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政法系统：中共为何将枪口对准自己最重要的维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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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访问大陆基层法官、政法学者，力图抵达这场运动的核心，和政法系统背后持续多年的不为人知的状况。

特约撰稿人 朱江 发自新加坡 2021-10-18

2021年1月10日中国上海，共有 1,100 架无人机在空中形成警察图案。 摄：Yang Jianzheng/VCG via Getty Images

一场“三十年来最严厉”的整风运动正刮向中国政法系统。

2020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此后，政法系统开启了一场堪称三十年来最严厉的队伍整风运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会上要求干部，“必须大胆探索实践，敢于动真碰硬，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一次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浊扬清式的‘延安整风’。”

其后，中国媒体纷纷以“新时代的延安整风”对运动加以报道。

“延安整风”发轫于1942年，通过清算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国际中国路线，毛泽东成功确立了党内领导权。整风运动产生大量冤假错案，众多干部遭到迫害，也被不少学者视为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开端。

今年2月27日，“新时代的延安整风”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通过系统内的查纠整改，共产党试图握紧手中的“刀把子”。运动预计在2022年3月结束，至今包括司法部前部长傅政华、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江苏的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多名政法官员落马。

据官方通报，截至7月31日，运动共处理处分违纪违法政法干警178431人，19847名干警主动投案；立案审查调查49163人，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移送司法机关1562人。

整风历来是中共净化队伍的武器，但在2012习式反腐、2018扫黑除恶后，政法系统缘何仍被当成整治重心？2022年，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而处于权力轮盘下的政法整风，运动的目标又是什么？日前，端传媒访问大陆基层法官、政法学者，力图抵达这场运动的核心，和政法系统背后持续多年的不为人知的状况。

中国某市基层法官：枪头由外向内，专门针对政法系统

先说今天的重点——“教育整顿”或者称“队伍整顿”。这个整顿特别指向的是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从概念上说，政法系统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和看守所五大类，这里面还涉及一些不在编的协警这样的临时工。

这股整顿的风是从2020年7月份吹起的，一共分为三个阶段，这我就不细说了，今天我们聊些重点的，尽量探出核心的东西。比如教育整顿的几个方向，例如“减假暂”（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干部子女经商的问题。

孙小果。图：网上图片

司法监狱服刑系统的漏洞

孙小果这个案子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让老百姓意识到了原来强奸犯伤了人，只要有权力，你是可以不用坐牢的。

孙小果这个案子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让老百姓意识到了原来强奸犯伤了人，只要有权力，你是可以不用坐牢的。它反映出了我们政法系统，特别是司法监狱服刑系统的制度漏洞。

孙小果案（编注：2019年中国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大案。从上世纪90年代末，孙小果曾数次犯下强奸罪、故事伤害罪等多项罪名，但最终都在其家人的帮助下获得减刑并出狱，直至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被揭发），一个突出表现形式是纸面服刑。什么是纸面服刑？就是通过做材料，让自己表面服刑，但实际并不服刑。其中一个实现形式是“保外就医”——对待患重病的犯人，哪怕你犯了刑事罪，被法院判了要坐牢，但只要在服刑期间得了病，也可以不用服刑。这其实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人权——你是来服刑的，我不是要你的命，你不要在（监狱）里面死掉了。

这又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犯人要在提供保证的情况下，才可以外出治病。保证是什么？保证人、保证金。

但这两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了囚犯命运的狱警才重要。孙小果案的问题在于，他的病例、保证金统统都是假的，全是政法系统利益勾结伪造。要知道，保外就医的程序和条件本身很复杂，你要提供病例、身体检查情况给监狱审核，这是由狱警带你去的。但如果你没有病，正常情况根本开不了证明，这里就涉及需要打点医院的关系，只要从医院拿到了证明，你就可以出去了。

但“出去”只是第一步。治病是一个长期过程，保外就医的犯人还需要长期提供就诊情况给监狱，但在孙小果这类案件里，这些材料全部是假的，由医院和监狱合谋伪造。这里面，你没有钱去打点各方关系，根本做不成。至于怎么打点、打点给谁，这就涉及监狱的隶属问题了。

监狱隶属于司法系统，很多高级别的监狱不属于省一级司法厅，而是直接隶属于中央司法部，相当于中央的监狱，比如薄熙来和周永康所在的监狱，它是由中央管的，像干部疗养所。还有一些地区关押重刑犯的监狱，比如关押了外省十年刑期以上的、特定的科技网络罪犯、还有新疆的暴动分子。

