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不是防疫一刀切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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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难题，或许是知名度最高的思想实验之一：电车失控了，有两条轨道，一条轨上有五个孩子，另一条轨上有两个孩子，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都躲不开，如果你是司机，你会开往哪一边？

由于新冠疫情，电车难题在社交网络上被更频繁的引用，引用的目的，大多不是为了进行什么更严肃的伦理学讨论，而是为了说明：当下的防疫政策确实很严格，但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牺牲一小部分人的权益，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命，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

持这种观点的人，好像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漩涡里，面对疫情，好像我们除了严防死守，就只能彻底躺平，好像总要有人牺牲，否则都得完蛋。

但电车难题真的可以这么简单粗暴的引用吗？这样无节制无思考的引用，会导致什么问题？

首先，思想实验和实际问题的区别在于，为了激发不同观念的碰撞，思想实验会刻意营造极端情况，而现实问题却很少如此极端。

**用一个极端问情况，为一个还有转折余地的现实问题辩护，是为“懒政”和“暴政”寻找借口。**以很多地方为了防疫“无害化处理”宠物为例，宠物和人，真的已经被置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境地了吗？除了杀死宠物，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证明，要处理的动物，是否真的感染了病毒？宠物感染病毒，是不是真的会传染给人类？宠物感染后，是不是完全没有治愈的可能？对比其他省市地区，他们有没有用过更好的处理办法？一旦问题放回实际，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转折，比如，从过往案例看，宠物被确诊新冠的其实非常少，大多都是呈弱阳性，而且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宠物感染新冠后，会传染给人类。而近年来，也有不少城市在社区出现感染者时，他们的宠物都会得到善待。比如在征得业主同意后，有关部门会在上门采集检测后把宠物转运至第三方专业机构寄养，并制定了无人照料宠物的转运流程和管理方案。为什么有的地方可以进行更好的处理，而有的地方就只能“无害化处理”？上级政府是不是可以出台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让宠物和宠物主人从“铁轨”上解绑，避开“你死我活”的命运？

把复杂的现实问题简化为极端的电车难题，一方面可以享受充当正义裁判的快感，另一方面好像又能站在立论的不败之地，但实际上，这是对自己生为人的权利的漠视和无知。

疫情至今两年有余，我们很明显感受到，一切都是那么混乱，没有统一标准，只有一句“上面的规定”，但无论是宠物该怎么被对待，还是什么时候需要封城，封闭后的保障等等，本应有一套较为通用的、人性化的标准。

在复杂问题中，我们首先要问不是“我们选这些人牺牲还是那些人牺牲”，而是——生为人，生为公民，那些法律规定的，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是不是应该尽可能被保障？

我们对“人可以怎样”的想象力常常被限制，这里说的不是人的什么潜力，而是人可以被如何对待。

一旦这种想象力被限制，我们就会懒惰又轻松的，把所有的复杂问题都归于电车难题，归于牺牲小我和成就大我。对于有的人而言，想象宠物可以被核酸检测，想象宠物可以由政府有关部门代养，都好像科幻片的场景……他们一是不敢想象，二是不敢相信。正如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写道：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人可以决定自己怎么跑吗？人可以不做牛马而做百姓吗？人可以做为自己做主的百姓吗？——不敢。一旦“人可以怎样”的想象被限制，先是不会想，后是不能想，再是不敢想，最后，只能就当做自己寻草吃，只求主人划定它们该怎么跑的牛马了。

回到电车难题上，即便有一天，我们真的面对一个毫无转折余地，只能“你死我活”的极端场景，那我们也需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导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该如何避免，如何反思，对于因此牺牲的人，我们要如何纪念，如何哀悼。对于他们还在世的亲友，要如何安抚，如何照顾。

如果仅仅是牺牲了，那生命就只是被当做了手段，而不是被当做目的。一旦我们轻易允许少数人被当做工具，我们也会随时被当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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