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的援鄂医生:还剩13名重症病人,中心医院两名被插管抢救的感染医生已醒来 | 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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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郭慧敏

编辑/石爱华 宋建华

杨鹏在病房里查房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转好,完成救助任务的各地医疗队开始分批离鄂。3月17日,41支国家医疗队3675人踏上返程。

杨鹏****所属的中日友好医院援鄂重症医疗队,是国家卫健委所属的国家医疗队,目前仍坚守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撤离时间未定。

**杨鹏所在的重症病房已经连续一周未接收新患者,50张病床空出了37张。**目前,他所在的定点医院里还住着13位重症及危重症患者,包括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易帆和胡卫锋。此前,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四位医生殉职。令人欣慰的是,后来“病人都在好转”。

来武汉的一个多月,杨鹏见证了医院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除了患者人数不断减少,在治疗药物的选择和治疗策略上,医护人员也有了丰富的经验。杨鹏有时甚至想,“如果早有现在的经验,可以更多挽留下那些已经离开的病人”。

杨鹏是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医生,他所在医疗队于2月7日出发前往武汉****

50张病床,还剩13个病人

**深一度:**目前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情况怎么样?

**杨鹏:**我在重症病房工作,一个病房里有50张床,现在还剩13个病人,重症8个,危重症5个,危重症患者情况都比较严重,需要插管或者上ECMO。

**深一度:**武汉中心医院的易帆和胡卫锋医生等患者治疗状况如何?

**杨鹏:**病人整体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患者,年龄大一点的主要是维持。总的来说我们病区死亡率是比较低的,刚接管病房时,有三位患者去世,后来再没出现死亡病例。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两位医生易帆和胡卫锋分别是在3月4号和5号转过来的,那时候已经在插管了。入院后,我们给他们做了病情评估后立即做了气管切开,对他们的耐药性做了甄别,有针对性地使用了一些抗生素和抗真菌的药物,后期还使用了康复患者的血浆进行治疗,目前他们恢复得都还不错。

易帆整个人已经清醒了,身上插的管子也都拔掉了,问什么话都能对答如流,胡卫锋也已经醒来,身体状况还好。

**深一度:**目前,你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杨鹏:**目前危重症患者由呼吸重症专业的团队负责,我们现在主要负责重症的病人,我上夜班比较多,主要是看护所有病人,根据病情变化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已经有条件可以轮休。

**深一度:**现在你所在的病房还有新增病例吗?

**杨鹏:**已经持续一周没有收病人了。

**深一度:**目前防护装备齐全吗?

**杨鹏:**不是很充足,但可以维持病房正常运转,因为防护装备消耗量比较大。相比一个月以前,情况已经好很多,至少防护服没那么薄,之前的防护服比较薄,号也不全,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我们现在很知足。

左图为医护人员初期使用的防护服,外面套了黄色的隔离服,质地都较薄,右图为后期使用的厚防护服,俗称“大白”

武汉本地医疗资源几近崩溃

**深一度:**你所在的医疗队什么时间来的武汉,当时的情况怎样?

**杨鹏:**我们是中日友好医院派出的第5批医护人员,一共67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2月7号抵达武汉。与之前到达的队员汇合后,目前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一共130人。

刚到武汉时,疫情已经显示出不可控的趋势了,需要更多人过去帮忙,这个时候肯定要往前冲,所以我也很早就报了名。SARS爆发的时候,我这一代人正在上学,没有能力去做什么,现在有了多年的从医经验,疫情需要我,当然要义无反顾。

我们2月6号下午5点接到次日出发的通知,那个晚上,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最终没有扛过去,这对我们的打击很大。我躺在床上就想,“不是说年轻人不容易感染吗,李文亮也才36岁,怎么突然就走了”,当时一下子意识到这个病的可怕。前几批医疗队反馈说,武汉当时的防护条件比较差,无论是同济医院还是协和医院物资都不齐全,所以我们出发的时候带了一些防护物资。

**深一度:**武汉的真实情况跟你的预期相同吗?

**杨鹏:**我从没来过武汉,对武汉的了解只停留在热干面、长江、黄鹤楼上。下飞机后,武汉天气阴雨绵绵,机场里除了几支医疗队伍就是机场工作人员,整个武汉街道上一个人没有,一辆车也没有。当时坐上车后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

之前曾经听说随着病毒的传播,毒性可能会越来越弱,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完全不是。最早一批过来援助的同事还以为问题不是很大,可能一两个星期就能结束援助任务了,没想到情况越来越严重,程度远远超过SARS。后来根据统计有超过三千名医护人员感染,武汉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所以说我们来得非常有价值,要不然武汉的医疗战线就真的要崩溃了。