在贪污腐败中，侦查出实际数额的30%已经很牛逼了，你永远看不到真实的贪污数据。

这次教育整顿，其中一个重点是整顿“违规假释”。监狱里一直都有假释制度，比如你在监狱里表现好，过年过节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因为我们国家监狱改造现在的核心是思想改造，不是过去的劳动改造。犯人甚至可以定点上网、上微信。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需要犯人强制劳动，但现在犯人需要的，是接受大量的法律宣传和思想政治制度的洗脑。我们经常送人去监狱，会看到监狱都有电视的。每天早上，犯人起床要看中央台的《朝闻天下》，到了中午也要看午间新闻，进行思想改造，体力劳动已经很少了。

监狱里还有一个制度是“积分减刑”。在监狱，你做了某些事，是可以累积工分的，它是你减刑的依据。这些材料，最终会由狱警申报给监狱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何减刑。

这个环节就涉及到腐败了——花钱买工分。这里面存在一个中间人，专门负责对接狱警和囚犯，作用是卖分。在监狱，做不同的岗位也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这些岗位都是可以花钱买的，如果你没钱，就只能被分派去厨房做一个厨工，每天做做面包、包子馒头。但如果有钱，你可以买一个监区的犯人小领导的位置，可以协助狱警管理犯人，向犯人传达狱警命令，变相帮你累工分减刑，还可以持续申报多次减刑。

那这条利益链至少涉及了罪犯、狱警、还有审核你减刑材料的法官。利益链不能太长，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你问我钱是怎么算的，我也不清楚。但其实钱也不是重点，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探听到真实数据，老百姓可能觉得被查处的官员贪污的数据很惊人。但一个反贪局的检察官和我聊过，在贪污腐败中，侦查出实际数额的30%已经很牛逼了，你永远看不到真实的贪污数据。

倒查三十年

倒查到1991年，因为我们要查能查出来的人，目的是要追责，如果倒查五十年，负责案件的法官可能都死了，也没必要了。

这次的教育整顿真的很严厉。用某位领导的话来说，这次队伍整顿是他从事政法工作三十年来最严厉的一次。以前，队伍整顿都是“纸面性”的，拍几张照、交几张表，走个过场就可以了。但这次可以理解为“扫黑除恶”的一次延续，可以被看成我们习总书记对政法系统开刀——“搞垮一批人，成就一批人”。

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查纠整改，倒查三十年的案件。这里要提一下“倒查三十年”这个说法，据说这个数字也是经过详细推敲的，倒查到1991年，因为我们要查能查出来的（人），目的是要追责，如果倒查五十年，负责案件的法官可能都死了，也没必要了。

目前确实也已经针对“减假暂”等问题查处了一批人。我听说过一个法院里出了事，有一个女犯人被判了暂缓执行，女犯人说自己怀孕了，附了某个医院的医生证明，当时法官就依照这个证明判了她暂缓执行。但这一次被检查组的发现了漏洞，没有证实她是否有生孩子。现在队伍整顿要去补这个漏洞——找到这个人，再查实她确实生了一个孩子，而且从时间推断证明这个孩子就是当时生的，这样才能把一个案子解释清楚。

据说，这个案子后来查实了，但主理这个案件的法官已经离职了，到了当地某个学院做辅导员，不再从事法官工作了，但这不意味着不背负责任，这个法官也会被记过。就算退休也不妨碍纠察，只要你还是体制内的人，就要追责。

还有一些案子也涉及到“刑期”问题。根据刑期法，羁押日是可以抵掉刑期日的。因为判决书上都会显示犯人什么时候开始服刑，什么时候出狱。查纠整改发现，有的法官曾经少判了囚犯几十天。检查组当然会合理怀疑他是不是收了囚犯的钱。

这个该怎么处理？我们要给囚犯做工作，让他回来把刑期补够，继续坐牢。但其实犯罪份子是很有怨气的——“这是你们的人自己当时裁的”，他肯定会这么想。但最后，我们也做通了工作。没办法，你不去坐牢，万一检查组的查到了，找不到人怎么办？当然，主理这个案子的人也会被纪委立案，这属于工作的重大失误、重大疏忽，政治生涯基本就结束了，至少三年内不用指望升迁。

