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场舞时代，用交谊舞守望的孤独和记忆：写给无声的三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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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作者介绍：浙江大学世界史博士。独行天下，博览群书，寻找和记录时代的“病人”（声明：有病的不是他们）。

（曾经喧闹的厂区早已人去楼空。留守三线人寥寥无几。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出来散步。老人佝偻的身影背后拖曳着一个远去的记忆）

两年前，我看到小区旁边那幢水泥大都斑驳脱落的旧房子一楼有人在装修。我觉得好奇，这么旧的房子，还值得装修吗？几个月之后，房子装修好了，一对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那里结婚了，我这才知道，他们是“三线三代”。贵阳房价这么便宜，他们却用这么旧的房子装修来结婚，可见这对小夫妻经济上有多么拮据。

为了拥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在装修的时候，他们把一楼靠近窄窄过道一面的墙体往外伸出了一米。过道因此变得更窄了。

一年之后，他们可爱的小宝贝出生了。从窗户看进去，一家三口虽然家居简朴，却生活得非常认真和睦。以至于每次经过他家门口，我心里总是忍不住担心，数量不多的过往的小车会不小心撞坏卫生间的那面墙。那撞坏的可不仅仅是小小的卫生间，更是这对小夫妻用心经营的一点幸福感。他们跟我素不相识，我却经常默默地祝福着他们。

往西走一里路，是一个小型花鸟市场。每次光顾这里，我都会径直走到角落的一间阴暗潮湿、低矮破旧的窝棚。只要我一站到花圃外围，独自住在里面的五十多岁的未婚花农、“三线二代”老欧就会从那扇半开着的门后面现身，仿佛突然从黑暗的缝隙中无声地飘出来。

1966年，“三线建设”一声号令，一批批工厂从繁华东部都市整体搬迁到了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环境相当闭塞的贵州山区。刚到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山野地，三线建设第一代工人们只能住在用羊毛毡围起来的临时集体宿舍里，终日与蛇鼠为伴。大多数厂房和宿舍都是工人们亲手盖起来的。几年之后，老欧就出生在我家附近那片厂区。

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计划经济时代，这里住着几千名职工和家属。远离东部家乡和城市的他们，曾经在这里豪气干云地挥洒汗水，“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最终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被过热的激情灼伤。如今，他们留给历史教材的，不过两三行字。

（1970年，倪同正从上海到西部支援三线建设的时候，还是一个标准大帅哥。）

中学毕业，老欧进厂当学徒。那时的国企职工是多么让人羡慕的铁饭碗。然而，好景不长。1990年代初，工厂效益开始下滑。接踵而至的下岗潮一夜之间卷走了绝大多数三线工人的饭碗。人到中年的他只能白手起家，靠养花草维持生计。

我经常关顾他的花圃，因为他的花草养得非常不错。我经常推荐朋友到他那买花。然而，由于地段不好，花圃顾客很少，生意似乎有点寥落。每次付款的时候，老欧都会从口袋掏出老人机说自己没有微信。我所认识的五十几岁的人中，几乎没有不用微信的。也许下岗之后，至今未婚的他忙于生计，几乎无暇社交。

工厂倒闭后，大多数职工都回老家或到沿海谋生去了。家乡回不去的少数人只能留下，守着日渐破败荒凉的宿舍楼，靠微薄的收入过日子。每天晚上，这些年纪六十多岁的留守“三线二代”们，都会聚在工厂当年的礼堂跳交谊舞。1980年代，他们才20岁出头风华正茂之时，就开始在那里跳舞。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上海搬迁到贵阳郊区的新光厂的青年职工1980年代初交谊舞会。照片上的小青年如今都已六十多岁。）

在计划经济时代，交谊舞可以说是属于城里人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的专享。这种娱乐方式有着明显的体制化阶层烙印。当时，作为职工福利的一部分，几乎每个事业单位或企业工会都会在宽敞的会议室或礼堂挂几个闪光灯和魔球灯，摆几个音响，空闲的时候把这里兼作舞厅用。

