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是我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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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是我的偶像

作者：刘瑞祥

数学家陈景润先生离开人间已经二十年了，依然是我的偶像。

中国人知道陈景润，大多是因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四九年以后中国第一篇以知识分子为正面形象的报告文学。而在此以前，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被嘲笑的对象，一如电影《刘三姐》里的秀才或者《决裂》中讲“马尾巴的功能”的老教授。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反智思想，迎合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用漫画的方式肆意蹂躏知识分子的尊严——不仅在人格和政治立场上，也是在学术上，而这尤其不能让人忍受。

但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没有沉沦，他们在忍受极大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杰出成果，陈景润先生即是一例。他在被污为走“白专道路”的日子里，坚持纯粹数学的研究，将哥德巴赫猜想推进到了“1+2”，距离最终目标（俗称1+1）仅剩一步。曾经有许多不明就里的群众以为这里所说的1+1、1+2就是小学算术中的意思，并为此找到陈的宿舍对他批判。这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极不正常的程度。

阻碍陈景润先生进行研究的不仅是政治风云，也有他本人的身体因素。他有严重的失眠症，经常整晚睡不着觉。然而，我们的数学家另有一番“理论”：失眠就是不困，应该起来工作。曾经和陈景润住同一宿舍的也是学部委员的林群教授说过，陈景润在晚上熄灯以后怕影响别人休息就去楼道里的厕所读书，别人不论多晚去厕所总能看见他还在读。他这么做对身体的损伤太大了，因此年仅六十三岁就去世了，而其中的后十多年经常闹病。何况，他还出过车祸。那是他一次过马路时，被自行车撞倒了。尤其不利的是，倒地时大脑受了损伤。

一些人受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影响，总觉得科学家——或者至少是数学家——有点“怪”，其实这是误解。科学家心无旁骛，沉浸于科学的世界，不顾日常琐事，才让人觉得“怪”，其实这正是所谓的大智若愚。我们普通人觉得科学家“怪”，安知科学家不觉得我们把精力耗费于日常琐事而可怜可悲呢？这就是人生境界的不同吧。何况，科学家里陈景润远远不是“怪”的极致。就连牛顿，据说也曾经把怀表放到锅里，还因为思考而忘了吃饭。

还有人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像爱因斯坦那样关注社会、关心政治，否则就和工匠没有区别了，甚至觉得陈景润正是因为不关心政治才成为有关部门着力推出的科学家代表。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当然应该关心政治。但是在中国，情况又有所不同。八十年代以前，知识分子大体是受排挤、被改造的对象，而陈景润能取得非常优秀的成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他就是个痴迷数学的人，守着自己的一寸天地，还能怎么样？至少，陈景润没有参与大批判，没有对别人落井下石，守住了底线。

还有的人，总觉得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代表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因此在新世纪里已经落伍的形象，也是错误的。任何时代，我们都需要——借用鲁迅的话来说——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至少在学术上，陈景润对得起这一称号。这种精神，虽然因为社会的浮躁而显得稀少，甚至不合潮流，但正因其少，而更显得珍贵。

陈景润先生永远是我的偶像。

(XYS201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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