过去几十年，某些部门的腐败已经是塌方式腐败了，整个派出所、公安局的人无一不受牵扯，这会体现出我们公权力部门在老百姓心中公信力的问题——这是政府执政的基础。

另一个教育整顿的重点是干部配偶、子女违规参与经商。这当然也是干部经商的普遍做法，当官的用影响力、权力给企业家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我是股东，我是当官的，你也是股东，但你是普通老百姓，你认为你搞得过我吗？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老板喜欢叫位高权重的领导占干股——因为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啊，能给你解决很多问题。有的案子干部拿到的股份就价值几千万人民币。

在整顿干部配偶、子女违规参与经商、参股借贷这件事上，系统内会发一张承诺书，让你写清楚的配偶在哪里上班，是否有违规经商、违规参股借贷。同样的表格，一个月就要填一次，一共填三次。意思是，这是让你老实交代的期限，在这期间如实交代了，就不受重罚。

这又要提到我们的“政策”了——“口口相传”。系统要求，你的违规金额达到50万以下的不处罚，但实际上，这个数额在法律上已经是够定性了的。根据系统内部的制度，50万以内的，你交了钱了，就不定你的司法责任，保你的公职，但要把你调离重要岗位。但其实50万已经够定性了（刑事犯罪的标准是10万）。

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合乎法律的。但从坦白从宽的角度来说，这是照顾，也是一种利诱。当然，谁也不会把这个形成文件。

你说，现在党内的规定可能已经违背了法律。这个问题，我们要这样看，我们中国是一个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做法，看似矛盾，实则又不矛盾，这叫“保护干部”。过去几十年，某些部门的腐败已经是塌方式腐败了，整个派出所、公安局的人无一不受牵扯，这会体现出我们公权力部门在老百姓心中公信力的问题——这是政府执政的基础。当老百姓对你不信任的时候，你的威信就没有了。抓一个人容易，树立权威很难，要打就打典型，打一个就够。这也是这几年流行做群众满意度、幸福感调查的原因。

2019年5月25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居民观看扫黑除恶宣传片。图：IC photo

“枪头由外向内，专门针对政法系统”

说到这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是不是比扫黑除恶的规格高，这是肯定的。

说到这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是不是比扫黑除恶的规格高，这是肯定的。扫黑除恶主要目的，是要扫除社会上的黑势力和恶势力，从而从黑恶势力里牵出体制内的保护伞。但保护伞不一定是政法系统的，也有可能是政府的，比如副镇长、村委也可能当保护伞。当然这一次，还有很多人是在扫黑除恶里被查过，也退过钱的。他们很多人也在扫黑除恶中接受过调查，被问过问题——“你还有没“问题”？“保证没有了”，但这次教育整顿中，又主动去交了。

这次的教育整顿，是把枪头由外向内，专门针对政法系统。

为什么是政法系统呢？根据我这些年在体制内的经验，我们国家永远是要抓主要矛盾的，现在的问题是政法系统已经溃不成军，马上濒临“失去老百姓信任”的边缘了，失去国家暴力机关的权威。

而且政法队伍是整个社会的核心力量。政法系统负责的是社会治安这一块儿，社会治安都做不好，你还谈什么发展？政法现在老百姓心中的观感很不好。所以先把这个做好了，才能去针对系统进行整顿，比如下一步可能要针对电力系统打“电老虎”，针对粮食系统打“硕鼠”，每个系统都要查。至于是否也是在肃清周永康的旧有势力，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应该不是很相关。

从这次整顿的结构来看，其实也能看出“上面”的想法。今年2月份开始，先从基层开始整，到8月份才进入到厅级的教育整顿。因为从中国的案件数量来说，也呈现这样一个金字塔型。基层的案件肯定更多，是最和老百姓利益结合的，只要把基层工作做好了，上面自然而然就有好的方向了，所以从8月份才开始涉及厅级，说明习大大还是很在乎老百姓们对党的看法。

之前国家的规定是从司法系统转出去，两年内不能代理案件。但是上个月出的最新消息是：全部暂停。没有中央的通知，法院、检察院出来的一律不发律师证。

但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政法队伍的工作确实也越来越不好开展。

从法院的角度来说，法院很多人总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在法院工作了十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就出去做律师。律师的一个案子比法官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现在律师一个案子，大概是5000到一万，一个月两三个案子，我们公务员的工资四千多，五千多，两三个案子就超过你工资几倍了。在三四线城市，最垃圾的律师，话都说不溜的，一年收入都有三四十万，而且律师打官司不管你输赢，照样收钱，所以过去很多人想出去当律师。但现在，统统被卡住了。

