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8年,52岁的她被家政行业抛弃了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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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里漂泊,在不同的家庭里寄住,秀姨的内心很寂寞。她曾对我说:“我发现来家政公司打工的女人,很多都是像我这样夫妻感情不和的。但凡两口子感情好一点,都会在一起做点小生意。”

配图 |《世间有她》剧照

2023年春节刚过,52岁的秀姨第三次来到北京,感觉很焦灼。

她找到以前帮她联系过工作的家政门店,却发现这家门店早在1年前就关闭了。她联系门店的“老师”,可他们有的已经回了老家,有的已经换了行业。没办法,秀姨只能开始跑新的家政门店。工作还是有的,只是找工作的人更多,每个门店几乎都有十几个阿姨在等着“上户”。秀姨自认为工作经验还算丰富,于是在登记的时候,首选应聘照顾孩子的住家保姆,工资要求不低于5000元。

一家家政门店发出了招聘信息:雇主要求阿姨照顾家里的孩子,小学生,不仅要接送,放学后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秀姨的普通话不标准,文化水平也不高,这份工作她干不了。另一家门店也发了招聘信息:照顾6个月大的婴儿,雇主要求保姆精力充沛,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秀姨超龄了。门店的“老师”直言不讳:“现在的新生儿数量比前些年少了,请育儿嫂的家庭自然也少了,现在一个孩子有两三个育儿嫂等着上岗,你的年龄有些大,也没有什么特长。”

屡屡受挫的秀姨决定退而求其次去照顾老人。她参加了一次集体面试,雇主到门店挑人,四五个护工逐个做自我介绍。雇主问秀姨:“你会做红烧肉么?”她直言说不会,只会做粉蒸肉,雇主就摇了摇头。后来,一个专门给医院和养老机构介绍护工的负责人对秀姨说:“今年工作特别不好找,你都这岁数了,还是回老家找个安稳活儿养老吧。”

秀姨之前在北京做了8年的家政阿姨,那时“上户”很容易,甚至让她一度认为北京的工作很好找,没想到今年突然变难了。她还是不死心,又跑了几家挂着招工启事的餐厅,可那些老板都说已经招到杂工了,还挂着招工启事只是为了招揽顾客,“表示我们店里的生意好”。

就这样,1个月时间一晃而过,秀姨还是没有找到活儿干。她一路降低自己的要求,就为了能够暂时留在北京。

秀姨出生于1970年,她是我妈的表妹,老家在湖北农村。

秀姨年轻时长得不差,她性格温和,念过初中,原本有个谈了一两年的对象,两人感情不错,可是我二姨偶然听说这个男人有家族遗传的羊癫疯,就劝秀姨分手。秀姨没有坚持,分手后直到25岁她还没嫁人,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老姑娘了。我妈和我二姨为她着急,就一起“管闲事”(我们老家对“媒人”的称呼),介绍了袁德清给她认识。

袁德清和秀姨同岁,小学没毕业,长相还行,瘦高个,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的3个哥姐都已成家,家里只剩下他和老母亲。那时相亲基本只看彼此的家境和长相,都不算差,就可以了。

认识半年左右,秀姨就和袁德清结了婚。婚后不久,秀姨发现丈夫有恶习,抽烟、喝酒、赌牌样样不落。可那时她已经怀上了孩子,后悔也迟了。孩子几岁时,有一次他们吵架动手,秀姨想离婚,我二姨表示赞同,说不愁找不到更好的,但我妈不同意,她认为秀姨年纪不小了,离婚再找只能给别人当后妈,自己的孩子却没人管。

显然,我妈的这番话掐住了秀姨的命门,她再也不提离婚的事儿了。

在我们老家,普通人家的生计一般就两种:要么踏实种庄稼,一季水稻,一季小麦,一年的收入算不上可观,但温饱绰绰有余;要么养鱼,选几亩自家连片的土地请挖掘机挖成池塘,投放鱼苗,等长大了卖钱。

