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雨融和哈佛大学，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蒋雨融与哈佛都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因为他们始终仍然在坚持精英的傲慢与冷漠。 撰文丨连清川 5月29日，来自青岛的25岁女生蒋雨融作为研究生代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做了名为《我们的人性》的演讲。现场欢声雷动，鼓掌不止。 她的演讲，深切地回 …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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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七白 发表
说的那些全部都是废话，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底层已经供养不起日益增多的二代三代四代五代了，饭都没的吃了只能糟饭
知乎用户 鞭临天下 发表
一个王朝从鼎盛走向没落的过程中，最常见的一种状态，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越折腾死得越快。**改革从来没有停过，喊口号喊得越来越响，政策一个接一个出台，机构一个接一个更换。皇帝勤政，官员努力，民间也有期待，但局势却始终越来越坏。
这不是因为改革方向一定错误，也不是因为执政者不够英明用心。
而是因为系统已经进入了一种深度失调、结构性不可逆的病态状态。体制不再具备自我修复能力。
这个时候，改革就不再是疗救之法。
甚至会变成了一种折腾，一种加速自我消耗的制度本能。越动，越流血；越挣扎，越迅速走向终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制度就像一个有机系统，它的修复不是靠一次性的手术，而是要依靠整个结构的自我调节机制。
当一个王朝在盛世过后，往往已经丧失了这种调节机制。
表面看，政令仍在运转，机构仍在维持，皇帝依旧在接见大臣、发布诏书。
但这些动作早已失去了反馈与纠错的能力。
上层不了解底层，底层不信任上层。民间的真实声音进不去中枢，皇帝的命令也传不到实际社会。
此时的信息封闭、路径依赖、惰性机制、既得利益互锁，这些都形成了一种慢性系统性疾病，让整个王朝在改革中看似活着，实则濒死。
制度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无法再通过渐进式修补来维持整体稳定。
但是现实又会强迫政权把所有的改革，从设计到实施，都只能在老的既有的框架之内进行。
这个框架，是为了前一个阶段的成功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面对新的挑战。
当外部世界已发生巨变，内部社会矛盾堆积如山，而制度的处理逻辑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那一套，就注定了改革只能在错误的轨道上打转。
这时候就会发现：
不是不想选对，而是根本没有所谓对的路径可选。所有看似正确的方向，一走进去就发现四处是墙。
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某项政策，不在某个部门，而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已经不具备转向的能力。
这时候的改革，就不再是为了解决问题，充其量为了维持统治秩序的最后几分体面，是对不断失控局势的本能反应。
这种改革之所以必然失败，甚至反噬统治者自己。
这里面其实可以讲的很多，但是最根本的障碍，还是那句话，就是利益集团的全面盘根错节。
任何一个长寿王朝，在鼎盛时期都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
不同的官僚群体、宗室贵胄、地方豪强、士绅阶层，围绕财政、土地、军权、税收形成各自的权力结构。
这些集团并不是天然的敌人，而是在盛世时期参与国家治理的合作者。
但一旦国家进入财政紧缩、外患加剧、社会流动性下行的时期，这些合作者便会迅速转换为制度的掠夺者。
他们的掠夺方式不一定都是非法的，恰恰相反，往往是合法的。
他们掌握着制度设计的权力，能够把所有改革引导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你想改革税制，他们就会主张减税以宽民。你想整顿吏治，他们就会说什么重用旧臣、慎防轻举妄动。你想搞新政，他们就会配合一部分表演性的动作，但在核心权力和资源分配上寸步不让。
改革在他们的操作下，被切割、被中和、被格式化，最终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毫无实质进展，甚至留下更深的财政窟窿和民间怨气。
在王朝的末路时期：
统治集团并非不知道问题所在，他们之所以越改越失败，是因为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真正动摇这些深层利益格局。
因为这时候的任何一次改革，稍稍触碰一点旧有分利结构，便立刻遭到反扑。
这可能会真正动摇国本。
于是，最容易折腾的，永远是那些无权无势的部分，最容易牺牲的，永远是那些底层百姓。
财政吃紧，就加重对农民、商人的课税，而不是动王公大臣的特供。军队腐败，就裁撤地方义勇而不是削减亲贵冗军；政令什么时候推不动，就打击个别小官员以示问责，而不是问责中央大臣或家族势力。
改革就这样变成了牺牲平民、保护既得利益的制度操作，最终变成一种上下倒挂的修补机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深深层次撕裂。
这时候，利益集团还会主导了信息渠道的失真。
皇帝看到的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奏报，官员听到的是地方民情安稳的谎言，中央下达的每一道诏令，在执行层层被弱化、变形，最后只留下形式。
没有真实信息的反馈机制，改革变成盲人摸象。制度原本该是一个有反馈、有修正、有纠偏的网络系统，但现在变成了一个哑巴系统、封闭系统，顶层知道系统出问题，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想动，但一动就激起各方反弹，不动又坐等崩盘。
这时候，整个国家进入了一种典型的分利封锁状态。
每个集团都知道再这样下去，国家会死。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如果让步，就会在死之前先丧失权力和利益。
于是大家形成了一种消极共谋：我们一起不改，一起等死。谁先动，谁先输。改革于是只能围绕边缘部分小打小闹，大动作无人支持，小调整无济于事。
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越是在这种封锁状态下，统治者越想强力出招，以显示自己仍有控制力。
但问题在于，当权力机制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所谓的权力也是一种笑话，再多的权力也只是被用来维护旧秩序，而非去打破旧秩序。
皇帝可能频繁更换宰相，严惩贪官，试图清洗官僚体系，甚至像崇祯一样自己亲政日夜批阅奏章，但这一切只是操作表面权力，而不是重塑制度逻辑。
皇帝再努力，也改变不了整个系统已经无法动员真实资源的事实。
而且，这种改革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单位频繁发力，当改革频率越来越高，政策变化越来越快，体制内部的协作能力也会越来越迅速退化。
因为它带来了另一重伤害：
当一个王朝反复推出改革，却没有一项真正落地。当民众一次次被激起希望，又一次次发现现实毫无变化。当政策翻云覆雨、政令朝令夕改，百姓最终学会的，不是理解国家的困难，而是彻底不信。
这种信任的塌方不是一夜之间的所谓暴力革命，而是慢性失血。一点一点流走，直到皇帝再勤政，官员再清廉，民众也不再相信这个制度还有能力自救。
地方不再信任中央，民间不再信任官府，社会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脱节区。我们从史书中大多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地方官出面说话没人听，民众组织自保，历史上的黑市兴起，地下力量活跃，国家系统实际上已部分崩解。
这时候你再推出任何改革，哪怕是大方向正确、设计合理，也因缺乏制度信任、执行能力、社会协同，而根本无法推行。
人们甚至已经不再关心改革本身，而只在揣测它背后的政治意图：
这是削谁的权？是在补哪个洞？是又要收割哪一层百姓？
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天灾、一个外敌，或者一个内乱，都可能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并且最致命的是，历史永远是残忍的，并不是无限宽容的。
一个王朝的衰败过程不是没有机会，只是机会极少，且极短。
当制度还有部分弹性，当统治集团还未完全僵化，当社会还有少量信任存在时，是可以做出某种结构性转型的。
但这种机会转瞬即逝。
一旦错过，系统一旦僵死，再想重启，就不是改革的问题了，而是更替的问题了。历史不会给迟钝者太多宽限期。
抓不住时机的王朝，往往在下一次动荡中灰飞烟灭。这可不是敌人太强，也不是百姓太恶，而是制度已经无法修复自身，哪怕给你再多时间，也只是多死一点人，拖延一点点结局。
所以，总的来说，王朝的死亡，不是因为没人想救，也不是没有改革的努力，而是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被拯救的能力。下坡路时期的所有折腾，都只是对死亡过程的延长，而不是对死亡结局的避免。
这种情况下，改革越多，死亡越快。
毕竟这种所谓的改革真正该动的东西始终动不了，而能动的那些部分根本不值一提。就像一个病人，全身衰竭，手术的方案却是反复给他换外套。外人看他还在动作，实际只是系统崩溃前最后的反射。
历史不会为失去修复力的制度流泪，更不会为无法自我更新的王朝留情。
那些错过机会、被利益集团绑架、信任崩溃的国家，不是改革失败，而是根本已丧失了改革的可能性。
不是没人动手术，而是病人已经没有器官可供切除，血已经流干。这个时候的改革，越做越多，越做越死。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才是王朝历史周期率的真正逻辑。
最后再说一句，我相信肯定接下来很多评论会说什么民主啦什么的，但是这玩意也是没用的。因为无论民主还是什么其他，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制度并赋予其意义，只要是人创造的东西，它总有一个崩塌的循环，人性摆在那里，那就是无解的。这也就是现在英美乱象的祸乱之源。
知乎用户 原来可以不写啊 发表
权力不在头衔上，谁满足了以下两条，谁就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力：
1. 真的在干脏活累活
2. 拥有全局信息
很多所谓的王公贵族、很多所谓的领导，他们仗着自己的头衔地位优势，为了偷懒耍滑，远离具体办事流程。渐渐的，他就失去能力和信息了，也就失去了权力。
