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燕郊:边界线上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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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郊的区域中心,是和北京接壤的一条边界线。城市从边界线开始蔓延,往外生长。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都以第一时间跨过边界线进北京为目的,这也带来独特的边界生态。制造边界与消解边界,是永恒的博弈。

文 | 葛宇路

边界苦与乐

2017年从美院毕业后,我在燕郊住了四年,直到2021年夏天,因为疫情搬到检查站西侧的宋庄。

燕郊位于北京的正东面,西北侧与北京通州、顺义接壤,往东南就能进天津,虽然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河北省廊坊三河市,但不论东南西北,燕郊以及整个三河市与河北省都不挨着,是一片非常有趣的飞地。

**燕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距离北京非常近,甚至被称为“睡城”——专供北漂打工族晚上睡觉。**北京的边界并非一个规则的环形,东面凹进去的一块就挨着燕郊,距离天安门不过30公里。这个距离要从市中心往东北开,连密云区的边都摸不着。而如果开车走高速去北京平谷区,你甚至要先穿过燕郊“上空”,然后才能落地平谷。

从燕郊通往北京的路 © CFP

距离国家心脏如此之近,但燕郊却只是一个镇,这还是我填快递地址时才发现的,这决定着很多潜在的发展逻辑。这些因素塑造出的燕郊的独特飞地生活,恐怕是全国其他小镇生活都无法取代的体验。

很多说不清道不明、被主流视野遮蔽的新可能,都容易在三不管的边界地带发生,燕郊就成了这样一个两头都忽略的真空地带。而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源人才倾注在北京,如同高水位的巨型水库。特殊地理位置再加上北京河北两地管理差异,让燕郊如同水库最低处的泄洪口一样,以巨大的落差承接了飞泻而下的人才资源。

边界落差的一面成就了燕郊,治理盲区的一面又带来了各种现实弊病。燕郊生活的得与失,苦与乐,发展与缺陷,都与边界生态息息相关。

燕郊城中村隔着围墙取外卖 © 葛宇路

我第一次去燕郊是在2013年,那时本科毕业刚到北京,连北京有几个区都搞不清楚,就稀里糊涂的被朋友拉到燕郊去参加展览了,当时燕郊的边界特点就已经体现地淋漓尽致了。

朋友带我在位于北京与燕郊的边界的潮白河溜达,发现许多人在河滩荒地中的一块小池塘里游泳戏水,所有人都挤在池塘东面游玩,靠近北京一侧的西面空荡荡的。两侧的火热与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大惑不解,仔细看才发现北京一侧的岸堤上,坐着一个“红袖章”。一旦有人游泳越过了河道中线,红袖章就会大声呵斥和驱赶。泳客解释说红袖章在北京地界,职责是禁止人们下水野泳,防止溺水发生意外。但燕郊一侧水域属于河北,如果在京外水域嬉水,红袖章就会无视泳客。对于泳客来说,这是自由,是脱离管控的欢乐。对于我,可能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地图上抽象的边界降落在真实世界的样子。

居民在潮白河冰面上玩耍 © 北青社区报

除了生活上的弱管控,边界作为治理的盲区,其实也塑造了最早燕郊的经济生态。刚去燕郊找房时,房产中介就告诉我,燕郊的支柱产业之一是传销,人数甚至多到了几乎能承包小区的程度。很多小区装修平平,环境一般,但租金奇高,都是因为大量传销入驻。他们不太在意租金,而且日常生活单调,不会折腾和损坏房子,所以深受广大房东喜爱。到后来国家重点打击传销,甚至出台政策让房东也承担连带责任后,这一群体才在燕郊彻底消失。

**在某些方面,有时则表现为扔掉标准,用实践重建。**比如大家熟悉的天子大酒店,我认为就是这一象征。这种“奇奇怪怪”的建筑,在一个有成熟规划的城市是不可能出现的。

“奇奇怪怪”的天子大酒店 © IC photo

日复一日,

跨城问题

我2017年一搬到燕郊,就听说这里有条路,叫“福成路”。燕郊早年粗放发展,有能力打通路子的人就可以掌握更多资源,拿到更多地,盖更多房子。这中间有位风云人物叫李福成,榨油赚的第一桶金,据说是燕郊首富,堪比香港李嘉诚。根据新闻报道,他今年已被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虚开发票罪、单位行贿罪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但如今燕郊依然有很多随处可见的福成痕迹。比如“福成上上城”,好多小区叫这个名字。超市里也有很多福成牛羊肉,似乎除了地产,这位首富还涉足了其他的产业。那条福成路,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事还觉得挺冤,为什么我的路名“葛宇路”要摘牌,他的路就可以留到今天?