之前国家的规定是从司法系统转出去，两年内不能代理案件。但是上个月出的最新消息是：全部暂停。没有中央的通知，法院、检察院出来的一律不发律师证。这就直接影响到法院队伍的流动性，而且这也是一个不成文的内部制度。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花钱培养你，你出去当律师，国家损失了一个干部，还会导致单位的腐败，曾经的同事找你帮忙，肯定磨不开面子，因为人脉、关系建立好了，容易顺风顺水。这一次把法官转行做律师的路给堵了，也变相杜绝了腐败的隐患。

这就会给体制内的人造成一个尴尬的情况，但也由不得我们选择。因为公务员永远是个热门岗位，你进来的时候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一个给进入了就不想出去的人准备的，要给想为国家服务、为法律系统服务、为老百姓服务的人进来。

但现在很多人寄希望退休之后再出去做律师，那这样行不行？目前来看，也不行。因为国家可以不发五险一金，体制内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了。

有人说，五险一金是我自己交的，你为什么不发？对不起，这就是中国特色。

2013年9月16日北京北京人民大会堂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林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摄：Feng Li/Getty Images

中国大陆政法学者：透过政法系统观察中国政治

中共十九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过去四十年的否定。那么现在就要对过去四十年做的东西进行清理。

我们现在观察中国政治，时间点应该从习近平上任的2013年开始。当时，中央党校有一个新任中央委员专题研究班的讲话，讲话的内容在2013年上半年已经慢慢公开了。那个讲话，实际上就是两句话：第一，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另外就是苏共垮台的时候，没有男儿站出来救党。

从习近平的讲话中，他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执政想要做什么——要防止出现苏共垮台的局面，另外就是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两个三十年，重点是在第一个“三十年”。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当时整四人帮用的词是拨乱反正。1980年，又做了一个“历史决议”，可以说是有了“历史决议”才有后面的改革开放。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历史决议是对毛三十年的一种否定。当时文件的阐述是，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所以习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重点是在于肯定了第一个三十年。这种肯定是政治上的肯定，而不是对毛具体做法，具体政策的肯定，是说毛的三十年政治上是正确的，道路是对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内外部原因、物质条件不具备等原因，导致我们没做好。

另一个要注意的时间点，是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中共十九大在分组讨论的时候，王岐山在湖南团有一个讲话，说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要对过去的三十多年进行“拨乱反正”——就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而且更多的是方向性的错误。把这两个时间节点联系起来，观察当下中国发生的一切，就能理解习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做。

中共十九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过去四十年的否定。那么现在就要对过去四十年做的东西进行清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社会基本稳定，大家不再像毛当年提阶级斗争了。但是矛盾仍然存在，比如他一上台要整顿的腐败问题。但反腐只是一个抓手，我们看到，重点整顿，首先是军队，其次就是政法，这两年还延伸到了金融、地产、教育。优先顺序是有排列的。

在中共的话语里，需要绝对领导的是武装力量，武装力量要绝对听党指挥，对党绝对忠诚。2015年军改之后，军队的忠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这也是由军队的特殊性决定的。

从2012年整肃周永康势力开始，为什么到今天政法还在搞？在中共的话语里，需要绝对领导的是武装力量，武装力量要绝对听党指挥，对党绝对忠诚。2015年军改之后，军队的忠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这也是由军队的特殊性决定的。

军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是相对封闭的。它和国家、政府、社会的关联度并不高，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整顿起来，说变就变。而政法系统也具有武装力量的属性，它当然也必须要具有武装力量应该具备的品格，那就是绝对忠诚。自从对周永康所领导的政法线进行反腐以来，中央一直都有在政法系统进行整顿：反腐、扫黑除恶……这一次的教育整顿，只能说明，政法队伍的政治安全还没有达到中央的要求，也就是绝对听党指挥的要求。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最近的通报，江苏公安厅刑警总队队长罗文进遭到组织调查，一份流传出来的文件说的是，他计划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的时候“图谋不轨”，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一般的领导人。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政法系统它具有武装力量的属性，那么它就必须要绝对忠诚，但现在领导人认为，这种政治忠诚还没达标。

