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民走向民主宪政吗?
民主制度是由威权统治转变过来的,在邓期间的功绩的不止经济改革使中国成为了到现在为止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收复香港。邓的政治遗产是废除终身制设立任期制,但如今这些全被习破坏了,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政治上开倒车和香港的游行示威。还有习个人对权利的贪婪 …
(一)
因为一直都在香港读书,我虽然不曾写过很多关于香港的文章,但始终对香港心怀感情。公众号的落脚点也多放眼大陆,旨在唤起我们对于底层和不公平的关照。这一次不一样,必须要请那些傲慢到不可一世却还说香港青年傲慢的人们收起他们的偏见和为舔而舔的厌港症,说一说香港问题。我也不止一次说过,我接触过很多香港青年,他们之中有的人,不但善良勇敢,还总是热泪盈眶。
这绝对是我不带任何情感偏见非常可观的描述,如果你不喜欢较为冗长的八个字,也可以用“站”这一个字,但就麻烦一些,因为需要解释。解释之前,我还是希望说明一下当我们在作评价、或者是去证明一个推论的时候,逻辑学早就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和手段。譬如,我们不能直接说“香港青年”蠢或者幼稚病,然后就去批判他们的“蠢”和幼稚,这是扣帽子,是大字报式粗鲁且傲慢的不讲理。一个合逻辑的办法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他们“蠢”,找出基本论据。论据可以从他们各种行为的目的(比如追求“民主”),你告诉我“民主”和“自由”是个坏东西,所以他们蠢,可以;从他们的行为路径,比如结社、游行、示威这些宪法里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们蠢,可以;从他们行为的结果,比如瞧瞧他们那么努力最后不还是徒劳无功,条例和二十三条最后不还是会被通过,所以他们蠢,可以。
巧的是,他们所谓“蠢”的地方,恰恰总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善良和勇敢。记得我在到香港的第一个月,和同宿舍的一群香港人们爬狮子山看日出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聊到了中港关系。他们其中不少都是政治活跃分子,加入了学生会、民主评议会或者一些泛民、本土派的组织。作为刚刚到港的大陆人,我必然是对他们有些怵也有些偏见的,可在去爬山的一路上,他们轮番用蹩脚的普通话陪我聊天,给我介绍沿路的香港风土,也对我十八年的大陆背景充满好奇,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友善和照顾,而他们大致的身份立场就是咱们各自有自己的历史和过去,五十年的高度自治也本该是有保障的,可是现实里好像不是这样的。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希望香港变成下一个上海呢?
他说,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价值,香港能成为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那种价值。
我问他,那港英殖民时代和未来比呢?
他笑了,仿佛这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他目光簌簌有些失落的样子,却又沉静但坚定地叹了口气。
他告诉我,香港是一本深奥的书。如果我们总是以民族主义先行的「爱国史观」有色眼镜回望香港历史,便会很容易过分强调或夸大英治时期的「耻辱」。但事实是,他说,英国政府以一种“积极不干预、低调照顾基层”的方法在对待港民,无需事事跟伦敦旨意,也十分注意在地的管治和对文化尊重。六七暴动看似是一场反殖民冲突,可那确是一群左派、在文革浪潮的带动下发起的非常暴力的行动,之后大家反倒对这种无止尽的暴力感到厌倦,采取更平和的方式斗争,而政府在那之后也着手解决尖锐的民生问题。可是你看看春夏之交的事情呢?14年之后的香港呢?我们还能怎么办?