“葛宇路”摘牌 © 张根

**规划问题并不总是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呈现,粗放治理和规划更多带来的还是生活上日复一日的难题。**据说,大概有50万人每天通勤往返于北京和河北。再加上那些不需要进京工作的居民,燕郊镇的实际人口密度可能相当惊人。涌进燕郊的北漂们显然“身在燕郊心在京”,大多选择置业在紧邻北京的燕郊西侧燕顺路一带。地产商做生意投其所好,边界上的房子挤挤挨挨。结果早晚高峰交通拥挤不堪,通勤时段沿路各个小区一起出动,大家一起挤在燕顺路,日复一日地遭罪。边界两侧的建筑也形成了一种反差奇观,农田绿树、矮房村落的是北京,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反而是燕郊。

燕郊民众排队等候开往北京的公交车 © 中新网

**快速扩张带来的后遗症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每逢华北雨季,燕顺路就成了威尼斯。我对此深有体会,毕竟曾经半夜在大腿深的水中摸索了数公里才上岸到家。就算是不怎么积水的小雨天,日子也不顺遂,碰上急事叫不到车进京,就只能曲线救国、人货混装,用货拉拉把自己拉进城去。

**除了这些所谓内部问题,更多的还有边界带来的跨城问题。**你可以坐在车上闭眼装睡不看窗外,也可以无视地图上绛红色的特定堵车路段,但到了进京检查站你一定要配合提供身份信息。我遇到最夸张的一次是在距离检查站5公里处上车,车上睡了三小时自然醒,醒来发现还没通过检查站。

2020年夏天,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出京也修起了检查站,跨城路段堵车堵得望不到头。

燕郊通往北京的检查站堵长龙 © 葛宇路

边缘,也是中心

《一代宗师》里的叶问说人有四季,扛过了离校时的寒冬,我的春天其实是在燕郊悄悄到来的。

对很多住在燕郊的人来说,这里好像永远是一个过渡,总是希望能跳过边界线,到河的对岸去。但是反过来说,假如这里就是目的地,你会发现燕郊能挖掘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慢慢就会发现,其实也可以不那么依赖传统的“中心”,“边缘”的状态也就相应地消解了。

我正式住进燕郊,是在2017年研究生离校后了。那阵子很尴尬,高不成低不就,回武汉觉得文化交流少,留北京又找不到工作,青黄不接交不起房租,只能住城中村。赶上北京拆除了大量城中村,连续半年被驱赶搬了三次家,能负担得起的住宅楼最近的就是燕郊了。很多最初搬到燕郊的北漂们,大都理由和我那时都差不多:生活所迫。

搬到燕郊以后,我的生活质量几乎是火箭式的上升。当时租的房子大约90平米,两室一厅,一年的房租加物业不到两万块钱,房租四年没涨过。除了房东的支持,还得感谢对传销的清剿。而且心里踏实多了,再也没有人敲门告知房屋违法,随时必须搬离。统一供暖和住宅保温技术,让我的卧室再也不会冬天结冰。宽敞的厨房,标准又廉价的燃气供应让我可以在家做饭,这既降低了生活成本,还提高了生活质量。

小区居民集体观看露天电影 © 葛宇路

告别了城中村的握手楼,窗外不再是别人家的窗户或者墙,而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通州。冬天看着楼下湖面的垂钓和溜冰。午夜床上洒满月光,黄昏远眺夕阳。望西CBD区和中国尊清晰可见,望北则可以看见燕山山脉的群山轮廓,像极了杜甫诗里写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燕郊的国际化程度其实挺高的,半夜小区能撞见俄国人,拼车能碰上韩国人,吃个兰州拉面还能遇见非洲人。人口稠密的街区商店甚至可以买到全球各类食物饮品,韩国大酱,俄罗斯烈酒,欧洲牛奶,日本巧克力,数不胜数,要知道在北京这类商店一般只在亮马桥使馆区才能找得到。大概也都是异国求生艰辛,才选择这片价格洼地定居吧。

