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女神”谷爱凌：当性别平等沦为个别阶级的文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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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代表中国队参赛的18岁中美混血姑娘谷爱凌（Ailling Eillen Gu）在最后一跳中凭借高难度动作反超对手，斩获金牌。原本就人气颇旺的她立刻获得更多的关注，人们开始熟知这个中美混血儿的传奇人生：华尔街精英的北大母亲，神秘隐身的哈佛父亲。3岁开始滑雪，14岁时在美国已经获得了滑雪、坡道障碍赛等9个全美冠军。2019年加入中国国家队，在2020年洛桑冬青奥会中为中国队摘得两金一银。17岁被斯坦福录取。在主流视角中，她不但敢作敢为、多才多艺、成绩优秀，还有着进步的性别意识——因为她总是把体育中的女性平等挂在嘴边。流利的英语和一口北京话更让中国民众觉得她又洋气又亲切。除了夺得冠军，她也跨界为时尚模特，成为本届奥运会最有商业价值的品牌代言人。

不少中国媒体把谷爱凌的成功和花样滑冰选手朱易的失误放在一起对比。然而，真正在大陆舆论中带来强烈刺激的不是同为归化运动员的朱易，而是生育八孩、困囿于锁链的徐州丰县母亲（据目前官方公告，认为她系傈僳族女子小花梅，本文亦引用此名）。后者把中国底层女性被拐卖、囚禁、遭遇暴力、强迫生育而无人救助的惨痛现实拉入公众视野。就在北京冬奥会进行的同时，徐州事件的处理尚未结束，百般苦难仍未尽的小花梅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谷爱凌形成了中国女性命运的冰火两极。此外，谷爱凌“在中国时就是中国人，在美国时就是美国人”的双面国族认同，“美国上学、海淀补习”的折叠式教育路径，“全红婵和谷爱凌谁更受男性欢迎”的媒体询问，都点穴般地精准击中当下中国舆论最具话题性的爆点。网络间广为流传的“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的帖子，更折射出普通人在性别、阶级等不同维度中五味杂陈的复杂情绪。

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与冰雪公主谷爱凌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性别政治在本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分歧——性别平等的图景正在沦为个别阶级的文化专利。本文并不是要攻击谷爱凌本人，我为这位职业运动员取得的成功鼓掌，但网络舆论和媒体的造星运动与掺杂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性别偶像话语，正在强化阶级分层的性别剥削，消解那些为小花梅争取基本生存尊严的努力。鼓吹谷爱凌的成功学叙事、强调她的生涯选择和个人努力、塑造一个善于自我管理的榜样，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构造的是“变成精英才能享受性别平等”的政治想像。

然而，这则美好童话的背后，是中美和城乡之间地域化空间几何权力差异，是国别和民族的优绩主义和社达叙事，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内部的精英模式和阶层断裂。它把对系统性不公的抗争和对父权制的颠覆篡改成了充满时尚感和流行化的女性招牌，进而维系、巩固着中国当下包括性别、阶级、城乡等在内的矛盾重重又结构分明的权力机制。

2022年1月11日中国北京，一名送货员骑著一辆车经过一个公共汽车站内谷爱凌的广告。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个人努力和还是资源堆砌？新自由主义缔造的“新自由女神”

有进步意义的是，谷爱凌本人已经成为性别平等的代言人。“作为滑雪队里唯一的女孩，我为自己的女性特质感到骄傲”。从数学班唯一打篮球的女生，到带动全班女生打篮球的谷爱凌 “希望更多女孩敢于打破自己的界限”，“能激励一个女孩，就完成了我的目标”……在采访和自述中，她所展现出的新时代自信女孩魅力无人能挡，这也让她在简中互联网人气暴涨，收获大量的支持者。然而，这也是一个特别复杂和矛盾的时刻，当大众女性主义兴起的同时，“全红婵和谷爱凌谁更受男性欢迎”和“谷爱凌在我们村嫁不出去”等言论比比皆是，厌女症这一社会旧疾沉疴并未因一轮高过一轮的批评、抗议的声浪而消停，反而构成一种陈词滥调的挑衅，愈发受到另一部分群体的欢迎。

