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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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一位32岁的女性在给家人烧好菜后跳楼自尽,原因是她无法承受连日来的网暴,留下身后一个年幼的孩子。

这件事原本有一个温情的开头:她家住虹口彩虹湾,而患有听障的父亲独居在西郊的青浦,在封城后她无法给父亲送菜,也无人接单,4月3日晚,她情急中找到一直为她送菜的小哥。

那位骑手王棋(化名)听到她焦急、带着哭腔的声音,立刻心软了,当晚7点就出发,穿过重重关卡,行程27公里,最后2公里还是不得不步行的,终于在半夜11点将这一单送达。

事后,她非常感谢,说“发自内心真的感动到要哭了”,要给骑手报酬,但他坚持不收,她实在过意不去,就给他的手机充值了200元答谢。

王棋事后在自述中解释:“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觉得她这么善良,还是这么孝顺的女儿,再难我也给她送过去。”他说:“我本来就没有要她的钱,根本不是钱的事。”

4月4日晚,微博大V“脊梁in上海SH”披露了此事,原本是作为一个“暖心”的故事,但谁也没想到,事件的发展在此之后急转直下:一大堆人指责谩骂她“小家败气”、“尖酸刻薄精明”,人家如此历尽千难万险,才给200打发人,至少要给500。后续就失控了,各种难听的话喷涌而出,她俨然就是不知报恩的无德之人,承受千夫所指,终于被压垮。

一个原本“正能量”的故事,竟然会演绎出这样的结局。那位骑手王棋说,他本来就只是想帮个忙,何况顾客也已经给自己充了话费,他无法理解网上居然有人还指责她给少了,事情演变至此,他都难过得睡不着觉。

别说他无法理解,可能大多数人也无法理解。没经历过网暴的人可能也难以想象那会造成多么深的心理伤害,而对那位女性来说,那或许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从她自己的申辩来看,也许她这段时间以来原本就已很脆弱了:

之前因为带孩子,一直失业,没有工作,收入为0,孩子七岁,全家靠老公一个人工作维持。最近刚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但是疫情的关系不发工资,家里还有房贷。住的是经适房,要补贴老人。如果你们觉得200元太过小气,我也只能说量力而为。

但在一个匿名的网络空间里,没人能知道你的为人和处境,甚至就算知道了也仍然不依不饶,因为那些人看到的并不是具体的人,而只在乎用抽象的教条进行道德审判。

正如有人指出的,在此关键的一点是,行为的道德标准究竟谁说了算:

在不久前的东航梧州空难后,也有家属在网上述说遇难者生前经历,希望他们能被世人记住。然而,有一大堆人拥上去谩骂这是“吃人血馒头”,乃至是靠炒作死者借机成名,“猪狗不如”,最终,这位家属被迫公开道歉。

一个社会的道德苛求发展到这种地步,已变得让人感觉既滑稽又恐怖:事件中利益相关的各方都没问题的安排,竟然要毫不相干的人站出来教你怎么做人,而你甚至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

社会是由无数不同的个体组成的,某个人的做法哪怕在他本人看来完全合情合理,但换一个人用另外的角度去衡量,就很有可能显得道德可疑乃至道德败坏。

正因此,我们才需要法律界定的规范和有保障的个体权利,否则每个人都用自己非黑即白的严苛善恶标准去要求他人,就会出现一个吊诡的结果:这样一个人人最讲道德的社会,恰恰是最不道德的。

悲剧发生之后,许多人都在谴责网暴,希望每个人在这艰难时刻都善良一点,但我们已经看了,这样的道德呼吁根本无济于事,同样的事反复上演,看不到改变的迹象,下一次有类似的事,立刻又有一群人高举道德的大棒冲上去。

看多了这些事,我有一个感觉:别看我们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但无数人的心灵仍然停留在狭隘的农耕时代。

对这些人来说,多元化意味着混乱,意味着自己向来固守的道德标准遭受冲击,这个世界他们不仅看不懂,更看不惯,恨不能把所有跟自己不一样的人都敲打一遍。容忍、接受更是稀罕的品质,何必呢?看不惯就直接开骂岂不更爽?

社会学家应星在研究了1951-1976年间一个西南山村后,写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一书,他笔下那个两三代人之前的偏远乡村社会,和现在的网络社区气氛何其相似:

公社不仅把农民之间的这种彼此凝视从自发状态变成了自觉状态,把这种凝视与德治标准的贯通紧连在一起,而且,使那种以往常常是无声的凝视变成了发声的凝视。

他发现,“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力图把德治的原则烙在人的身体上”,那不仅仅是控制人、利用人,人们还自觉地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人、改造人,而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毫不留情的“斗争精神”,使得人们理直气壮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自以为是的那一套强加给别人。

当然,有所不同的是,乡村社会毕竟不至于像当下这样压抑。当我们为“中国40年就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发展道路”而自豪时,常常忽视了一点:狂飙突进是有代价的,那总是伴随着肉身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当你被严密禁锢时,心理是很难不受影响的。有心理学实验证明,把人单独关在狭小的空间里,超出四五天就能把人逼疯。当然,网暴的那些人未必都是被封在家里的上海人,但问题是,多年来我们整个社会的气氛就是如此:从开放一点点转向封闭,所有人都看不到出路,甚至已经好久没有勇气谈论未来,在这种笼罩一切的压抑之下,人们就更容易看不惯别人。

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经历了数十年的繁荣与进步,但人们感受到的却是普遍的烦躁不安:每个阶层都寻求伸张自己的权利,社会撕裂加剧,充满着无法调和的尖锐对立,没有人感到满足。

在被德雷福斯事件撕裂的法国,全社会都深感挫败、愤怒,以至于英国《笨拙》杂志担心,1900年世界博览会一结束,法国的第一个举动就会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

在当时所有各国,原有的秩序已越来越像一件紧身衣,严防死守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压抑而无处宣泄,在平静的狂躁之下,非理性的力量正要脱匣而出,以至于最后战争爆发时,大部分人反而松了口气,因为终于可以将自己的攻击欲无所顾忌地发泄出来了——然而,我们现在都知道,那迎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毁灭。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当下隐约可见的是:无数人也都压抑已久,只是看什么时候、找到什么出口了,任何人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因为一个细小的问题被人讨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感到社会“充满戾气”。只不过善良者在无法承受之后放弃自我,而横暴者则肆意而为。

确切地说,那种横暴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懦弱。有句话说:“当你在负重前行的时候,一定是有人在骑着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觉察到这一点,又或觉察到了,仍然说不清楚骑着自己的究竟是谁、知道是谁也敢怒不敢言。“弱者拔刀向更弱者”的底层互害之所以如此普遍,大抵如此,但对攻击者来说,到处骂人并不能缓解这种烦闷,常常反倒是变得更难得到平静。

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仅呼吁施暴者良心发现是无济于事的,甚至压制也仍无法消除那种攻击欲,那有赖于社会转型的完成。对身在其中煎熬的个体来说,很难指望它即刻改变,但至少可以保留善意,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德的前提下坚守自我——做自己,不仅是一个道德律令,有时甚至可以支撑我们活下去。

我很想对那位跳楼的女性说:好好活着,必要时卸载微博,眼不见为净,你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不对那些网暴者祭出上海人那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跟你搭界伐?”

她已经听不见了。但你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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