 街道上摆满摊位 © 葛宇路

疫情前往返北京也十分方便,5000人的司机大群加顺风车软件让我可以非常便宜高效地往返北京。大望桥附近24小时都有回燕郊的上班族,15块钱就能把你带回家。顺风车司机又来自各行各业,坐顺风车绝对也是燕郊生活的趣味组成部分之一。比如有一次,同路乘客刚吃完蒜味麻辣烫,却拼到了一辆保时捷,偏偏乘客还是个话痨,司机沉默了半天实在没忍住,冷不丁问他吃的是不是杨国福时,我差点笑趴。

很多美院毕业的朋友陆续也都定居燕郊,开心之余也越来越热闹,逢年过节就招呼各种朋友来家里玩。24小时便利店随时送酒,宽敞的客厅加上常年租不出去的楼下,让我们可以放肆地在客厅跳舞蹦跶。年关到了,河边堤上有居民放烟火,窝在椅子里,和朋友一起吃着羊肉喝着酒,看着礼花在窗前绽放。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些美好的画面。

年关时窗外放着烟花 © 葛宇路

**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是由爱而非恐惧驱使,燕郊低消耗的清贫,反而带来了极大的富足感,让我得以真正慢下来去思考作为人的意义,以及穷尽一生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几年我申请了很多国外驻留,由于低廉的房租,我在外也可以轻装上阵,国外机构只需支付我的差旅和基础开销就行。当初确实也没想到,通往世界道路的起点竟然在燕郊。

燕郊也给了我很多灵感的启发。由于超长的跨城生活,大部分时候我都和女朋友分居两地,她平时工作和生活在北京海淀。我住潮白河边,窗外西侧就是北京通州,从西北吹来看不见的风有时微弱到难以察觉,有时又强烈到你无法忽略。这种风一般不确定、不可控、看不见摸不着的遥远感觉,像极了身处燕郊的我对女朋友的思念。被迫分居两地的现实困境也源于某种北京中心传导出来的压力,而每次进京在检查站感受到的忽大忽小不确定的阻力,像极了迎面吹来的风。这些混杂了思念与苦涩的内容,我无法直白地向她诉说,所以在她生日那天,我决定用风给她寄一封无字信,做成了作品《吹往北京的风》。当风吹着这封无字信,跨越燕郊和北京送到她手中时,这一路的距离与坎坷,早已用无言的方式在风中写完了。

夜幕中灯火通明的燕郊 © CFP

我现在住在六环外通州的宋庄,大概是从燕郊进京以后能找到的第一个聚居区,房租也很给面子地翻了倍。我至今仍时不时地回燕郊聚餐、购物,以及带朋友去天子大酒店朝圣。

选择离开燕郊是无奈的,因为去年北京很多单位禁止离京过年,我女朋友不幸是其中之一。疫情加剧了城市的边界感,京外地区很难和北京平起平坐,疫情让这一潜藏在背后的区域问题被放到了台前。但我也很清楚我对边缘地带生活方式的迷恋,所以即使搬家也仅仅只是跳过检查站而已。我的生活定居地仍为“环京”,这既是地带,也是心态,一片依赖北京但又始终在边缘漂浮的空间,时远时近。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出生于小城,但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座小城。存在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参差多态的中小城市,因为流动速度慢,既能舒适地工作与生活,又能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关系,更有可能成为一种重建城乡连续体的纽带和中介。

“小城之春”是三联人文城市联合策展人崔灿灿展开的城市项目,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众多小城市的变迁。我们邀请了十几位生活在北上广深或是小城中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作家、导演、科学家、学者重返故乡,或是进入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小城变迁之中,呈现对于小城故事的全新理解和叙述。制作出的视频将陆续在三联生活周刊视频号及三联中读平台发布,后续还将推出“小城之春”主题展览。“小城之春”在春天开始,并在这样一个希望的季节持续生长。

往期回顾

联合发起人

** 崔灿灿**

策展人,写作者。作为当今艺术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策展人,主要展览和活动从2012年开始有上百场,涵盖艺术、建筑、设计和电影等。

