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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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里和老同学小聚,他小心翼翼问起我近况如何。那会我失业在家已一年多了,也早已学会坦然面对,反正原本也没想过做到老,就当提早几年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读书、写作,在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同时,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

就像很多人一样,他听完后既像赞叹又像安慰似地说“你现在这样挺好的”,不过让我略感意外地是,他还补充了一句:“其实我还有点羡慕你。”他这两年已混到高管,名下两套房,孩子也在私立学校,在旁人看来可说是“成功人士”无疑,但他说自己“每天都很焦虑”,如履薄冰,因为在如今这大环境下,总觉得自己现在手上的一切稍有不慎就会土崩瓦解。

以我对他一贯的了解,这并非夸大其词,事实上,他只是表达了一种后疫情时代弥漫于全社会的情绪:每个人都赫然发现,自己是随时可能会被替换的,而失败者往往要在承受耻辱感的同时,自己面对缺乏保障的动荡生活。

此时,即便那些暂时位子还安全的人,内心也混杂着恐惧与焦虑,生怕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哪怕拼命努力,但仍然不确定这是否就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这是一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人生,仿佛只要一松手就会坠入深渊。与之对应的是一个缺乏保障的社会体系,很多中国人毕竟仍是“手停口停”的,必须不断劳作才能维持自己现有的生活。

由于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是组织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决非不可替代,但自己一旦离开却缺乏同样好的机会,这就加深了他们对组织的依附,就算再不能忍受组织提出的种种要求,想想也只能忍了。

很多人与其说是喜欢自己那份工作,不如说是无法失去因那份工作而来的物质生活保障。用大白话说,人们工作既不是因为热爱,也不是为了得到成就感,而只是为了赚钱养家。这其中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就像在传统时代,人们普遍把婚姻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因而即便感情破裂也坚持不离。

这也是人之常情。著名调研公司盖洛普根据2014-16年全球155个国家的数据撰写的《全球职场环境调查报告》中指出:全世界平均有18%的员工完全是混日子,67%并不热爱但能敬业,只有15%的员工热爱本职、尽心尽责地投入工作——而能做到最后这一点的,在美国占比高达31%,但在东亚就只有5-7%。

为了能多点选择,很多人也在业余不断充电、学习,甚或是学点理财,以防万一,然而且不说有些职业忙到占有了人们的几乎所有时间,即便有精力培养自己应对风险的预适应能力,人们也常常发现,变化来得太快、太不可预测,很难有什么办法是安稳常胜的。在这样的眼花缭乱的变化面前,很多人都不敢谈论五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只能在拼命积累的基础上炒短线,而这又鼓励了投机主义盛行。

与此同时,在“致富光荣”的大潮中习惯了不断向上攀升的人,又难以从那个高高的欲望阶梯上下来。我曾听不少中产人士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有房有车、孩子读私立学校、每月开销两三万是理所当然的事。当谈及“财务自由”需要多少钱时,我甚至曾听一位朋友回答:“1个亿。”——他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他觉得“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足够多的钱才能对冲掉那些风险”。

这种高欲望的生活本身无可厚非,但它似乎缺乏中间一档,也就是说,除了顶端能享有充分的安全感之外,再往下就都难免焦躁不安,甚至可能缺乏体面和尊严。这样一来,人生就变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数人去竞争那仅有的少数席位,同时在到顶之后,还得一直保持在那,不能下来。

近年来盛行的所谓“内卷”,至此也就顺理成章了。个体在这样“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下,没有归属感,得不到支持和依靠,因为同伴都可能是潜在的对手,“一分干掉千人”的逻辑给个体施加了无限的压力,似乎除了超高强度地投入之外,看不到出路。实际上,很多人觉得“退出内卷”就意味着“承认失败”,而他们之所以拼命奔跑,其实只不过是为了留在原地,免遭淘汰。

公平地说,这一机制尽管让人苦于无法摆脱,但它至少也给了人们机会——哪怕这机会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因为这种焦虑感常常也来自一种“从未来回望”的视角:到时后悔,我原本曾经有过机会,却没有抓住。这心态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公平的信念,相信对手并非不可超越,自己“努力一下也有可能做到”,所谓“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如果认为这仅仅只是追逐名利,那就太低估这种社会意识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基于个体“人生规划”和“自我实现”的身份认同,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意味着在短短的一生中赚更多的钱、爬到更高的位子。问题是,这种“人生规划”往往欠缺弹性,仿佛只有不断飙高一途,承受不起任何的停顿与挫败。

按照现代性理论,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古典”的自我认同了,在许多后现代社会已越来越被一种更具弹性的“情境式自我认同”替代了,这种新认同可以接受所有的自我理解,因为在一个不断变化已成为新常态的社会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暂时的,人生甚至可以不需要规划,关键是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只要有新的、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就可以也愿意随时转换跑道。

德国社会学家格尔根精确地把握住了这种新出现的时代精神:

我也在反抗不断追求改良、进展、发展、积累的现代主义的规训。慢慢地,我学会心平气和地放弃想控制我周遭一切事物的欲望。深思熟虑地在海洋中驶向某地——乘风破浪驶向目的地——跟随波逐流、悠游不问漂向何处,是截然不同的。

确实,假如那个不断变动的庞大外部世界已根本超出了你的控制能力,那么,强行控制它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精神上的高度紧张。

这倒也未必是说干脆躺平,只是要学会在浪峰波谷的起伏中,有所不为地坚持自我。等到亲身实践“顺其自然”时,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既不是宿命论般地无所作为,更不是消极懒散的借口,而意味着对“自然”和“自我”都要有深切的重新理解。

*已刊“财新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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