“你们当时都去了吗?”我问。
“当然,全班都在讨论,父母也都支持,但我自己后来彻底失望了。我以为我们那么做是有用的,那么团结、那么坚定、那么有力量,但从结果来看,现在好像和什么都不做也没什么差别,一切都不可控制的朝那边划过去了。我的同学们也基本变得冷感了,只剩我现在还愿意去了解。”
我十分羞渐和尴尬,甚至没有勇气去坦白现在自己的处境,他并没有一丝要“把玩”我的消极的意思,把爬山需要用的头灯递给了我。“走吧,咱们不绕了,直接爬上去”。那是一个将近七十度的陡坡,碎石和杂草重生,“你知道狮子山精神吗?”他问。彼时的我并不知道,他说,同舟共济,不屈不挠,“再难也得争取啊,现实残酷,可理想依旧血肉丰满嘛。”
第二个故事,审判“占中三丑”的时候(彼时已经发生了大规模占中事件),学生会发了邮件号召大家去声援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单纯的去声援真的有用吗?其实不过是为了表个态而已,咱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学校里法发传单、发社交媒体就行了。言下之意就是其实未必需要上街、需要自己参与的。当时一边的香港学生就感到很诧异,如果不上街没法凝聚力量,表达立场。但另一边的学生就觉得这样也许会有被驱逐的风险(我当然也替他们感到难过,连他们都需要开始考虑自由表达和行动的潜在风险了),况且还需要旷课和旷工,没这个必要。这时候,一个Dai教授原来教过的学生站出来,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们连去为他即将入狱的审判现场声援的勇气都没有,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那些做出牺牲的人又算什么?如果那是我们自己,望着空荡荡的街,你又会怎么想?”(原句是用英文的)
现场沉默了一阵,有人鼓掌,也有他曾经的学生落泪。 之后理事宣布身份敏感的朋友可以自由选择不去,不想旷工旷课的同学依旧可以自由选择,但他们还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票选出了自己的立场(每次这种需要做决定的会议都会有专人做记录、主持投票唱票,且会在之前诵读规则和秩序),发了声明。
这的确让我体会到了部分香港学生组织运行的制度化和民主化,虽然说港大学生组织民主选举的参与率逐年降低(这当然与14年之后整体冷感的趋势有关),可他们中的部分人,在程序和组织民主、以及那朴素的正义和热情中,总是给我以启发。每次的学生组织换届大选,布局合理的投票站,完整且充沛的竞选和咨询程序,透明、公正的选票设计和流程,甚至你去填写选票时为了保证隐私把你与外界隔开的屏障,都能让从未体验过正式选举的我拥有一种遥远的公民责任感。纵然我只是在异乡一间大学里,普选着我们的学生组织。
而这种责任感,不仅仅存在于程序里,给藏在那个学生给出的话里。为什么一定要做呢?为什么一定要发声、一定要参与呢?这种勇敢真的是多余的吗?我也曾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确很简单:“Why not?”就算是要Lost in the fumes,不知地厚天高。
“這個社會,善良的人永遠比壞人活得更累,因為他們背負著更大的責任和使命。因此,善良的人必須更努力、沉穩、堅強和有智慧,並且為他人著想,這固然很不公平也很難。如果堅信自己是一個善良的人,請不要把過去的對錯評價看成是譴責而停滯下來,先釐清自己追求的到底是對大眾有利的社會理念實現,還是只是自我價值肯定,再往未來走去。只有經得起時間洗練和考驗的,才是真正的「善良」。”
是啊,为什么不呢?
可以说,他们不仅仅拥有常识般的公民责任感,在很多事情上总能做出非常兼具执行力和实践性的事情来。比如近来的,被境外势力收买的少数分子散步一事,无数的学生团体爆发出了惊人的凝聚力和感召性。舍堂和学校自发成立后援会,负责给大家买头盔、潜水目镜、口罩等,组织捐款和动员,保证没有人受伤或失踪等;大批的物资也被教会和各种社会慈善团体分发到路线各地的休息站,开放冷气,分发零食和饮料。部分军警在路线各地维持秩序,救护车随时待命,而一旦有人晕倒,这批“无聊、无事可做”的人们又会在密不透风的人群里瞬间让出一条道来,大家向救护车挥手、鼓掌致意。公园里,大家或静默的休息,或齐声呐喊,或聚在一起Sing Hallelujah从白天到天明;当有人为此做出那英勇的牺牲时,所有人都会着黑衣、叠纸花(环保、易做),以致敬意……当一个城市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在做这么一件无聊、没有必要且瞎来的事情的时候,且这么有序、有执行力、平和地做着的时候,我不得不对他们感到佩服——佩服他们“无聊”的智慧。
而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过绝食,这群脑残是谁呢?是一群高中生。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破事”呢?简单来说,叫Anti-nationalist education movement,就是一群学生们渴求独立和不被干扰的学术思想,不希望被强制要求“爱国”和学习被修改过的“历史”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教材。那绝食当然是一种在公权力不妥协时最后的不“暴动”的手段。接力绝食就是傻逼吗?就是侮辱智商了吗?不,只是他们选择了一种较为安全的方式去显示自己的立场。并不是一定要“饿死”才能展示力量,政治行文本身释放的立场信号已足够,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曾经,我非常同情香港青年们,尤其是那些参与运动的学生们身上被安上的各种标签——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需要和对岸数以百万千万计成长过程里不曾体验过各种意义上的理性和自由的民粹、暴力打交道——基本的历史不了解,基本的政治常识不知道,就只会喊喊口号打打鸡血扣扣帽子,然后自以为是的在不知道哪里来的民族优越感里把他们批判一番。就像赵公子这样的,随随便便就以为自己碾压了他们,还特别享受的写出一篇文章来吹嘘这种“碾压”。
但是并没有过了很久,我可以说是立即意识到,是教育出了问题。 当然,我说的不是香港的教育。
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我决定停止这篇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论述,因为很多事情争论没有意义,世界观不同,坐井观天只有被选择灌输的信息,怎么有辩论交流的基础?当然更重要的是,众所周知的原因,说不得。我愿意分享一首去年我和草鸡堡改写的一首诗来说明这个问题:
微小的房间里
有一只不洗澡的大象
散发着难以忍受的味道
人们抱怨着
却仿佛看不到
有一只大象
第一个人站了出来
慷慨激昂
批判这屋子的通风口有多么小
“新鲜的空气
是被窗子遮挡!”