三联人文城市&三联中读执行总编辑。2005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专注建筑&城市报道,2020年策划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

** 贾冬婷**

** 共创人****(点击头像查看更多内容)**

 名单持续更新中,敬请期待

陈鸿宇

独立音乐人,众乐纪、众方纪、做梦厂牌创始人。

出生于内蒙边境小城额尔古纳、如今生活在北京的独立音乐人陈鸿宇,一直在尝试探寻自己与故乡额尔古纳更深层的情感联结。从“重拾故乡”到“众方纪”,通过音乐在都市与小城之间牵起了一条纽带,并在家乡草原上建起了一处精神自留地。他还将目光投射到更多小城,让更多人找回关于家乡孤独的安全感。

葛宇路

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环京地带。兴趣集中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趣味表达,试图通过作品调侃生活中隐藏的矛盾。

燕郊,是初到北京的葛宇路为生活所迫的选择,也是他创造生涯的起点。边界地带的野蛮与自由,跨城生活的不确定与疫情下的荒诞,形成这片独特飞地中的自然生态。燕郊承载的不仅是葛宇路最初的北京生活,也是这个时代下大城市发展与小城市未来的碰撞与对话。

耿朔

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委会委员。

三国无疑是国人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如何正确打开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方式。在书本之外,耿朔想去考察那些当下仍在生长的三国故地小城,观察当地人们试图重振荣光的努力,在现实中如何复建“古迹”,如何介入对往昔的重构。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寻访存在于残垣断壁之中的鲜活过往,解读今朝。

黄扬

平面设计师。huangyangdesign创办人,seeyoutomorrow艺术组合成员。

城中村就像深圳这个国际都市的一片小城,是深圳人主要的居住地之一,混杂着各色人等、方言、习俗和美食,充满着杂糅共生的能量和众声喧哗的活力。黄扬久居深圳,以深圳“城村共生”的土壤作为灵感源泉,尝试因地制宜的创作,并探索着小城人文环境下的独特视觉印记。

李涵

建筑师,绘造社创始人。以独特的方式探索绘画、建筑和城市研究的可能性。

李涵是北京人,并没有在小城市生活过,但他想以一种访客的身份来体验小城市。他随机选了北京周边的平谷,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特殊,而正是因为它非常普通。他想用外来者新鲜的、锐利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普通的事物,那些日常的角落,从中来体验发掘平常中的闪光点,然后再用建筑师特有的方式——模型——来记录。他觉得,越是普通的风景、日常的点滴,反而是更能触动人心灵的、更持久的美好,让人缓慢而坚定地重新体味生活。这恰恰是小城市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李青

艺术家,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装置和影像作品往往在相似性和矛盾中寻找理性的裂隙,通过迂回重叠的结构作用于观者的感觉和认知。

李青的“湖州房子”聚焦家乡浙江湖州郊区的民居住宅。进入21世纪,住在城市外围的郊区农民,开始根据他们对现代化建筑的理解建造独立住宅,从传统和国际建筑中自由地汲取元素进行设计。这些奇异房屋体现了中国民间在一个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时期对想象中富足生活的美学判断,杂糅而山寨的风格体现了全球化在中国的知识传播和信息分享的在地状态。如今随着城市更新和扩张,原来的郊区村落被割裂成碎片,这些民宅也已日渐稀少。李青的记录希望重新审视这一野生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和民间审美的价值。

厉槟源

艺术家。作品曾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地展出,并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作为“返乡艺术家”,厉槟源近年来深耕于故乡永州,通过行动、录像和行为艺术表演深入小城日常的不同领域,探索故乡小城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他用身体经验勾勒自身的生活轨迹,也以小城永州为起点,丈量着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梁琛

建筑师,艺术家。2017年开始独立建筑与艺术实践,成立工作室阿莱夫时空研究所。

建筑师梁琛通过对儿时家庭空间三次装修的模型还原,连接起对于故乡丹东的记忆。在长达五年的家乡研究中,梁琛将东北城市的起源及变革,家乡小城的空间史,浓缩到家庭空间的变化中。地板、墙、门、窗及家具等物质重新唤醒成簇的记忆。这样的回溯重建了他的童年及童年空间,让他的家乡经验不再只是经验化、记忆化的碎片,而是建构了一种连带着个体叙事的大历史时空。

