还有多余的商品指标,于是就拿去倒卖盈利,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倒”现象。老百姓开个小摊炒瓜子都算刑事犯罪,但是官员空头套白狼,倒卖各种紧缺商品,居然可以堂而皇之无人追责,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于是到1980年代末期,我大中国就闹出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波。
这场风波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在短期内出现了严重倒退,颇有回归文革年代的意思。邓先生高瞻远瞩,在1990年代初期连续两次南巡,力保改革开放。南巡之后,老百姓逐渐被允许拥有私人财产,也被允许开办私人企业,投机倒把之类的犯罪逐渐被取消。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价格双轨制消失了,官倒被严惩,权贵们的政治地位被拉低,这些当然都不是免费的,给出的补偿,是权贵们可以获得产业上的补偿。各种向民众开放的产业经济领域,权贵们都可以让白手套参与,并由于他们更灵通的消息来源和更广泛的人脉、更强大的融资能力,他们的企业很快就在大量的产业领域拥有了近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并延续至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以赋予权贵们崇高的经济地位,换取其政治地位的下降,这种代价事实上非常高昂,到今时今日各路权贵资本已经呈现尾大不掉之势,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阻力。但在当时来说,这也是不得不付的代价。
1990年代之后中国民营经济算是松了腿上的绑,能开些小企业炒瓜子卖了。但是手铐还在,正常的低买高卖的行为,依然被视为投机倒把。这事实上依然堵死了民间贸易的渠道。吸引外资方面,依然是进展很慢。每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总规模长期维持在500亿美元左右,对中国嗷嗷待哺的经济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对外贸易也很难开展。1980年代的十年里我国处于净逆差状态,每年的逆差规模都有几十亿美元。自己的生产能力没发展起来,尽进口外国的好东西了。到了1990年代,总算只有一年逆差,其它都是顺差,但顺差规模也不大,每年只有几十亿到百把多亿美元。
这么发展到1990年代后期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瓶颈阶段,眼看着就要硬着陆,也就是扑街了。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被规模远远称不上庞大的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打得溃不成军,长年累月的亏损。市面上每个人都在找进口商品的渠道,都在黑市兑换美元。
朱氏当国时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实施分税制,把税收统统收归中央,让中央集中财力办大事;比如把住宅商品房,想尽办法的掏老百姓手里的银子;比如国企抓大放下,让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减轻财政压力。但是这些效果都不算大,只能算是苟延残喘,拖住了一口气。
就这么一直拖到2000年,我大中国终于再次启动了真正的改革。一方面,在法律领域彻底废止了投机倒把罪。这算是我大中国政府对民间商贸活动做出的巨大让步。也就是在2000年之后,广东的商人从新疆低价进一批棉花,然后高价卖给英国商人,才算是正当合法的行为,不用再被抓去坐牢或者被高额处罚。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当然,加入世贸,回归正常的全球贸易体系,也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的。我国为了入世,总共做出了45项承诺(这已经是我将52页的承诺文件进行各种合并同类项之后的结果,原文有200多项承诺,甩一个商务部的中文原版地址: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Nocategory/200612/20061204000376.html),这些承诺,当然就是我国在经济眼看就要扑街之时回归正常的人类世界,所要付出的代价。在此我将重点分析这些承诺,希望各位能认真的阅读,一个字都不要错过。此外,顺带向杠精们说一句,整个世贸规则,都是由美国主导设立起来的,所以在美国方面,基本上就没有违反世贸规则的可能性,因为它不可能自己违反自己。
首先放上的,是经济政策方面的7项承诺,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4项承诺,见下表。
7项经济政策承诺,我国仅遵行了其中一项,也就是比较少实施限制进口措施。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确实没事也会限制一把,不过一般都是针对煤这类国内生产严重过剩的产品,所以也就算了,就当是我大中国遵行了这一项承诺吧。最关键的承诺其实是第二项的外汇管制和第七项的统一制度,对这两者的毁诺,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巨大反感。一方面外企的利润极难汇兑出国,另一方面各种自贸区犹如雨后春笋一样一会儿冒出来一个,各地自贸区的政策还要相互矛盾让外资企业们无所适从。然而**这种遍地自贸区的玩法在根本上就是与世贸规则相冲突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只能适得其反。**在老外们看来,连统一的制度体系都不能保证,随时朝令夕改,这怎么可能让人放心投资!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四项承诺,当然也一直饱受国际社会诟病,满大街的各种剽窃和盗版真是举不胜举。法律法规倒是制定得很系统,但是执行水平之低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方面就不多评价了。
接下来是重头戏,在货物贸易方面的12项承诺,以及在服务贸易方面的22项承诺,见下表。