舆论场里出现了新的联盟和新的排斥。一方面，女性正在联合起来抵制男性的凝视和父权的文化；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内部就谷爱凌现象中的性别和阶层孰轻孰重的问题起了分歧。然而大陆的舆论审查又无法让关于国籍、性别和阶级的讨论顺利开展，于是，不知不觉间，简中世界的女性主义仿佛无处不在，而同时又高度矛盾。而那些谈论双重国籍和特权优势的文章，要么是已经被封，要么忙于证明自己不是充满妒意的“破防的酸鸡”，只能蜻蜓点水地重申结构性的阶级、性别等交叉性问题。

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她成功的其他必要条件被抑制，反而呈现出一种“唯性别上”的个人叙事特点。

实际上，对于谷爱凌的造星运动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标准范本。得益于冬奥官方宣传、体育明星和商业运作的需要，她的性别身份被赋予了文化上的重要性——不论是随母姓、母亲高投入的传奇成长史、还是她本人的努力，她的个人成就被包装成一种“女性权力”的媒介形象，又因为年轻、时尚的情调被颂扬成“优秀女孩”的代表。然而，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她成功的其他必要条件被抑制，反而呈现出一种“唯性别上”的个人叙事特点：“再有钱也买不来奥运金牌，只有个人奋斗才能取得好成绩”、“不应该用阶级抹杀谷爱凌的努力”、“同样是成功人士，只批评精英女性不批评精英男性是一种厌女”……这类言论成为不少女性主义者支持谷爱凌的主调。

在各处泛滥的“谷爱凌养成记”的教育技术拆解中，很流行一种女性化的鸡汤，认为“把谷爱凌一切的成绩归因于她的精英教育的人，往往会忽视她鼓励中国女生运动的积极意义。”实际上，谷爱凌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运动员的成绩，并不是每一位拿到金牌的运动员都有相同的媒体热度和商业价值。2021年夏季奥运会获得10米跳台冠军的全红婵舆论热度同样高涨，但鲜有可以转换成商业代言的能力。刚刚过去的亚洲杯中国女足夺冠，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主任程志文在2月11日对媒体表示，女足夺冠也可发挥“谷爱凌效应”，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体育产业中培养模式、资源分配、激励机制和商业化程度的种种不均不仅限于两性之间：成功的职业运动员不一定是成功的商业资源，而一些冠军比另一些冠军更能鼓励小女孩参加运动。在各种构成谷爱凌成功的必要条件中，“个人努力”显然不是最稀缺的那一个。而她在成长生涯中奢侈的美式商业化体育训练投入，被模糊成了简单的“家庭的支持”。

舆论就是这样无形地强化了在个人身上进行生产式的微观权力运作方式：它甚至不是通过压迫和限制的形式来巩固不平等，而是在不同女性群体面临的差异性诉求中，选出最符合消费和父权社会期待的那一种——丰县母亲在这一历史节点恰好具象化了这种差异性。舆论通过对“特定的女性认同”的认可，进行生产性的鼓励，构造出新的日常生活的规训体系：女性要自我提升，要自主地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要有积极热爱的态度而不是抵抗性的愤怒，进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下的自我监督的性别治理。换言之，媒介再一次通过“女性成功学”的爽文叙事偷换了“女权主义者追求平等”的政治诉求。女性主义正在沦为一种酷女孩的装饰，一种流行和时髦的时代情调，被新自由主义收编了。

尽管支持谷爱凌，支持中国女足，也支持小花梅是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全部都要”的朴素平等理想状态，但宣传-媒介-大众共同构造的政治议题话语空间已经验证这只是某种单方面的一厢情愿，遑论失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政治治理系统和不同频的经济再分配。

