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是决战，还是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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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武汉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与此同时，他要求做好全链条防控，特别是针对无症状感染者：到3月30日24时，全国接受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541例，其中境外输入205例。

在先说一个好消息之后，再说一个坏消息，可以让那个坏消息看起来不那么扰人心烦——如果再对这个坏消息予以淡化，那就更是了。

在这里，好消息是明确的，但坏消息则有点含糊其辞，没有说明这1541例是总量还是存量。但大体可以判断是存量，因为如果未经全面检测，总量恐怕根本无法确定。在此之前，有些省市为了尽快实现归零，将轻症放在“无症状”中，因而这两个定义本来就有模糊之处。

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是总量，那就与此前的专家判断相矛盾：

• 3月20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Nature）发表题为《隐性冠状病毒感染可能会引发新的疫情》的报告，指出30%-60%的新冠感染者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但他们传播病毒的能力并不低，这些隐性感染者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疫情大暴发。

• 3月26日晚，排名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和传染病系的主任莎拉（Sarah Fortune）答复澎湃新闻指出，抗击新冠疫情的一大挑战就是相对较高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她估计有40%的新冠病毒传播是无症状的。

• 3月25日刊发于《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的《11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儿童的临床特点分析》在对武汉儿童医院115例儿童新冠病毒感染者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达到53%。

即使取最低的估算值30%，都可看出无症状感染者在人群中的比例相当之高；而在中国截止4月1日中午已确诊82548例，现在说无症状感染者仅有1541例，仅占1.87%。但这与此前国内的统计方式相匹配：《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2期刊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一文，对2月11日之前中国内地所有72314例新冠肺炎病例进行了分类统计，结论是：确诊病例44672例（61.8%），疑似病例为16186例（22.4%），临床诊断病例10567例（14.6%），无症状感染者889例（1.2%）。

换言之，中国所说的“无症状感染者”是指密切接触者经检测后发现的病例，这些人已感染而无症状，但已被隔离收治，这些人可能随后转为疑似、确诊或治愈，所以存量数字才那么少；而国内外公卫专家所估算的30-60%之间的无症状感染者比例，则是指人群中可能已经扩散开来，但因尚处于潜伏期或免疫力较强而自愈的那些感染者比例。这两个概念其实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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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此时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字，恐怕也是不得已。

整个3月，疫情焦点本已转向海外、转向复工，但近日来，河南漯河、山东德州、贵州贵阳、四川绵阳、浙江嘉兴等各地又陆续出现了不少无症状感染者，这不免让公众的神经再度紧绷。由于没有症状，被感染者本人甚至觉察不到，也就不会主动就医或报告，这使得其传播具有极强的隐匿性。

如果想要安心恢复正常生活，唯一的指望就是特效药和疫苗，但研发疫苗本来就是需要高投入长时间，何况新冠病毒极强的变异能力，又使得这一使命格外棘手——毕竟像艾滋病和SARS，也至今都没有疫苗。那么，至少在短期内，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快速地、大量地、不间断地检疫，由此排除、隔离、分诊。

这样一想，就不免后怕：由于总想着快点复工复学求平安，中国可能已经浪费了检疫的窗口期。我们嘲笑欧美浪费了时间，但现在自己就在犯同样的错，浪费了这个低谷期没有尽可能检疫，等着病毒卷土重来的时候，给我们迎头暴击，又会被打个意料之外，措手不及。

由于整个3月国内的情绪是“风景这边独好”，人们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放松了下来，总想着尽快归零。日前湖北公布的医学观察数字就仅有1217人，而集中隔离人数早已归零，累计追踪的密切接触者一直徘徊在27万多，现在每天的核酸检验在1万以上，本应有出院病人复查、复工体检，但每天发热门诊的首诊从300多，下降到了150左右。这些数字变小，乍看都是好消息，但如果不能充分筛查，那这平静的假象可能反倒让人害怕。

这方面最早开始大规模检测的是韩国，早在3月10日就已达到286,7000人的检测能力，每百万人检测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3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宣布，已对全国100万人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每天开足马力，检测超过10万个样本。正是在这一情况下，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字飙升，超过了中国。

