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转基因作物问题 　　——在第七届湖南省民众自发品尝转基因大米饭集会上的书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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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转基因作物问题　　——在第七届湖南省民众自发品尝转基因大米饭集会上的书面发言

作者：张功耀

2月5日，小任通过手机电话告诉我，他们准备在长沙再组织一次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活动，并亲自品尝转基因大米做成的饭，约请我参加。我是很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的。前年的品尝集会，我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去年的品尝集会，因为与我弟弟不幸去世相重叠，没有参加成。我担心今年又会被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耽搁，特发表这个书面发言，表示对这种活动的支持。

我注意到，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问题上，我国民众当中的分歧很大。这些分歧来自对转基因作物产品的恐惧。其中，还有前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叫板农业部，力图阻止转基因作物育种技术在中国扩散，转基因农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许多农产品，唯恐自己涉嫌转基因，还特别在自己的商标上标明“非转基因”的字样。

其实，转基因农作物育种只是育种方法之一。80年代，我国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大讨论中，就曾经指出过，基因工程将是新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这样的新技术革命。可是，当这样的新技术革命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居然又如此畏惧它。

人类最早的育种方法是驯养野生动植物。19世纪40年代，杂交育种方法开始运用，并从中延伸出了最早的两个遗传学定律。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上半叶，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育种方法走了一段弯路，大家相信苏联科学家米丘林的选育良种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实质是新拉马克主义。它相信获得性的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其实，这个结论很早就被推翻了。只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很激烈，这个被推翻了结论，却被苏联的遗传学家当成“社会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在那里坚持和弘扬。我国最早表示应该放弃这种育种理论是在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会议上。但是，真正放弃则是在1978年以后。

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育种成功之后，大家只知道杂交育种方法。其实，杂交育种是一种古老的方法。袁隆平院士发明的“三系配套”和后来的“两系配套”才是对水稻这种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新贡献。除杂交方法外，其它进入我国比较早，甚至曾一度领先世界的育种方法是细胞核移植方法，那就是上海的朱冼用这种方法育成了一只“没有父亲的母青蛙”。可惜，它没有坚持下来。如果坚持下去的话，最早的克隆技术的发明人就有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此外，还有组织培养法、单倍体育种，也在我们中国逐步推广起来了。遗憾的是，自从我国掀起“转基因恐惧”以来，大家对这些用了上百年的育种技术也开始心存疑虑了。于是，就有人问，吃无籽西瓜和无核蜜橘之类的水果和蔬菜，会不会有什么危害了。这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我最早介绍转基因水稻育种是在2004年，它可见于我当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科学技术的哲学与历史论稿》。那时，我就发现，水稻的转基因育种比杂交育种，前景更广阔、方法更多样，增产潜力更大。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我们中国人“吃饱之后的饥饿”（吃饱饭之后的营养不良）问题。那时，我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中国人居然会群情激昂地反对这种技术，甚至把它当作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

据我所知，转基因育种，只对原有物种起修饰作用，并不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物种。这好比，大狗是狗，小狗也是狗；黑狗是狗，白狗也是狗；并不改变狗的本性，只修饰了它们的体形和毛发。我注意到，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议论，说是黑山羊肉比白山羊肉好吃。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吃黑山羊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过与转基因育种相类似的问题。

在转基因育种这个问题上，崔永元先生是国内非科技界人士最执着，也最有影响，坚定地反对转基因育种的人士之一。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我们中国人的健康。可是，他的方法是大错特错的。

在我们中国，仿佛只要表面上标榜出来的“动机良好”，他的结果也一定良好。其实，类似于崔永元先生这样“为中国人好”的动机，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就有了。当时，有一位德国天文学家叫汤若望，他为我们中国制定了新的历法。这个历法只可延续使用两百年。这本身是非常正常的。可是却遭到了朝廷里边的一些“爱国人士”的无端攻击。他们“为了大清朝江山永固”，揭发这个汤若望，只制定200年的历法，而不是“万年历法”，是希望清朝早一点灭亡。就为了这点小事，那些“爱国主义者”居然多方游说康熙皇帝，要杀掉汤若望。这些“爱国人士”的动机，如果拿到现在来评恐怕也是“好的”或“很好的”。可惜，他们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好在当时的康熙皇帝还算开明，加上皇太后说情，才保住了汤若望一条命。

晚清的时候，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电力技术和铁路技术，也遭到了一批“具有良好动机”的“爱国主义者”的反对，说是这些东西破坏风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没有好日子过。于是，就有一些更加不明真相、不懂科学的“爱国民众”起来砍电线杆子，破坏铁路。从唐山到胥各庄那一段铁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可是建成以后，清政府不让机车开行，居然下令用马拉着车皮跑。其所以如此，也是“为了中国好”。因为“爱国”的风水师说了，火车会震动东陵，影响清朝祖宗的安寝。你看那些中医骗子和风水骗子，哪一个不是打着“为了你好”在那里骗人？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崔永元也是骗子，而是说，他的“良好动机”不值得渲染。

崔永元是搞新闻的。在我国的意识形态框架下，他做的新闻专题节目还算做得不错。他参与演出的幽默短剧《小崔说事》也颇具哲理性。我经常看这个短剧。这个短剧揭露出，在我们中国如果要讲真话，必须要让听话的人把耳朵捂起来才行，否则，是不能讲真话的。遗憾的是，他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育种，所采用的也是新闻方法，不是科学方法。这就十分荒谬了。

新闻方法所关心的是舆论；科学方法关心的是真理。舆论有舆论的真理性。它特指舆论涵盖下的事实是不是真的。比如，2006年，《中国青年报》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发现89％的公民反对我发表的批评中医的意见。这是属于舆论真理。但是，舆论真理不能代表科学真理。如果舆论真理可以代表科学真理，许多科学发现就会被扼杀在舆论真理的压迫之下。所以，崔永元用他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只具有舆论价值，不具有科学价值。如果按照舆论真理来判断科学真理，假若崔永元生活在哥白尼那个时代，也采用他反对转基因的方法去反对哥白尼学说的话，他所能赢得的舆论支持会更加强烈，由之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恐怕就要被他发现的舆论真理扼杀在摇篮里了。

借这个机会，我想对崔永元先生来一个“隔空喊话”，建议崔先生继续认认真真地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好新闻报道或新闻教育工作，不要再试图用新闻方法去做科学研究，或用新闻研究代替科学研究。做科学研究一定要用科学方法。科学方法，说一千道一万，无非两个，一是实验（包括自然实验、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二是逻辑。就目前状况看，崔先生既没有做科学研究的条件，也没有做科学研究的能力，说不定还没有把握做科学研究的基本常识，更没有对科学研究和科学争议做出正确判断的哲学和方法论的思想准备。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会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85％的科学家不愿意与新闻工作者合作。原因是新闻工作者理解不了科学，对科学发现的意义把握不准，由新闻工作者造成的舆论，经常坏事。在我看来，新闻工作者报道一些科学事实或科学动态，还是可以的，但是，新闻工作者最好不要参与对科学真理的判断。不是科技工作者或科学哲学家蔑视你们，而是因为你们的确把握不准，往往引导出一些错误的舆论，干扰正常的科学评价。

但愿我对崔先生的这次“隔空喊话”，不会被崔先生理解为对他的无端攻击，而会被他理解为一种善意的忠告。

(XYS2015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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