没当领导的时候我要干活，当了领导我还是要干活，那我这领导不是白当了。我作为一个领导，享受几天怎么了。
嘿，您猜怎么着，从他有这种想法开始，他就开始失去权力了。
知乎用户 好奇的中年大叔 发表
如图直角坐标系
红色直线：代表普通老百姓创造的财富总量曲线。
紫色曲线：代表既得利益群体指数型繁殖，需要消耗的财富总量。
直到既得利益者吃不饱，会抢走老百姓手里最后一个馒头。
知乎用户 青山不语 发表
统治阶级把精英阶层的人踢出食利阶层，精英带着泥腿子把桌子给翻了
知乎用户 弑目以待 发表
穷鬼拼命也养不起老爷们了，当然老爷们会怪你不够努力。。
知乎用户 invalid s 发表
拆掉了正负反馈。
一切动态系统，小至试管里的溶液，大至恒星，想要长期处于平衡态，就必须有持续而灵敏的正负反馈存在——没有正反馈，体系就会僵化、停滞；没有负反馈，那就只能爆炸。
不幸的是，社会也不例外——或者说，社会是迄今为止人类认识到的、动态性最强大的存在。
帝皇之恶，就在于他们刻意的剥夺了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需的、关键的正负反馈机制。
先从容易理解的说起：负反馈机制。
举例来说，当李森科鼓动唇舌、蛊惑斯大林相信自己的 “春化法” 之后，瓦维洛夫等人的反对就来了。
这本是挽回损失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李森科动用政治手段，把瓦维洛夫投入了集中营，使得这位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生物学家、玉米育种专家饿死在集中营，至今找不到尸骨。
之后，各地的灾荒报告仍然被驳斥、搁置——春化法这么好，各地必须丰收！说歉收的都是阶级敌人！
于是，自 1920~1950 年代，整整 30 年，就饿死了无数苏联人，甚至连肥沃的欧洲粮仓乌克兰都被弄的饿殍遍地！
这很容易理解。饿死几百万几千万屁民，逼他们把自己的子女当粮食吃掉，这种小事，哪比得上李森科大人那不容玷污的荣光呢。
你看，一旦剔除了负反馈机制，治乱循环那是随叫随到，绝对的忠诚可靠。
说完了负反馈，再来看看正反馈。
你看，恐怖的乱世，中国那是经历了一茬又一茬：
死的这么惨，农民起义军又是如此的痛恨皇帝、大臣；甚至，据说李自成都把朱元璋的后代都炖了——那，总该总结点经验教训、改良改良了吧？
很遗憾，并没有。
事实上，汉、唐以来，情况反而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恐怖了。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狗皇帝有意拆除了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正反馈！
什么正反馈？
学术研究应得的奖励。
问题是，皇帝想要坐牢江山，能不愚民吗？皇帝本人聪明，他的后代能保证不出刘禅甚至赵构吗？
不能？
那就不能允许聪明人胡思乱想！
怎么办呢？
但这样还不够啊。怎么办？
坚壁清野。
怎么做到坚壁清野呢？
1、加固统治体系，确保 “利出一孔”——除了皇帝，别人都必须穷！都不得养读书人！
如此，你要搞什么学问，皇帝不承认，你就穷死吧。
那，皇帝承认什么学问呢？
2、皇帝只承认四书五经；甚至，哪怕关于四书五经本身的各种学问，照样是科举考，你学，给奖励；科举不考，你就饿死。
如此一来，你就是个不务正业的牛顿，折腾完你的家产你也该写首诗自嘲不肖然后上吊自杀了——什么传承，什么学者聚会，什么智慧宫，什么独立的大学…… 那都是痴人说梦！
没人瞎琢磨各种玩意儿，那么就不会有人过来恶心你：“陛下！我发明个风车，可以提水灌溉——咱学荷兰围海造田吧？”
更不会有人如此大逆不道：“陛下！其实没必要愚民的！比如，你看照我这个思路就能造出空调，那么夏天您就不会热出一屁股热痱子了…… 咳咳，这个微臣自然知道（皇帝：回去就把那群伺候我擦屁股的太监宫女统统杀了）…… 当然，想要造空调，您得允许别人想点奇怪的…… 什么？我都解释这么清楚了您还听不懂？陛下您这智商…… 挺…… 就挺喜人的……”
总之，自从狗皇帝拆了正反馈，它就只能一代代继续拆负反馈了。
你看，后者确保一治之后必有一乱，而前者确保 “一治” 带来的喘息期也绝没人能搞出什么幺蛾子，从而确保了下一轮仍然重复前一轮的覆辙！
马克思评太平天国：
知乎用户 丽晶大宾馆 vip 发表
刚开始
后来变成了:
知乎用户 北野 发表
高压锅里啥都是烂的，但是锅是固若金汤的
但是内部压力大了，锅会爆炸，锅盖会被弹飞
知乎用户 侠之大者 发表
知乎用户 曹文 发表
食税阶层过于庞大，纳税阶层无力供养。
无人改变，无力改变，矛盾不可调和，那就开始洗牌吧。
杀得人头滚滚，杀得千里无人，杀得最终赢家出现。
利益重新分配，矛盾暂时缓和。
然后新的一轮循环开始，所以叫它王朝周期律。
这就是个死循环，不改变，总有一天会玩完。
知乎用户 早起的鸟儿 发表
根本就是，一代 boss 刚见证王朝交替。心里还有点敬畏心，知道把底层惹毛了是什么后果，不会过多压迫底层。同时王朝初建，百废待兴，还没有精力结党营私，搞内斗。等江山坐稳了，不可一世的心态就出来了。
知乎用户 君不见 发表
最近有一个比较火的主播，叫良子。
300 多斤的体重，巨大的肚子，夸张的食量，为人津津乐道。
善良的人们劝他：“该减肥了，你看你那大肚子。”
良子总是矢口否认：“不是肚子，这是大胃袋。”
人们这才明白：他这不是肚子，是大胃袋，是良子特色大胃袋。
良子有个可爱的女儿，他外出吃饭时总是说：“我先吃，剩下的带回家给女儿。她后吃。” 可是他没有一回不吃的干干净净的。
大体重，高血压，高血糖，就算再平庸的医生也能看出他已经命不久矣。
可惜，多年的放纵，导致胃袋早已占据了他的大脑，大概只有到死的那天，他才会停下他的嘴巴。
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人们把这样的族群叫做味真族。
我想，幸好现在资源充足，不然的话，他们迟早为了食物自相残杀。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大概也是这样吧。
知乎用户 风清扬 发表
因为阶级固化
知乎用户 阳光 发表
根本原因就是权贵太多，要清洗了。
权贵是个中性词，初期这些人是蓬勃向上，有功劳有能量的，但是经过太久的积累，功勋集团太多了、既得利益者太多了，洋洋得意躺在功劳簿上。正常方式清洗不掉了，只好国王断头台、地主吊路灯。
——————
如果你觉得当官发财的权贵理所应当被打倒，那么你下沉来看，你觉得清贵的知识分子怎么样，积累多了天天居高临下品头论足好不好，老头学阀收割年轻人的研究成果好不好；再下沉来看，你觉得工贵怎么样，他们总是一线劳动人员了吧，伟大的企业的员工收入更高更稳定合理不合理？中国现在还没问题，但你看看欧美普遍高工资了还有竞争力吗，这不也是躺在过去成绩的功劳簿上吗？
我是真的觉得权贵这个词是中性词。很多人觉得权贵都是躺赢，是片面的。一开始能卷上去的政治家、资本家都是要经过很多生死大考的，要有易于常人的心智的，他们代表的山头确实是有过重要贡献重大胜利的，没有赢过哪来功劳簿给他们躺？问题只是一个国家强盛后积累太多胜出者需要取消掉他们曾经的胜利。自然演化没法自然取消，只好整体覆灭重来。
对于国家强盛来讲，只有穷人才是国家财富，一切功臣都是包袱。但穷人中卷出的卷王积累多了，功臣就越来越多，对国家来说就是财富变成包袱的过程。
知乎用户 小河马过河 发表
周期律看上去也不似可口可乐，全世界都一个味:
都知道欧洲是封建制，而秦制是集权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绝对的腐败可以让大多数人不堪重负，苛政猛于虎，从而在古代产生这样多次数的大洗牌，想想也是可怕。
知乎用户 风在指间潜行 发表
讨论这类问题的挺多的，大家都好奇，为啥再牛 X 的朝代，最后都逃不掉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的魔咒。别跟我扯什么 “天命所归，气数已尽” 的玄学屁话！也别整那 “土地兼并、官僚腐败” 的教科书式标准答案。啥历史周期率，说白了就是 “日子过不下去了” 和“凭啥就我过不下去”的怒火，烧穿了屋顶。
核心就一句话：王朝兴衰，本质上是一场 “统治合法性” 的疯狂透支与最终破产！
所谓 “合法性”，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心里一杆秤，大家伙到底认不认可你这个朝廷。新朝开张，为啥能呼风唤雨？无非三条路走通了：
第一，武力值 MAX：说白了就是枪杆子硬，老子拳头大，打服了所有人，你们怕不怕？怕就老实点！（比如秦、汉初、唐初）
第二，发红包雨：没别的，跟着大哥有肉吃！均田地、轻徭役、给官做，大家尝到甜头自然拥护。（比如汉初文景之治、唐初贞观，以及大家现在感慨的那个好年代）
第三，画大饼洗脑：宣传教育做得好，什么 “天命所归”“君权神授”“忠君爱国”，把皇帝捧成了神，你不服就是逆天！（各朝通用，尤其宋明理学玩得溜）
那么问题来了！新朝开局，就像刚办了一张额度巨高的 “统治合法性信用卡”，刷起来那叫一个爽！但历朝历代皇帝和他们的 “管理层”（官僚、贵族、士绅），往往把这卡当成了 “永续债”，开始了花样作死的 “透支” 骚操作。
咱们一点点来，想象一下，你祖宗八代都是老张家村种地的 “张老实”。
你太爷爷辈，刚刚结束了乱世纷争，你太爷爷的大哥战场上死了，二哥上山当土匪被打死了，今天新皇上位，大赦天下，轻徭薄赋。“嘿，张老实，地分给你了！头三年赋税减半！好好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美得很！”你太爷爷看着家里半塌的茅草房，心想，这朝廷，能处！比他娘之前那个好太多了，这才叫天子，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朝廷 “合法性信用卡”，刷的是“希望” 和“实惠”，额度蹭噌噌往上涨。
到你爷爷辈，日子还行，但感觉有点 “不对味” 了，咋干了一辈子，念了书，长了见识，咋还没那睁眼瞎的老爹混得好，又是盖房又是给自己娶媳妇的，咋到我这养活自己都费劲。这时候，村里的李员外开始 “买地” 了，说是买，价格嘛，你懂的。你家地少了一小块，但还能活。赋税？名义上没咋涨，但 “火耗”“折色”……，各种巧立名目的附加费多了！朝廷“正税” 是个筐，底下官吏的 “灰色收入” 使劲往里装！你爷爷嘟囔：“算了算了，当官的也得活，多交点就多交点吧，忍忍，谁让咱不努力，不是当官的呢。”这时候，“合法性”刷的是 “习惯” 和“还算能忍”。
到你爹这辈，坏了！李员外已经成了 “李半城” 了，半个村的地都是他家的，你家彻底成了他家的佃户。“张老实，地租涨三成！今年收成不好？关我屁事！租子一粒都不能少！哦，对了，朝廷加征 “辽响”（反正随便什么“响” 都行，名字而已嘛），你家摊派二两银子！明天交齐！没钱？卖儿卖女卖老婆去！”你爹想不通：“我特么累死累活，粮食刚打下来，李员外拉走一大半，官府还要扒层皮？我锅里还剩啥？西北风管饱吗？”更绝的是，你弟弟被拉壮丁修河堤去了，说好三个月，两年了也没个音讯。你妹妹被过路 “催税” 的衙役看上了，差点被抢走。这时候，在你爹眼里，已经从 “保护者” 变成了 “最大的土匪” 和“痛苦的根源”！“合法性信用卡”刷爆了，开始刷 “仇恨” 和“绝望”了！
到你了，小张老实。屋漏偏逢连夜雨，大旱三年，颗粒无收，李员外家的粮仓堆成山了，还跟我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官府？催税的差役比蝗虫还狠！“没粮？那就拆房！没房？那就抓人顶税！进大牢等着喂老鼠吧！” 你看着饿得皮包骨头的老爹老娘，看着哭都没力气的娃，再看看村口树上吊死的隔壁老王…….