于是
人们凿开了一个又一个窗
第二个人站了出来
深沉悠扬
分析人类身体的构造
“都是我们自己
鼻子不好!”
接着
人们互相捶打别人的鼻梁
第三个人站了出来
义正言辞
赞美这气味是多么芳香
“你们难道不知道
粪便如蜜糖?”
然后
人们都趴在了大象上
享受美好时光
最后
房间破了
鼻子肿了
臭变成香了
剩下一群沉默的人
努力忘掉
什么是大象
注:1814年,俄罗斯寓言作家、诗人伊萬·克雷洛夫写了一篇名为《好奇的人》(The Inquisitive Man)的寓言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走进了一座博物馆,注意到了所有细致的事情,唯独没注意到博物馆里显目的大象。之后,“房间里的大象”遂成为了习用语。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群魔》中写道,
隐喻某件虽然明显却被集体视而不见、不做讨论的事情或者叫风险,抑或是一种不敢反抗争辩某些明显的问题的集体迷思。尽管这是一句英文熟语,中文中近年来也有使用或者提及。
这个短语指的是某些像大象一样显眼的事情,或重要的归因,在原本应当对这件事物能形成公共意见、处理办法的社会交流中,不知什么原因却好像被忽视了;抑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社会心理作用于更为宏观的环境时,人们对某个重要问题的选择性失焦。薄扶林小诗 | 房间里有一只不洗澡的大象
可惜的是,我也没法把手电筒的光照向大象,我只敢悄悄点个灯,尽可能的让身边亮些。
(二)
上面这段仿写我选取了赵公子的论述角度:摘取片面信息呈现。这是作为回应的一种方式,他说了那么多香港青年的坏话,我呈现几个自己真实经历过的故事来作为反方论据不过分吧?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在每一个我要贴标签的时候加上“部分”“有些”这种不过于绝对化的副词,也要在这里标注,香港也有一批不那么讨喜或睿智的青年,就像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城市那样。
赵公子在论述时的逻辑很好提炼:香港青年都很蠢,他们蠢是因为教育太差了(学的东西太简单了!)、房子太贵了,真正的有钱人(0.1%)都是送去国外不在香港呆的,也不会关心香港发展的怎么样;而那些穷人(99.9%)生活的水深火热,痛苦不堪,本质上是羡慕大陆这边经济发展的好,见不得别人好,所以要游行抗议表达愤怒。
这套逻辑看似自恰,但实则可笑至极、漏洞百出、甚至没有一点驳斥的必要。把香港换成任何一个中国城市,把他提到的每一个地产大亨换成王石王健林任志强,和所谓精英们的“愚民政策”的解释路径放过去,都成立,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口中的“教育”问题,不过是它用来粉饰自己假左派立场的工具。马克思看到他那套阶级分析的工具被用来当做“满口康德萨特施特劳斯康定斯基的牛津学子和我赵公子比那些只能上公立学校的香港渣滓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可能会被气的从棺材里一跃而起。穷人很苦,富人很富,工人被资本主义剥削,年轻人逃不出资本的陷阱,中产面临着上下两难的巨大社会压力——这都是我国的共业,是作为左派应当积极寻求变革去打破、去实现英特耐雄纳尔的景观,不是香港的个例,不是你用来解释为什么那些没有接受精英教育的香港学生就“蠢”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借口。另外,他们一点都不蠢,他们也许没有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但他们依旧勤勤恳恳、读书工作,用双手养活自己,通过网络和公共言论空间自由地了解大千世界的精彩与辩证,通过阅读和电影去看真正的历史,用朴素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去参与和塑造他们共同的家园,用不需要被“教育”出来的本能去捍卫价值和公正。何罪之有?如何就比满口康德萨特的精英们低劣了?如何就不值得被尊重了?他们除了在社会经济维度上落后了精英,难道人格和尊严就要低一等吗?