丘陵地带大多是沟沟坎坎,无法实现机器化种植,耕地、插秧、喷农药、收割,基本全靠人工,种庄稼必须得吃苦耐劳,还要有个好体力。养鱼赚得多,风险也大,前期需要投入资金置办增氧机、循环水泵等设备,买小鱼苗和饲料,等鱼入了水,养殖户就得扎在池塘旁的简易屋棚里日夜看护,防止有人偷鱼,更要防鱼群缺氧,血本无归。

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靠以上生计养家糊口的青壮年,大多会选择出门打工。袁德清的哥哥姐姐就去了新疆,他们在那儿打工攒了些钱就做起了小生意,有的做豆腐,有的生豆芽。袁德清是家里的幺儿,从小备受宠爱,他吃不了种庄稼的苦,也没有养殖的头脑和胆量。儿子出生后,他就带着秀姨去给哥哥姐姐们打工,孩子留给老母亲带。

刚到新疆那会儿,他嫌大姐家饭不好吃,去二哥家待了一阵,又和二嫂闹了矛盾,转去三哥家的豆腐摊帮忙。时间长了,因为分账的问题,亲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干不下去了,袁德清只能自立门户。可他不懂算计,由着自己的性子,如果哪天他想喝酒打牌,就少磨些黄豆,秀姨上集市两小时就把豆腐给卖完了,有时他无事可做,就猛然加很多黄豆,秀姨在集市上枯坐一天也卖不完,只能看着豆腐变馊。

秀姨性格温吞,说不上丈夫的话,一来二去,夫妻矛盾加剧。一年到头辛苦做豆腐,到了年底一算,收入刨除摊位费、原料费、生活费,竟然入不敷出。最后,他们只能再次去给别人打工——这回没脸面去找亲兄弟,就托亲朋好友介绍。

那些年,秀姨跟着丈夫先后去过内蒙、甘肃,东奔西走也没存下几个钱,只有过年才能回趟老家。

2014年春节的一天,我妈告诉我,秀姨和德清姨夫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他们都属狗,平时就口角不断,这次吵架就话赶话,把这些年的不如意都发泄出来了。”——据说,那次吵到最后,德清姨夫一脸愤恨地出了门,一点钱也没给秀姨留下,同时他放下狠话:“离了我,看你一个人怎么活?”

那时候秀姨的婆婆已经去世,她的儿子从小是奶奶带大的,与她和德清姨夫并不亲近。孩子不是读书的料,高中没念完就跟着老乡去江浙一带打工了。德清姨夫一走,家里就真的只剩下秀姨一个人了。秀姨在家里折腾了半年,先是把屋前屋后荒废多年的菜园开垦出来种菜,又把自家租出去的两亩地收回来种上了花生。忙得够呛,也只能勉强挣点生活费。

我妈心疼她,说一个女人在老家种地行不通,忙不过来,也挣不到钱。当时我家左邻右舍有几个女人去广东做保姆,收入不错,我妈就动员秀姨也到大城市去看看。

2014年夏天,我妈来北京看望我,顺便把秀姨也带来了。她剪着偏男性风格的短发,黑瘦黑瘦的,看着还挺精干。多年未见,秀姨看到我只是尴尬地笑,喊了一声我的小名,再没有其他寒暄。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秀姨逢年过节都会来我家串门,帮我妈打打毛线,纳纳鞋底。每次我和我弟都会缠着她,要她讲故事。秀姨讲故事绘声绘色的,她给我们讲过《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还讲过《七色花》。

20年转眼过去,那个开朗、讲故事时会发出怪声的秀姨,已经被生活磋磨成了一个拘谨、寡言的秀姨。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租住在东直门附近,上下班的路上,总看到一个家政公司门口挂着“阳和家政”的牌子。我上网查询,发现这家公司有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还比较正规。我妈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得知这一情况,第二天就领着秀姨去了。

听说秀姨是湖北人,门店的“老师”表示欢迎。她说在北京做家政也会面临“地域歧视”,雇主普遍不愿意用东北人和河南人,四川人最受欢迎。她给我们介绍说,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只要交500元押金,就管培训,包吃住。如果能拿到“家政服务员”资格证,他们就会退还押金,并帮忙找工作。

培训基地在通州,很偏远,秀姨初来乍到,不敢一个人出门,我妈虽说来过几次北京,但也不熟。于是我特意选了个周末,和我妈一起送秀姨去培训基地报到。出发前,我特意给秀姨办了张公交卡,往里充了50元钱,方便她以后出门搭车。