这一刻，所有的 “道理” 都崩塌了。
“忠君爱国”？君在哪儿？国爱过我吗？它只想吃我的骨头！
“安分守己”？守下去就是全家死绝！连埋的人都没有！
“王法”？王法就是让李员外合法抢地？让差役合法抢人？
于是，你抄起锄头，吼出了那句憋了几代人的话：“反他娘的！抢大户！吃他李员外的粮去！”“合法性” 彻底破产，刷出了 “造反有理”！星星之火，瞬间燎原。为啥？因为像你这样的 “小张老实”，遍地都是！
为啥老这样呢**？因为王朝这台机器，运转的核心燃料是啥？就是老百姓的血汗！**（粮食、劳役、兵源………）
这机器咋越来越耗油？
因为上层建筑无限膨胀，皇亲国戚要享乐，官僚集团要捞钱，军队要维持（特别是镇压自己人），意识形态要鼓吹（养一堆念经的）……，全是吞金兽！
因为利益集团彻底固化，像李员外这样的，已经和官府穿一条裤子，形成了 “合法抢劫联盟”。他们垄断资源，逃避赋税，把负担成倍转嫁到真正的生产者头上。朝廷想从他们口袋里掏钱？比登天还难！只能往死里压榨底层！
因为榨取的效率，永远赶不上机器膨胀和损耗的速度！而且榨取的手段越来越粗暴，越来越突破底线。当榨取的成本（激起反抗的风险）超过了榨取的收益，或者底层彻底被榨干（无血可吸）时，这台机器就彻底趴窝了！
所以啊，别扯什么玄乎的 “气数”！周期律的根子，就是一次又一次，把千千万万个张老实从“有奔头” 逼到 “忍着过”，最后逼到“没法活”！当“没法活” 的人，多到形成一个滔天巨浪时，甭管你是什么煌煌天朝、铁桶江山，都得被拍得稀碎！
说到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这玩意到底有没有办法避免？比如，这帮子利益集团洗心革面，咱不抽血了，咱天天就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那咱就换个视角，看看那些趴在王朝身上吸血的 “聪明人”，是怎么一步步把船凿沉，最后自己也跟着为王八的！为啥他们不自救？不是蠢，而是玩脱了。
你太爷爷辈，太爷爷是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身上刀疤无数，曾经为保护皇帝，身中数刀，差点一口气没过来，如今终于熬到开国了，能排排坐分果果了。你太爷爷心想 “老子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不就图个封妻荫子、世代富贵？” 新朝一立，疯狂圈地、占资源、捞官位。皇帝也得认账，不然谁跟你混？这时候，“合法性信用卡”额度高，大家分得爽，矛盾被胜利掩盖。
你爷爷这辈，利用特权、高利贷、巧取豪夺，把 “张老实” 们变成自家佃户。“永业田”？糊弄鬼呢，最后都是 “李半城” 的。税嘛，好说，要么该交的税想方设法赖掉，要么就转嫁给那些小民，活该你穷，呸！攒了钱，今年还得去看看王尚书家的小女儿，他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爹同乡，说不定还能亲上加亲！反正，老子祖上流过血！这地、这权、这税，就该我吃！谁想改革分蛋糕，就是动我命根子！
你爹这辈，什么？蛋糕不增长了？那就抢别人碗里的！什么国计民生？先弄死政敌再说！政策好不好另说，重要的是 “谁的人提的”。天灾人祸？外敌入侵？正好！加税！加赋！加派！我们老爷的庄园、歌姬、古董字画一个都不能少！死道友不死贫道！什么？我心狠？你没看裴侍郎他家捞得比我还狠？
到你这辈，我咋这么倒霉，咋就生不逢时，好好的船，怎么就要沉了呢？快！把最后一块金子抱怀里！今天皇帝朝上又提让我们捐钱救国，门都没有！国库空虚，你还好意思提，前年你还为你那小才人修楼呢，败家玩意，自己败家我们买单？当我们傻？对了，阿才（新收的佃户），你去给外边的大王报个信，说我仰慕已久，心向往之，愿意迎王师、护圣驾啊！
灵魂拷问！这帮 “聪明人” 为啥不能自救？
咋救？抢捞了几辈子，你现在跟我谈让利？可持续？这世界，弱肉强食，你那一套，哄哄张老实还差不多，祖宗辉煌这么多年，就这么干的，你懂个屁！再者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船要沉？可问题是，就光我停手？别人咋不停？之前也不是没有人说过这话，有个姓王的叫啥来着，忘了，叫人停手，我呸，无非假公济私、收买人心！这船我看还能漂个十几年，没事，又不是我家的买卖，还是我这千亩良田、几十万两银子，看着可爱！再说了，就那帮泥腿子，能成什么气候，饿得锄头都拿不动了，别的不说，就说那张老实，前年还跪我门口求我给他一袋米，瞧那样，下贱的东西，能有啥出息！
所谓的王朝周期律在利益阶层的视角下，就是一场集体抢劫狂欢引发的系统性崩溃。
他们不是不能 “自救”，而是不愿 “自救”。因为自救意味着要放弃部分眼前的利益，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他们也不是 “不懂” 危险，而是沉迷于“击鼓传花”，总以为倒霉的不会是自己。
周期律？不过是这群 “聪明人” 集体书写的“不作死就不会死” 的万年忏悔录罢了！
各位朋友们，那按理说，利益集团不改情有可原，那皇帝老儿为什么不改，这可是他家的买卖。
别看九五之尊咋咋呼呼的，真当皇帝是口含天宪，为所欲为呢，他特么才是王朝周期律里最憋屈的背锅侠。改革？经久不衰？想法很丰满，现实骨感得能硌碎牙！
首先，你破不了祖制枷锁。
刚想撸起袖子干点事，地下呼啦啦跪倒一片老臣，鼻涕眼泪一大把，“陛下，太祖 / 太宗皇帝亲定下的规矩，岂能轻改？此乃国本啊！”这帮人搬出 “祖宗家法” 比亲爹还亲。那为啥老拿这玩意说事呢？因为你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你继承了祖宗基业，你不是你那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太爷爷，谁不服就揍谁，你爹给你的，才是你的！你上来就把你爹、你爷爷的政策给否了，等于挖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墙角。特别是 “祖制” 往往是开国初期利益分配的固化版本，勋贵、士绅、宗室的特权都写在 “祖制” 里呢！你要改，就是动他们的命根子！人家拿 “孝道” 和“法统”两把刀架你脖子上。
其次，你破不了官僚泥潭。
不管了，不改不行了，说成啥都不好使了，今天你就要给你爷爷，给你爹否了，否则就散摊子了。行，你是皇帝嘛，当然行。你是决定改了，怎么改？先改哪？你不可能自己上手把所有人逮大牢去吧，你得有方向吧，你得有措施吧，你得有人给你执行吧。这些你通通放心，官场里厮杀了多年的老油子们，最擅长这个。改革方案那叫一个花团锦簇，你就算脑子一拍，拉了坨大的，下面都能给你屎上雕花，整出个假模假式的东西来，实际根本实行不了。就算你英明神武，决策上都对，一点毛病不犯，到了下面，全特么变味！要么 “研究研究”“斟酌斟酌”，拖到黄花菜凉；要么歪嘴和尚念经，好政策变成害民苛政（远的不说，就咱们整治违规吃喝，有些地方都能给你整成整治吃喝，搞得一些小地方的餐饮直接歇菜）；更有甚者，直接给你搞出群体性事件，然后哭丧着脸：“陛下！刁民顽固，新法难行啊！”
你说你把害群之马都抓起来，咱首先不说那坏人脸上刻不刻字好不好认的事，就算你天纵神威，目辨忠奸。单说一个事，你抓一个贪官、办一个阻挠改革的，后面能扯出一窝来，整个官僚系统会形成无声的抵抗联盟，因为你抓的是王侍郎的嫡子，同时也是李尚书的二女婿，是赵将军的外甥，是钱知府的哥哥，等等。皇帝再牛，能把所有官都撤了？撤了谁干活？新换上来的，大概率还是一张网里的蜘蛛。你瞅瞅朱元璋，都快杀干净了，还不是该贪污贪污、该干嘛干嘛。
况且，实际上都到不了这步，你想改革，你想让船不翻，你首先得知道船哪漏水了吧。你靠什么了解？靠奏折！靠太监！靠锦衣卫！但这些渠道，本身就被官僚集团渗透、污染甚至掌控。你听到的 “民意”，很可能是他们想让你听到的。被忽悠瘸了的皇帝，还改个屁。
再次，还破不了财政绝症。
想改革？练兵强军、兴修水利、赈济灾民、推广良种…… 哪个不花钱？可国库呢？穷得耗子搬家。钱呢？都被 “李员外” 们和他们的官场保护伞吸干了！真正有钱有地的利益集团，利用特权合法避税甚至逃税，税收重担都压在快破产的 “张老实” 们身上，你加税？只能逼反更多 “张老实” 们，恶性循环。想搞“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雍正：这我熟！）立刻捅了马蜂窝！全天下读书人（士绅）、勋贵、宗室联合起来，骂你暴君，与民（士绅）争利！光口水都能淹死你，史官笔杆子能把你黑出翔。没有绝对的权力和手腕，根本干不成。
最后，还破不了权力悖论。
想改革，总得用人吧。用谁？文官集团？他们背后是士绅地主！用勋贵武将？小心藩镇割据、黄袍加身！用身边的太监？好嘛，阉党专权来了！皇帝发现自己谁都不敢真正信任，谁用久了都可能尾大不掉。你说你可以玩制衡，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建议明末党争了解一下，你初衷是好的，可结果往往演变成无底线党争。改革议题？立刻变成党争工具！支持改革的就是 “奸党”，反对的就是 “守旧迂腐”，国家大事沦为站队游戏。至于那些真正有见识、有魄力、没私心的改革者（如张居正），本身就是官僚集团的异类，是 “孤臣”。皇帝用他，就得承受整个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皇帝一死或一软，改革者立刻被清算，人亡政息。
想掀桌子？掀桌子的资本是啥？枪杆子！可军队的将领是谁？是勋贵子弟！是利益集团自己人！你让军队去剿灭给他们提供粮饷和土地的 “自己人”？信不信分分钟 “陈桥兵变 2.0”？
所以啊，皇帝就像那个坐在金光闪闪的囚笼里的囚徒。改革？就像让一个被五花大绑，嘴里塞着抹布、耳朵里塞着棉花、眼睛蒙着黑布的人，去绣一朵能拯救世界的花！可能吗？
因此，不是皇帝不想 “万万岁”，而是“家天下” 的封建制度本身，配上疯狂增值的利益集团癌细胞，就决定了 “改革自救” 是个伪命题！皇帝的所有挣扎，不过是给这艘注定沉没的破船，多打几块注定要散架的补丁而已。周期律？对皇帝而言，那是他戴着皇冠、穿着龙袍，却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的既定刑场。
……
最后，我想说，之所以王朝周期律难以突破，究其根本，是制度打败不了人性中的恶，仅此而已。如果大家是利益集团，在可以任意欺负人，却不用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而且物质生活极大改善的情况下，又有几人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就是那个圣人。所以说，品出味来没？
感谢党，带我们打破旧制度的枷锁！
敬佩党，精准提出 “民主” 和“自我革命”这两样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吧。
生逢盛世，偷着乐吧！
知乎用户 安清 发表
原因和解法都有。
知乎用户 一觉醒来又赢了 发表
现代世界的国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统治，一种是管理。
对于统治型的国家，政府在上，民众在下，符合王朝周期律的特征。
知乎用户 乔木 发表
“国家” 这个概念的诞生就是为了创造一个虚拟的公有账户，让普通百姓心甘情愿，合理合法地供养朝廷，然后皇帝，王公贵族等统治者再私下秘密或光明正大地从公有账户转移财富到私人账户。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加，上层资源掠夺的加剧，导致底层生存条件更加恶劣。上层为了保障基层税收的合理运行，进一步采用更加激烈的手段，如同发疯的奶农将牛羊干瘪的乳头挤压出血，最终掀起大规模的基层反抗，自此基层税收烟消云散，反映到公有账户就是没钱。
没钱的根本不是缺少钱财，而是由于基层败坏，生产的秩序被破坏，国家账户无法再从底部吸金，底层百姓也不再愿意供养这个国家的上层。
最终矛盾重重的表象几乎要使每一个维护旧制度的人感到心惊，好似气数已尽，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其中，皇帝与各贵族和官僚间的合作和斗争，平民百姓间的倾轧和联合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固定情节。
前期能够良好运行那是因为公有账户信用没有破产，私人在吃公粮分红利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全部榨干，总还是留一部分在公有账户上装装样子，手里有钱，才有信心，有决心干点缝缝补补的差事。
而随着发展，人口增长，统治阶级数量增加，吃公粮分红利逐年增加，致使底层生产反哺率反而逐年下降，但上面的老爷可不管这么多，他们想的是牛羊都增加了，怎么反而分到手里的奶和肉还变少了？
什么大灾大难？我爷爷分钱的时候怎么没有大灾大难？大灾大难牛羊们怎么还越来越多了？不行！老子要分更多，至少不能比去年少！
你不给我分？那我自己拿！
于是乎底层供养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要么对外掠夺，要么对内动刀。
前者要想成功需要冒着极大风险，并且需要让大多数人合理地分到肉，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公愤和民怨。因为没有人会认为收入增加的前提下自己还该分到之前那么多甚至比之前少的东西。怎么让对外掠夺的这批资源不被中上层截取太多，保留部分到底下收买日渐不满的底层，是个很考验能力的问题。
而后者则容易虎头蛇尾，不如人意。因为动刀只能向中层动刀，而且又不能打击面太广。在长期的默契下，皇帝和上层已经接受了上面吃肉下面喝汤的局面，你不让下面有得吃，人家又怎么会让你有得吃？你想全盘通吃？也不怕闪了舌头撑了胃口，那是只有不入流的小说才会有的剧情。
记住这句话，你让别人有饭吃，别人才能让你有饭吃；你让谁没饭吃，谁就要掀你的桌子让你也没得吃。
所以你需要新势力的出现，帮你平衡，为你的改革保驾护航，所以你发现成功的改革基本逃不过启用新人，甚至大规模地提拔基层。在这过程中怎么争取上层其他势力的支持，怎么保障底下的执行，最后结余出来的资源和权利真空，怎么分配，确定份额，怎么导引到应该拿到的人手中，又是个很考验能力的问题。
这种缓和矛盾的改革成功的先置条件太多了，故而成功率不会太高。就说第一个你想改，那就要从思想上开始改，否则强力推进，到时候也不过人亡政息，徒劳无功。
第二个，你要打，就要积攒足够的力量，争取足够的支持，你得拿点真金白银出来，再给大家编织一个美丽的梦，这个饼能不能实现不重要，但一定要大，要香，好想吃到了这个饼，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人家不是傻子，你一画出个饼人家哐哐给你炫完，你要画饼就得先拿出点汤，汤从哪里来？
第三个，有些人提上来了之后，会迅速完成向官僚的转变，彻底沦为旧体制的一员，你怎么办？是再拉一批人监督？怎么让他们分化开来，泾渭分明，又在需要的时候群策群力，亲密无间？
你想要少部分人控制大部分人，你就只能隔绝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沦为你实现梦想的工具。那大部分人在长期意见无法得到有效回应，长期沉默之后，选择把你推翻，你就说该不该吧？
本质矛盾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那就是你这个公有账户它是虚拟的，人家认可它有用，人家不认了它就是废纸，擦屁股都嫌硬。
除非你隔几年轮换管理员，然后把公有账户的查看与监督权限下放到每个个体，你敢吗？你敢把私人账户和公有账户的流水以及走账名义公布吗？
你不敢！
那你怎么阻止系统的老化，怎么解决新生力量的不变质问题？
人家可不是胎生卵生，而是化生腐生，你想逃过腐朽的命运？那你得隔绝空气和水，都隔绝了你怎么活？
你想要生产者认可寄生者，是根本没可能的事，除非寄生者也从事生产，将寄生关系转化为共生关系。完全地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人民群众共同监督，让人民当家作主。
