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东南亚国家为何走向不同的道路｜政见CN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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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曾沦为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在历史演进中，欧洲国家的民族意识与政府权力都逐渐被确立，建立了由具备凝聚力的民族拥有政治主权的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不同于欧洲，东南亚的国家因殖民者的到来而成型，在国家出现之后仍难说完成了主体民族的构建，也就是说：“民族”出现晚于“国家”。

怎样在这样的新生国家产生具备凝聚力的民族意识？在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具体含义与发展路径显示出极大的不同。

粗略来讲，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大陆-海洋”的分野**。

在大陆上的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存在着一种相对来讲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具备着排除他者、聚焦某核心族群的特征。

与之相反，在海洋部分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乃至新加坡，民族主义相对来讲更加包容、被开放地被构建。（当然，在两个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值得留意的不同。）

怎样解释这样的差别呢？文化差异当然值得考虑，毕竟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民族构成与文化传统。但是，赛德尔教授指出，单纯用“文化决定”不能解释国家间的不同，还需要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二是各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

所谓“国家形成”，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从无到有出现、集中权力、并被国内外承认的过程。

所谓“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指的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各国是否参与了世界生产与贸易，他们与世界大国（主要是美国）的关系如何、能得到的资源几何。

赛德尔首先对比了泰国与菲律宾。

两国的相似之处在于，其民族主义在政治上争议小、引起的纷争也相对较小，因为两国进入冷战时的进程并未经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曲折的转型道路。他们原有的国家制度并未被打破：泰国一直保持着名义上的独立，而菲律宾的独立之路是在美国的计划下有步骤的进行的。此外，两国自十九世纪中期起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持续、不间断的融入之路，也抑制了狭隘“经济民族主义”的诉求。华商后代群体在两国之内也是日渐同化、而非激烈抗争。

然而，两国民族主义同样存在“大陆-海洋”的分野。在泰国存在着集中的、保守的官方民族主义。自1950年代始，军方与国王一直致力于自上而下地确立“泰国人”的民族意识。而他们对由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与中低收入群体相关的抗议，以及抗议中所表现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成分，一直持警惕的态度。与此相对，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是分散的、大众的。“菲律宾人”意识成为了当地人以群体行动反对马科斯独裁政权、以及美国军事存在的工具。上世纪末以来，海外菲劳的辛苦遭遇，又成为了凝聚本土菲律宾人民族意识与团结的一大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对立面是“独裁者”或“境外人”，对于本土不同种族来源的混血民众，菲律宾的民族主义则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

再来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

就国家形成的路径来说，这两个国家站在相似的历史起点上。英国与荷兰殖民者都对有效控制全境意兴阑珊，他们直接管理核心区（商业化农业），依靠与传统地方制度合作的方式间接管制边缘区（藉以获取资源）。这样的统治方式加强、而非淡化了民族之间的分野。殖民者直接倚赖移民（华人或印度人）从事经济活动，又希望能把他们与本土族群分隔开，这也加深了这些群体的污名化。由于殖民者在战后并未准备放弃权力，两国历经群众斗才争取到独立。同时他们也打破了殖民者建立的旧有制度，而移民后代所建立的经济特权也不复存在。独立后，两国主体民族都有重新分配财富、驱逐“外人”经济统治（不论是华人、印度人还是欧洲人）的强烈诉求。

可是两国却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民族主义发展路径。独立前十年，两国都出现了通过联邦制度、议会民主弭平社会分歧的努力。这样尝试遭遇的挫败，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部分导致了两国都走上了加强中央集权、军事控制的威权主义之路。然而，自1960年代中期始，两国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态度已经呈现出极大不同。或许出于深刻的侵略历史烙印，缅甸开始奉行孤立主义原则，致力于“缅甸的社会主义之路”（Burmese Road to Socialism），驱逐外来资本、对冷战格局以及与美国的合作极不热心。长期奉行这样的政策，加剧了缅甸主体民族（缅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

与之相反，印尼威权政府建立后，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以及资源丰富却缺乏资本的现状，总统苏哈托选择了欢迎外来资本与技术、与美国进行紧密军政合作、放弃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诉求的路线。随之而来的快速工业化，却又导致中产阶级（不论是否移民后代）与威权政府的矛盾占据主流，这让其民族主义相对缅甸来讲更加包容地发展。

接下来，继续对比中南半岛三国（越南、柬埔寨、老挝）与马来半岛。

它们同时具备着建立联邦的可能（中南半岛似乎可能性更大）。法国治下的印度支那（今日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各地之间交流紧密，移民频繁（主要是自越南境内的安南、东京的交易商、工人等向西移民）。“建立印度支那联邦”遂成为部分越南独立人士的一大主流诉求，胡志明亦难例外。相似的，马来半岛与北婆罗洲自葡萄牙人到来始就陷入碎片化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却也在冷战开始时或直接、或间接地在同一殖民者（英国）的势力范围下。

然而两地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南半岛，法国殖民者为了应对“印度支那独立”诉求，开始加强对今日老挝与柬埔寨的文化、宗教、民族主体性的鼓励与灌输，国际冷战局势下，美国、苏联、中国亦不希望一个统一的印度支那联邦出现。三国先后走上了以当地民族为主体、建立党-国政权的道路。而在马来半岛，以华人为主体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呼应了冷战的地缘威胁，促使着殖民者、当地马来人与部分华人的合作，建立了以马来人特权为基础的联邦体制。当然，新加坡在经历了短暂的合作后，被逐出了联邦而被迫独立。这部分源于马来人对特权维持的诉求、与对这个港口城市为数众多华人的恐惧。

总体来看，各国的“民族”意识的不同路径，与国家形成历史所带来的后果（主要是境内的当局权力以及社会冲突）难脱干系。同时，赛德尔指出，冷战时代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在民族主义演变的道路上扮演者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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