那天我们地铁转公交,兜兜转转,折腾了2个小时才到地方。我妈和秀姨都晕车,一下车,她俩都吐了。培训基地在一个汽修厂的旁边,那地方特别空旷,秀姨拿着家政门店开的押金凭条给门卫看,大爷还挺热情,让我们去食堂等。不一会儿,一个50多岁的大妈过来问秀姨的名字,对上信息后,就安排她住下了。

临走的时候,我妈还不太放心,对秀姨说:“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

秀姨故作轻松地说:“没事,又不是没出过门,一个大活人还能弄丢了不成。”

那时秀姨还在用一个诺基亚的黑白手机,她发短信有些费劲,也可能是心疼电话费,培训了3天,也没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妈忍不住,第四天晚上8点多,她主动给秀姨打了个电话,倒是很快接通了,秀姨在电话里大声说:“没事儿,我还能适应,白天老师教我们用燃气灶炒菜,还教我们拖地,我以前只看过但没用过呢。”

我想了想,老家农村都是柴火灶加一把大扫帚,秀姨可能真的没用过。

2周培训完毕,秀姨考核合格了,老师让她回东直门的家政门店等安排。

那个门店的里屋是宿舍,一个大房间里放了10多张上下铺,平时等工作或休假的家政阿姨会到这里落脚。一晚上交10元钱,有热水可以洗澡,但吃饭得自己解决。当时正值夏天,用不上厚被褥,很多人就躺在硬床板上直接睡。 

秀姨在宿舍住了两天,没等到工作,又来到我家。她说自己把公交卡弄丢了,让我再帮她办一张——她洗澡之前把公交卡和衣服放在自己的床铺上,等洗完出来,公交卡就不见了。她问了问当天同住的几个人,都说没看见。

宿舍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鱼龙混杂,难免碰到手脚不干净的。我妈埋怨秀姨出门在外一点心眼都没有,秀姨说:“看大家都是找工作的人,我没想那么多。”

又过了几天,秀姨高兴地说她要去“上户”了。这是她第一次做家政,由于没有经验,门店老师帮她和雇主讲好了价格,每月3500元,她还挺满意的。雇主家在大兴,房子在顶层5楼,带个阁楼。这家的男主人在银行上班,女主人自己开公司,他们有2个孩子,姥姥姥爷与他们同住。秀姨有属于自己的小房间,每天她要给一家六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偶尔出门还得帮忙抱孩子。

刚开始,秀姨对用燃气灶炒菜还不习惯,只能按照培训老师教过的,炒完一个菜把火拧到最小,洗完锅放上灶台再炒下一个菜。一次,秀姨炒完最后一个菜忘记关火,直到孩子姥爷睡前到厨房喝水才发现。此后,秀姨做事更谨慎了,诸如每顿饭做什么,床单是不是该换了,小孩的鞋是不是该洗了,事事都得过问。

女主人似乎还是不太信任秀姨,大米吃完了,女主人就嘀咕:“吃这么快呢,上个月刚买过两袋吧?”

秀姨心里不太舒服,她对我妈说:“他们家那么多人,我还能把大米藏起来不成?”

我妈劝她:“大城市有钱人很多,你不拿、不藏,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合同里有规定,阿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不休息的话,雇主就要付加班费。每周六,秀姨做完晚饭就走,周日晚上再回雇主家睡。我妈没回老家的时候,秀姨每逢休息日就会来我家,她们老姐俩一起去逛超市、唠唠嗑。

秀姨感叹雇主家有钱,说她还是第一次看到那种上下两层带阁楼的房子,“大人和孩子的衣柜都是满满的”。她说雇主家孩子姥姥一辈子没出去上班,先是把女儿带大,现在又帮着带外孙,丈夫和女儿都对她很好,平时嘘寒问暖,有好吃好喝的都会先想着她。

估计是想到自己,秀姨问我妈:“怎么别人的命就这么好呢?”