可这样的话皇帝还有生存空间吗？贵族还有诞生条件吗？人民或许会失去英雄，但人人都热衷于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没别的原因，因为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份儿。
知乎用户 海边的奥利奥 发表
做蛋糕的人越来越少，切蛋糕的人越来越多。
解决方法也不复杂，让切蛋糕的人，拿最后一块蛋糕就行。
知乎用户 猪尾彗星 发表
根本就是秦制导致的，都不用看西方，商朝 500 年，周朝 800 年都没有 300 年以内完蛋，你要说东周以后周天子逐渐沦为吉祥物，但楚国 800 年秦国 600 年可是实打实的，隔壁朝鲜也是实打实的 500 年。
知乎上对此已经做过许多论述，简单得说就是：
经济上，统治阶级为自己谋私利比如免税，主动破坏税基，长此以往朝廷税收越来越少，成本高昂的中央集权制度难以维持最后崩溃。
军事上，消灭并限制地方组织武装能力防止他们对抗中央，朝廷的主力军被消灭之后，地方上面对外族入侵无法有效组织武装进行抵抗，像北宋和南宋都是首都被斩首后迅速灭亡。
会售卖吊死自己的绞绳的可不只有资本家。
知乎用户 梦日白 发表
教员回答过原因，六朝何事都成门户私计，根本就这个，人性的自私是无解的！
知乎用户 张赐荣 发表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 “最终之问”。从司马迁到黄炎培，无数顶级的头脑，都在试图解开这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魔咒。
教科书上告诉我们，是土地兼并、是农民起义、是外族入侵。这些答案都对，但它们更像是对一次次 “系统崩溃” 的 “事故报告”，而不是对这台机器为何总是会 “过热宕机” 的“底层设计缺陷分析” 。
如果我们把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想象成一个不断在 “格式化重装” 的电脑操作系统，那么王朝周期律的根本，不在于每一次蓝屏死机时弹出的 “错误代码”（农民起义），而在于那个系统内核深处，一段永远无法被彻底删除的、会导致周期性资源耗尽和系统崩溃的 “底层代码”。
这段代码，极其复杂、精密，且环环相扣。它由三个主要的 “模块” 构成，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在不断进行 “自我吞噬” 的封闭循环。
模块一：思想的囚笼——“大一统” 叙事下的精神格式化
一切故事的起点，都源于思想。塑造了我们两千年历史面貌的，首先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被制度化了的 “思想钢印”。这个钢印，就是自秦汉以来，被奉为最高政治正确的 “大一统”。
“大一统”这个概念，对于凝聚一个地理环境复杂、族群众多、幅员辽阔的超大文明，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为了实现并维护这个宏大的目标，我们的文明，从一开始，就选择支付了一个极其沉重的、往往被我们忽略的代价——对 “个体精神” 的系统性献祭。
在这套宏大的叙事之下，一个 “人” 的价值，被巧妙地重新定义了。它不再取决于你作为一个独立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拥有多么独特的思想、多么自由的意志。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在一个名为 “天下” 的、等级森严的巨大 “家族” 中，扮演的角色有多么 “称职”。你是忠臣，是孝子，是良民，你的终极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将自己打磨成一颗光滑、标准、可以被严丝合缝地嵌入那部名为“国家” 的巨大机器里的“螺丝钉”。
任何试图跳出这个预设角色框架，去追问 “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究竟想要什么？” 的行为，都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的、破坏稳定和谐的“杂音”。
为了让这套 “角色扮演” 的游戏能够千秋万代地玩下去，作为游戏配套软件的 “知识” 和“道德”，也必须被进行精心的“编程改造”。
知识，不再是通往真理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探索之旅。它被一条名为 “经世致用”的缰绳，牢牢地拴在了服务于统治的马车上。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智慧和启蒙，而是为了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为了通过科举这座独木桥，挤入那个维护这套体系的“士绅” 阶层。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文明，在古代技术发明层面可以光辉灿烂，引领世界，诞生所谓四大发明，但在更底层的、需要自由思辨的 “科学精神” 和“哲学探索”上，却始终显得步履蹒跚。因为在一个以 “稳定” 为最高诉求的系统里，任何可能动摇既定思想根基的、不受控制的 “真理” 探索，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与此同时，“道德” 也被锻造成了最坚固的 “锁链”。“儒家思想”这套原本充满人文关怀的哲学体系，被巧妙地改造为一套服务于绝对皇权的、不容置疑的 “绝对伦理”。“忠” 与“孝”，被提升到了超越一切的高度。当一个官员，在他内心的 “良知” 与外在的 “君臣之义” 之间产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被定义为最高的美德。这种设计，像一台高效的 “思想净化器”，极大地削减了体系内出现正直“吹哨人” 和勇敢 “改革者” 的可能性。
经过这套 “思想囚笼” 长达千年的规训与塑造，它最终稳定地、批量地，生产出了一代又一代 “高智商的工具人” 和“有道德感的顺民”。他们可以非常勤劳，非常聪明，极其擅长在既定规则的框架内，将事情做到极致。但他们也普遍地，缺乏真正的、源自内心的创造力，缺乏对权威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习惯，以及最关键的——缺乏那种敢于 “第一个站出来说皇帝没穿衣服” 的勇气。
一个由这样的人民构成的社会，其最深沉的集体无意识，必然是 “稳定压倒一切”。它对任何形式的“出格” 和“异端”，都抱有本能的恐惧和敌意。这就为启动下一个“权力模块”，提供了最完美的系统基石——群众基础。
模块二：结构的汲取——权力对社会的系统性 “弱化”
当一个权力体系，将 “绝对控制” 和“永恒稳定”作为自己存在的最高目标时，它必然会像一个多疑的、缺乏安全感的巨人，将一切不受自己直接掌控的、充满自发活力的“社会力量”，都视为对其统治地位的潜在威胁。
因此，这个体系的第二个核心操作，就是一套贯穿了两千年历史的、系统性的 “强干弱枝”战略 。它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机，持续不断地从社会的各个层面 “汲取” 资源、财富和活力，将其输送到那个名为 “中央朝廷” 的、唯一的 “大脑” 之中，以此来防止任何 “肢体” 因为过于强壮而产生“自己的想法”。
这套 “汲取” 机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同时展开。
在经济上，是长期的 “重农抑商”。 古代王朝的统治者们，对商人阶层始终抱着一种深刻的、本能的恐惧。因为商人，是这个静态农业社会里，最活跃的 “变量”。他们拥有独立的财富，不受土地的束缚；他们拥有跨地域的商业网络，能够快速地传播信息和组织资源；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可能形成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市民阶层” 的群体。这一切，都让统治者感到芒刺在背。
因此，“重农抑商”成了历代王朝颠扑不破的国策。一方面，将亿万农民像植物一样，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让他们成为最稳定、最便于管理的 “税基”；另一方面，通过盐铁专营、高额商税、以及在“士农工商” 这个社会鄙视链中将其置于末端等方式，系统性地压制和羞辱商业资本的成长。这种操作，成功地保证了没有任何经济力量可以强大到足以挑战皇权。但它付出的惨痛代价，是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长期不发达，是无数次技术创新因为无法找到商业化的土壤而最终凋零。
在政治上，则就是执行严厉的 “削藩强中”政策。 一个强大的、拥有自主权的地方势力，无论是世袭的贵族还是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同样是中央权力的噩梦。因此，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到汉武帝的 “推恩令”，再到宋代的“强干弱枝” 和明清的“流官制”，整个政治制度的设计，都在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不断地削弱地方，强化中央。
地方官员的任期被刻意缩短，他们的权力受到来自中央的多个部门的掣肘和监视。这使得他们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进行任何需要长远规划的、真正符合地方利益的公共建设。他们的 “政治生命”，完全取决于能否在短期内，“不出事” 地完成中央下达的税收指标，并以此来博取个人的升迁。这种设计，保证了帝国的“统一”，但代价是地方社会的普遍凋敝，是公共服务的长期缺位，是对基层矛盾的系统性漠视，最终让广袤的国土，变成了一片片由中央直接管理的、缺乏活力的“税务区”。
在社会层面，是严密的 “防范结社”。 任何形式的、自发的、横向的民间组织——无论是文人的诗社、商人的行会，还是有共同信仰的宗教社团——都会被最高权力以“结党营私” 的罪名，视为潜在的颠覆力量而受到严厉的打压。整个统治体系，都在不遗余力地将社会打散，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直接面对朝廷这部强大机器的、孤立无援的 “原子化” 个体。这样的个体，是最顺从、最容易被统治的。这种操作，在表面上保证了社会的 “稳定”，但其深层的代价，是公民社会的无法发育，是社会成员之间信任的彻底缺失，是“底层互害” 模式的常态化，最终形成了一个 “只有纵向的权力关系，而几乎没有横向的社会连接” 的“散沙社会”。
经过这套 “结构汲取” 系统长年累月的运作，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权力是唯一的核心，所有的资源、财富和活力，都像百川归海一样，被不断地抽向那个位于塔尖的中心位置。而作为塔基和塔身的社会本身，则变得越来越贫瘠、脆弱、缺乏弹性和自我修复的能力。
模块三：周期的崩塌——从 “汲取” 到“失控”的宿命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 “思想上被格式化，结构上被持续抽血” 的社会。这个系统，在王朝的初期，往往能因为前朝崩溃后人口的大量减少、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新统治集团尚存的一丝活力，而呈现出一段时期的稳定与繁荣。这就是我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所谓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等“盛世”。
但这个系统，其内在的 “自毁代码”，决定了它必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周期性的崩塌。这是一场由“权力” 亲手导演的、最终将吞噬权力自身的悲剧。
悲剧的序幕，由 “权力熵增” 定律 拉开。那个处于金字塔顶端的、被第一模块神化了的权力核心（皇权及其官僚集团），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内部制衡机制，它必然会无可抗拒地，遵从那条阿克顿勋爵所揭示的铁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种 “熵增”，首先表现为腐败的蔓延。官僚集团会利用其不受约束的权力，以惊人的速度，兼并土地、聚敛财富。这就是历史书上那个永恒的主题——“土地兼并”。财富以一种合法的、或非法的形式，迅速地向极少数人集中。其结果，是海量的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
其次，表现为系统的僵化。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这个统治集团会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排斥任何可能触及其核心利益的改革。整个系统，会变得越来越 “内循环”，它不再对真实的社会矛盾做出反应，而只对维护自身的权力稳定负责。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逆向淘汰” 机制开始全面启动，正直能干的官员被排挤，阿谀奉承的庸才平步青云。整个官僚体系，从一个“治理机器”，退化为一个只关心自身生存和繁殖的“利益集团”。
在金字塔的另一端，是 “社会张力”的不断积累 。一方面，是权力集团的无度汲取和腐化；另一方面，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人均占有资源变得越来越少。当这种 “剪刀差” 达到一个临界点，再加上某个 “黑天鹅” 事件——比如一场大范围的天灾，或一次失败的对外战争——的催化，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生存底线就会被彻底突破。
他们会痛苦地发现，即便是逆来顺受地、拼尽全力地去拉那个沉重的磨盘，也无法再换来最基本的一口饭吃。此时，那个被深深地刻在所有生命基因里的、“活下去” 的原始本能，就会压倒那套被后天灌输的、“忠君爱国” 的思想钢印。到了这一地步，唯一的选择，就是一场暴烈的、玉石俱焚的 “积极反抗”。
于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由于这个社会，在第二个模块里，已经被系统性地摧毁了所有的 “中间缓冲层” 和自组织能力，所以这种反抗，往往不是有秩序的、有明确政治诉求的“革命”，而是一场席卷一切的、破坏性极强的、混乱的 “大洪水” 。
在这场 “洪水” 中，旧的统治集团被肉体消灭，大量的人口被物理清除，土地因为主人的死亡而被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结构被强制性地、残酷地 “格式化” 到一个更原始、更简单的状态。
然后，那个在这场 “大洪水” 中幸存下来，并最终胜出的、新的“屠龙少年”——也就是新的起义领袖，他会站在一片尸横遍野的废墟之上，面对我们第一部分所说的那个永恒的“魔咒”：如何统治这个巨大、动荡、人心惶惶的国家？
他会惊恐地、却又无可奈何地发现，最有效的、甚至唯一看似可行的方法，就是重新捡起那套他刚刚亲手摧毁的、关于 “大一统” 的“思想囚笼”，和那套 “强干弱枝” 的“结构汲取”的工具。