首先来看货物贸易的十二项承诺。结果其实还不错,有5项毁诺,7项守诺。麻烦在于,违反诺言的5项都是最核心的内容,包括外贸经营权、关税和出口补贴这三项。尤其是关税与出口补贴这两项,对汽车等进口商品变相征收高税,以及滥用出口补贴,到了今年,最终成为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借口。
最后是22项服务贸易承诺,其中有8项毁诺,14项守诺。服务贸易的毁诺项目中,我要强调的就是第8项,通信服务,也就是闻名于世的“墙”。因为这堵墙的存在,所以中国的互联网领域,只有中资企业,没有任何外资企业。将规模庞大的外资互联网企业堵在墙外,这当然也是引发中美贸易战的由头之一。此外顺带说一句,我是真能理解金融领域为何会对外资实施种种私下封堵,让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绩占全国的业务比值长期维持在1%的水平。这事当然是因为即便无视承诺遭受惩罚,也要建立我大中国的金融防火墙。但是,但是,旅行社领域为何也长期对外资严防死守?不能让外资旅行社随便把大妈们领出去买买买,消耗外汇储备?好吧对这事我还真的无法理解。
好吧,整体来说,**我国为了回归世界贸易体系而做出的45项承诺,到现在回头来看,7项经济政策承诺只遵行了1项,4项知识产权承诺遵行1项,12项货物贸易承诺遵行7项,22项服务贸易承诺遵行14项,合计遵行23项,履约率刚好过半,为51.1%。**从2001年加入世贸,到现在已经17年时间,我大中国甚至连入世及格线都还没达到。麻烦的地方在于,违反的承诺全都是关键承诺,比如统一制度,比如关税,比如金融,比如墙。
当然,不管我大中国怎样无视承诺,加入世贸之后,外资企业更加汹涌的进入中国,2004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超过600亿美元,2010年超过1000亿美元,2015年达到1263亿美元的峰值。至于我国的顺差规模,当然也随之出现了连续的跳涨。2004年的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只有226亿美元,2005年就暴涨到927亿美元,2006年继续暴涨到1686亿,2015年达到3874亿的峰值。
持续的外部资金与产业流入,帮助我大中国成功的度过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并带来了此后连续十几年的经济繁荣。我大中国似乎就此摆脱了贫穷落后的标签,并骄傲的成长为世界工厂。改革开放的口号已经没人提了。入世的45项承诺也已经被人遗忘,22项关键性的承诺未能履行,应该付出的代价没有付出去,这一定会引发后果,而这些后果,在2015年之后,就逐步的发作了出来。
2015年12月,美联储启动了加息进程,并从2017年10月开始缩表。关于这件事的背景,老蛮我在名篇《最后的印钱》、《纸币时代的终结》以及《开不动的印钞机》中,都做过详细的阐述,有心了解的同学可以去百度来看。这里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从1970年代建立在黄金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表面上崩溃之后,美元就取代了黄金,成为支撑全球贸易的通用货币。美国政府依靠借债的方式印出美元,然后到全世界采购各种商品,由此支撑起了全球贸易体系,并带来了全球化浪潮。但是这种体系的弊端在于,美国政府的负债能力总归有其极限,到2015年,美国国债超过18万亿美元,实在是连利息都快还不上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是改弦更张,收缩美元,并以减税等方式力促走出美国的产业回流。
美国不再承担全球化的责任,这当然意味着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全球贸易体系走到了尽头,清算的时刻就此到来。在美国那边看来,要促使美元回流,对美贸易顺差高达3000亿美元的中国,当然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目中刺。所以此前17年,我大中国的五成毁诺行为无人追究,但是现在转折点到了,这就成了我大中国的原罪。
就这样的情况,我大中国如何应对,还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切实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吗?这意味着减税,意味着拆墙,这将给我大中国当前的管理体制带来巨大冲击。更何况明知美国已经不再承担为全球输出美元的责任,纸币时代走向终结,全球化进程必将逆转,履行承诺到底能得到啥好处,还说不定呢。
而另一方面,不履行入世承诺的话,就目前这种不及格的成绩,在全球范围内千夫所指,又真是有点不太好看。债务危机之狼在世界各国背后紧追不放,被逃命的团队一脚踢出队伍的话,那就只能被饿狼咬死。而现在被千夫所指的中国,越来越像是要被踢出队伍的那位了。而且中国的体量很大,有很大的概率能喂饱饿狼,让欧美日各国逃过这一劫。这么一看,哪怕是为了平息众怒,也得切实履行承诺才行。
面对这种两难选择,老蛮我实在是没啥可建议的。要知道我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从2001年对外做出45项庄严承诺之后,其实就停止了。现在要重启改革,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世上一定没有免费的午餐。无论我大中国选哪条路,履行承诺,或者不履行承诺,都要付出代价。在这一刻,我只能做出我自己的承诺,并且,我希望各位读者,能与我一起,做出下面的承诺:
如果我大中国最终选择了履行入世承诺,那么,无论这个国家接下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愿意与之共担,生死不弃。此诺!
[作者按:虽然本文的部分内容确系源于朋友间的谈话,但对话体的采用主要还是为了写作的便利。] 一、改革开放在长期国家转型进程中的位置 友人:2018年8月初,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和期待”,表达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 …
这一年来,极左思潮与极左势力,死灰复燃,愈发猖獗。这边厢,草根毛左不明所以,挟带着政治失意与社会怨愤,叫嚣乎东西;那边厢,高校中早已退场沉寂的文革余孽,乘势冒头,作跳梁小丑状,隳突乎南北。不仅喊打喊杀,在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层面,四面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