赵公子说这帮人在港英时期是妥妥的三等民,但好像在他眼里,这群人依旧是三等民。持有如此立场的左派假装关照现实、关照底层,实则用不可一世的傲慢歧视底层、鼓吹两岸的仇恨言论,实在是其心可诛。在明显更需要帮助没法获取信息的民众了解事实的时刻摆出如此姿态、顺应和操控舆论民意愁港,完全就应该在下次讨论香港问题是被拿出来作为所谓“香港在走下坡路”的幕后黑手。
当然,我也非常理解赵公子的立场了。一个在浸会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的资深香港问题专家,必然是比我更有资格对他们评头论足。只是我希望,咱们用词应当有文明有礼貌一些,不要在文章里反复的称他们为蠢货、笨蛋和幼稚鬼,也不要自以为成功地撇开了政治因素去单纯的从经济问题就可以说服别人,更请不要毫无来由地认为香港人民生活在水深活热里——这是我最感到费解的一点,到底是怎样的狂妄自大会让他觉得99.9%香港同胞都是生活完蛋、仇富、仇大陆的低等人民呢?那这个城市有些事情你来香港生活一个月就能自有定数,何况赵公子还在这边生活了一年,如果他当年自己的同学、教授知道他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我都实在是替他自己感到尴尬。
但其实这种论述很普遍,好像总是很容易看到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在网络上流行。对别人的言行进行过度解读,别人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是针对你们这个族群而去的,和百年前的“狂人”好像没有任何区别。而当别人提出了异议,他们倒是又搬出了阿Q那一套,加上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你们仇恨我们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太好了!我们看你们就像看那些抱着大腿的蝼蚁罢了”“一旦我们不跟你们做生意or断你们水电,你们就凉了”。且不说这些是否具有任何一点基于客观、理性、事实的基础,光是这种“妄想被迫害-民族超越感-大字报式的诡辩”组合一出,往往就劣币驱逐良币,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更就没有人愿意去解释了。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三)
首先,香港的经济的确依赖大陆,香港的腾飞也受益于大陆的发展,可这并不是充要条件。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名为《东亚奇迹》(The Asian Miracle)的研究报告,认为香港等“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出口主导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有效的再分配制度、重视人力资源培训等等,以致其经济在战后得以急速发展。事实上,有关的学术讨论早在1980年代已经开始,并在学术圈形成了市场主导对国家主导(market versus state)的两大阵营。香港战后的地缘政治处境就更加微妙,和其他三小龙不同,香港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在军事上却直接面对强大的中国,内部更要面对严重的难民问题和相关的内部安全威胁。香港在战后能够维持相对的平稳,让经济迅速成长,实在有赖各方势力(中、英、美)之间的微妙平衡。一份1958年英国殖民地部和港英高层讨论香港工业发展的往来信件。在总结香港的发展经验时,他们提出了四大因素:一、南来资本和企业家;二、难民的廉价劳动力;三、政治稳定;四、无限制地进入英国属土的市场。这里想点出的是,香港腾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港英政府成功的工业政策设计帮了大忙,来自中国的粮食供应更是功不可没,但没有定于一尊、归于一类的可能。
其次,香港不是一个在经济社会层面表现差到不行的城市。香港人经常以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为荣,事实上,这个中心表面强劲,趋势却是正在走下坡。根据“世界金融中心指数”( GFCI),香港自2010年来一直排名第三,到2016年却被新加坡取代。用绝对数值来看,香港和其他两大中心伦敦及纽约,比较起来的差距逐年扩大,到2017年才收窄。这个趋势的关键来源,似乎在于香港的创新力不足。而纵然如此,香港依旧拥有出色的金融和贸易转运表现,俗气点儿说,香港八大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工资依然可以到一万八港币左右。特区政府也正在加速经济科技转型。贫富悬殊的通用指标坚尼系数,香港从1971年的0.43,上升到去年的0.539,附带问题是富者越富。但是本身香港政府针对低收入人群拥有一揽子政策兜底保障,从公屋供应(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房)、子女和生育补助(半日制幼儿园学费全免、公立学校学费减免)、医疗补助,到近年来兴起的全民收入补贴政策(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都给了低收入者相应的资源。
第三,香港拥有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这些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教会团体、非营利组织配合着政府的福利保障和政策设计部门,为香港本身的社会公正和公平提供了许多可能性。长者帮扶、残障人士就业扶助、青少年自杀干预、安宁治疗病房……你想到的想不到的社会福利形式制度,在香港都有落地。而香港本身也利用这些在回馈这它的多元化——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欧美人、墨西哥人、中东的难民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共同发展。