于是，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了。一个更年轻、或许在初期更清廉的 “大脑”，开始重新运转。一切，又回到了那个我们无比熟悉的、宿命般的起点。
实际上，这种 “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反复上演，本质上就是一场权力 “自我吞噬” 的永恒悲剧
可以说，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就是一场权力为了追求 “永恒的稳定”，而最终必然导致“周期性毁灭” 的、深刻的自我悖论。
它就像一个极其焦虑、缺乏安全感的巨人。为了防止自己的手脚因为过于强壮而反抗大脑的指挥，他选择不断地从自己的四肢上抽血，来供养那个日益臃肿、但也日益昏聩的大脑。
这个过程，在短期内，让大脑获得了绝对的控制感和安全感。他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坚不可摧。
但从长期看，他的四肢，因为持续的缺血，而变得越来越麻木、无力，最终甚至开始坏死。而那个被过度供血的大脑，也因为失去了来自肢体末梢的、健康的神经反馈，而变得越来越昏沉、迟钝，对身体正在发生的真实病痛，毫无知觉。
直到有一天，当这个巨人，因为脚下的一颗不起眼的小石子而意外绊倒时，他才惊恐地发现，他那看似强壮的四肢，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他重新站立起来。
于是，伴随着一声巨响，他轰然倒下，将自己和自己所站立的那片土地，一同砸得粉碎。
在一片漫长的沉寂和尘埃之后，一个从他尸体上艰难爬起来的、更年轻的巨人，看着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擦了擦额头的汗，然后，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小心翼翼地，从自己的手臂上，抽出第一管血。
就这样，这样的循环，在我们的土地上，上演了两千多年。
知乎用户 老唐 发表
所谓王朝周期律，不是某个王朝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类社会都会面临的宿命循环。
它的源头，不是改革失败，不是制度腐败，而是：人性本身。
很多人讨论王朝周期律，总喜欢从制度角度分析：权力集中、利益固化、改革失败、信任崩塌。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其实是人性问题。
人性有个永恒的矛盾：既渴望稳定，又向往变化。
稳定带来安全感，变化带来希望。但这两者往往是冲突的。
王朝建立初期，人们刚从战乱中走出来，最渴望的就是稳定。这时候，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一套稳定的制度体系，一群廉洁的官员，就能让社会快速恢复。
但稳定久了，问题就来了。
稳定意味着固化，固化意味着不平等。那些在稳定时期积累财富和权力的人，会越来越强大。而那些没有机会的人，会越来越绝望。
这时候，人们又开始渴望变化。
而权力，在这中间，总是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
权力有个特性：它会自我强化。
一个王朝建立后，权力会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人掌握了资源分配权、人事任免权、政策制定权。
他们用这些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在强化自己的权力。
比如，他们会提拔忠诚的人，打压不听话的人。他们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回避对自己不利的改革。他们会控制信息渠道，让底层看不到真相。
这种自我强化是渐进的，但却是不可逆的。
因为权力越大，维护权力的成本就越高。维护成本越高，就需要更多的权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是信息的不对称，是王朝衰败的重要推手。
在任何社会中，信息都是不对称的。
统治者掌握的信息，比被统治者多得多。这种不对称，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剧。
为什么？
因为统治者有动机隐瞒不利信息，有手段控制信息传播，有能力塑造信息环境。
而底层百姓，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了解真相。这些渠道往往被统治者控制或影响。
结果就是：统治者越来越不了解底层，底层越来越不信任统治者。
再然后是改革，很多人说，王朝衰败是因为改革失败。
但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改革失败，而在于改革本身就有悖论。
什么悖论？
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往往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中。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所以，真正的改革往往来自外部压力：战争、天灾、民变。
但这些外部压力，往往来得太晚。当压力大到必须改革时，系统已经病入膏肓，改革已经无力回天。
而最脆弱的，是信任。
一个王朝建立时，人们信任统治者，因为统治者确实带来了好处：和平、秩序、发展。
但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
一旦利益分配出现问题，信任就会迅速崩塌。
而且，信任一旦崩塌，就很难重建。因为人们会记住被背叛的感觉，会对所有承诺保持怀疑。
很多人觉得，王朝周期律是偶然的，是可以避免的。
但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
因为人性是永恒的，权力的逻辑是永恒的，信息的规律是永恒的。
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权力集中，就会有信息不对称，就会有信任危机。
这不是制度问题，这是人性问题。
有人说现代社会已经跳出了这个循环，我不这么乐观。
选举制度可以防止一个人独裁，但挡不住利益集团绑架政治。新闻可以自由，但算法控制下的信息，也可能比封闭时代更深刻地误导你。现代社会的周期更隐蔽、更长线，但逻辑没变：人性依旧，权力依旧，盲点依旧。
如果你非要我说一句实在话，那就是：王朝周期律不是历史的意外，而是人类社会运行方式的一部分。它甚至不需要我们同意，它就会发生。
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用更聪明的方式去和它赛跑，尽量让它慢一点，再慢一点。
也许最后还是跑不过它，但谁说延长一段好时光，不值得努力？
元芳你怎么看？欢迎点赞收藏评论区交流
知乎用户 momo 发表
打进长安城比考进长安城容易
既得利益者不给你任何上升空间了
就算有，基本轮不上你
既得利益者想千秋万代
知乎用户 冯. 若衣卖 发表
中国封建王朝大多陷入一对无解的矛盾：政府支出的刚性膨胀与地方有效税收能力的持续弱化。
王朝肇建之初，封建统治者往往轻徭薄赋，实行开明的经济政策，为王朝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机构往往精简清廉高效，地方行政亦能维持较高水准。封建王朝呈现出一 片繁荣兴盛的景象。
然而在国家发展中，皇权扩张、宗室繁衍、社会流动僵化、国防压力日增以及官僚体系自身的膨胀惯性，共同驱动着政府刚性支出的不断攀升。
除去上述常态开支，赈济天灾、镇压民变、帝王大兴土木等临时性支出，在王朝后期愈加频繁且数额庞大，成为压垮财政的又一根稻草。
与政府支出刚性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有效税收能力的结构性塌陷与持续弱化。
这种税收能力的弱化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封建体制的痼疾，因而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复重现。我简单归纳了几个税收能力弱化的原因：
按照孔飞力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上层皇权和下层士绅共同构成的。
历朝历代，官僚、贵族、士绅等特权阶层往往有一定的优免特权。
一方面，特权阶级购买田产，进行土地兼并；另一方面，他们的优免特权，吸引了大量自耕农投献。
（投献是指自耕农将田地卖给特权阶级，成为替特权阶级种田的佃农，并分享后者免税免徭役特权。）
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一个自耕农，每年需要缴纳田赋、丁银两项正税，此外还需要缴纳各种乱七八糟的杂税摊派。 但是，如果你 “投献为奴”，把自己的田地投献给王举人，成为替王举人种田的佃农，那你就不需要再给国家交田赋、丁银、服徭役了，只需要给王举人交田租就行。 而王举人因为有一定免赋役特权，自然也不需要给国家交各种杂税。
经过投献这一行为，原本应该进入国库的税收，就变成了王举人的私产。
通常自耕农在投献之前，会与士绅商议好每年的地租和土地使用年限，然后无偿将自己的土地 “卖” 给士绅，自己再成为士绅的佃户。
经过投献之后，百姓其实种的还是自家原本的地，只不过其名义上属于士绅了。
而士绅们为了吸引百姓主动投献土地，每年所收取的田租，会比官府收的税少许多。
除了投献田地给士绅，有的自耕农还会选择投献田地给拥有免税特权的寺院道观。
这也是历史上 “三武一宗” 灭佛的重要原因之一，寺产和僧尼的扩张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税源和兵源。
《广弘明集》：（寺庙僧尼）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 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
随着土地兼并与投献的愈演愈烈、国家支出的膨胀，加在自耕农身上的税负也就越来越重，更多的自耕农被迫出卖田产成为给地主打工的佃农。
自耕农的急剧萎缩，国家税基被掏空。大量财富和土地集中于免税或低税的特权阶层手中，政府却无法有效课税，只能 “寅吃卯粮”，进一步压榨自耕农。
原因二：僵化低效的税收制度
刚刚说到，中国封建王朝的税收来源，主要依赖田赋和丁银，以及额外加收的一些杂税、摊派。
可封建社会的土地清丈实际上长期落后于经济现实：土地清丈困难、人口统计失真，导致税籍严重滞后、失实。
再打个比方： 你是一个自耕农，家里有八亩田，某次遇到荒年，你被迫卖了两亩田给隔壁的王秀才。 但是官府吏员来收田赋的时候，指着手上的鱼鳞册告诉你，鱼鳞册上记载你家有 8 亩田，所以要交 8 亩田的田赋。 你说：冤枉啊老爷，我已经卖了两亩地给隔壁的王秀才，我现在只有 6 亩田，应该只需要交 6 亩田的税就行了。 收税吏员抬手打骂：鱼鳞册上记载你家有 8 亩田，我就按 8 亩田收，至于你实际有几亩田我管不着！
此外，杂税、摊派、力役繁多且随意性强，百姓实际税负远超法定额度，且极不均衡，进一步加速自耕农破产。
ps：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想过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唐朝中期理财家杨炎提议唐朝实行了著名的 “两税法”，简化税收程序：
每年制定财政预算，根据财政预算决定今年要征收的田赋丁银，根据户等（即划分财产等级），在夏、秋两次征收。 将所有的杂税、摊派都并入两税中，避免对农民的过度盘剥。 对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以扩大税源。
看上去很美好是不是？可只实行了 30 多年，两税法就名存实亡。
行政能力持续下降的地方政府无法定期清查户等，导致贫富负担不均；更关键是唐朝后期临时性支出剧增，唐政府又被迫重征杂税。
原因三：征收系统的腐败与耗散
税收的征收高度依赖庞大的基层胥吏队伍。他们薪俸微薄甚至无俸，主要靠盘剥纳税人为生，还衍生出多种名目。
火耗（借口弥补银两熔铸损耗而多收）、“浮收”（超过规定数额征收）、“勒折”（强迫纳税人以不利的比价用实物折纳铜钱、银两）等制度性腐败手段层出不穷。
大量税收在征收过程中被各级官吏、胥吏层层截留、贪污，真正进入国库的数额远小于民间实际缴纳的税负。高额的征收成本和耗散率极大削弱了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
这种腐败的征收系统，一方面压榨税户，加速其破产；另一方面也损害了中央财政，形成「民穷而国亦不富」的怪圈。
最终的结果便是王朝中后期，整个国家的财政逐渐崩溃。
许多封建统治者或许已然认识到了国家在经济上出现的种种弊病，也尝试进行改革和变法，然而 “王朝周期” 没有得到解决——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国家的僵化。
在王朝前期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中， 利益集团不断产生、发展， 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他们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展开行动，在争夺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 追求集团收益和个人收益的最大化。
此时政治腐败和社会发展停滞等现象就会越来越多的产生。
在王朝中前期，统治者们可以通过改革和变法进行制度变迁，应对封建王朝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
但当封建国家完全处于僵化状态时，统治者已无法通过 “修修补补” 进行矛盾缓和，各利益集团会努力维持特殊地位及其带来的特殊利益，拒绝一切有损既得利益的改变。
这种僵化必须依靠猛烈的外部冲击，才可能消除。
冲击一旦爆发，就会导致分裂与王朝更迭。
在我国封建王朝中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政治动荡比如农民起义等对旧王朝打击越激烈、利益集团网络和制度僵化破除的便越彻底，新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利益集团（官僚、士绅、地主、世家、门阀等）的影响力越小，那么封建王朝存续的时间就越长。
而如果新封建王朝是在封建割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网络并没有被破除，那么旧王朝的制度僵化也会被遗传到新王朝中。一些有利于王朝发展的制度安排往往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对。
我举个可能不怎么恰当的比方：新朝和东汉。
虽然两个王朝在建立初期都实施了制度创新和相对开明的政策，但是东汉王朝是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更迭战争破坏了旧王朝的利益集团，使得新王朝有了恢复和发展的空间，东汉政权也在历史上延续了将近两百年左右的时间。
而王莽建立的新朝实际上是西汉政权的延续，原有的利益集团网络在新朝建立初期并没有被打破，而是继续保留到新朝中。王莽夺取政权之后，也试图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和抑制延续下来的社会利益集团，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