但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一边做成功的魅力女人，一边完成对父权的抗争和颠覆。尽管支持谷爱凌，支持中国女足，也支持小花梅是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全部都要”的朴素平等理想状态，但宣传-媒介-大众共同构造的政治议题话语空间已经验证这只是某种单方面的一厢情愿，遑论失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政治治理系统和不同频的经济再分配。

有别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的舆论环境下，谷爱凌现象也明显得到了国家的背书——一方面是官媒高强度的正面宣传，另一方面是审查对公开质疑和讨论的清洗：公众号“奴隶社会”炸号，“这个时代有些人无论在哪儿都能赢”、“战士东来公主西去”等文章被删稿。任何的审查已经把不同女性群体的差异性诉求泾渭分明地筛选出来，通过高举大家都喜闻乐见的“神奇女侠”来排斥另一种“更激进”的公正：我们在丰县母亲的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个人努力”就可以改变的社会系统的崩塌；中国女足能将李影在2021年6月于社交媒体发出和女友照片出柜，因为性取向问题一度落选国家队失缘东京奥运会。

有别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本土的舆论环境下，谷爱凌现象也明显得到了国家的背书，当下流行于互联网的大众女性主义意识，本质上强烈地带有身份的偏好和视角。

当下流行于互联网的大众女性主义意识，本质上强烈地带有身份的偏好和视角。只不过西方“白人、中产、异性恋”的维度在与中国本土语境下进行了新的嵌套，混血儿-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中美国别和城乡二元之间、现代家庭关系和本土宗族之间，构成一种更复杂的权力拓扑。然而，在强调文化上性别身份的认同时，舆论的话语空间因为种种客观因素，难以向社会-经济结构继续延伸。在商业鼓吹和政治压抑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只好强调文化政治的性别身份，忽略了其他权力秩序对再分配的影响。这种认识上的偏移把系统压迫和结构劣势定义为个人遭遇，将成功归因于个人成就，同时降低了采取组织行动纠正社会不公的可能。

2022年2月8日中国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自由式女子大跳台决赛，金牌得主谷爱凌在颁奖礼上庆祝。摄：Fabrizio Bensch/Reuters/达志影像

性别归性别，阶级归阶级？我们到底要怎么谈论交叉性

认可谷爱凌的成功，的确可以作为一种精神鼓励，但神化一个女性的成功，把与阶级相关的反思和讨论都看做是“厌女的自卑”，则是一种排斥性的沙文主义。强调阶级如何运作于性别话语的建构，并不是制造内部分裂，更不是阶级意识将精英女性和底层女性相互对立，而是要警惕精英阶级所塑造的模范女性沦为一种麻痺性的幻觉，防止“同质规范性”扼杀其他女性离经叛道不想符合“性别模范”的可能性。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塑造的女神像，就是想要让大家忘记阶级权力的差异，把女性主体分裂成“有抱负有理想的女性”和“咎由自取的女性”，抹杀女性主义的批判力——因为只谈论性别而忽视阶级差异的女性主义话语，也就失去了纳入政治经济中再分配的视角，抛弃了没有再分配特权的大多数女性——难道没有像谷爱凌一样成功的女性是因为她们不够努力咎由自取吗？“十亿次的投胎”背后正说明了这是一个机会不均等、分配不公平、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不应该用阶级抹杀个人努力”号召的不是女性共同体的团结，而是忽略了阶级分层的性别剥削，延续这种不同频的社会经济分配制度的秩序基础。