我妈在北京待了2个月就回老家了。那时我刚结婚,秀姨不好意思老来我这儿歇脚,就让我帮忙置办了一套简单的被褥,再碰到休息日,她就带着被褥去家政门店的宿舍住。

2015年春节,秀姨没回老家——她儿子早就表示自己不回家过年,她对德清姨夫还心存怨愤,也不愿意回去面对他。她在家政门店的宿舍里过了除夕,大年初四就回雇主家上班了。不久之后,秀姨给我打电话,说雇主让她陪两个老人带孩子回兰州老家住一段时间。以前打工时,秀姨去过兰州,就同意了。

临行前,秀姨专门来我家一趟,顺便讲了讲雇主家的近况。她说女主人的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像和男主人在银行做担保有关,牵扯到很多人。男主人已经1个月没回家了,不知道是躲起来了还是被抓了。女主人担心孩子的安全,就让他们回兰州避避风头。

我嘱咐秀姨:“雇主家的事你少打听,只要他们每月按时付你工钱就行。”

秀姨说:“我也是偶尔和孩子姥姥唠嗑,零零散散听到的,我从来没主动问。”

秀姨在兰州期间,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她还挺开心,说:“反正都是那些家务事,在哪儿干活都一样。”5个月后,秀姨和这家老小一同返京,男主人依然没回家。女主人也不去自己的公司了,她说家里雇不起保姆了,那个月付工资的时候多给了秀姨500元钱,算是辛苦费。

一直以来,秀姨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她习惯让雇主付她现金。这份工作结束之后,我陪秀姨去银行开通了账户,她用一个不起眼的小布包裹着几沓现金,第一次为自己存了4万块钱。

秀姨又回到东直门的家政门店待业,一位“老师”建议她参加“母婴护理师”的培训,说育儿嫂的工资比普通家政员高。那时北京的工作还很好找,秀姨拿到母婴护理师的资格证后,没等几天就“上户”了。

那是一个三胎家庭,大孩和二孩都上小学了,三孩刚6个月,妈妈上班后就需要人来接手。孩子的奶奶已经70岁了,在隔壁小区有套单独的住房,负责每天早晚接送两个大孙子上下学,白天有空时,就时不时来儿子家看看,监督秀姨的工作。

因为晚上要带小孩睡觉,这家开的工资比较高,一开始就给了4500元。可能是孩子多,女主人顾不过来的缘故,他们愿意给秀姨付加班费,于是秀姨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了,每月只能抽一天出去喘口气。她早上到公园、商场晃荡,晚上又得回雇主家睡觉。

干满1年,雇主比较满意,主动给秀姨涨了500元工资。

我妈再来北京,秀姨休息的时候就偶尔来我家看她。她感叹有钱人也辛苦:“女主人白天上班,下班回家还得给3个孩子辅导作业、读书、讲故事。”

这家人都是文化人,待人更宽厚,秀姨跟着他们学了不少东西。一天,她托我帮她换一个智能手机,说要上网看新闻,还说要学着用微信聊天。

秀姨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德清姨夫竟开始主动关心她了,他隔三差五打来电话,秀姨对他不爱搭理,还有些烦躁——有时候她正在哄小孩午睡,德清姨夫的电话就来了,不接他就不停地打,接了他就说个没完没了,除了嘱咐秀姨要舍得给自己买点好吃、好穿的,就是让她有时间多给儿子打电话。

刚开始,秀姨还不太适应丈夫的关心,后来她才慢慢明白过来,德清姨夫这是担心她在外面待久了,找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了,就不愿意回老家了——说得更直白点,就是不愿意跟他过了。

秀姨愤愤地对我妈说:“我想起他把我丢在家里,还发狠话,我心窝就疼。他以为我会去求他,结果这一两年,我自己过得好好的。”

我妈一向劝和不劝散,说:“既然他态度有转变,那你的态度也好点,儿子也大了,你们以后也有个盼头。”

2017年国庆节,德清姨夫又给秀姨打电话,商量回老家盖新房的事——在我们老家农村,只要是有儿子的家庭,一般都会在儿子相亲之前盖新房子,这样等女孩来看时,门面上也好看些。秀姨的儿子已经20多岁了,到了考虑娶媳妇的时候了,她当然不能反对建房。我们当时也觉得,盖了新房,娶了儿媳妇,德清姨夫对她的态度会有转变,秀姨会过上安稳的生活。

