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十三年：一个33岁农村考生的奇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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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09年至今，唐尚珺读了13年高三。拍摄《高十》那年，他27岁，说自己想走出农村的圈子，但这几年，他报考大学的第一专业都是农学。

记者 | 李晓洁

编辑｜陈晓

摄影｜于楚众

高十六

十七八年前，唐尚珺还在县城读初中。一个周末，他跟当时的同学兼好友何汉立在县城闲逛，被一个地摊前的游戏吸引。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在白纸上从1写到500，不准遗漏或写错任何一个数字，如果成功，摊主会赠送金额不菲的奖品，否则游客要输掉提前交付的20元押金。

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唐尚珺很有信心地参与，坐在地摊旁的桌边开始写数字。同行的何汉立记得，当时还有几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也在写，每写几个数就停下来歇歇。摊主有时在游戏者身旁瞥一眼，然后举起大喇叭，喊着某某写到了哪个数字，试图干扰。没多久，老头们一个个叹气，输了。唐尚珺很快也输了，但他不认，连着玩了三局，输掉了自己半个月的生活费，换回了几瓶洗发水。何汉立不服，也玩了一局，他忘记是写到了哪个数字，感觉即将写错前，他及时停住，把数字往回拉了一笔，看起来也不算写错。最后，他赢了游戏，得到一台傻瓜胶卷相机。

十多年后的饭桌上，再讲起这个游戏，何汉立觉得这像是一个隐喻。他耍了点小聪明，拿到奖品，唐尚珺还在自己的人生里，闷头写着一个个数字。

****唐尚珺连续参加高考十三年，明年他会继续出现在考场上

唐尚珺听着何汉立回忆过去，从不打断，只是哼哼笑，露出尖尖的虎牙。他很瘦，1.74米的身高，只有120斤，戴着一副无框近视镜，拿掉眼镜，脸上就有两道白色印子。再加上他常年穿黑白两色的衣服、运动鞋，斜挎个黑色胸包，腼腆着笑的时候，还有点书生气。

他的确还有个学生身份。尽管今年已经33岁，但从2009年6月至今，他连续参加了14次高考，按年级算，是个“高十六”学生。今年的高考，他考了590多分，被上海交通大学的护理专业录取。因为不是他的首选专业农学，他放弃入学。这个夏天，他在广西南宁市租房住，刚结束给中学生当家教老师的工作。未来一年，他将继续复读，继续拥有学生这个身份。

何汉立对老友的高考生身份毫不陌生。八年前，二人刚通过手机QQ恢复联系时，何汉立已经大学毕业，刚转为广西广播电视台纪录片部的编导，而唐尚珺正隐瞒家人，称自己在外工作，实际上在读“高八”（第五年复读“高三”）。他经济窘迫，在QQ上想跟这位初中时最好的朋友借几千块钱。在确认唐尚珺没说假话且精神正常的前提下，何汉立帮助了他，并提出想拍他的纪录片的想法。

唐尚珺收到的的上交录取通知书（图｜唐尚珺微博）

“一开始我就是好奇，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坚持复读这么久？我想理解他。”何汉立的声音有点细，但每句话的语气都很笃定、自信。他回忆当时跟台里报唐尚珺的选题，因为涉及高考、补习，太敏感——当时已经有政策规定，不允许公立高中开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或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选题很快被否，于是他打算用业余时间拍摄。

2014年1月，何汉立带着摄像机去钦州市二中找即将放寒假的唐尚珺时，他们已经七八年没见了，但拍摄让两个人恢复了联系，很快找回初中的熟悉感。纪录片的开头，唐尚珺穿着红色的冲锋衣，在教室里给盆栽浇水，在宿舍用指尖转篮球、弹吉他。这一切跟初中时二人的爱好差不多，只是唐尚珺的技术更熟练了，篮球可以停在指尖几分钟，也能用吉他完整弹出几首歌，何汉立很早就不再接触这些。