每到周末晚上，单位或厂区周围的农民，只能围着站在单位舞厅门口，羡慕地看着这些“吃工资”的“单位人”一到时间就踩着节拍翩翩起舞。交谊舞成了那个时代的体制内人士表达自豪感和优越感的重要方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启动。本世纪初，国企纷纷改制，工人地位迅速衰落，他们感觉自己突然被时代抛弃，不再“有力量”了，却眼睁睁地看着几十年来地位远远不如自己的农民们快速致富和大量进城。与利用市场谋生的体制外人群不断壮大相伴的是交谊舞骤然降温和广场舞大面积流行。

当跳舞不再需要单位礼堂，街边随便一块空地就能让女人们集体扭屁股甩胳膊的时候，几十年来体制内外两个阶层的界限被悄然抹平了，“广场”成了平等的隐喻。文化领域的平等必然意味着审美的流失。

从农村移居乡镇或城市，从农民变成市民的家庭主妇们是广场舞这种娱乐方式最热心的追逐者，因为获得平等和自信的她们再也不用羡慕“单位人”了，内心爆棚的幸福感急切需要表达。人越多的地方，她们跳得越陶醉、越起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高中毕业就被优先招工进厂，获得国企“单位人”的地位，曾经是“三线二代”们最让外人眼红的出路。他们分享过国企的荣耀，如今也承受着国企衰落、工厂破产的代价。如今，那种优越感丧失后心理上的巨大落差才是他们内心最深处的隐痛。

每次散步，一路走过来，我看到听到的都是广场舞，唯独经过位于荒凉灰暗的厂区中心一座1970年代标准风格的单位礼堂时，才能听到里面飘出三十年前耳熟能详，如今几乎被时代潮流淘汰的三步、四步、伦巴舞曲。

也许是因为孤独的人对孤独特别敏感，每次听到这些舞曲，看到里面稀稀落落就十几、二十位曾经都是国企职工的壮年留守“三线二代”在跳交谊舞，我总感觉自己看到的不是一个群体的快乐，而是一个群体的孤独。

礼堂犹在，国企鼎盛时期几百人跳舞的盛况已不再。一代人芳华已逝，唯有交谊舞能让这些留守“三线二代”们抱团取暖，守望孤独和记忆。

从礼堂往前走三百米是已经一片日渐破败荒凉的宿舍区中心的小广场。只要天气不冷，不下雨，每天晚饭后，几位已经白发苍苍的“三线一代”老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聚在广场边缘一条木椅子上聊天。作为从那个热火朝天、政治挂帅的年代过来的人，他们的聊天内容大都烙上了“宏大叙事”和“家国情怀”的印记。

1966年从东部城市来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的时候，他们都曾是英气风发的小伙子。岁月饶过谁？见证了历史的他们，正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淹没。

晚上十点多，这几位老人就会起身回各自在不同楼房的家。现在，这十几栋破败灰暗的宿舍楼早已人去楼空，一到晚上就仅存几点亮光，被周围大片的黑暗包围。在夜幕下，这些楼房看去非常孤独，那些灯光也非常孤独，然而，三位老人转身离开，朝孤独的楼房和灯光走去的背影，才是最孤独的。随着“三线一代”老人相继离世，剩下的老人只会越来越孤独。

每当夜深人静散步路过这里的时候，那几点孤独的灯光总会勾起我无尽的想象。每个亮着灯的窗户后面的人们是不是都有一个回不去的家乡？

（1970年代，住着几千名“三线人”的新光厂宿舍区，如今已是人去楼空。）

去年，年近七十岁的倪同正从上海回到年轻时工作的西南三线锦江厂宿舍区。拿起相机取景拍照那一刻，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的场景所勾起的记忆，让他突然热泪滚滚。

（照片来自人民出版社的《“三线”记忆》，部分照片由新光厂退休职工朱建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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