我曾经在一家专门为在港的菲律宾佣人找工作的公司实习,帮助菲律宾籍家庭劳工免费匹配雇主,并提供财务、法律和医疗方面的咨询服务。这些来自菲律宾的少数群体们,周一到周六蜗居在雇主家里烧饭、清洁、带孩子,拿着最低保障工资,他们像任何一个你身边的朋友一样真诚可爱、善良。他们会在每周法定的周日假期里聚集野餐,躺在中环、金钟高楼大厦的荫蔽里唱歌、跳舞,这时我们会去与他们聊天,询问困难、提供咨询服务和找工作的建议。而你看看那西装革履的商业精英身旁坐着一排排看起来无比快乐的菲律宾阿姨,你会很感动——香港作为一个拥有近40%外来人口的地区,却总是能让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人都能人格平等地生活、工作,这太了不起了。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重庆大厦——在每个香港人眼里都危险的很的地方。因为曾经拍过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以及发生过凶杀案,充斥着南亚人和黑人,外界总对重庆大厦有着奇怪的想象和偏见。我去年和一位朋友在一个月内跑了六次重庆大厦做采访,想去了解里面真实的生活和外来移民的融入问题。我们带着恐惧和惊惶走去,却带着快乐和朋友走出——里面的咖喱很好吃,近几年并没有任何安全的问题,来自各国的小商小贩在这里做着生意,显然是一个“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做进出口贸易的印度老爷爷开给我两万五一个月的工资等我毕业了跟他工作,在小商店打工的巴基斯坦大学生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探索大厦里的便宜电子产品,来自肯尼亚的音乐老师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香港推广非洲鼓、非洲舞,如何教香港小学生音乐并且给香港音乐人写歌的——他甚至给我们放了一段电视台采访他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视频!这些人纵然生活不易,但是他们都告诉我:HK is a good place for us to live and work. No discrimination and weare all warmly welcomed. 我听了后热泪盈眶,正如我现在回忆起这段故事一样。
(四)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香港这座城市不需要救,本身是一个在香港上学、对香港怀有感情的大陆学子想回应昨天那篇单方面恶意抹黑香港的文章,可写到这里,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我只是在一个你生活工作的地方被攻击时本能地反应,因为我爱香港,我也想守护这里那些闪着光的价值。
纵然这里有冲突、有本土化立场、有日渐消弭的自由,可香港已经容不得这么折腾了。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关口,真正有利于我们去体悟香港的不是去抹黑、去攻击、去挑拨,而应当是去通过有限度地叙述打消两地民众对她的误解与矛盾,通过提供在地的视角和真实的故事去描绘香港真实的样子,通过包容和理解去感化那些愤怒、那些跟风、那些恶意、那些不可言说、不可抵抗的外力。
冷静的热爱,最有力量。
民主制度是由威权统治转变过来的,在邓期间的功绩的不止经济改革使中国成为了到现在为止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收复香港。邓的政治遗产是废除终身制设立任期制,但如今这些全被习破坏了,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政治上开倒车和香港的游行示威。还有习个人对权利的贪婪 …
民主制度是由威权统治转变过来的,在邓期间的功绩的不止经济改革使中国成为了到现在为止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收复香港。邓的政治遗产是废除终身制设立任期制,但如今这些全被习破坏了,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战,政治上开倒车和香港的游行示威。还有习个人对权利的贪婪 …
陶杰应「毛记电视」邀请,参加讲座节目「齐上齐学」,讲述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发展历史及这些学说是怎样影响今时今日的香港。 为不懂粤语的朋友说下大意: 马克思是犹太人,为理想流亡英国,生活潦倒,惟爱博览群书。马克思粗浅的观察到了当时英国工厂主和工 …
陶杰应「毛记电视」邀请,参加讲座节目「齐上齐学」,讲述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发展历史及这些学说是怎样影响今时今日的香港。 为不懂粤语的朋友说下大意: 马克思是犹太人,为理想流亡英国,生活潦倒,惟爱博览群书。马克思粗浅的观察到了当时英国工厂主和工 …
我是今年刚过来香港读研的陆生,来到香港之后开始明白并理解香港人的抗争活动 自己也觉得香港人很勇敢 你们的不放弃不离弃真的也很鼓舞我 这一个月以来有空就在逛品葱 然后到各大YouTube上面看关于港人抗争的视频 顺带还了解了新疆 驱赶低端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