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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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里和老同学小聚，他小心翼翼问起我近况如何。那会我失业在家已一年多了，也早已学会坦然面对，反正原本也没想过做到老，就当提早几年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读书、写作，在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同时，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

就像很多人一样，他听完后既像赞叹又像安慰似地说“你现在这样挺好的”，不过让我略感意外地是，他还补充了一句：“其实我还有点羡慕你。”他这两年已混到高管，名下两套房，孩子也在私立学校，在旁人看来可说是“成功人士”无疑，但他说自己“每天都很焦虑”，如履薄冰，因为在如今这大环境下，总觉得自己现在手上的一切稍有不慎就会土崩瓦解。

以我对他一贯的了解，这并非夸大其词，事实上，他只是表达了一种后疫情时代弥漫于全社会的情绪：每个人都赫然发现，自己是随时可能会被替换的，而失败者往往要在承受耻辱感的同时，自己面对缺乏保障的动荡生活。

此时，即便那些暂时位子还安全的人，内心也混杂着恐惧与焦虑，生怕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哪怕拼命努力，但仍然不确定这是否就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这是一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人生，仿佛只要一松手就会坠入深渊。与之对应的是一个缺乏保障的社会体系，很多中国人毕竟仍是“手停口停”的，必须不断劳作才能维持自己现有的生活。

由于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是组织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决非不可替代，但自己一旦离开却缺乏同样好的机会，这就加深了他们对组织的依附，就算再不能忍受组织提出的种种要求，想想也只能忍了。

很多人与其说是喜欢自己那份工作，不如说是无法失去因那份工作而来的物质生活保障。用大白话说，人们工作既不是因为热爱，也不是为了得到成就感，而只是为了赚钱养家。这其中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就像在传统时代，人们普遍把婚姻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因而即便感情破裂也坚持不离。

这也是人之常情。著名调研公司盖洛普根据2014-16年全球155个国家的数据撰写的《全球职场环境调查报告》中指出：全世界平均有18%的员工完全是混日子，67%并不热爱但能敬业，只有15%的员工热爱本职、尽心尽责地投入工作——而能做到最后这一点的，在美国占比高达31%，但在东亚就只有5-7%。

为了能多点选择，很多人也在业余不断充电、学习，甚或是学点理财，以防万一，然而且不说有些职业忙到占有了人们的几乎所有时间，即便有精力培养自己应对风险的预适应能力，人们也常常发现，变化来得太快、太不可预测，很难有什么办法是安稳常胜的。在这样的眼花缭乱的变化面前，很多人都不敢谈论五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只能在拼命积累的基础上炒短线，而这又鼓励了投机主义盛行。

与此同时，在“致富光荣”的大潮中习惯了不断向上攀升的人，又难以从那个高高的欲望阶梯上下来。我曾听不少中产人士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有房有车、孩子读私立学校、每月开销两三万是理所当然的事。当谈及“财务自由”需要多少钱时，我甚至曾听一位朋友回答：“1个亿。”——他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他觉得“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足够多的钱才能对冲掉那些风险”。

这种高欲望的生活本身无可厚非，但它似乎缺乏中间一档，也就是说，除了顶端能享有充分的安全感之外，再往下就都难免焦躁不安，甚至可能缺乏体面和尊严。这样一来，人生就变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数人去竞争那仅有的少数席位，同时在到顶之后，还得一直保持在那，不能下来。

近年来盛行的所谓“内卷”，至此也就顺理成章了。个体在这样“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下，没有归属感，得不到支持和依靠，因为同伴都可能是潜在的对手，“一分干掉千人”的逻辑给个体施加了无限的压力，似乎除了超高强度地投入之外，看不到出路。实际上，很多人觉得“退出内卷”就意味着“承认失败”，而他们之所以拼命奔跑，其实只不过是为了留在原地，免遭淘汰。

公平地说，这一机制尽管让人苦于无法摆脱，但它至少也给了人们机会——哪怕这机会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因为这种焦虑感常常也来自一种“从未来回望”的视角：到时后悔，我原本曾经有过机会，却没有抓住。这心态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公平的信念，相信对手并非不可超越，自己“努力一下也有可能做到”，所谓“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如果认为这仅仅只是追逐名利，那就太低估这种社会意识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基于个体“人生规划”和“自我实现”的身份认同，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意味着在短短的一生中赚更多的钱、爬到更高的位子。问题是，这种“人生规划”往往欠缺弹性，仿佛只有不断飙高一途，承受不起任何的停顿与挫败。

按照现代性理论，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古典”的自我认同了，在许多后现代社会已越来越被一种更具弹性的“情境式自我认同”替代了，这种新认同可以接受所有的自我理解，因为在一个不断变化已成为新常态的社会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暂时的，人生甚至可以不需要规划，关键是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只要有新的、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就可以也愿意随时转换跑道。

德国社会学家格尔根精确地把握住了这种新出现的时代精神：

我也在反抗不断追求改良、进展、发展、积累的现代主义的规训。慢慢地，我学会心平气和地放弃想控制我周遭一切事物的欲望。深思熟虑地在海洋中驶向某地——乘风破浪驶向目的地——跟随波逐流、悠游不问漂向何处，是截然不同的。

确实，假如那个不断变动的庞大外部世界已根本超出了你的控制能力，那么，强行控制它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精神上的高度紧张。

这倒也未必是说干脆躺平，只是要学会在浪峰波谷的起伏中，有所不为地坚持自我。等到亲身实践“顺其自然”时，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既不是宿命论般地无所作为，更不是消极懒散的借口，而意味着对“自然”和“自我”都要有深切的重新理解。

*已刊“财新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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