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全国最大的物流分拣场,上了300个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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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随着夜幕降临,上班时间逼近,我的心情就像被主人打怕了的狗。

如果你在网购后紧盯物流状态,就会发现物流信息有时会在夜间更新,显示“您的订单经某地中转重新发出”——实际上,这是包裹来到了物流中转场被重新分拣的缘故。

本文的作者阿穗就曾在全国最大的物流枢纽中心工作过,每天经由这里的包裹有数十万件,当人们熟睡时,上夜班的分拣工们卸货、分拣、打包、装车,维持着物流链条低廉而高速的运转。

以下是阿穗在中转场的经历。

在晚上醒来的分拣场

2017年5月,我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我来到广东顺德的国通物流园,进了德邦的分拣中转场上班。

我应聘的是理货员,这是一个需要长期上夜班的岗位,从晚上7点工作到次日早上7点,每个月休息4天。

除了德邦,物流园内还有京东、唯品会、百世快递等物流公司。郭嘉亮摄

物流理货是个体力活,面试基本是走个形式。你可以不懂写字,但要能认字,否则就没法读出标签上的目的地。有时还要签名,当然也可以找人代签。

入职前的3天试工是无薪的,这是物流业的行规。试工后,留下的人一半都不到,有的甚至试了2小时就走了。很多人从老家出来,身上的盘缠不多,考虑到这点,公司规定干满20天后就能提前拿到头半个月的工资。

物流园附近的一面招工墙。作者供图

早上10点,面试结束,人事把我们带到偌大的分拣场,我被分配到了小件分拣组,晚上就来这里报到。

原本以为,工作12个小时不可能每一秒都在忙,试工的第一晚,我还揣了个Kindle,想着闲下来时可以读些书。但万万没料到,那天晚上我从开始干到结束,连打开Kindle的机会都没有。

在分拣场等待开工的夜班工人。郭嘉亮摄

晚上的分拣场和白天是两个样,白天时场内阒寂无人,晚上则一片灯火通明,到处人影憧憧。登上工作台后,一阵延绵而沉闷的轰隆声从远处传来,原来是几十上百辆电叉车同时碾轧地面时发出的声音。

还不到晚上7点,早到的人有的在玩手机,有的趴在工作台上休息,没人来和我介绍一下情况。他们似乎都不大喜欢说话,我于是自顾自四处打量。

整个分拣场就像一个大埠头,货车在地面穿梭,工人在1米高的工作台上干活。工作台约莫有8到10个足球场那么大,四周是一个个编了号的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朝着工作台停靠,打开后厢门装卸货物。

这些是营业门市白天揽收的快件。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快件按照目的地重新分拣,然后用纤维袋分别打包运走。

分拣场全景。作者供图

很快就开工了,组长让我负责分拣环节的第一步——“倒包”。

从门市营业点送来的快件是用纤维袋打包好的,“倒包”就是把袋子割开,把快件倒出来。一旁的补码员会用红外枪扫描快递单上的条码,再按目的地补上手写编码,然后把快件扔上传送带。他们的动作干脆利落,马克笔划拉得飞快,开始的时候,我尽了最大努力也跟不上。

分拣场有5张分拣台,左右各站一人,一人负责“倒包”,一人负责“补码”。作者供图

当快件通过传送带来到下游时,两边的拣货员会按照手写编码对快件进行“粗分”,丢到对应的带轮铁筐里,再推去分拣柜里“细分”。我们一共有10多个分拣柜,每个柜处理不同的城市。

传送带旁的分拣员负责把快件 “粗分”。作者供图

分拣柜是一个像蜂巢般的六角形柜组,合共48个柜格,每个柜格代表一个目的地城市。

“细分”时,一人站在柜子中间负责投柜——先把快件举到控制仪下的红外口扫描,这时目的城市对应的柜格会亮灯,然后把快件扔进去。扔对了感应灯会自动熄灭,扔错了会有蜂鸣音提示。

分拣柜约2米多高、3米多宽。图中红圈的位置就是扫描仪。作者供图

每个分拣柜一晚上要处理近万个快件,这就体现了“补码”的重要性——读地址是很费时间的。一个熟练的补码员1小时最多能补3000多个快件,接近每秒1个;而传送带旁的分拣员就像在电动游戏厅里玩投篮游戏,根本没时间把快件拿起来看,扫一眼,就飞快地把快件扔进不同的铁筐里。

假如他们用读地址的方式工作,效率恐怕要降低一半以上,而且还很容易出错。

德邦早已经是上市公司,但仍然是通过人手分拣快件。图为分拣场里的传送带。作者供图

分拣柜作为最后一环,承受的压力也最大,一般是两人为一组工作,一人在外面打包,一人在里面投柜。开往不同城市的货车,发车的时间各不相同,负责分拣柜的人要背下这组柜子48个城市的发车时刻表:比如发珠海的是3点,发东莞3点15,发贵阳3点半,发长沙3点45……忙起来的时候,人很容易就忘记。