拍摄过程中，何汉立有点理解这位昔日好友一年年复读的选择，“他的成绩每年都在进步，这给了他希望，他就想考上更好的大学”。唐尚珺从最初的372分，一个只够上专科学校的成绩，考到400多分，到一本线，再到超出一本几十分，每年分数都在上升。直到2016年，唐尚珺第七年参加高考，以625分的成绩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他决定结束复读，去北京入学，并告诉了家人这个结果，得到谅解。何汉立拍下了这个看似圆满的结局，把纪录片起名为《高十》。

《高十》海报

但《高十》之后，唐尚珺的选择，连好友何汉立也无法理解。**他确实去了北京，在政法大学的校园里转了一圈，但没去报到，而是回到广西百色，领取了复读学校的10万元奖金，隐瞒家人继续复读。**2019年，唐尚珺考出了自己最高的一次成绩——645分，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他说专业不合适，仍然没去学校，又回头走上高考之路。那之后，何汉立有些生气、无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劝他入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有自己的选择。”何汉立端起装满啤酒的一次性塑料杯，跟唐尚珺碰了一杯。

清华梦

在《高十》纪录片里，唐尚珺曾对着镜头，在复读教室的数字屏幕上写下自己的目标：中国科技大学。这是他初中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考上的大学，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这个，而是清华大学。“不好意思说，怕说出来被笑话”，唐尚珺薄薄的嘴唇扯出一个无声的笑，这是他常有的动作，说话时好像一直在微笑，习惯低头，或者看向别处。这两年，他不再担心说出清华会被取笑，可能因为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放弃了这个想象。

想象最早来自村庄。唐尚珺出生在防城港市上思县公安村。村子距离县城70多公里，连绵的矮山上种满了甘蔗、桉树和稻谷，是当地最常见的经济作物。村里交通极其不便，只有一辆班车，每天早上开往县城。如果是往西几十公里，就到了越南边界。唐尚珺的记忆里，每到夜晚，家后面那条土路如果连续有车辆经过，就说明是越南的车在运货，因为村内几乎没人有车。

唐尚珺的家乡（图｜唐尚珺微博）

上世纪90年代，唐尚珺还读小学时，父亲说起邻村有一个人考上清华大学，那人后来当了官，还回村修了路，这在村里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唐尚珺记得，之后每年清明节祭祖，大人就跟小孩说，“让老祖宗保佑你考上清华大学”。当时他对清华、对大学没有任何概念，但确定“考上清华”是一种荣耀。

那时城市的市场经济起步，唐尚珺的老家也开始有年轻人进城打工。但在村庄的意识里，打工与务农没有本质区别，“光荣”的出路还是读书。唐尚珺看起来也是家里最擅长走这条路的孩子。他是家里“老小”，前面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没上高中。一是因为家里没钱，农活儿还多，砍柴、放牛、除草、施肥等等都需要人力，更多的原因是觉得太难，“读不下去”。唐尚珺的三姐告诉我，她当年读到初三，“宁愿砍柴也不要读书了”，毕业后干了几年农活儿，年龄大些就去城里打工。但唐尚珺小学就是村里成绩拔尖的学生，2002年以乡里第一名的成绩被县城最好的初中录取。

去县城读书，是唐尚珺第一次出远门。他跟家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班车到达县城，在那之前，他连隔壁的乡镇都很少去。

图｜唐尚珺微博

以现代城镇的尺度来看，上思县很小。从县城的汽车站下车，走上三四百米就到了唐尚珺当年那所初中。中间经过一些粉、面小店，路面狭窄，人行道上的砖块松动，要小心砖块下的积水，随着脚步的踩踏从缝隙中喷溅。但在当年，县城对唐尚珺来说是一个“大城市”，一切都陌生而新鲜，连英语课，他也是第一次上。离家几十公里，不仅是物理上的距离，也意味着他第一次离开山村，体验另一种生活状态。

他跟同样来自乡村的何汉立同班、同宿舍，很多共同点让两个人成为朋友：他们都不喜欢干农活儿，觉得很累。唐尚珺最讨厌放牛，“很乏味不是吗？虽然身体上不累，可是你每天就看着牛，没任何事要做，我放过两天牛就觉得要命”。他们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也都喜欢去书里寻找答案。两人办了学校的借书证，借了很多科普书籍，讨论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比如，“恐龙是怎么灭绝的？”“人的耳朵为什么只有这么小？”“宇宙从哪里来？”还共同去冒险。