新自由主义塑造的女神像，就是想要让大家忘记阶级权力的差异，把女性主体分裂成“有抱负有理想的女性”和“咎由自取的女性”，抹杀女性主义的批判力。

交叉性是一种“分析的识别力”（analytic sensibility），是对统一性和差异化问题以及不同权力关系进行交叉性思考的方式。如果说女性主义带有追求性别平等、消弭性别不公的理想，那么关注各种差异，关注社会中各种交织纠葛、连续存在的不平等是无法回避的性别议题。性别与阶级、地域和文化圈层等因素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断裂标准，而是以一种交互作用的复杂机制共同作用于权力的轴承。许多社会维度彼此勾连，无法“提纯”，而对它们的讨论也不是为了争出个“哪个维度比另一个维度重要”。艾莉森·贝雷（Ailison Bailey）就把“交叉性”看做是一种“拼写检查程序”，以帮助呈现女性经验的多元性，尤其是通过追溯特定情景的权力生产过程，把边缘群体融入到主流的讨论中。我们在认可谷爱凌的成功的时候，不仅仅要庆祝她是个女生，也可以分析经济权力和文化资本等社会系统如何构成了她的个体经验。我们可以为谷爱凌受到了“嫁不出去”的父权凝视联合起来支持她，也可以基于她的特权式的精英阶级，反思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

得益于充分的媒体宣传和纪录片资料，我们也已经知道谷爱凌成长经历是一种折叠中美、各取所长的发展路径：精英金融背景的母亲，美式商业化的昂贵教育投入，暑假到海淀补习高分SAT进入斯坦福。它不仅是“女孩就要贵养”的极致现实，也映照出了整体竞争环境的复杂和不公：10个小时的睡眠并不是极端内卷的大陆学生可以享受的奢侈待遇；“美国读书中国补习”随心所欲的流动性，是大陆刚刚经历双减教育和疫情的隔离政策的普通人眼里的天方夜谭。对于特权阶层而言，社会和市场资源具有无边界性，他们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用脚投票”，还可以同时跨越地球半径“脚踏两只船”。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仍然只强调“性别”的单一视角，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才是最基本的压迫形式”，是站不住脚的——女性在经历多重伤害，性别、阶级、民族等身份相互关联，只不过谷爱凌恰好是个女生而已。

实际上，不同维度的权力的运作并不仅仅只有强化歧视、叠加压迫的作用，在某一范畴内的强势地位也能够抵消其他社会划分带来的弱势，也可能因为其他因素相互牵制、弱化而带来改善歧视和不公的机会。谷爱凌的成长环境已经让她享有性别歧视的免疫特权，我们很难说她个人受到过怎样的性别歧视、遭遇过怎样的性别霸凌——如果说这是“个人遭遇”的偶然概率，那么，阶级优势毫无疑问是加大这一“幸运”的砝码。而在性别之外，谷爱凌的阶级优势实在不容忽视。精英式的生活方式和教育让深陷996和内卷压力的中国家庭意识到她的成功并不具有代表性。“普女认清现实放弃幻想”的自嘲和焦虑情绪，说明人们意识到阶级的藩篱并不能轻易跨越。而构成谷爱凌成功的必要条件中，精英教育和文化资源是不可或缺的。

谷爱凌个人当然并不亏欠丰县小花梅。在认可谷爱凌个人的成功和优秀的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她无法代表中国广大女性的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而这种差异并不仅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代女性。

谷爱凌个人当然并不亏欠丰县小花梅。在认可谷爱凌个人的成功和优秀的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她无法代表中国广大女性的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而这种差异并不仅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代女性。回顾中国经历的市场化转型，当谷爱凌的母亲谷燕这些精英们走出国门、在华尔街叱咤风云，回国登上杂志专访的报导头条时，中国女工的数量于1982年到2000年之间，从2953 万人增长到 3725 万人，增加了近 772 万。这些年轻女工大多来自农村，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低福利劳动政策下进入了全球化的生产链条，成为几乎没有保障的“廉价”的劳动力。同样的全球化和社会市场变迁，精英和中下层女性在经历完全不同的结构变化。