**深一度:**前期同济医院的救治状况如何,现在有何改变?

**杨鹏:**刚开始比较忙乱,病人乌央乌央地往里送,有时候直接用公交车往这拉人,重症病房第一天收了26个,第二天收了24个,50个重症及危重症床位两天就满了。那会儿对新冠肺炎没有充分的认识,相关的治疗经验也比较缺乏,对这个疾病的发展规律摸不透,个别病人抢救不过来就去世了。

在设备方面,医院开始没有足够的呼吸机。2月10号左右,我们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运来一批价值1500万的设备,包括无创呼吸机、ECMO、输液泵以及心电监护设备。

起初,医院药品也是不够的,这么多患者爆发式地用同一种药或同一类药,医院即使储备再多也供不上。后期,我们总结了经验,很多病人都是经验性用药,等待病人做完检查之后,根据指标有选择性的使用与储备药物,情况才有所好转。

比如,若炎症指标(如铁蛋白)指标过高,应尽早使用糖皮质激素,40mg—160mg/天,根据患者病症严重程度调整剂量。 

**深一度:**你当时的心理状态如何?

**杨鹏:**我们大家压力都非常大,除了身体上的疲惫,也很担心防护问题。一线的医护人员虽然人手一套防护服,也担心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一不小心交叉感染就麻烦了。很多人不是感染科医生,即使是感染科医生也没有经历过这么严重的疫情。好在我们有很好的院感防控专家,进入病房前帮助我们一再检查防护服的穿戴。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不知道疫情将持续多久。当时,每天的确诊人数都是几千几千地增长,也许在这之外,还有一些人憋在家里头,有传染给家人的风险。虽然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能战胜疫情,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这个时间到底多久也说不清楚。

刚到武汉我把头剃了,一是怕头发洗不干净增加感染风险,另外考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法理发,干脆剃光了,也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一下决心。

**深一度:**你所在的医疗队是否有医护人员感染?

**杨鹏:**没有,都是安全的。

医护人员给危重患者植入IABP(主动脉球囊反搏

以现有的经验,可能救回更多病人

**深一度:**数据显示武汉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你在武汉的切身体会呢?

**杨鹏:**是的,疫情控制的比较理想,整体情况在好转,明显感觉到病人越来越少,床位都空出来了,之前虽然有新增病例住进来,但也有康复患者陆续出院,现在已经连续一周没有收病人了。方舱医院也陆续休舱,医疗队已开始撤离。

**深一度:**现在武汉的氛围如何?

**杨鹏:**我2月7号来了以后,直到3月7号才出门转了一转,因为住的酒店就在长江边上,所以去江边溜达了一下,还去了江滩公园。武汉的氛围跟我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虽然街上还是没什么人,但是车多了一些。

**深一度:**你所在的医疗队需在最后一批撤离吗?

**杨鹏:**国家卫健委所属的国家医疗队撤离时间未定,但心里知道很快就能回家。大家的心情轻松多了,有时间休息,还能出去溜溜弯、锻炼身体。

我们病房里还有病人没出院,包括易帆和胡卫锋,肯定得善始善终,交给别人我们也不放心。看着别的医疗队离开我们也会“眼馋”,但作为国家派来的医疗队,重症救治是当务之急,疫情不结束我们就不能撤。

**深一度:**回顾在武汉的经历,你有什么遗憾吗?

**杨鹏:**有。首先就是我们刚到同济医院时,那三个病人的去世一下子把我们弄懵了,现在想想,如果有现在的经验,也许有可能挽救他们,至少不会让他们走的那么突然。

早期,因为对这个疾病认识不够,加上条件(仪器设备)确实有限,病人普遍插管时机较晚,多半是抢救时才插管,所以早期的经验是“插管成活率较低”,危重症抢救气管插管不积极。现在就不是那个概念了,病人一觉得不好,我们会马上判断是否需要插管,插管的关口前移避免其演化成危重症。

另外,我也了解到武汉本地的医务人员有多么不容易,看到易帆和胡卫锋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躺在那的是我会怎么样,所以真的是竭尽全力在救治。作为同一个战线上的兄弟姐妹,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一定要把疫情扛过去,一定要把这些人从死亡线上拽回来。

**深一度:**想过撤离武汉的场景吗?

**杨鹏:**我想,离开的时候,武汉一定是春季盎然的样子,到处都是健康的人,朋友们可以聚在一起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重回正常、热闹的生活。

在没有经历过的人眼中,这可能像是电视剧,亲身经历后才明白这其中的苦乐。想来,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幸福且充满希望的事,那些插管的病人,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他们原本也应拥有这样的生活。

希望疫情过后,医患关系能够有所改善,每一个医生都宣读过希波克拉底誓言,没有谁不希望病人康复。未来,希望能有更多青年人选择学医。我们国家的医护人员很缺乏。这次疫情也告诉所有人:医疗可以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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