何汉立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个周末，他们骑一辆车去30多公里外的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园。那辆车是班上一名女同学的，只有一个刹车，在窄小的路上，俩人轮换着载对方。进公园要门票，10块钱，俩人为了省钱，把单车藏在附近，蹚过一条水深到胸口的小溪，从一个大山的豁口溜进了公园。他们记不清公园内具体有什么，只记得花了两块钱买了根甘蔗，是那天唯一的进食。骑车回学校的路上，“山路十八弯，下坡就是猛冲，刹也刹不住车，我们真是命大，没遇到大车”。何汉立回忆起那次探险，语气中充满怀念。

公安村｜《高十》剧照

**但是关于确实的未来——以后去哪里？做什么？他们很少讨论，用何汉立的话说，是“一片空白”。**两人在初中成绩都不错，进了尖子班，后来因为贪玩，成绩落到全校50名开外，不被当作重点学生培养。读完初中要做什么？上高中。那之后呢？不知道。“直到进入高中，也许是快要高考了，我才知道后续是读大学，根本不知道读完大学还有研究生、博士。”何汉立回忆，当年没有任何社交软件，只能从老师、父母那里获得信息，“但他们只教你做题”。而关于大学的信息，他听说最多的就是清华、北大，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两所大学。

**和朋友一样，对未来唐尚珺也得不到任何切身的引导，只有一个源自小学的模糊且单一的印象：清华是读书唯一的荣耀终点。**他也“真的觉得自己可以上”，只要努力、不放弃就行。

怪病

严格来说，唐尚珺第一次复读是2005年夏天，他读了一年初四，因为一场“怪病”。

大约在中考前一个月，毫无来由地，“感觉很晕，像在做梦，听不进去东西，刚做过的事情也会忘记，跟家里人说过的话，下一秒会又说一遍”。他去医院，诊断的结果是神经衰弱，但医生也说不出具体原因，只是让他多休息。村里当时还有神婆，但看过之后病情没有任何好转。

因为这场怪病，唐尚珺没办法参加中考，也没去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典礼上，何汉立用那台玩游戏赢得的傻瓜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唯独没有唐尚珺，他当时正在村里的家中休养，恍恍惚惚地过着日子。暑假，病症又无来由地消失了，但他的中考成绩是零分，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录取他。

《高十》剧照

这是唐尚珺在教育这条长路上第一次受挫。他一个人坐大巴，去100多公里外防城港市一所不错的高中，找到学校的校长，请求学校收留。因为没有参考记录，学校拒绝了他。那天晚上，回县城的班车已经没了，他走到海边，在人行道旁的长凳上睡了一夜。“睡不着，蚊虫很多，咬得手脚痒，心里也难受，迷迷糊糊过了一夜。”

现在回忆起那时的天真，唐尚珺自己也忍不住笑。他不知道初中可以复读，后来在老师的提醒下复读一年，考上钦州最好的高中——钦州二中后，听老师说，进入钦州二中，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他以为这句话更确切的意思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清华”。

钦州二中确实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或北大，唐尚珺见过其中一个上清华的学生，戴着啤酒瓶底般的厚眼镜，便打电话跟母亲说，如果自己戴厚眼镜，也能上清华。学校每年高考后都会放榜，高二那年，唐尚珺也去看榜单，他意识到世界上不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学校，但这两所学校才是光荣的顶点。一个有点奇怪的逻辑是，普通人看到清华670多分的录取成绩，了解越多便越清楚自己与这两所学校的距离，但唐尚珺却依然想去清华。“我不知道那么难考，以为努力，不贪玩就好。”唐尚珺很认真地说出这句话——他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

钦州二中｜《高十》剧照

贪玩，是唐尚珺对自己在钦州二中几年的总结。钦州比上思县大多了，没见过的、没体会过的事情对他都有吸引力。那时，比他大七八岁的三姐在钦州做服装销售，周末放假，他去找三姐，能“吃顿好的”。还和同学去溜冰、打篮球、看火车⋯⋯他从没坐过火车，有一次看到一列火车，全封闭式，黑黑的、没有窗户，他问：“人在里面是不是很难受？”同学告诉他，那是运货的火车。“当时就是什么都不懂，之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他觉得，如果能收束这些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上，自己就能实现梦想。当然，还有一点是，能控制住“怪病”。