秀姨主动和雇主说,自己再做几个月,春节前就要辞职回老家了,让他们提前找好替代的人。可元旦的前一周,女主人就把新保姆接到家里了,说是需要提前熟悉环境。秀姨隐约觉得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让雇主不满意了。

就这样,两个保姆别别扭扭地相处了一周,秀姨主动提出离开。

2018年春节过后,秀姨家就开始起新房子了。

秀姨和我妈视频聊天,听语气感觉她挺自豪。她说她从北京回去后,德清姨夫对她挺客气,周围的邻居知道她挣钱回来盖房,也都夸她有本事。因为平时抽烟、喝酒、赌牌,德清姨夫根本存不下钱,盖房时他只拿出了6万元。而秀姨拿出了14万,她出了大头,为自己挣足了脸面,算是扬眉吐气了。

毛坯房盖好后,夫妇俩没钱装修,只能把这事暂时搁下。德清姨夫说自己年纪大了,老给别人打工身体吃不消,可是在老家做豆腐生意又没有销量,“不如去学做早点的手艺,将来自己搞个小摊位”。

秀姨太清楚丈夫那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本性了,果断拒绝。她当年跟着德清姨夫不停地换地方打工,无一不以鸡飞狗跳收尾,还不如各自挣点清清静静、实实在在的钱。德清姨夫看秀姨把所有钱都拿回家盖房,心里也踏实了点,就没再勉强。

这年的夏天,秀姨第二次来到北京,在我家短暂休整后,又直奔东直门的那个家政门店。

刚开始没有活儿干,门店里的“老师”就偶尔派她去做上门服务的家政小时工,一天能挣个200元,虽然不稳定,作为生活费还是够的。只是秀姨晕车,方向感也不行,她常常因为找不到地方被雇主投诉,又引来门店“老师”的抱怨。

后来秀姨终于等到一个稳定的活儿,那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想雇个住家阿姨带小孩兼做家务,工资5000元。孩子的妈妈是南方人,沟通比较容易,对饭菜的要求也不高,只求秀姨对孩子细心负责,秀姨偶尔洗坏了她的衣服,出门忘记带钥匙,她都包容。三口之家的家务活并不多,孩子送去幼儿园以后,秀姨的工作就更轻松了,有时她还能去公园和老太太们聊聊天、跳跳广场舞。

可到了2019年正月,秀姨就遇到难处了——德清姨夫酒后骑摩托车回家,一头扎进了坡下的农田,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左臂两处骨折,短期内不能再做体力活了。秀姨得到消息,经过一番考量,并没有立即回老家。直到国庆期间德清姨夫要去医院拆除钢钉时,她才跟雇主请了一周的假,买票回去照顾他。

再返京,秀姨来到我家,她神情漠然地问我和我妈:“如果他以后挣不了钱了,我是不是还得养他一辈子?”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说拆完钢钉胳膊会慢慢恢复的,劝她要想开点。我想,他们夫妻感情向来不和,患难时想到将来谁会是谁的负担,也是情有可原的。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国,雇主不敢让秀姨出京,秀姨自己也不想回去。连续两年春节,秀姨都是来我家过的,她儿子在江浙待着,也没回老家,只有德清姨夫独自守着刚盖的新房。

2021年“五一”期间,秀姨来我家吃饭,忽然说起在老家种地太辛苦,她打算把一个关系不错的邻居也介绍到北京来做家政。我妈听完,直接问了她两个问题:别人刚来人生地不熟,地铁公交都不会搭,你有时间全程帮忙吗?隔三差五闹疫情,万一人家在来去的路上出了事,你能负责吗?