哪怕是“全红婵和谷爱凌谁更受男性欢迎”的父权凝视中，二者之间的差距挑拨的也是传统男性凝视下对不同女性的偏好，这种差异正体现在国族、身份、甚至是阶级上——全红婵出身自广东湛江底层、父亲仍是种田的农民，是以“破例进祠堂”庆祝女儿成功的传统中式家庭，奥运冠军是她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大押注；谷爱凌是中美精英的混血儿，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她已经握紧了一手好牌，自然可以凭借热爱和支持“全面开花、重点结果”。在当下的历史切片中，不同的女性在各自的社会结构座标中对谷爱凌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主体经验，应该允许各个群体表达对这种落差的体验，哪怕是消极的。然而，从舆论来看，底层女性的话语显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甚至被指责是嫉妒、自卑，或是“消极的女性观念”。

新自由主义给每一个阶层的女性都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方案：精英行使阶级的特权、中产阶级拥抱消费文化、底层回归家庭、从事代孕等等。

我们也要承认，女人们的心思各有不同。有特权的精英女性希望与同一阶层的男性一样，“更进一步”（Lean in），通过更多的资本积累，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以达到平等。一般而言，她们工作-家庭的平衡伪命题也意味着私人领域的阶级特权——把家务转嫁给在劳动力市场中廉价的底层女性就好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女性正在焦虑地希望工作机会均等、同工同酬，维持体面的都市生活，而婚恋和生育压力正在把她们逼向“不婚不育、经济独立”的个人化、市场化的生存策略。底层女性，迫切地想要改善窘迫的生活条件，摆脱不见天日或高强度的工作剥削。

实际上，各个阶层的诉求在父权制的结构下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新自由主义给每一个阶层的女性都提出了改良主义的方案：精英行使阶级的特权、中产阶级拥抱消费文化、底层回归家庭、从事代孕等等。法国女性主义者安东瓦·富克（Antoinette Fouque）曾经评价资产阶级秩序和父权制用一种局部的改良主义拉拢女性：“性别的差别不在于是否有阴茎，而在于是否是男性经济的一部分”。父权制正在通过强势的市场和商业思路，利用大众女性主义朴素的公平意识，来编排一种“去政治化”的性别化话语，它往往假借女性主义的面貌出现，但它不一定是女性主义的。

2022年1月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中国队的谷爱凌参加美国大奖赛女子自由式滑雪比赛。摄：Sean M. Haffey/Getty Images

奥运式“饥饿游戏”——新型国族认同的性别双重标准

在贫富差距和分化悬殊的社会背景下，穷苦大众和特权阶级有着天壤之别的命运。在各个不同地区选拔出来的青年男女相互厮杀战斗，赢家享受荣华富贵，失败者被献祭牺牲——等等，这其实是反乌托邦小说《饥饿游戏》的设定，但目前真人秀化的体育造星运动和成王败寇的舆论反应，也越来越贴近小说中的剧情。如果说《饥饿游戏》中的战斗是为了活下来并且为自身所在行政区赢得荣誉和物资补偿，那么冬奥会中选手们赢下奖牌为国争光提升国家形象和外交实力，也发挥着异曲同工的作用。《饥饿游戏》小说中帕纳姆世界极端两极分化，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饱受好评、振奋人心的开幕式和徐州丰县母亲四壁萧条的家，给人一种“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虽然行政区的代表之间在饥饿游戏里相互厮杀，但是帕纳姆国的管理者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一政治隐喻直指社会结构中“绝对权力的隐身性”。

在阶级和性别之外，大陆舆论最难讨论的实际上是国家意志和国族认同在谷爱凌效应中的主导作用。首先，在新的国际政经形势下，中国的国族情绪却与传统的古典民族认同大有不同。人们仍然追问谷爱凌的父亲是谁，想要通过“寻父认父”来理解优秀女人，重回男权心理舒适区，但却对悬置于她头顶至今模糊不清的国籍问题有着异于常态的宽容。民间其实也有不少人认为，只要拿金牌就是咱中国人，“美国国籍为中国效力”，占美国人便宜，何乐而不为。何况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审查也根本没有给公众咨询双国籍的弹性政策是否有松动的可能。2月9日，奥运会官网上 谷爱凌“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介绍也改成了“她选择为中国参赛”，官方的态度显而易见。