可由于利益集团网络产生已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拒绝任何制度变迁和改革，总是努力维持自己在西汉王朝延续下来的特殊地位及其带来的特殊利益。
所以，王莽的改革就在上述利益集团的集体抵制下走向了失败，任何挽救局势的制度变迁都无法得到贯彻实施，统治者的有效控制能力也逐渐丧失。
知乎用户 无助的烂尾楼流泪 发表
哪有什么王超周期律啊 ？
岁月静好
默默的感恩
这个世界 唯有 跪下的时候
才能聆听它的美妙
知乎用户 wangw 发表
根本原因：熵增定律。
直接原因：税源枯竭。
知乎用户 硅谷 IT 胖子 发表
随便找个三线四线城市看看变迁就知道了：改开前 20 年、30 年（我父母那代人）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但到 2010 年以后，大量的二代（我这代人）就开始接班——这不是说只有好职位接班，哪怕普通大学教书的、普通医院打工的、警察之类，往往也或多或少借父母的光
然后更糟糕的是，这些人之间互相通婚，不断合并扩大自身的人脉和关系，他们的子女会进行下一次循环，于是小城市里面，“有关系” 的人越来越多，靠真本事能拿到的职位和资源越来越少
所以反推王朝周期律就是：
过于看重关系的社会形态，皇族、官僚、有关系的阶层因为有很大的经济和生育优势，所以 “有关系” 的人会在人口比例中逐渐越来越高，并且占据大量职位、消耗大量的资源
假设 30 年一代人，则一个王朝在差不多 8 代人左右，240 年后，就进入到 “有关系的人比例过高、完全无法供养得起” 的状态。或说，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怪圈，越投资越改革死得越快因为任何投入都会被关系阶层笑纳并且耗光，然后这时候就会来一波大的，尤其是被排除在关系圈外的人掀桌子了，或是外敌入侵——反正这个国家入不敷出没有战力了，几十万人也能征服几亿人
一顿胡折腾之后，新王朝也没好到哪里去。但洗牌洗完了，原来旧时代的关系阶层瓦解了，就可以重新再慢慢生成新的关系阶层
跳出这个循环就需要两点：
第一，保证有才而没有关系的人能够阶级跃迁，或是至少让这些人不会轻易掀桌子敌对；同时保证关系职位要只占一定的比例，比如美国大学录取有 1/3 是关系名额，如果一直是这种比例王朝就更容易持续下去（毕竟还有 2/3 的名额属于有才之人）
第二，保证底层生活水平、也有较高的出生率。贵族生得多，但穷人生得也多，有关系的人比例并无太大变化，就不会触发王朝末年状态。另外的思路就是大量引进移民，因为移民是没有当地关系的
最可怕的就是那种，贵族和关系阶层大量生育，占据一切好职位和资源；底层虽然人口多但因为条件恶劣出生率低，人口跟不上，最后总有一天供养不动
知乎用户 心有猛虎 发表
俩字，垄断。
土地兼并 = 粮食垄断
商业巨头 = 生活品垄断
阶级固化 = 权力垄断
公有化的产生，打倒了土地兼并和商业巨头，这就是我们比西方先进的地方。
至于打破阶级固化，他尝试过了，没成功，但留下了星星之火。
所以他会说，我们就是他。
我辈当自强。
知乎用户 韩聪 发表
根本是以前航海技术不行。跑不了。
现在在国内捞一把然后就去国外的例子很多。
你看，现在那些已经去国外的，人家现在一提国外，那国外形象都没个好。
巴不得中国国内的以为全世界都是这样
恰恰是因为人家真把国外当捞完中国人就跑路地点啊
知乎用户 栗子 发表
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没有挥霍无度，就没民变，没有民变就跳出了周期律。
知乎用户 Siicskneix 发表
既得利益者阻止利益再分配 所谓的先富带动后富失败了
知乎用户 无二小二 发表
资源向少部分人集中，性资源被上层垄断，导致底层不光吃不上饭，还没有后代。当一个物种出现种群生育断崖下降，物种就会选择迁徙，或者，新的狮王杀死老狮子和他们孩子们，从新获得交配权，原始的基因代码多么简单明了，记得，要杀死所有的孩子，再写又要屏蔽了。
知乎用户 拉格朗日 发表
财富资源集中到统治阶级，当最上层统治阶级无法从中下层统治阶级收税，并且百姓只有造反才能活下去，国家制度就失灵了，社会资源就会进行重新分配，触发周期律。
苏联解体是因为其他国家以加盟国进入，中央政府并不能约束加盟国，当中央政理念动摇，自然就分家了。
从世界历史来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周期律。有的国家可以通过外部掠夺延长统治时间，有的只能走向自我崩溃重建。
知乎用户 冯长庚 发表
中国人天生奴隶？非要找个主人
知乎用户 设法山罗勒 发表
是上天给这片土地降下的诅咒。
一种永远都改变不了，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要承受的诅咒。
知乎用户 Saturn V 发表
王朝根本没有周期律，那是先射箭再画靶子的说法。
王朝终将结束的原因倒是很简单，人作为一个单体是极其不稳定且无法预测的，当一个王朝的兴盛和人挂钩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在扔骰子赌博。运气好的多扔到了几个给力的人王朝就长点，运气不好扔到了几个不给力的王朝就短点，仅此而已。
但就像在赌场里时间长了总会输一样，哪怕扔到不给力的概率再低，时间带来的基数下总会扔到一两个。更何况现实中扔到不给力的概率，往往比扔到给力的概率要高，还高很多。
知乎用户 h 汉唐气象 发表
就是权贵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繁殖的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对底层敲骨吸髓也无法供养了。只好来一场彻底的暴力洗牌，把旧的权贵阶层肉体消灭，换一帮新的权贵上去。新权贵的人数比较少，底层还能养得起，于是太平盛世就来了。再过个两三百年，再来一次。
知乎用户 山竹 发表
剥削阶级贪得无厌
上升路径基本堵死
知乎用户 繁星 发表
蛀虫太多，导致社会财富长期入不敷出，导致生产无法维持，只能洗牌再来。
知乎用户 爱闲逛的钊钊 发表
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导致一次次压缩被剥削阶级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无法生存，底层反抗。仅此而已。
你说的和谈空间是不可能的，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只是需要利益扩张，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肯定不管别人死活，而别人也想活，这种生死问题从古至今都不存在和谈的可能。而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是少数人，少数人不可能打得过多数人，所以注定多数人活着，而经过几代繁衍，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出现，重新重蹈覆撤。
以上，就是王朝周期的根本原因，其实与皇帝本人都没有关系，只与大多数利益集团有关系。
知乎用户 白色 10086 发表
狼越来越多
肉越来越少
鹰犬们都要挨饿了
于是就垮了
整个过程可以说和肉关系很大，也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知乎用户 远方的行者 发表
开环系统，没有反馈调节，不管最初参数调得多好，很快就会崩溃
知乎用户 庄之蝶 发表
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肿瘤，看见肿瘤你不治，还不停给肿瘤营养，是个人都得死
知乎用户 打劫忘带刀 发表
周期率的根本，大概就是无法阻止权力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把大多数人逼到绝路。
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是年轻人，不理解历史代表的是什么。等有了生活阅历，能够理解了，却不会有动力再去看一眼历史。
结果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
似乎总有一种错觉，就是历史上很多问题和屈辱，是中国不行，是当时的人科学知识少，是他们能力不强，是他们的武器不够先进。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忽略了人性。而所谓的生产关系，说到底是人性和制度共生和妥协的结果。任何制度建设不好的国家，最后就是因为人性的贪婪占据上风，在权力者相继完成财富积累、权力传承、权力阶层化、削弱监督体系后，最终走向自己的结局: 被人暴力推翻。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农民革命？为什么那么多暴力推翻而不是改革？难道是中国刁民多？这都是官方史书的自我辩护。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农民最好、最能隐忍、最服从管理，一般不表达反对意见。就导致高压锅的压力始终得不到减压，发生事情就是爆炸性的，摧枯拉朽的。
历史上不同朝代也有过改革， 但是都没能真心诚意的改，而是隔靴搔痒，做形象工程，做面子工程。毕竟当权者从来没有一次，任何一次，真正听一听老百姓想说什么、需要什么。更不用谈去改变自己响应时代了。
历史的发展和暴力运动，总结主要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有人生产和建设，导致生产力发展，然后少数人攫取成果，然后生产关系矛盾突出，然后暴力推翻，然后重新建设，然后生产力发展，然后依然是生产关系矛盾突出，继续推翻。周而复始。
这种循环就是周期率，问题的根本，是少数人侵吞大多数发展成果。放到 2025 年的语境下，就是权力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
权力的分配，主要是监督权的分流，必须让自我监督、法律监督、大众监督、媒体监督等多种监督手段共同发生作用。
经济成果的分配，主要是限制权力之手直接进入经济领域，权力之手要解决经济纠纷和涉及钱的任何问题，也要到法庭转一转，辩一辩。而不是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把企业关停，把人抓走，把存款和资产没收。
当我们高歌中国制造业牛逼的时候，要看到 60 后和 70 后甚至 80 后的人们因为这个牛逼，得了一身病，没有时间管父母，没有精力给孩子一个一起吃晚饭的家庭。他们把红利让给了时代，却把疾病和落寞留给了自己。在我们高歌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在某些遥遥领先的企业吹牛逼的时候，扪心自问，你们把该给的给了吗？把该支付的成本支付了吗？别人出卖的时间和健康，你们都支付对价了？
显然没有，几乎集体违约。
所以，就不要歌颂，等他们老了，一堆社会问题等着你们解决，希望你们不要赚了钱移民，而是留下来一起解决将来会出现的问题。这才是中国人，才是男子汉，才是值得歌颂的公务员和企业家。那些穿着布鞋，装的又红又专，最后发现是岳不群的人，应该钉死在屈辱柱上。原因很简单，你可以有钱，可以炫富，可以养小三，可以润美，但是不要干这些的同时，还要消费爱国情怀和民族情结。对于岳不群，可以一棒子打死，没有任何功绩可以抵债。
总结，王朝周期率的根本，就是中国不擅长搞制度建设，导致各类生产资料（就是土地、钱等）最终一定流向少数当权者的血缘家族和非血缘家族。需要改革的时候，大家谁都不想舍弃自己到手的肉，最后被底层人民一起掀了桌子。
再多说一句，中国要跳出这个周期率，少看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这些知识适合退休了看。
多学学国外的三权分立，多想想为什么国外大法官的权力那么大。再想想，美国枪支自由，为什么百姓不去推翻政府，连游行都自觉的不带枪？换其它国家会怎么样？
谁的制度更有现实意义的说服力，很容易想明白。实在想不明白，先放下手中的螺丝，别打，想想后代还继续这么打螺丝吗？
牛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以前这是歌颂的对象，现在这应该是反思的起点。
奶，TM 的到底给谁喝了？
知乎用户 青冢葬咸鱼 发表
尸山血海
百废待兴
均田免赋
公权私用
沆瀣一气
吏治腐败
土地兼并
揭竿而起
群雄割据
尸山血海
王朝周期律无外乎英雄长出龙角，生出一窝窝小恶龙，收益个人化，债务社会化，民力凋敝，最终走向另一个开端。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知乎用户 一支大石头 发表
开国皇帝一半都是有几把刷子的，
杀伐果断，革命彻底，保大局
尤其从底层爬上来的，
到了二代，三代，四代，5 代，
就是现在的样子了，
你跟他说饿了，
他让你勒紧裤腰带，
再不行把脖子掐住，
然后在给你忆苦一下，俺爷爷
吃草根来着，
这点苦你都受不了，
活该你命贱阿。
这就是周期率直到 5 代 6 代无能的不行了，
被迫革命。
知乎用户 卡牌大师约瑟夫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是什么？】
和政治关系不大，前期清明后期昏庸啥的纯扯淡。
就是经济问题。还是那句话，流通产生价值。
当婆罗门把大量的硬通货砸成不动产或者什么工程上时，就会产生流动性危机。
比如东西汉的婆罗门，喜欢搞厚葬，带去巨量的硬通货，直接推动了王朝后期的经济危机。
知乎用户 火凤凰 发表
根本逻辑就是权力不受约束，肆意扩张，压迫到极致，来一次毁灭一切的反抗。
中国在秦之后，对权力的约束越来越弱，传统共识、文化和制度上已经没有了自救的可能，如果不是现代文明的光照进这片地方，再过 1 万年，也是在泥潭里打滚。
知乎用户 希丽卡 发表
一个王朝发展到一定程度定然要和 “改革” 打交道。问题是不改是等死，改是作死。
当一个王朝只能通过 “改革” 解决问题。说明其“保守派” 已经成型。整个政权所有利益均已 “瓜分完毕”。
这个时候，你想 “改革” 就是和整个体制作对。所以 “改革” 就是谁改谁死，从来没有例外。
但是如果你不 “改革”，“利益已经分配完毕”。上升渠道完全锁死。之后内部利益集团就开始为了争夺存量开始 “内斗”。
胜者自然垄断话语权，败者自然而然退出权利核心。不过因为权利不再属于自己，所以他们会选择重新选择政权归属。哪怕这个势力是外族，是蛮夷，是敌人……
知乎用户 ncc21382 发表
上层分创业型（起义 / 革命)、看守型 (岁月静好、无为而治混日子）、掠夺型、服务型（高税负高社会福利保障）、制衡型（低福利，是各方斗争互相制衡都别出格）。
现代共和体系下创业型过后是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或者制衡型。
而古代王朝是创业型后转看守型，看守型后变掠夺型，掠夺型对内掠夺竭泽而渔物极必反后开始下一轮创业大赛。
知乎用户 头不疼了 发表
用唐宪宗时期，中书省上疏的一句话总结就是：
“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
真正干活的人很少，而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者太多。
知乎用户 咣咣 发表
根本是人的私心
都说不要人治，要法治，但是不管多好的制度，都是要靠人来执行，只要有人参与，多好的制度都会变味
比如屏幕前的你，但凡有点权力，就算你没私心，那你总有人性吧? 父母辛苦养你那么大，老了病了，你想不想让他们住上特护病房? 亲戚朋友啥的以前帮你那么多，现在他们有困难了，你是不是要报答一下? 总不能当了官就翻脸不认人吧？还有后代啥的，你忍心看自己子女受苦受难? 你不得安排安排?