**就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怪病”长时间隐藏在他的生活里，每到重大考试前便显出身形。**2009年，第一次高考，他感觉“怪病”又犯了。还是头晕，迷迷糊糊，考了372分，只够上一个专科学校。他记得父母的表情，“都沉默了，我大概就知道，他们很不满意”。他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复读。

在钦州二中，复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唐尚珺说，一个班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会因为考得不理想去复读。全校38个高三班，其中13个是复读班，基本在楼层顶层，班上的学生们下课很少出教室，不打闹，很安静。复读费一年3000多块，比应届生的学费高了三倍。

唐尚珺第一年的复读费是三姐帮出的。他下决心要努力一点，但神经系统似乎无法与雄心壮志达成一致——他上课还是容易走神，周末还是和同学出去吃烧烤、逛灯会，第二年高考前还是犯了“怪病”，成绩只有400多分。按唐尚珺的说法，几乎每年高考前，他的“怪病”都会重犯，直到考上600分后，“怪病”才消失。

****生活在钦州市的三姐与唐尚珺关系最亲密，唐尚珺第一次高三复读，是三姐给他付的学费

谎言

但600分是好几年后的事了。在那之前，唐尚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结来说，就是他生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谎言里。

2010年，也就是第一年复读结束后，家人不同意他再考，让他尽快填志愿。他选了南宁一所专科学校，父亲给了他5000元报名费，还有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他独自带着一万多元去南宁报到。“我在学校逛了一下，跟我想象的差距太大了，学校食堂和宿舍都很小，跟高中没区别，我打退堂鼓了。”那时候，已经有几个高中同学继续回钦州二中复读，他也坐上了去钦州二中的大巴车，准备来年考上好大学再告诉家人。

2013年，按照他跟家人的说法，他应该从南宁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了，在一家叫“顺丰”的公司工作，一个月工资1600元。但这是他随口编的一家公司。过去三年，他拿着家人给的大学学费，一直在钦州二中复读，每年成绩都能进步几十分，2013年高考成绩刚过了一本线。

这个分数，如果继续复读，学校可以免除学费、住宿费，每个月还奖励400元生活费——这是学校一直以来对高分复读生的奖励措施。但也意味着他要以一个社会身份继续隐瞒家人，而且得不到家人的金钱支持。或许是有些犹豫，他临时决定，这个暑假去清华大学看一看。

唐尚珺带着父母去北京旅游｜《高十》剧照

他没买到硬座，20多个小时的车程，蹭座、站着到了北京。抵达时，大概是下午五六点，清华大学的门关了，他在附近花10块钱租了辆自行车，围着校园骑，发现一个小门能进，便骑车溜进去。“果然没让我失望。”唐尚珺回忆，清华校园很大，有古风的建筑，“很气派”。第二天，他又从正门骑自行车进去逛了一圈，还让别人给他拍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他跨坐在自行车上，穿着黑T恤，在一片大草坪前留影。

那也是唐尚珺第一次到北京。他一个人去了天安门、长城、王府井几个地方，觉得北京的物价很贵，4个狗不理包子要50多元，“还是素的，不好吃”。**有时候交流也有点困难，北京人听不太懂他的普通话，但那里确实有他最为满意的大学校园。**这次旅行成了他一个人的秘密。回到南宁后，他没告诉任何一个亲友，决定继续在钦州二中复读。

《高十》主要拍摄的就是这一年——他是家人眼里的“打工人”。春节回家前，他会脱掉红色冲锋衣，换上棕色皮夹克，掩盖些学生气。从钦州的超市买年货回家，要注意塑料袋上有没有印钦州的地址。到家后，他拿出攒下的500块给母亲置办年货，分出一个个零钱红包给哥哥姐姐的孩子。平时在市里，最害怕遇到同样在钦州工作的姐姐、姐夫。有两次真的遇到三姐，躲不了，他就说自己来看望生病的同学。也许是几年的隐瞒让他有些压抑，在纪录片里，唐尚珺有些醉意对着镜头说：“我现在都怀疑那句话，知识改变命运是不是真的，小时候蒙了我很久，我现在反悔了。”

