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颗免费退烧药：一群志愿者和农村老人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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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

事情要从那个下午的电话说起。

2022年12月14日下午，坚果给陕西榆林小壕兔乡的老吴打电话，打听老吴所在乡上的“发烧”状况。当时，全国各地陆续放开对新冠病毒的疫情防控，城市里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不断增加，网络上流传着“城里人抢光了偏远小县城的救命药“类似的文章。原本，坚果以为农村流动性小，会是比较晚感染的地区、不会严重缺药。在跟老吴联系过后，他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有点乐观。老吴在电话里告诉他，自己全家都在发烧，但因为没有抗原，不能确定是否感染新冠。老吴身边，大概有10%的村民也有发烧状况，乡里的药房、卫生院已经买不到退热药。

12月14日下午，**坚果跟两位朋友商量，决定在社交平台发起“农村老人退烧救助行动”，首批募集5000盒退烧药。**他们先是建了一个“排队领药”的微博账号，搜集农村地区缺药信息。很快，“排队领药”账号下涌入大量评论。留言区成了一块求助墙，写满了来自国内大部分省市的求药信息。信息大多是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为农村已经感染的亲友“求药”。还有少量留言提到自己有多余的药物，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在为村民免费发放退烧药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那时我才知道农村缺药已经非常普遍，农村肯定比城市面临的危险更严重，我们必须继续做点什么。”坚果说，12月15日凌晨，他和两个伙伴在微信平台发布文章，面向公众，召集志愿者、筹集更多退烧药。活动发起不到24小时，团队按片区（东北、华北、华南、西南）建了四个微信群，大约1500人在群内交换信息。之后，一个大约100人的志愿者群成立。

**这是疫情放开后，民间第一个城乡互助的送药活动。**郑宏彬是核心团队成员之一，也是这次救助活动中负责对接志愿者、求助者的主要负责人。“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以小壕兔乡为例，一个镇上大约有2500个老人，我们的目标是每个家庭发两盒退烧药，所以说募集5000盒退烧药。后来，志愿者群讨论后觉得目标要更集中，药物量不用太大，就把救助目标定为60岁以上的老人，每位老人3-4颗退烧药。其中，考虑到安全因素，怕出问题，退烧药只募集大家普遍认可的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片。”

这不是郑宏彬和坚果第一次关注农村问题。生活中，他们的身份是艺术家，跟乡村最早的接触，是2018年5月榆林小壕兔乡水污染事件，他们用一万瓶农夫山泉水瓶装满当地的饮用水，带到北京展览。也是那次活动，他们认识了乡上的村民老吴，每年老吴会跟他们联系几次，说说乡上的新问题。近两年，他们关注乡村重金属污染，以及进城务工又返乡的农村青年。而关注乡村议题，一方面是因为“在城市做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另一个原因，是郑宏彬与坚果出身乡村，他们熟悉那个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如果不为乡村做点什么，总觉得有点亏欠。”郑宏彬说。

《灰姑娘药剂师》剧照

但真正开始筹集退烧药的志愿活动后，他们才发现“太难了”。

**首先是买药。**郑宏彬说，活动从12月14日发起至今，他们没有采购到任何一批“价格正常”的退烧药，甚至没有成功对接到一家医药公司。“对于我们这种临时搭建的民间志愿组织，药厂不愿跟我们合作，只能通过药贩子买药，到手的价格涨了3-4倍。”

**郑宏彬团队获得的两批次捐赠药物，都是靠多年的人脉。**一批次来自一个药物集散大省的朋友捐赠——将近三万颗布洛芬；另一批次，是一位在医药公司工作的朋友帮助。朋友协调了公司资源，捐赠了1000盒感冒灵。此外，更多的药物靠无数陌生人“群筹”。意思是，团队发现某个村子需要退烧药后，由志愿者核实信息真实度，联系村委或村医统计村庄老人数量，将数据发布到几个微信群里，有多余药物并愿意捐助的个体，登记信息后、直接邮寄药物到村。

另一个问题是物流。“农村老人退烧救助行动”发起的前十天，刚好是城乡大面积感染新冠的时间段，没有快递接单、接单后物流阻滞是常有的事儿。最长的一单快递，花了八天才送到村，郑宏彬甚至动过自己坐高铁去榆林“人肉送药”的念头。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直到12月21日，第一批运往小壕兔乡的3000颗退烧药抵达。之后，物流逐渐通畅，更多的药物运往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截至2023年1月10日，郑宏彬团队捐助了30多万颗退烧药，帮助了将近九万名农村老人。在团队统计的表格中，药物数量最小的一笔，来自陌生“网友”捐赠的四颗，最大的一笔，是团队购入的28万颗。