另一个事情也体现出中央对政法的不放心。在军队，调动一个排的力量都是要经过中央军委签名的。2015年军改之后，有一个动作——把武警从公安系统中剥离了。以前，武警的指挥权是归国务院公安部，由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双重领导。公安部部长是武警总队的总政委，各省市公安厅厅长、局长一直到下面县的局长，都是驻地武警总队的政委或者教导员。

一个县有一个中队，这相当于一个排的兵力。如果这些政委动了歪脑筋，搞政变，是可以调动武警的力量的。所以2015年的军改，就是把武警从公安系统中剥离掉了，这就是一个对这支队伍不相信的信号。所以这一次教育整顿，核心还是队伍忠诚的问题。

很多人也都注意到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时间点——二十大前。从这个角度看，发起这次教育整顿和习明年连任，肯定是有关联的。二十大以前，习要保证政法队伍像军队一样，对党绝对忠诚，政治上绝对安全。最近，两次连续晋升上将，这种调动已经很频繁了，它传递出的信号是，习已经绝对掌握了军队。但是政法系统从周永康的案子揭开到现在，政治忠诚上还没达到要求。二十大前要完成这个任务，才能把军队和警察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为二十大之后保驾护航。这也为他的连任树立一个正当性，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对这四十年进行一个拨乱反正。

2011年1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摄：Stringer/Reuters/达志影像

政法系统为何腐败？

其实中国公检法系统和刘关张三兄弟的关系有点像，公安最大，其他的都是小弟。最近查出来检察院、法院的腐败分子，其实很多都是公安系统出来的。

那么过去四十年，政法系统为什么会那么腐败呢？从中纪委的案件通报来看，政法系统的问题无非是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也由中国的国情决定。

中国的政法部门是公、检、法、司、国安五家，但通过的案件，重灾区还是公检法司居多，而公检法又和司法下属的监狱管理不太不一样，后者涉及更多的是权钱交易，通过监狱的“减假暂”来搞权钱交易。司法监狱系统在中国社会当中相对封闭。中国的监狱一般采取异地关押，它的权钱交易也更具有隐蔽性，比如在上海这些发达城市，财政保障是相对充足的，但在东北的一些劳改农场，这些犯人就是无偿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劳改农场变成了司法监狱，一样由国家财政来拨款。但一些省份的财政是保障不了的，比如内蒙古、东北，所以它允许监狱办理企业和加工厂，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美国针对中国的劳改产品出口还做过低价倾销的调查。

生产对监狱经费的补偿很大，而监狱作为一个地方的生产单位，和地方上的企业也存在交易关系，因为低廉的劳动力带来巨大的利益，它可以选择为谁加工、不为谁加工，这也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另外就是我们说的保外就医，一般来说，这里需要遵守一套程序，监狱长的权力很大。

其实中国公检法系统和刘关张三兄弟的关系有点像，公安最大，其他的都是小弟。最近查出来检察院、法院的腐败分子，其实很多都是公安系统出来的。在所有被查处的案件中，公安系统的占比最大。这是因为公安系统本身人数就众多，而且和社会关系密切度比较高，比如派出所、民警、交警……这些和老百姓生活联系比较深的还是公安系统。

这其实是由历史原因决定的。1949年，法院、检察院这些部门都是从公安系统延伸出来的，也造成了公安在政法系统中具有至上的权力。2013年之前，各地方的公安局局长是政府的副职，但检察院和法院不是。如果从“一府两院”的架构来看，两院其实和政府是平级的，公安应该低半级，但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它和检察院、法院是平级的。2013年之前，政法口里都是公安局局长、厅长担任政法委书记。但在党的系统内，政法委书记是领导两院的。这个结构就造成公安系统在地方上人数众多，并且和地方的利益联系甚广，权力巨大，但又缺乏社会监督，所以老百姓才会流传一个词：警匪一家——这也是2018年扫黑除恶的问题。

9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在一些一线城市解决得比较好，比如上海。上海的财政优先保障政法队伍，他们不缺钱，就不需要去“搞钱”，没有“搞钱”的动机。但在欠发达地区，内蒙古、东北就不同了。这一次被查处的王立科（编注：辽宁省公安系统出身，后任江苏省公安厅厅长、省委政法委书记），他的祖籍也是东北的。欠发达地区容易腐败，也是一个现实。