刘钊

国际平⾯设计联盟AGI会员,深圳平⾯设计协会副主席,another design联合创始人&创意总监。2021三联人文城市季主视觉设计师。

设计师刘钊以广东本土方言粤语为背景,观察并梳理广州周边小城市的语言风格及语言特色,例如梅州话、客家话或者湛江话等等,并将之转换为视觉形式的探索。通过聚焦广州本土语言文化的溯源,带领公众沉浸到广东本土方言的鲜活魅力以及小城市井的生活氛围之中,以小城方言见小城掠影。

陆庆屹

出⽣于贵州独⼭县麻尾镇,16岁离开家乡到北京⽣活。⽬前致⼒于摄影及影像⽅⾯的⾃由创作,2018年完成⾸部纪录长⽚《四个春天》。

当年《四个春天》记录下的家庭日常点滴,以及黔南地区风土人情,令无数人动容。此次导演陆庆屹的镜头由个人小家庭转向宗族大家庭,透过自然环境、民族文化、家族生活等细节的讲述,将令人向往的小城生活图景娓娓道来。以人的故事描绘地方的故事,挖掘小城平静生活中的审美与价值。

文那

艺术家。创作以壁画为主,借用中国绘画中的神仙造型,虚构出各种新的神仙。

文那和泉州晋江梧林合作的文那艺术空间将在梧林古村落的德莫厝完成。长达两年甚至更久的创作,将她与这里的人、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泉州古老历史与城市脉络的呈现,也是《文那经》的自然生发。在一种蓬勃和原生态的氛围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具有强大想象力的创作,是对历史与未来、空间与时间、理想与现实的转译,同时也是在地文化和生活的另一种表述。

吴林寿

WAU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房子,是关于家的重要象征,尤其在小城。中国小城的自建房,一直生长在“风水”及“习俗”的规范约束下。建筑师吴林寿在故乡小城湛江帮父母设计了住房,在这过程中,他不断探究着湛江民居“规范”形成和变迁,同时试图寻找该建筑类型的当代性。

小河

何萍所与田巧云的第三个儿子,美好药店乐队主唱,「音乐肖像」、「回响行动」、「寻谣计划」 发起人。

小河出生长大在邯郸。2021年,他和他的寻谣团队从邯郸开始,经晋城、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最后抵达银川,完成了历时一个多月的“陆上寻谣”。在地理环境的流变中,许多老人唱出了深藏在记忆中的童谣,里面蕴含着一座城市背后的乡土、生活与人情。小河将音乐比作一条通道,在这条通道中,可以看见城市中那些被忽视的角落,那些被淡忘的记忆,可以遇见旧友与新朋。

张忌

小说家,人民文学新人奖得主。 

宁海是作家张忌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乡。这座典型的浙江小城有山有海,兼顾了温软与粗旷,是其创作的原点,在这里,他创作了《出家》《南货店》等作品。此次,张忌的创作同样生发于此,在城市与乡村的自由切换之间,融合了真实的生命经历后,于众生像的口中再次展开关于宁海的某个片段。

张晓

摄影艺术家。主要作品有《海岸线》、《他们》、《关于故乡》。

经历了《他们》和《海岸线》这样的宏观叙事之后,张晓回到故乡——山东烟台的台上村。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更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在经济浪潮冲击之下,个人和城市都在变化着,疏离感越来越强烈,缺乏归属感成为一种集体困扰。回到故乡的创作,更多是关于自身的体验,记录下更多关于自身的体验,也是一个从自我向外看的过程,这样或许才能更真切、更真诚地去看到现实。

项目团队

出品方:三联人文城市

发起人:崔灿灿/贾冬婷

共创人:陈鸿宇、葛宇路、耿朔、黄扬、李涵、李青、厉槟源、梁琛、刘钊、陆庆屹、文那、吴林寿、小河、张忌、张晓(名单持续更新中)

项目统筹:宋洋、袁潇雪

项目执行:俞冰如、何雯晴

内容传播:丘濂、吴思、高一丁

视频制作:谢永洁、王琛、黎如雪

视觉设计:anoth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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