如果说《饥饿游戏》中的战斗是为了活下来并且为自身所在行政区赢得荣誉和物资补偿，那么冬奥会中选手们赢下奖牌为国争光提升国家形象和外交实力，也发挥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而胡锡进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番言论则颇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划分标准”的新型国族认同：“漂亮、有才华的谷爱凌回来代表中国参加比赛还拿冠军，行动困难的盲人陈光诚去美国寻找光明（后来改成‘心理阴暗的恨国党去美国寻找光明’）……有本事的多来中国……也欢送不顺心的满腹牢骚的人多出走几个去美国奔赴自由，让中国成为做大事者的大舞台，让美国成为不合群者的天堂”。这一言论在社交媒体也收获了大量的拥趸。这一套话语明确地以意识形态划分中美敌我的标准，是中美两国彼此间在经济和民间往来难分你我，而又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竞争重新规划权力边界，以至于试图对抗、脱钩的国际政治现实。不幸的是，在支撑起新型中国国族认同的意识形态里，中方的民族自豪感建立在凝视女性容貌的性别歧视、对残疾人的歧视、优绩主义、和慕强的社会达尔文之上——它是汉族顺位异性恋男性中心的。

时势造就“女英雄”。“ins怼键盘侠到凌晨，今天起床拿冠军”的强者爽文叙事完成了国族心理上的优越感。谷爱凌成为受到国家背书的代言人可谓历史的选择，胡锡进对谷爱凌的认可只是点破了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选择标准。而花滑运动员朱易不但受到了“父亲靠关系收买入奥资格”的审视，也因比赛中的失利失败遭受更多的“弱者贬斥”。本届男子花样滑冰冠军陈巍也是一名华裔，但在中文社交媒体里因涉嫌辱华而不受待见。

不同运动员引起不同的舆论反应，说明阶级和性别等维度，在民族强弱、国家成败的叙事前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同运动员引起不同的舆论反应，说明阶级和性别等维度，在民族强弱、国家成败的叙事前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新型国族主义并不是通过血脉和民族身份来寻求认同，遑论“政治正确”的性别或者隐而不谈的阶级。在归化运动员被视作潜力股代表国家出征奥运赛场，而国家意志借此打造榜样标兵时，成王败寇的残酷逻辑只愿吸纳强者，而且是认同权威的仅此一种，其他因素皆是为其展示国家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的装饰花边。唯有在此基础上，跨国的、政治的、阶级的甚至性别维度才能继续构造当下中国社会的权力拓扑几何。当体育竞技的舆论场不同运动员引发争议，人们因四分五裂的意识形态进行思想争锋时——国家意志乃是冬奥会中政治话语“饥饿游戏”里巍然不动的庄家。

2022年2月5日中国北京，谷爱凌在2022年冬奥会内比赛。摄：Richard Heathcote/Getty Images

路在何方？

我们如何提供一个性别平等的理想社会，既让谷爱凌能够绽放光彩，也让小花梅能够得到生活尊严和福利保障，而不是滑向极端的自由个人主义或集体平等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否定，并不是为了单纯否定女性主义在文化认同和榜样塑造上作出的努力，而是为了在承认文化面向的同时重启经济批判的能动性。尤其是徐州丰县母亲所反映出中国社会全面退化的社会保障，与传统恶习勾连的不作为的官僚体系、失效的信息沟通和媒介的缺席等等问题，说明了公共福利制度的必要性。且不论特权女性对底层女性是否有责任和义务，支持女性的话语不一定要“劫富济贫”，但至少不应该“劫贫济富”，我们不应该强迫底层女性为特权女性鼓掌。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串联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政治意见，兼顾、融合不同的声音，解决代表性的问题？