这一来二去，简单的问题就复杂了，要解决这种问题，只能靠宗教信仰或者全人类科技飞升变异了
知乎用户 崔叔 发表
我们把历代王朝国祚排个顺序表，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国祚从长到短排行前三的是仅有的三个奴隶制王朝，周、商、夏，都超过了 450 年，周朝更是达到了 800 年之久。而自秦之后的封建王朝，没有一个统一王朝能达到 300 年，唐朝最久也才仅有 289 年。
这个统一封建王朝不过 300 年的周期律，是怎么产生的呢？
一个王朝的覆灭，可能有很多原因，政治腐败、外戚专权、王侯分封、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等等，但这些都是表面原因。俗话说对一个问题，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王朝覆灭，不曾超过 300 年，之所以会形成规律，就肯定是有一个封建王朝无法打破的紧箍咒，牢牢的戴在各朝各代的头上。而这个紧箍咒，就肯定是封建王朝的结构性缺陷，究其根本是什么呢？
那个所以然，就是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无法支撑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
王朝初始
无论是结束一个乱世，还是结束一个王朝，新的王朝建立，一定会产生大量的权力真空与财富真空，任何一个王朝均是如此。
西汉结束了楚汉相争的乱世，单是项羽分封的诸侯王就有小二十个，这些诸侯覆灭产生了大量的权力真空。
东汉结束了王莽新朝的混乱，贵族阶级几乎换了一遍，当然的，你不能把东汉和西汉看作是一个王朝。
两晋结束了三国分裂，隋唐结束了南北朝，两宋结束了五代十国，蒙元更是直接打断了汉族政权的脊梁。
不管是乱世，还是统一王朝，一旦结束，旧的贵族阶级一定会在以暴力为主的斗争手段下崩溃瓦解，所以一定会留下权力真空。而这个权力真空又很快会被新政权的皇族与功臣集团组成的新的贵族阶级瓜分，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么财富真空呢？怎么理解呢？旧政权的地主、贵族殒身丧命，他们的有形家产、财富被征服者所继承，金银、字画、器皿、房屋这些有形的资产有了新的主人。但连年的战乱，使得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旧贵族的退却, 成片的沃土因为无人耕种而成为荒地，而土地却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财富载体。于是，没有了财富的载体，真空也就形成了。
王朝初期，无论是新产生的贵族士绅，还是底层的普通百姓，都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长自己的财富，这时候，基本不会产生冲突，你开你的荒，我开我的荒。整个社会的财富就开始快速增长了。
同时，开国的皇帝和其儿子一辈，一般是经历过战乱的，非常清楚战争的残酷。掌权之后，也就更偏向于休养生息，于是各个王朝在王朝初期，国力往往都会快速上升，很容易出现什么盛世，什么之治的。文景之治、建武盛世、太康之治、开皇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等等，皆是如此。
王朝初期基本没有竞争，这种良性国力的上升，差不多会持续一百多年。毕竟，荒地资源的开采利用，是需要一个周期的。
王朝中期
荒地开垦了，产的粮食就多，粮食多了，百姓就敢于生孩子，于是，人口就多了。人口一旦多起来，就需要更多的人来管理，于是官吏随着人口，快速的增多了。
人口增多了，官吏增多了，但是无主的荒地都已经开垦完了，不会再增多。于是土地从增长阶段，进入存量阶段。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毕竟是不高的，农民能够耕种的土地毕竟是有限的，一个劳力累死也就能耕种十几亩水田，再多就需要动用牛马这种重要生产资料了。
按道理说，农民种地勉强是能够养活自己一家的，开垦了几亩荒地，正好也多生了俩儿子。但是，士绅官吏增多了，国家需要的税收就会增多，所以，自王朝中期开始，一些苛捐杂税开始出现。里外里一补贴，农民们发现自己的地多了，但手里剩下的粮食，却更少了。
更严重的是，不仅官吏增多了，贵族也增加了，皇族从开朝的几个变成了王朝中期的几万，功臣集团和其家人也从开朝的几百增加到了几十万。对于这些贵族来说，不愁吃喝，一天到头没事儿就是吃喝玩乐，然后饱暖思淫欲了。
朱元璋开明朝之后，有 26 个儿子和 16 个女儿，再加上媳妇、儿媳妇，整个宗室成员才 58 个，不多吧。但是到了 120 年后的正德年间，皇族宗室有 2980 个，多了不少，但还没多到吓人。然而，再过 80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28840 人，又再过 30 年，是 15 万 7000 人，等到了明末朱家皇室成员已达百万，这是不是有点吓人了。
封建王朝时期分封食邑的 “侯”，是按照比例从整个王朝的户籍税收进行分配的。比如萧何封酇侯，食邑万户，这万户并不是萧何封地酇县的土地产出税收，而是按照大汉的户籍比例直接把税收给与酇侯萧何。如果大汉总共有百万户，那么萧何就能拿到整个大汉百分之一的税收，并且是世袭的。
王朝中期，这些贵族的后人，可能手中并不直接掌握权力，但他们也不事生产，纯粹是坐吃山空，钱就从封侯拜相的税收中来。贵族的后人越来越多，家族越来越大，需要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当贵族的土地不再增加的时候，王朝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增加税收，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如果在这个时期，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出现一个管事儿的权臣，能做出一些改革，使王朝中期的一些弊端得以被弥补。但这种弥补往往需要非常彻底的变法或改制，成功了，就是，不成功则会提前内乱。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都属于王朝中兴的尝试，只是中兴之时，必定会遇到来自于王朝贵族和绝大部分受益群体的阻力，所以，必定险阻重重，成功的例子太少了。
所以总的来说，王朝中期，基本就是百姓紧衣缩食，勉强能够糊口，但至少还能活下去。实在没有口粮之时，他们会把之前开垦的荒地卖掉，于是土地开始慢慢集中到贵族手里，因为贵族不需要交税，所以，全国范围内，会正常交税的土地越来越少。这个阶段能挺个七八十年。
王朝末期
官吏是无法削减的，贵族和宗室是越生越多的，财政亏空开始出现。直到某一天，皇帝突然发现，自己想修一下厕所的钱都没了。
小农经济，决定了政权的本质，税收的大头一定是从土地中来。所以，到了王朝末期，统治阶级的贵族们必须加大对土地的税收，一层一层承担之后，税收的大头，最后只能落在赤贫的农民和缺乏话语权的商人头上。
农民也好，商人也罢，他们会被慢慢榨干。然而，百姓是老实的，晚上只要还有一口粥，他们一般不会造反。直到某天一场大雨之后，帝国最贫困的这些农民们人发现，他们连一口粥都没了。于是，他们开始逃亡，流民出现了。
流民聚集起来，就是反贼。反贼一但出现，逐利的商人，就开始判断得失，是跟着朝廷走，还是跟着反贼走。
跟着朝廷走，商人们暂时死不了，但朝廷会继续加大对他们吸血，当然，现在又增加了一部分，因为朝廷是要去剿匪的。
不想拿钱剿匪，就要好好想想了，赌一把，跟着反贼走，商人们要么会被立即剿灭，要么单车变摩托。
商人们心思是活络的，他们往往会两头押宝，一边资助朝廷剿匪，另一边又开始变相的资助流民，结援自固，比如施粥收买民心，比如养护庄护院保护自己的财产，再比如卖一些兵器、战马给流民。
在明朝末期，清军本来只有战马大刀，但突然之间就拉出了红衣大炮，这是哪里来的，无非就是大明的某些人为了追求利益，而放弃了忠诚。当他们把大炮拉出来卖给皇太极的时候，他们不再是将军，而是变成了商人。
当流民蜂拥过境，反贼遍地举旗，王朝的行政就濒临瘫痪了，底层开始黑社会化，中层趋向军阀化，而高层则普遍腐败化。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火星，整个王朝，随时爆炸。
而到了这个时候，也就逼近 300 年的王朝魔咒了，这种颠覆，无法避免。
总结
一个王朝能维持的国祚长短，取决于其规模大小，也取决于王朝内部政令、信息的传递速度。
王朝疆域越大，容错率越高，维持王朝运行过程就会稍微顺利一些。但疆域越大又会制约内部政令、信息的传递速度，又反过来制约一个王朝的运作。
但无论如何，以封建王朝的技术水平，想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运转，基本属于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初期、中期之时，内部问题不多，运转正常，一切好像都没什么问题。然而，等到王朝后期，问题开始出现，一旦出现风吹草动，落后的信息传递速度就会让整个帝国来不及反应。明末，如果没有西北地区李自成等的农民起义，或者如果东北满清晚几年入侵，只要二者不同时发生，那么明朝很可能会得以延续几年。
当问题多到足以串联起所有的王朝缺陷，那么任意一张骨牌的推倒，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王朝也就轰然倒塌了。久而久之，封建王朝的 300 年魔咒周期律也就出现了。
知乎用户 数字游民老何 发表
秦制。而且这种体系几乎只存在与东大，这么想孔夫子恢复的周制是对的。
秦制的核心是李处一空，必然导致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敌人，只能互害，只能寡人，哪怕精英输掉也是只能被吃掉，平民更是十不存一，工匠和技术都会失传。反而是各种欧洲贵族王朝的更迭，只是贵族替换而已。这也是欧洲尤其是盎撒能这工匠和技术积累之上形成资本主义的原因。
知乎用户 全靠猜 发表
大一统必然集权，内阁都是白莲花
知乎用户 永乐通宝 发表
在历史的漫长道路上，王朝的存在就犹如一辆旧公交。
第一批最早从龙的人在发车时就占到了车上最好的位置。
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人上车把座位坐满，此时公交还没超载，还以能正常速度向前开。
旧公交虽破，但四个轮子好歹强过两条腿走路，所以还有一大堆没上车的路人都小跑追着公交挤破头也想上车，哪怕是没座位站着也好。
很快旧公交就超载了，成了辆印度公交，包括车顶在内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车速变得越来越慢。
车里的人为了提速，开始踢人下车，有座位的人是最早被针对的，座位上乘客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车里的总人数却不见减少，每当有旧乘客人被踢下车，又有新的路人助跑搭上车。
旧公交终于不堪重负在路上抛锚趴窝了。
乘客里没人愿意下来修车，因为一旦下车，位置就被别人占了。
最后是一伙懂技术的路人把车修好了，甚至还改装了一些小部件。彻底修好之前，他们以大义的名分将车上的旧乘客一个不剩全部暴力驱赶下车。
新乘客们上车发动旧公交，公交车颤颤巍巍地又全速跑了起来，一个新的轮回又开始了。
当然，在历史的漫长道路上不仅仅存在这唯一一辆公交车，很多不愿继续走路又搭不上车的人干脆合起伙来造了许多辆新公交，甚至载客量、车速和座位舒适度都超越了那辆旧公交。
但新公交跑着跑着依旧会变成旧公交，最后又成为轮回的一部分。
在公交车流行前，大家还尝试过用自行车和三轮车当交通工具，但事实证明，都没公交车那么高效。
你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严重超载公交车能一直开，不抛锚呢？
除了一直造新车、换新车，还真保证不了。
不过后来有乘客想出一个好办法，既然没人主动愿意下车搞维修保养。那就定期等旧公交快撑不住之前，找几个懂汽修技术的路人来干维护保养的活。
许诺路人干完活后就让他们上车，还是有座位的那种。
至于由谁来让座下车呢？那就组织个公交委员会来决定好了。
故事到最后，终于有个路人站出来发出了质疑，公交车这种玩意早就 OUT 了，我们这些路人为什么都要羡慕那些个挤破交车的人？超跑才是新的潮流。
我们有手有脚有大脑，只要我们团结起来耐心闭门造车，迟早能造出无数辆超跑，到最后人人都能坐上自己的超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路人们的齐心合力之下，在领头那位路人咽气 N 年之后，第一辆超跑终于被攒出来了。
