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广场30年–孙立勇的杂志、铁窗和澳洲“后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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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晚，北京市民孙立勇在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子弹和流血。随后他创办了地下民主杂志，因此被判入狱七年。刑满后，在国内举步维艰的他来到澳大利亚成为建筑工人，并创办支援国内“良心犯”的后援会。

“放炮竹了，嗒嗒嗒嗒”

“忽然电视屏幕变成了蓝颜色，然后开始播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要求所有的市民呆在家里。”

1989年6月3日晚上六点半左右，平时该播放北京新闻的时间，正在家中吃晚饭的孙立勇“想着可能要动武了，得去广场上保护学生。”

他的丈母娘担心他要去危险的地方，让他出门一定带上两岁的女儿。

“当时一路走过来，无数的人在设路障，公交车都横在马路上，”孙立勇现在想起来仍非常后怕。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孙立勇听到了枪声。

“那边是坦克的轰鸣声。然后声音非常近了，我就听到很多人喊‘快跑’！”

“坦克撞公交车，一撞公交车就两半了。”

“子弹在我的头上飞。‘嗒嗒嗒嗒’，划过天空还有闪亮。”

“我抱着女儿穿进小胡同里往家跑，后面部队向胡同里扫射，我听见子弹打在地面上反弹起来。”

孙立勇的女儿艾丽（Ailey Sun）已经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印象。

“怎么那么傻呢，还能带着孩子一起去。不过我没留下什么特别严重的阴影，就原谅他了，”艾丽笑着说。

“这事就是注定了，没什么可埋怨的。”

1989年之前，孙立勇在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工作了八年，因为不认同警察的工作理念方法，申请调离岗位，到一家国企成为了保卫专员。

1989年4月，自胡耀邦去世，学生向广场聚集，家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孙立勇就活跃在一群以行动支持学生运动的北京市民之中，自发为学生送水、捐款。

“就声援学生呗，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都是北京市民特别喜欢的，”孙立勇说。

“发了工资就给他们捐个十块、二十块的。”

第一次宣布戒严后的5月20日，数千名和孙立勇有着类似想法的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拦住了前往广场的部队。

但6月3日的晚上，他们没有成功。

狱中的“良心犯”

六四过后不到一年，孙立勇和几位朋友创办了杂志《民主中国》，后来改名《钟声》，前后印刷五期，每次200册左右。

1980年底，孙立勇被分配到北京市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

为了不被发现，他们在居民楼里，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文章平时写好，印版平时刻好。然后就是在一小时之内印完。

除了邮寄到机关，他和朋友还沿着长安街给居民家里投递。

杂志内容主要是呼吁调查六四惩治凶手、对死难伤残者赔礼道歉、要求政府举行选举。“就是三个简单的诉求” ，孙立勇说。

这本杂志把孙立勇送进了监狱，一蹲就是七年。他的刑事判决书中写道“刊物《发刊词》诽谤国家‘独裁’，煽动推翻国家政权”。

对于这七年，孙立勇在推特上戏谑地说大部分时间“还是挺好的”。

“特别惦记家里人”，在回忆录《走过冰山》一书中孙立勇写道，“女儿后来告诉我她记得我当时留的是一边倒的分头。” 从他离开家那天起，女儿“每天都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等我， 但一直没能把我等回来”。

女儿艾丽大概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父亲在坐牢这件事，之前家人一直告诉她父亲在国外工作。

1980年底，孙立勇和公安学校同学合影。第1排左14。

也是在坐牢期间，孙立勇意识到有很多和自己类似的“良心犯”都在监狱中。

“这些所谓的六四暴徒就在我的楼上。他们中的很多人罪名是‘抢劫枪支弹药’、‘烧军车’、‘打解放军’、‘盗窃罪’”。

孙立勇在他今年出版的《“六四”抗爆者法庭档案》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这些所谓的‘六·四暴徒’，其实是支持‘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中的的普通市民——工人、职员、农民、甚至还有像我这样的民警。他们以实际行动反对军队戒严，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他们并不是‘暴徒’，相反是名副其实的抗暴者。”

熟手装修工

2004年，孙立勇的人生开启新篇章。他向亲戚朋友借了十万人民币，通过旅游签证来到澳大利亚，并申请政治避难。他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拿到签证当天， 孙立勇立刻成立了“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到澳大利亚的第十天，孙立勇找到一份搬家工人的工作。不久后又转行做装修。

“我做了十几年了。如果你家墙上有什么不平的地方，给我一个小时，就能给你弄得平平的！”孙立勇说。

谈起父亲的工作，女儿艾丽说：“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吃‘民运’饭，不受任何组织影响，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很开心。”

每天8到12小时的装修工作结束后，回到家中的孙立勇坚持用晚上的时间联系当年国内因为“六四抗暴”入狱，有些甚至现在还在狱中的人，组织向他们的家人和子女捐钱。

“当年去天安门，没有人喊我们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们的良知让我们去天安门保护学生。”

“他们有有前科的，盗窃罪一类的，我们也一样帮助他们。不管他们之前怎样，在1989年他们帮助阻挡了开向广场的军队。”

“我们的捐助并不是很多，只是让他们的孩子有钱上学，家人有路费可以去监狱探视。”

曾经声嘶力竭的呼喊–“改革政府”、“自由民主”–震彻苍穹，拭去血迹的广场只剩下沉默。今天，许多大陆年青一代甚至无从得知，30年前曾有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热血青年在中国的心脏被国家机器碾压消逝。在澳大利亚，四万中国人因为一万公里外学生的流血得以留在这片南方大地，开始新的生活。可是30年后，仍然愿意公开纪念“六四”的人已然寥寥无几。抛光历史，不忘苦难。“六四”三十年祭，ABC中文网从今天起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回首当年热血沸腾的广场以及回声渐弱的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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