《高十》剧照

但他仍然坚持留在学校里，一次次站在高考的门槛前。采访中，他和何汉立都相信，“学校能决定未来，决定就业”。“我们不像有钱人的家庭，父母能给到很多支持，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爬滚打，靠学历找工作，而且学历也有等级划分，专科学校连公务员都考不了。”何汉立说，好大学，也代表好的人脉，在社会资源层面，他能理解唐尚珺想考一个好学校的执着。

只有一次犹豫，是2014年6月底，“高八”的唐尚珺在手机上查询高考成绩：563分，比一本线高出43分，比清华的录取线少了110多分。他打算暑假先去广东工厂打工，挣点生活费再说。

这是唐尚珺第一次进工厂。他先是跟同学去了一家生产手机屏幕的工厂，需要站着上夜班。上班前，要花十多分钟穿上一套白色的防护服，不能露出一丝头发，连上厕所也麻烦。干了两天，他觉得太累，主动辞职，也没结工资，去了另一家工厂做货物转运。这次活儿轻，工资也低，但“没有尊严”。他记得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去两个部门送货，两个部门没沟通好，把气都撒在大叔身上，骂难听的脏话，第二天大叔就辞职了。唐尚珺勉强工作了一个多月，拿到三四千块，便离开了工厂，回到学校。

《高十》剧照

**工厂之外，他决心复读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一届同班的复读生吴善柳考上了清华。**唐尚珺早在还是应届生的时候就听说过吴善柳，知道他是复读生中的“大神”，为了清华，放弃过复旦、北大的录取通知。和唐尚珺同班时，吴善柳已经32岁，是复读第八年。但唐尚珺很少真的看见他，他从不去班里上课，“听说是在家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备考”。从班上QQ群得知吴善柳终于被清华录取时，唐尚珺觉得自己好像也离梦想更近了一点。

诱惑

循环的复读生活里，唐尚珺有一次离开的机会。那是2016年。

这一年，他的父亲确诊癌症晚期。接到大哥的电话时，唐尚珺正在准备高考。他知道大哥的意思，家里需要一些钱，但他拿不出来。好在这一年高考考了625分，拿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通知书。他第一次考虑，生活应该往前走了。

在何汉立的镜头前，唐尚珺坐在瘦弱的父亲对面，坦白了自己瞒着家里，一直在复读的事情。因为生病，父亲嘴上经常流血，结了痂。他说儿子“精神值得敬佩，值得自豪，将来青出于蓝胜于蓝”。满头白发，穿着白背心的母亲接过儿子递过来的入学通知书，松开皱着的眉头细细端详。她一个字不识，只看得懂儿子的照片，说“瞒着我不怪你，我还是开开心心”。她让儿子专心去大学读书，不要担心父亲，“得这种病，生有时，死有命”。

唐尚珺的母亲，今年74岁。唐尚珺每次离家，老人都去菜园里摘新鲜的菜给儿子带上

原本，故事到这里算是个完美的结局。那年8月，唐尚珺还带着父母去北京长城、故宫、天安门，也去申请了助学贷款。但在9月3日去学校报到前，唐尚珺在高中班级微信群里看到一条链接，他又犹豫了。

链接标题是广西平果市第三高级中学“补习班招兵”，大概内容是：“高考达600分以上的考生来我校补习，只要在我校报名参加高考，即可享受一次性奖励10万元；学校全免学费、住宿费，并提供一套公寓式住房居住；每人每月生活费1500元。”如果第二年考上清北，一次性奖励60万元。

**“10万，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钱。”唐尚珺至今还记得刚看到那条消息时的震撼。**在他过去7年的补习经历中，虽然很多学校也用经济政策鼓励复读，无非是免学费和住宿费外，生活费每月补助四五百元。吴善柳考上清华那年，听说学校只给了他两万元奖励。