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党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公安系统的问题。曾经派出所所长都是街道办事处的政法委员，但在胡温后期，就逐渐不再担任了，不再参与街道的事务。在干部任命上，公安系统的任命也改为上一级任命，这也是为了基层腐败的问题，客观来说，这种对腐败的约束还是很多的，也很全面，但为什么还遏制不了腐败，也是因为缺乏社会监督。另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政治忠诚丧失也是也是问题。它不再是为人民服务了，对党不忠诚了，变成了一种权力交易机制。

以前街道有一部分经费是划给派出所，但自从把派出所所长剥离出街道的系统后，二者的关系就消失了。当街道有事的时候，就变成“出工不出力”，轻则造成地方治安恶化，重则就由基层派出所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之前扫黑除恶整治的就是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政法系统的交易离不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一次王立科的通报中就显示他“大搞权色交易”，当送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直接选择“送人”。

2011年6月28日中国北京，一名军警在天安门广场驻守。摄：Feng Li/Getty Images

与整风运动比较

“队伍整风”，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所说的“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想，这才是这种整顿对中国今后法治系统最深的影响。

在党的政治生活中，一直都有“整风运动”。这一次政法系统的整风，在官媒的叙述中把它和延安整风做比较。延安整风有什么特点？首先是纯洁队伍，用习大大的话，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其次，保证队伍的忠诚性。党要抓住两个——枪杆子和刀把子，目前枪杆子已经很稳了。但刀把子怎么砍，还不是很听指挥，所以要纯洁它。

同时，残酷性也是整风运动的特点。最近，安徽省公安厅情报中心主任黄杰在这一次整风被作降职处理。其实上一次的扫黑除恶，他已经被处理了，这一次又被翻出来，是因为上级觉得上次的处理不够严。目前，这个人已经跳楼了。这就是政法整风的残酷性所在，手段激烈，是真正的刮骨疗毒，在这个层面上是可以和延安整风作类比的。

中国的整风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遵循宪法，似乎和党在各个场合宣誓的依法治国、依宪执政有违背。其实，整个西方社会从外界看中国，都容易掉入这个依法治国的话语里，这样就无法解释一些问题。

如果承认了这个话语，那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比如整治干部的手段违宪等等，都觉得是一个“量的不同”，而不是质。千禧年后，西方国家还很注意区分“rule of law”（法治）和“rule by law”（法制），但这二十多年，外界慢慢掉进了中国的话语陷阱中，前两天秦刚也说——我们中国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和西方社会一样民享、民治、民有。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一直以来，中国就没把西方的话语体系作为自己的参照系，不然为什么叫“政法”呢？

西方法治是一个“宪法秩序”，有一个宪法框架，整个国家的运作都在这个框架下。严格意义上，它是一个自然法秩序。但中国的法治秩序是“政法秩序”，政治在法律之前。过去四十年来，在讲究法治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上，中国是有进步的。这也是西方为什么会认为中国是法治国家，会掉入这个陷阱。

那么，“拨乱反正”、“向毛的三十年回归”以及“队伍整风”，可以说把四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些程序意义上的法治内容弱化了，更加突出了政法特色，即政治优先特色，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所说的“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想，这才是这种整顿对中国今后法治系统最深的影响。

今年不仅对内严打，对外也向地产、互联网、饭圈、游戏进行了管控。这种“对内严打、对外严控”存在关联性——利益。

房地产、互联网、饭圈、游戏，在过去的三十年野蛮生长，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大陆魄力比较大的领域，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中共的政治实际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十五大”关于国有经济的表述，以及宪法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表述就能看明白这个道理。

非公有制是组成部分，国有经济要占统治地位，增强它的控制力。1997年还没有游戏、饭圈这些东西，利益还普遍集中在石油、电力、金融、电信、煤炭、航空……它们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关键行业，也是利润最大的，国有经济要控制它。经过了这二三十年的发展，饭圈、互联网、游戏已经可以影响到国计民生了，已经长大了。

长大之后，就要进行控制。如果中国未来二三十年又发展出了一些新兴产业，那还是要像现在一样去控制它。毛时代的控制是直接公私合营，现在是怎么控制呢？

通过这三十年向西方学习的企业组织形式，它可以把股权结构进行改变，国有经济直接控股，形式变了，实质还是一样。所以对内对外的严控是有联系的，对内的严打是保障政治安全，通过对这些行业的严控，保证利益垄断。二者之间的勾连，就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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