28万颗药

**28万颗药，来自志愿者团队与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的合作。**12月中旬，志愿者团队联系到众信公益基金会的王宏斌，提出将早期募集到的12万左右资金，交由基金会购买退热药并发放到村。

王宏斌是众信公益基金会的监事，也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在太原市的销售代表，在医药市场有些资源。“我接到他们电话时正阳着，先用电话找了一圈山西、安徽、河南等地的批发商，一个没找到。”王宏斌的嗓门很大，听起来很有热情。“大概一礼拜后，我身体好了，出门去找，正好看到一个药房在卸货，都是退烧药。我上去就找到老板，问他还有货吗？剩下的我全要了。我跟他说这些药以基金会的名义购买，要送到最贫困的山区给老人用。老板是个好人，立马同意，把他剩下的布洛芬停止销售，后来卖给我大约28万颗。”

这是志愿者团队购入药物数量最大的一批。12月底到1月10日，王宏斌等人陆续发放了山西省7个县城的几十个村子。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王宏斌把发药的第一个村子，选在自己的老家——吕梁市临县刘家会镇石坌则村。这是一个偏远、老弱的山村，村民大多住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虽然距离镇上只有5公里，但因为没有公交车，且老人散居、年纪大，所以很少有人流动。村里常住人口100人左右，其中7、80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村里早就没了学校，所以没有小孩。50多岁的年纪，在村里算是年轻人。

今年48岁的村书记王军军说自己是村上“第二年轻”的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自2022年12月中旬，临县的疫情管控放开后，石坌则村老人目前还没出现第一波大规模感染。过去三年，村里也没有一例新冠阳性。他把暂未感染的原因归结于山区的偏僻，以及人少，“好管理”。他经常帮老人取快递、采买日常生活用品。“村里老人抽什么烟，喜欢买100块还是105块的面粉，我都知道。”村里没有小卖部，有时他到镇上找一些摊贩、流动的日常用品售卖车，让商贩到山上卖半天东西。“尽量保证不让老人外出。”

但这种封闭性的另一面，意味着偏远山村更难面对“不知何时到来”的疫情冲击。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剧照

村里“第一年轻”的是32岁的村医王艳勤，他告诉本刊记者，过去三年，他不能接诊发热病人，卫生室最多就存两三盒感冒药。他也不存打针和输液药，因为村民年纪大，他担心输液造成意外。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他的工作除了做核酸，就是去镇卫生院为老人补充基础病药，以及骑摩托车带老人去镇卫生院打针、输液，村卫生室几乎毫无储备。所以，当12月中旬，他收到疫情放开通知时，卫生室里没有一片退热药。当天下午，他去镇卫生院拿了一瓶100片的布洛芬，至今只用了十几片。他记得拿药的是两三位老人，感冒，低烧。因为没有抗原跟核酸检测、且村庄没有出现大规模发烧症状，王艳勤只能判断，村里目前没有一个人感染。

王宏斌也曾亲身体验过偏远乡村的封闭、脆弱。“八年前，我父亲一人在村子，犯了肺心病，给我们打电话说喘不过气。当时是夜里两三点，下了大雪，高速也封了。我们兄妹都在太原市，一时回不到家，就求助村里的人去照顾父亲。当时将近零下二十度，村民夜里到我家，有扫雪的、帮忙找车的、照顾父亲的，当天夜里给父亲送到乡镇卫生院，救下一命。那天我就有念头：我要感恩这些人。”此后，每年春季或深秋，王宏斌都开车回村，跟村书记一起给老人送感冒药。这次他与志愿者团队合作采购到药物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家乡老人发药。

图源 | 山西省众信公益基金会官方微博

1月初，王宏斌到石坌则村给每位老人发了四颗退烧药，还带上了“农村退烧救助行动”的红色横幅。过了两天，镇卫生院又为下辖村老人每人发了6颗退烧药。王军军说，目前村民退烧药充足，但应对也许“迟早要来的感染”，村里也只有退烧药。

麻风康复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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