《高十》剧照

在唐尚珺生活的地方，复读是一个产业。有相当多相信好大学可以给予自己“第二出身”的学子，逗留在这条教育通道里，希望通过“勤能补拙”，为自己进入社会换张好名片。对学校来说，这似乎也是个“双赢”的买卖。**每年高考结束后的放榜季，就像各家学校的“财报”公布日：一本上线人数、入选清华北大的名额，都代表着学校来年招募新生的市场竞争力。**有过高考经验，分数也不低的复读生们，是来年高考的优质资源，大概率会为“财报”数据增光添彩。自2002年，教育部禁止公办高中招收高三复读生开始，民办学校成了复读生的主要选择。沈高平是一所民办高中的投资人，他投资的学校在广西建校时，第一学年只招收了补习生。

沈高平说，一些民办学校打着给考上清北的学生奖励60万、80万的口号，听起来虽然像是噱头，但确实能发到学生手上，其中奖金的一半都是政府出资。但6年前唐尚珺仅去复读就获得10万元奖励，是沈高平从业经历中听说过最高的一笔。

2016年的时候，唐尚珺也做了看起来最“经济”的选择。9月3号报到日那天，他还是去了趟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在老校区，他很失望，校园又老又破，十多分钟就能逛完。当天晚上，他就决定瞒着家人回去再战一年，领取的奖金，一部分用于给父亲治病，一部分支付复读期间的生活费用。

唐尚珺给病床上的父亲看自己的录取通知书｜《高十》剧照

但实际上，这笔钱后来没有用到父亲治疗上。像中国大部分含辛茹苦对生活做了各种准备的父母一样，唐尚珺的父亲存了十来万块钱，分成两张存折，一张打算给自己养老，一张为唐尚珺之后结婚用。即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农村老人也没有“拖累”儿女，甚至还为最小的儿子做着打算。

**但唐尚珺就这样继续留在了“复读—高考”的循环里。**后来几年，他辗转于广西几所奖学金丰厚的民办高中，3万、5万元的都有，每个月生活费不低于1000元，联考成绩优秀，还能有几百元奖励。今年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平果市衡水阳明高级中学奖励他8万元。根据广西统计局《2021年广西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1年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3.9万元。唐尚珺每年的奖金都超过这个数字。

他也形成了自己的复读模式：通常，高考结束后的暑假，他在南宁做几个月家教，看看英语书。11月，去学校住进单人公寓，在学校的氛围里收收心。到了下半学期，他全身心扑在学习上，冲刺几个月。偶尔还会看看股票和基金，也能挣到一点钱。高考，除了追求更好的学校之外，也有了投资的意味。

《高十》剧照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收获比社会人均水平更高的收入外，还能得到些新生的仰慕。他成了当初自己仰望过的“大神”，模拟考试的成绩，最高一次到了650多分。有同学找他问问题，叫他“唐老师”，找他聊人生困惑。他现在的女友，也是在复读期间认识的。

泥潭

今年9月底，我到了唐尚珺的老家。从县城汽车站往外走时，路上一两百米外都是黑车司机，几乎每个人都会凑上来，用细细的嗓音问一句：“美女，去南宁吗？”我坐上去公安村的小面包车，司机就是村内人，他告诉我，公安村三年前刚修了水泥路，当初的班车，因为乘客太少取消了。现在想进出村子，只有每天一班黑车，单程25元。一路上也没什么风景，山坡上是成片的甘蔗林和桉树林，只有甘蔗叶偶尔扫过车窗，发出急促的唰唰声。

唐尚珺家在公安村三队，司机把我放到路边，往边上的土路下坡一指，一个红砖平房，被甘蔗林遮住了一半视线，就是唐尚珺家。这所房子建了26年，现在只有唐尚珺母亲一人居住，是村里仅剩下的几间平房，外墙也没像别家那样刷上水泥。