我后来负责分拣柜时就误过几次时间,当时我既困又累,精神恍惚,加上发车时间经常更改,很容易忙中出错。一旦分拣柜没赶在发车前清空相应城市的快件,那么这些快件就要在中转场里多耽搁一天,同时我也会被记一次失误,影响月末的工资评级。

传送带的末端打包口。作者供图

在所有岗位里,补码相对而言是最轻松的,尽管对手速有很高的要求,但不用搬重物,一般安排女同事做;最累的是倒包,这也是唯一只能由男性来做的岗位。

一包快件平均有二三十斤,最重的能有六七十斤,要搬起来倒到1米高的补码台上——听起来好像不难,只干一两个小时,相信大多数人都游刃有余——但我们要连干10多个小时,一晚上倒几百甚至上千个包。

每晚进入工作状态后,大家都像火烧眉毛,都感觉自己不像人,而像机器:手臂仿佛在自动运作,眼睛则像在速读识别,久而久之,眼手协调都形成条件反射了。

分拣场外等待发走的货车。郭嘉亮摄

快件在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流过,大部分岗位上的人一刻都不能停,有时连厕所都不能上。快件一旦拣不过来,就会全部流到最下游,在那里堆出一座小山,这时,上游补码的人要立刻调到下游来帮忙分拣。

堆积在传送带上的快件。作者供图

当时组里有个中专刚毕业的妹子,个子瘦小,举止斯文,组长安排她在传送带旁拣货,她就经常拣不过来。每次她掉链子,大家就要帮她擦屁股,所以人人都讨厌她,不但背后数落她,给她起难听的外号,当面也会挖苦她,甚至板起脸不理她。

组长和她是老乡,就劝她另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她男友也在这里装车,她想两人在一起上夜班,生活可以同步,所以不愿意走。

后来有一天,她终于因为压力太大崩溃了,觉得别人在故意整她,干着干着就哭着跑掉了。

组长看见她跑了,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这里,弱者就是原罪

第一天倒包倒到天亮时,我的手臂几乎都举不起来了,而且肚子饿得要命。

我们晚上干到9点,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试工的头天我不知道,是吃了晚饭才去的,到9点时组长让我跟着大家去饭堂,我说还不饿,他也没多提醒。

不曾想大家吃完饭回来,就从9点半一口气干到早上7点。有的人带了面包饼干,就抽空往嘴里塞点;有的人什么都不吃,习惯了饿肚子;我既没有带面包饼干,也没有习惯饿肚子,那晚过得苦不堪言。

干活时的右手,灰尘附着在出汗的毛孔上,汗干透后形成了灰色的花纹。作者供图

刚开始倒包时,我连用刀割开纤维袋都要花半天时间,因为不懂技巧,我反复拽袋子,把两只食指的指甲都拽反了,后来变黑脱落,直到两三个月后才长出新的来,但当时我都没感觉到痛。

感谢父母,我的体格还算凑合,对于那些体质不好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确实干不下来,你再有毅力,但举不动货物,能怎么办?

左手同样。作者供图

入职时,见我读过大专,在工人里不多见,人事部的小哥还问我为什么来做这行。

说来话长,我毕业后,做过图书编辑,女装生意,也辗转到过云南、上海打工。2015年,我和朋友在广州开网店,惨淡经营2年多,还是失败了。

于是回到故事开头,我来了这里。

德邦制服自拍。作者供图

我们组有50多人,但我一个人说过的“谢谢”可能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因为讲礼貌,最初我被人认为是软弱、吃不了苦的。试工时,一个补码的女孩就觉得我“文质彬彬”,不像个干活的人,怕我手脚慢,拖累她的计件量,影响她的工资,要求组长把我换走。

我们每人每月按计件量评为A、B、C三级,税后工资在当时分别为5100元、4700元、4300元左右,根据每个月的货量增减会有轻微浮动。但以上只是硬指标,组长会根据每个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实际表现调整评级,然后提交经理审批。

那个看不起我的女孩,实际上就是因为几个月没评上A,心里憋了气而已。一旦我干下来,他们很快就对我改观了。

在分拣台,手套上是我的名字。作者供图

这份工作能干长久的只有少数,因此公司总是在招人。人事部也尽力了,路口摆摊子,墙上贴招聘,APP发广告,多管齐下,长招不懈,只要有人来应聘,不问三七二十一,先丢到场里来试工。于是有些不太适合的人,也被送了过来。

位于石洲村的招工现场。郭嘉亮摄

组长最怕的就是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人,一是怕他干活慢,拉低整体劳效,二是怕他吃不了苦,干一两个月就跑,因此试工的时候会故意为难他们。一般这种人试完都会跑。