可能秀姨并没有意识到,当初我妈带她来北京,主要是因为见她婚后过得不好,心存愧疚。我妈一路帮秀姨找工作,逢年过节邀请她来家里吃饭、歇脚,就是不希望她在休息的时候只能在街头游荡。在北京,秀姨勉强能安顿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帮扶别人。

秀姨讪讪地搓手,嚅嗫地说,自己没考虑得那么细,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或许,除了想帮扶邻居,秀姨也是希望在北京找个说话的伴儿吧。近些年,我妈为了照顾几个孙辈,在儿女家来回周旋,几乎没有闲暇时间顾及她了,偶尔打个电话也是问候两句就匆匆挂断,更不用说深入交流了。

在大城市里漂泊,在不同的家庭里寄住,秀姨的内心很寂寞。她曾对我说:“我发现来家政公司打工的女人,很多都是像我这样夫妻感情不和的。但凡两口子感情好一点,都会在一起做点小生意。”

2022年秋天,雇主家的孩子上小学了,孩子妈妈却失业了,为了节省开支,她打算自己照顾孩子。这样一来,秀姨又失业了,她想着自己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就打算先回去看看。

2023年春节,秀姨一家三口难得在老家团圆了。可秀姨发现,几年不见,丈夫变得更加不可理喻了——以前他只是中午和晚上喝酒,现在连吃早饭都要给自己倒一杯白酒,一天到晚喝得晕乎乎的,什么正事都干不了。新年图个吉利,秀姨就忍着没发作。

家里的新房盖好后一直没有装修,一切东西都是凑合着用。秀姨做了几餐饭,觉得厨院里缺了一个烧柴的柴火灶,于是就请师傅来砌了一个。可德清姨夫却嫌柴火灶土气,找人把灶给扒了,又花了800元买了一套不锈钢的燃气灶回来。

秀姨气愤难忍,她觉得自己出了大钱盖新房,居然连选一个灶台的权利都没有。更何况,家里的条件并不宽裕——受疫情影响,她和儿子都失业了,丈夫前几年开始就在老家做工资日结的散工,做完今天不能保证明天。

她无法接受丈夫打肿脸充胖子,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丈夫嘲讽她:“你在外面打了几年工,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2023年春节刚过,秀姨买好火车票,第三次来到北京,还是暂住我家。进门时,她拖着一个大箱子,打开后里面全是腊香肠。她强调:“这都是我自己出钱、自己买肉、自己腌的,临走都打包了,一根也没给德清留下。”她还赌气说,以后没啥大事,她也不回老家了:“以前还想等儿子娶媳妇、生孙子的时候回去,现在看他和他老子差不多,一辈子晃晃荡荡也过来了。”

儿子失业回家后,秀姨曾托人去问市里的小工厂是否招人,想让儿子在本地找个工作,再找个对象结婚,安安稳稳的。可惜这一切都是秀姨一厢情愿,她儿子觉得工厂太拘束,还是想去江浙一带打工。他以前一直在餐馆帮厨,挣不到大钱,只够养活自己。他已经26岁了,还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得过且过。秀姨觉得自己指望不上儿子,那还是来北京打工吧。

我妈本来想说点啥,可看秀姨一脸不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城南旧事》里的宋妈,她也是做保姆挣钱贴补丈夫、养孩子,只是命运更惨,后来儿子不在了,她又回去和丈夫生儿子去了。

秀姨在我家客厅睡了几晚,白天就出去找工作,找到一家靠谱的家政门店后,她就简单收拾了行李,搬到门店宿舍去了。现在什么都涨价了,在宿舍住一晚要交20元了,洗热水澡还要另收费,吃饭更不用说。秀姨在那儿住了1个月,工作还没着落,心急如焚。

后来,一个教友听说此事,帮她联系到一份商场保洁的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3000元。秀姨有些犹豫——这比她8年前来北京时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还低。但此时,干耗了许久的她已经别无选择,为了让焦灼心情得到片刻舒缓,她答应了。

商场保洁的工作还算轻松,只是每天早9点到晚6点必须一直在岗。干满1个月,秀姨给我妈打电话抱怨,说保洁的活儿很耗费时间,10多个人一起吃住也有些矛盾。秀姨还没有过惯集体生活,就像她当初用不惯城里的燃气灶一样,她还不适应长时间和同事待在一起。秀姨说,她有几个同事都60多岁了还在北京漂着,“看来‘挣点钱回老家’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回老家干什么,大家从来都没说”。

秀姨就像一滴油,在北京这片浩瀚的水面上漂来漂去,并未与哪里发生相融。每天晚上她睡在一张1米宽的下铺上,望着上铺的木板。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不知道她是否会想起老家那个盖好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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