唐尚珺的母亲74岁，跟6年前纪录片里的形象没太大差别，还是一头白发，我见到她时，她正光着脚在堂屋看戏剧。屋外是她养的十多只鸡，还有一只花20块买的狸花猫，用来捉家里的老鼠。邻居都说她身体好，到现在嗓门还很大，吃饭时要喝一碗自家酿的低度数清酒。当晚在饭桌上，她跟几个亲戚喝酒，用客家话聊天。一个堂哥忍不住用普通话问我：“唐尚珺，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唐尚珺在上思县的市场买了妈妈喜爱的烤猪肉和水果回家，他家门口是一片甘蔗林

这个疑问，就像是唐尚珺跟家人、亲戚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不理解他在做什么。所有人都希望他赶紧成家，他们认同读书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该是值得重复多年、放弃其他身份的事。唐尚珺的三姐告诉我，“他每年都说是最后一次复读，但每年又重新去读，提到他的事，我心里就有点烦”。今年放弃上海交通大学后，唐尚珺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长长的道歉信，三姐只记得一句对不起。但“对不起有什么用？”

这个疑问，唐尚珺这几年也会问自己。他在微博上写，“现在的生活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窘迫境地。犹如困在泥潭中，抬起一只脚，另一只脚又陷入更深。我如何不想脱身，迈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新的开始”。他告诉我，大概三四年前，他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将给他的就业带去很多限制，也是那个时候，他不再有非去清华不可的念头。

就这三四年间，他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他的“复读”生活产生着冲击。2018年元旦，他的好友何汉立结婚了，很快便买房买车、有了女儿，承担起更多身份的责任。没几个月，唐尚珺的父亲在病痛中去世了，家中只有母亲一人，他每隔一两个月就回家看望母亲一次，被母亲催婚。也是那年夏天，他在新闻中看到，从清华毕业的吴善柳，去郑州一所中学当了数学老师，他有点失望。他开始计划，毕业后大概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但听一位32岁大学毕业的朋友说，大型企业基本不会招收接近35岁的基层员工了。

****纪录片《高十》的导演何汉立（右），在自己家中跟唐尚珺（左）一起弹吉他。何汉立早已成家，怀中是他的二女儿

最近两年，唐尚珺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毕业后连一份体制内工作也找不到，就将目光放在创业上。计划之一是做教培机构老师，去年的双减政策让他放弃。他还计划读金融类院校，因为平时对股票、基金有关注，金融分析师似乎也不限制年龄。最接近他理想的，是做农业创业，搞养殖。拍摄《高十》那年，唐尚珺27岁，他说自己想走出农村的圈子，但这几年他报考大学的第一专业都是农学。

回村做养殖，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做一份能陪伴母亲的工作，母亲不愿在城里的哥哥姐姐家住，乡村是唯一的选择。二是政策上，这几年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很响，2017〜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在内，全国有6家高校相继设立农学院。农学似乎成为一门新的“显学”。他今年被调剂到上海交通大学的护理专业，也是因为原来报考的农学院收分太高。最接近他生活的原因，是他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合资在钦州市的山里做养殖，主要养猪和鸭子，五六年来，收益比打工、务农要好，也自由。唐尚珺期待一份自由、没拘束的工作，就像他当初对清华大学的期待。

不过，他还没把这些计划说给家里任何一个人听。他知道公安村大概做不了养殖，村子交通条件太差，而且养殖前期投资也很大。这些具体的问题，他留到明年高考后再考虑。今年，他计划11月再去新的高中报到，最近这段时间，他在南宁的出租屋里看书，晚上出去跑个步，偶尔跟何汉立吃饭。

每次回家，唐尚珺都要帮母亲生火做饭，唐母花20元买的小狸花猫在一点点长大

他不排斥饭局，但不喜欢正式的谈话，我跟他的几次见面，都是在晚上八九点的饭桌上。这是南宁最热闹的时候，电动车涌向不同的方向，公交站台边都能支起几张大排档的桌子。我问他，现在还犯过头晕的怪病吗？“没有。”他说，但自己会做关于高考的噩梦。梦里，他经常做不完试题，或者忘带某样工具。在考场，还有两分钟交卷，他却找不到一块橡皮。

（本文刊载于___________________三联数字刊__________________2022年42期，_文中沈高平为化名。实习记者张仟煜对本文亦有贡献）

排版：红蛋/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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