为什么中国不抄作业？简单地说，一是政治，二是金钱，三是技术。第一条是“不想做”，后两条则是“做不到”。

从政治来说，这样的大规模检测，势必让中国的病例数字同样飙升，此外，检测需要时间，那么完成之前要不要复工复学？中国的人口是韩国的30倍，美国的4倍，大量检测，需要花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检测能力也跟不上。

看到“第三螺旋”写的一篇《我们和国外实验室到底差距有多大？》，提到他在国内的实验室，30个人每天累死累活熬到后半夜，两班倒才能保证一天500份的检测，北京丰台疾控中心甚至仅有十几个人；而在美国的一些大型检测机构，可以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检测流程，一天处理上万份不同样本。国内一家实验室，熬夜干，每月也就筛选1800个突变体，但在美国的一个无人洁净实验室，一个月筛选12万个突变体。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现在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了，这又怎么说？且不论统计口径之争，我觉得中国人真不必替美国人太操心，他们能应对得过来。即便他们的状况看起来似乎很糟，那有时也只是个障眼法。

我对美国的医疗资源不了解，但最好不要低估这个国家，它一旦动员起来，效率是相当可怕的。我读过历史，知道每次开战，美国的做法就是：各军种将领争相渲染情况之恶劣严重，竭力游说多争取资源。结果，早在一战时，美军就以战备资源极其丰富、军人惜命而又大手大脚浪费弹药著称。我们的传统似乎相反。 

或许这就是我们中国真正擅长的打法：虽然无法完全检测，但依靠对基层社会的严密组织，通过控制信息和对比海外的手法，让人们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然后，靠着这熬过来。毕竟，当年SARS没有出疫苗，那一波也就那么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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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面对新冠疫情，各国的打法不一样，也因此不存在“抄作业”这回事，因为情况差别太大，根本无法照抄。所谓“抄作业”，其实本身就暗含着以中国作为判断标准，那自然似乎怎么比都是中国更好。

这一次，中国的应对基本是参照SARS模式，而美国则是“流感模式”。美国疾控中心主任Robert Redfield日前承认：“新冠病毒比流感更容易传播，现在它的传染性可能是流感的三倍。”所以现在的结论似乎是：这是专治人类不服的病毒，既不是SARS，也不是流感……是个超级流感级SARS。

我有一个感觉：**在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人的心态是想着在短期内集中投入，速战速决，彻底清除之后，再完全恢复正常生活，这是一种寻求“决战”的思维。**就像二战时的日军，总想着“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主张通过一次决战快刀斩乱麻，却没有想过“决战后迟迟不能胜利该怎么办”的问题。虽然当时的中国将日本拖入持久战的泥淖，但实际上，这样的决战思维，在中国同样盛行，政治学家邹谠就说过，中国的政治人物，总想着在一次决战中，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

由此也想到我父亲，他在前些年确诊癌症晚期之后，一直心情郁郁。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对病情的考虑是“你死我活”的，也就是说，这病一天没治好，他就一天不能回归正常生活。哪怕他其实明明有两年时间身体还不错，也无法安心去做别的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似乎从未想过，这病很可能是治不好的，得学会带病生活，和它共存。

我们这一次似乎也一样：在封城的时候大概没想过要重启会这么难——本以为是“决战”，就算短期代价大，毕竟斩草除根，没料到现在看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眼看着倒有点持久战的苗头，这就很尴尬了。

这么来看，也能看出此前幸灾乐祸海外病例反超中国，是何等井底之蛙的短视。且不说忘了海外同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人至少忘了一点：本来战疫想着斩草除根，但海外蔓延，意味着这个期望已经落空，这就像城内的水刚舀得差不多了，城外又洪水滔天，短期内这个世界是清理不干净了。即便国内现在获得了阶段性的战术成功，但在战略上已经失败了。

中国之前拼命“与世界接轨”，现在疫情迟迟不能结束，中国所受的损害已经通过被取消的订单逐渐显露。这种幸灾乐祸也表明国人心态与世界现实的滞后：这些人似乎仍然生活在一个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

由此也可看出：“与国际接轨”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工具，想到的是这么做带来的好处，而没想到，这样和世界联系在一起，那么彼此也就共命运了——以前，在美国发生的事你可以看好戏，现在却可能牵连到你和你的家人失业。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新冠疫情之下，逼近我们眼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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