且不论特权女性对底层女性是否有责任和义务，支持女性的话语不一定要“劫富济贫”，但至少不应该“劫贫济富”，我们不应该强迫底层女性为特权女性鼓掌。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了性别平等的发展路径总是艰难的选择。美国批判理论家和女性主义者南锡·弗雷泽（Nancy Fraser）回顾1930年代以降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遇到的“发展路线”的问题：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质疑社会民主政治与发展型国家中普遍性别不平等的现象，试图将性别正义的议程从“社经资源分配”向私领域延伸，却也因此被迫面临一个难题：是否应支持自由市场的逻辑，以提升经济上的平等？

“到了1980 年代，保守势力占据了欧美政治版图十几载，备受仰赖的福利制度开始瓦解，让几乎快消亡的纯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奇迹似的起死回生。这次再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新自由主义’给了社会平等主义的理想重重一击。这一击，通过加速的全球化现象，使得社会民主制度的承诺被全世界抛在一边，而这也让原本欲寄托阶级正义于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不知所措。”这一历史被弗雷泽认为是女性主义与自由市场逻辑或许存在“危险的私通”。

在庆祝谷爱凌的成功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意识到性别平等不是某个女性的自我完善，而是改造社会谋求公共利益——对女性共同体而言，姐妹情谊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进步是所有人的进步”，也意味着“拉下一个人就是拉下所有人”。

西方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一段若即若离的纠葛关系对中国今天的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女性主义的这一段历史构成了参考意义，但中国女性主义者面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环境。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经历了国家女性主义和市场化转型之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也完全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市场，作为国家权威的政府在政策和经济等社会生活上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西方。中国仍面临着体制内外、城乡二元等特有的分化格局。

当西方女权运动中美国黑人女性对付“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头怪时，中国的边缘群体女性所处的性别结构、经济地位、劳动力格局要在国家-资本-父权甚至全球化中更复杂的权力几何中挣扎，而中国“父权的国家”和“父权的资本”之间也并非势均力敌。我们要被迫二选一吗？我们选择怎样的盟友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女性所萌生的力量如何寻求来自官民、公私的支持，甚至从跨国流动汲取资源，还需要各方的智慧。这是为什么在庆祝谷爱凌的成功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意识到性别平等不是某个女性的自我完善，而是改造社会谋求公共利益——对女性共同体而言，姐妹情谊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进步是所有人的进步”，也意味着“拉下一个人就是拉下所有人”。

2022年2月10日，2022年北京冬奥会第6天，谷爱凌观看女子单板滑雪半管决赛。摄：Wei Zheng/CHINASPORTS/VCG via Getty Image

参考文献： 南希·弗雷泽. 第二波女性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共谋吗？思想市场. 澎湃新闻2018.03.02 黄燕华 & 易林.(2021).后现代女性主义再界定：现实困境及政治可能. 社会学评论(01),220-237. 罗塞林·吉尔,龚䶮 & 王丹凝.(2020).后女性主义的生命历程：情感、文化和心理——十年来的一种后女性主义情调.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01),82-93. 乔恩·贝莱斯,贺羡 & 吴敏.(2019).凯瑟琳·罗滕贝格: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10),1-8. 苏熠慧.(2016).“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 社会学研究(04),218-241+246. 凯特·贝德福德 & 戴雪红.(2014).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权利和性别正义:对话南希·弗雷泽. 国外理论动态(02),1-10. 玛德琳·施华兹 & 杨侠.(2013).从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评南希·弗雷泽主编的《女性主义之幸》. 国外理论动态(12),111-115. 苏红军.(2013).危险的私通:反思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 妇女研究论丛(03),5-14. N·弗雷泽 & 周穗明.(2009).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 世界哲学(02),39-52. 佟新.(2008).新自由主义与女性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形成.(eds.)第18届中国社会学年会“改革开放30年与女性发展”论坛论文集(pp.3-7).第18届中国社会学年会“改革开放30年与女性发展”论坛论文集.

刘擎：优绩主义的陷阱. 澎湃. 202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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