我们组里还有两个残疾人,是政府硬性摊派来的。每个企业都要接纳一定的残疾人,据说之前因为没达标,我们还被扣罚过。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哪怕不干活,光请他们回来坐着,都能帮公司省钱。

残疾人其实能干活,只是因为身体不便,不能轮岗,比如倒包和打包他们就做不了,因此组长并不喜欢他们。在分拣场里,弱者就是原罪,因为工作总量和人数是不变的,谁干活慢意味着其他人要干更多,在大家都身心交瘁的情况下,没人会同情弱者。

组长也不容易,每天早来晚走,工资也就比组员多几百块,作为管理架构中最小的领导,上有指标压力,下有违抗摸鱼,两头都受气。我们组共3个组长,1正2副,我在的10个月里就走了俩,流动率比普通组员还高。

招工墙前,看招聘启事的小哥。郭嘉亮摄

物流行业逢“双11”、“618”等促销时期,货量很大,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物流园里有多家外包公司,为各家物流企业提供临时工。

外包工人们今天来德邦,明天去京东,后天去唯品会,每天上的是不同的岗,干的是不同的活,没法要求他们熟练。他们也不愿意卖力干活,毕竟干一天领一天钱,磨洋工磨到7点就完事了——而我们要是当天的活干不完,就得无偿加班。

所以我们对他们既爱又恨——促销期我们天天加班累到崩溃时,把他们当救星般盼;但私下里我们常常互相揶揄:你这么懒,为啥不去干外包?

午饭时间,一名正式员工在手机app上做有关“安全生产”的在线考试。郭嘉亮摄

有一个入职比我晚几天的同事,早年当过兵,力气比我大,但干活却比我少,脸皮也比我厚。我一晚上就上一趟厕所,他要上五六趟,其实是去抽烟;我有十分力就出十分,他却只出六分。大家背地里都说他服从性差,当初不知怎么当的兵,可能是被开除的。组长看见他就来气,经常训他,他只充耳不闻。

开始时我也对他有气,但碍于我们同期入职,他对我态度很亲切,所以我不好发作。后来我都评上两次A了,他还一次都没有,仍旧不紧不慢。可见懒人也有原则,不为金钱所动。

下班时间的物流园。郭嘉亮摄

和社会上很多人比,他每天上12个小时夜班,似乎算不上懒汉。但他既然来了这里,说明他也没有不吃苦的条件。他家在农村,母亲无业,父亲帮人做装修,手艺一般,挣不到什么钱。他自己快30的人了,一直干的都是体力活,也没有对象。

聊天的时候,他说得头头是道,要奋发图强,改变生活,攒些钱以后做生意,还特喜欢吹牛逼,老说别人干活不行,尤其爱说组长的管理不行,说假如他当组长,保准让大家服服帖帖。

但一动起手来,他就又怕苦嫌累、对自己放任自流了。

早上8点半,结束了一晚的工作后,几名工友在园区外休息。郭嘉亮摄

我对黑夜的恐惧,来自白昼的无眠

平心而论,这份工作很适合我的性格。它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开动脑筋,撸起袖子干就行了。

广东一年四季有9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厂房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上班个把小时后,人就汗流浃背了。我买了个3升的水壶装水,每晚喝光,也不用去厕所,全靠出汗排出。

刚干这活的人都会掉体重,那个和我同期入职的同事,头3个月瘦了40多斤,我原本就偏瘦,但也掉了接近20斤。

我在室内晾晒制服。作者供图

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因为晚上要搬货物,难免沾到各种污渍油渍,人累的时候会想:洗太干净没有必要,第二天还是会脏的。好的洗衣粉洗衣液也不便宜,打打肥皂就行了。

于是衣服晾干后,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不过干这种工作,自然而然就不会介意这种问题了。

德邦饭堂的伙食。下班后我们还要吃早餐,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晚餐。作者供图

真正磨人的是睡觉,因为日夜颠倒,头几个月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到了凌晨4、5点就困得不行,随便往哪一靠就能马上睡着。干起活来就像行尸走肉,目光是恍惚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我把两包货物的标签贴反了,把重庆的贴成了北京的,北京的贴成了重庆的,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被追了回来。

早上7点,下班的员工点起一根烟提神。郭嘉亮摄

后来我在网上跟人提到这段经历,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物流分拣都在晚上工作,白天就不能干吗?

这是因为白天是门市营业时间,快递员揽收的快件,集中运到分拣中心已是深夜。此外快递员每天派送的快件,也必须在天亮前运到门市。假如分拣中心和营业门市都在白天工作,那么今天揽收的快件就要明天才能中转,别说“省内次日达”无法实现——那些中途多次中转的“省外件”和次级中转到地级市、县、镇的快件,每中转一次就意味着多延误一天。

即便分拣场通宵达旦,很多人还觉得“不够快”。我开网店的时候,每天客服都要接到几十上百条催件留言,有的甚至以此要挟退货和给差评。

我租住在城中村,这是每晚上班的必经路。作者供图

黎明前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我总赌咒下班后一定要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到了早上下班时间,人又变得不困了。

人在从事完重体力劳动后,心里会渴望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来补偿自己。有个别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早餐吃好一点,去超市买买东西,或者听听音乐,调节心情。

图为物流园附近的罗亨村,我就住在粉红外墙那栋。作者供图

我住的屋子夏天有30多度,为了能睡着,我想了很多办法:听说黑巧克力有助睡眠,我就把它当药吃,睡前吃一块,这当然不管用;我又买了褪黑素,也完全没有效果。

最后只能喝酒。超市里有4升装的二锅头,红星的贵,我就买四川产的杂牌,价格很便宜。

喝酒也要花时间,我一边喝一边看书,有时候要喝上二三两才能躺下。

我租住的单间没有空调。

为了保证睡眠,我尽量避免网购。

我所住的罗亨村生活并不方便,这里没有超市、发廊、食店,只有两个小卖部,商品少得可怜。村里的快递员都不上门,只在村口打电话叫人出来取,我去取一趟快递要10多分钟。白天的睡眠本来就脆弱而易碎,万一被电话吵醒了,可能就再也睡不着了。

在我给自己划定的消费水平内,我偶尔也会买好一点的酒,比如500ml装的老村长,18块钱一瓶,是这个价位里最好喝的。

我要在傍晚6点半起床,假如中午2点前能睡着的话,我就会感到庆幸。如果过了4点还不能睡着,我就变得更焦虑了。

睡醒后的我还是醉醺醺的,每一脚踏下去,都感觉路面的高度不相同。假如没有醉意,我就会感到困乏,觉得就像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

路过一排出租平房,闻到屋里传出的饭菜香味,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就觉得这样真是幸福——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

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可是到了明早,周而复始。

物流园内,一个席地而睡的员工。郭嘉亮摄

因为长期熬夜,我的情绪控制力明显地下降。后来组里新来了个大姐,我带着她在分拣柜工作,她负责打包,我负责投柜。她显然是个混子,叫我别太快,尽量少干点。我不理她,按自己的节奏干,结果她各种磨蹭,拖拖拉拉。

柜子的快件已开始堆积了,在停下来帮她打了几次包后,我终于忍不住对她破口大骂,骂到组长来劝架为止。骂过后她果然老实了,或许在这种情况下,骂人才是高效的沟通方式。

有时我甚至想打人,大概是因为不堪重负而变得歇斯底里吧。反倒是那些经常偷懒的人脾气都好,大概他们也有点心虚。

“我就是这么强大,我很爱我的工作”——早上7点,园区播起了歌,下班的员工一边哼着歌,一边走出园区。郭嘉亮摄

2018年春节的时候,我们理货部门建了个微信大群,拉进来400多人,各组组长和经理按照惯例发红包。

我从来没进过这么多人的群,大家都在互相拜年,抬杠,起哄,发自己老家的照片,转来转去的贺年表情,几秒钟里能拉出十几屏长的聊天记录,比看春晚热闹多了。

我已经很久没过过这么温暖和热烈的春节,那年的年三十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抢红包。手机太卡,很多红包我都错过了,最后总共只抢了十几块钱,我又发回到群里了——高兴是用钱买不到的。

石洲市场内,一起吃老麻抄手的工友们。郭嘉亮摄

因为我服从性强,从不抱怨,春节放假前,经理请客做东,上馆子摆了一桌,除了3个组长和1个助理外,只叫了4个普通组员,我是其中之一。吃完这顿饭后,组里所有人都说,我们将是部门重点培养的对象。

可长期熬夜会增加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实际上,我已经感到脑子不好使了。面如死灰的外表下,我反应日渐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为了延缓大脑的退化,我开始吃坚果。附近的石洲村能买到的花生和瓜子,我几乎都吃过;核桃能买到一种壳不厚不薄的,往地上用力一掼,它就从中间裂开了。

但核桃并不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2018年的3月,在德邦工作了10个月后,我决定辞职。次月,我进入顺丰改做快递收派员,从此不再上夜班了。

虽然快递工作也很累,但不用熬夜,身体负担没那么重。作者供图

眨眼过去两年,我微信里还有不少当时的同事,从朋友圈的内容看,他们大多都已离开了。

我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的我不再骂人,更不想打人。不过,我还在坚持吃花生、瓜子和核桃。

**撰文&供图  **阿穗  |  摄影 郭嘉亮  |  编辑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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