大家纷纷围在超跑面前感叹，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摸到这么高级的玩意。
然后问题又来了，这第一辆超跑的使用权该交给谁呢？？
知乎用户 Hea3tBeat 发表
译文题目：【精英应对重大冲击的策略：以明朝灭亡为例】
原文题目：【ELITE STRATEGIES FOR BIG SHOCKS: THE CASE OF THE FALL OF THE MING】
发表时间：【2024 年 11 月】
期刊类型：【NBER 工作论文】- w33121
作者：Carol H. Shiue（科罗拉多大学），Wolfgang Keller（科罗拉多大学）
JEL 分类号：N35
摘要
本文记录了华中地区精英家族在朝代更迭中权力的持续性。通过研究明朝灭亡对夫妇及其后代的影响（人口层面的处理效应），我们提供了多代家族应对重大冲击的实证证据。研究发现：地方明朝精英在短期内影响力下降，但其后代长期恢复并在清朝作为新朝精英巩固了权力。与家族复苏形成对比的是，明朝灭亡对历史上受冲击最严重地区（区域层面的处理效应）产生了更持久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精英逆转源于明朝灭亡造成的创伤，这种创伤使社会规范转向以科举为基础的最受尊重的职业路径；这些规范在受明朝灭亡破坏更严重的家族中实现了更高程度的代际传递。
1 引言
中国的科举制度 (keju)(keju) 拥有约 1300 年历史，是世界上延续最久的制度之一，在帝国时期是精英选拔的核心机制。尽管历史悠久，学界对制度延续与变迁的原因理解有限。文献中尚未完全解答的关键问题是：通过连续家族谱系实现的精英持续性是否与制度持续性相关？本文研究华中地区样本家族对明朝灭亡（1368-1644）跨越数代的反应。
这些家族居住于桐城县——该地区多方面反映了明朝向清朝（1644-1911）过渡时期的破坏，此期间约 3600 万人（占人口 16%）丧生。我们聚焦近 500 对亲身经历明朝灭亡的夫妇及其后四代子孙。尽管这五代样本覆盖较长时间，个体层面信息通常每 33 年观测一次，为追踪家族对冲击的反应提供了有效手段。数据源自记录每位男性基于科举参与的最高终身地位的家谱，同时包含其妻儿及居住地信息。
多代家族对重大冲击的反应是学界认知较少的领域。明朝灭亡这一独特的自然实验使我们能深入探究此问题。桐城县许多夫妇居住的村庄遭受严重破坏，另一些则较幸运地居住在受损较轻的村庄。我们的处理 - 对照分析框架超越简单比较直接经历明朝灭亡与否的夫妇：基于第一代的处理分组，我们追踪所有夫妇的后代（无论后续四代是否受破坏影响），此方法称为 “人口处理效应”。这使我们能考察明朝灭亡亲历者的玄孙差异，检验冲击是否在家族谱系中跨代传播。
我们首先证明：重灾村庄的第一代男性成为精英的概率远低于轻灾村庄（低约 30%），这符合预期——明朝灭亡过程中的战争、疾病和饥荒使精英身份通道科举考试变得困难。但出人意料的是：若男性的高祖父在明朝灭亡期间居住于重灾村庄，其成为精英的概率反而更高，即存在精英成就的逆转。第一代的损失从第三代开始转化为收益，累积五代后，祖先受创更重的家族男性完全补偿了第一代的损失。这与早期损失未阻止后代追求科举功名的观点一致。冲击的长期影响在性质上不同于短期影响的衰减版本。
探究逆转背后的原因为精英持续性和制度韧性提供了新证据。我们首先考察朝代更替后是否出现显著的精英更替——统治精英是否洗牌？抑或桐城的清朝精英主要是转投新朝的明朝精英后裔？此情境暗示精英家族的延续可能是特定制度持久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第一代男性与其祖先（共七代）关联，我们评估这些祖先在明朝是否具精英身份。研究发现：明朝精英家族在清朝的精英成就中发挥关键作用，此背景揭示了精英 “重新捕获” 与持续性的场景。
进一步解构过程发现，两种应对策略是家族从明朝灭亡损失中恢复的核心。首先是生育控制：后代有男性成为精英的概率随儿子数量减少而上升。合理解释是：兄弟较少（或无兄弟）的年轻人能获得更集中的家族资源，提高科举成功概率。其次，明朝灭亡后迁离重灾区的家族男性后代比留守者更易获得精英身份。结合移民与人力资本理论证据，我们发现迁出者通常比非移民更年轻富裕。生育和移民策略是临时性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到两代。此外，明朝灭亡也降低了夫妇儿子结婚（从而建立下一代）的概率。
居住地信息使我们能比较冲击对 “人口处理效应”（如前定义）与对村庄的影响（后者揭示历史重灾区与轻灾区随时间推移的差异），简称为 “区域处理效应”。文献已广泛研究区域处理效应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在我们的案例中，人口与区域处理效应在第一代重合，但后续代际因移民产生分化。研究发现：区域处理效应对精英成就的负面影响大于人口处理效应，程度之大使得即使到第五代，累积区域效应仍为负值，而累积人口效应估计值为正。因此，关注人口恢复还是区域恢复，将导致对冲击长期效应的性质差异结论。
我们进一步探究受创家族转向关注精英成就的原因。尽管科举改进和税收变化可能通过投资科举路径增加精英激励，但这些因素无法解释为何受创家族与对照家族行为相异。我们认为，破坏程度差异导致的创伤差异是根本原因：重灾村庄第一代夫妇在生命、土地和财产方面损失更大，即承受更多创伤；同时，相较于土地财产，科举所需技能是更具流动性的财富形式。假说认为：第一代受创夫妇的过度创伤导致更强调科举，这些家族通过父母影响子女偏好的多种方式实现规范的代际传递。
研究提供多项实证支持：首先，通过经典代际流动回归，估计受创家族的代际精英持续性高于对照组。经典模型表明当父母对子女投资更多时代际系数更高（Becker and Tomes 1986），这与创伤更深的受创家族更重视科举一致。此外，受创家族更可能同时经历向上流动（成为精英概率更高）和向下流动（失去精英地位概率更低）。代际精英流动的组间差异在明朝灭亡后扩大。
精英地位代际传递强度在受创家族内部也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当两代人有更多面对面互动机会（不仅是父子，也包括母子）时，精英持续性尤其强；且家族代际间未迁移时精英持续性较高——这可能因为定居增加了青年与父母及其他传递家族规范的亲属（叔伯、姑姨、堂表亲）的联系维系可能性。
开创性研究表明当今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可追溯至数个世纪前的事件，历史干预可通过持久效应长期影响经济（Acemoglu 等 2001; Dell 2010; Nunn and Wantchekon 2011; Voigtlaender and Voth 2012; Nunn 2020 综述）。学界公认多年因果路径的实证分析具有复杂性：不仅存在大量潜在重要关系，还有众多时变冲击使识别复杂化（历史偶然性；Cantoni and Yuchtman 2021）。通过采用代际跨度 30-35 年的纵向数据，本研究实现了高频观测，尽管样本期跨越数世纪。我们还提供支持本文论述的额外证据，并排除其他初始合理的解释（如样本构成、健康差异和父母投资差异）。
历史干预长期影响的研究通常采用空间数据比较受影响与未受影响区域，但区位禀赋对持续性发现的作用普遍未知（Voth 2021）。有研究认为关键因素是居住于区域的人群而非区域本身。要更好理解 “区域” 与 “人群” 的相对重要性，需移民流动信息。本文运用此类数据，证明重大冲击后人群的长期影响比区域更积极。这不仅延伸了现有关于移民稀释区域持续性的证据，也调和了文献中更广泛的发现——区域层面存在强持续性证据，而人群层面持续性较弱。更广泛而言，我们强调同一分析中结合人群与区域视角的潜在益处。
本文还与大量关于家族如何塑造行为规范态度、实现代际传递及其对政治制度影响的文献关联（Alesina and Guiliano 2014, 2015; Bisin and Verdier 2023a,b）。例如，第二代移民常展现反映父母原籍国的劳动参与模式（Fernandez and Fogli 2009; Alesina and Guiliano 2010），风险态度和人力资本在亲子间相关（Dohmen 等 2012; Becker 等 2020）。本文不仅证明科举态度转变与其他历史证据一致，对代际亲子微观数据的分析更表明：当家族受历史冲击影响较强时，会不成比例地传递这些新态度。此外，代际传递程度随亲子面对面时间增加而提升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此证据。
本文亦贡献于制度持续性与变迁的研究。地方家族相互争夺权力，类似现有分析强调的群体间政治权力斗争（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8）。在我们的背景下，地方家族通过科举制度竞争获取中央政府青睐。通过证明地方明朝精英家族在清朝期间势力未减反增，我们补充了中国精英持续性的现有证据——强调超越收入和财富的家族内部技能传递重要性（Alesina 等 2022）。我们的分析时段早于现有研究，使我们能观察更长期的持续与变迁。我们还阐释精英持续性如何促进科举制度的延续。最后，本文回应了文化规范是基本不变还是能在较短期内改变的问题（Guiso 等 2006;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24）。在本研究中，明末家族规范恶化后，清初迅速出现不同规范，证明此类规范可相对快速改变。
第二节概述明清朝代更替背景及桐城具体事件。第三节介绍数据及因果效应估计方法。第四节呈现精英逆转的主要实证发现，并与区域持续性对比。第五节通过代际回归证明冲击导致受创家族更重视科举且代代相传。第六节给出结论性观点。附录包含数据集讨论、聚焦长谱系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及重要稳健性检验。
2 明朝的灭亡
2.1 宏观发展
中国帝制时代的朝代通常由一个家族或宗族统治，每位继任皇帝都追溯其父系至共同祖先。明朝存续 276 年（1368-1644），而清朝（中国最后帝国朝代）延续 268 年（1644-1911）。民族上，明朝由起源于中原（今河南省）的汉族领导，清朝则由根植中国东北（满洲地区）的半游牧民族满族统治。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为汉族，满族统治在多地被视为外来征服。
多重因素导致明朝崩溃：国家财政账户因腐败恶化，皇室支出持续增加；1620-30 年代系列自然灾害推高粮价，引发饥荒、流行病和危机；气候条件也促成明朝灭亡（Brook 2010; Lee and Zhang 2013）。经济状况恶化侵蚀明朝统治者合法性，加剧 17 世纪初内部叛乱频次。国际事务同样起作用：16 世纪约半数日本和新大陆开采的白银流入中国，但明末持续军事行动和国际经济萧条导致白银短缺，加剧中国税收需求和经済萧条。
明朝灭亡不仅包含明清军队冲突带来的破坏及对中国平民的附带损害，还包含导致歉收饥荒和流行病的经济灾难。此外，地方起义增加推高死亡人数，桐城案例即是例证。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常伴随暴力政治冲突，明朝终结是异常毁灭性的时期。葛剑雄（1999）估计明清过渡期人口从 1630 年 2.21 亿降至 1680 年 1.85 亿（参见 Cao 2022）。无论具体源头为何，明朝灭亡位列世界史上最大负面冲击之一，尤其那些非主要由疫情引发的冲击。
明朝灭亡的后果如何？结构上，中国仍是农业主导的前工业经济，大规模工业化直至 20 世纪才出现。地理上，在西方干预和 1840-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逐渐提升沿海活动与外贸权重前，经济重心指向沿主要河流的内陆地理中心、首都北京及内陆亚洲（参见 Keller and Shiue 2022）。同时，尽管朝代更迭，中国基本治理模式未变。清统治者依赖地方精英在帝国大部实施政策，如同此前明朝。鉴于中央政府收入水平较低，清朝征服者的军事官僚力量不足以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和人口推行广泛变革（Spence and Wills 1979）。因此，尽管首都统治王朝变更，中国 “实地” 政治权力仍掌握在地方实权集团手中，很大程度上是士大夫精英。下文总结样本区域的明清过渡及地方精英角色。
2.2 桐城县：明朝灭亡前的发展
样本期内，桐城隶属华中安徽省。区域东西跨度约 110 公里，南北 70 公里，位于长江正北。许多桐城居民在元（1271-1368）向明过渡时期定居该地。该县地形从西北丘陵山地到东南低洼水乡（但频遭洪水）。桐城县城（县治）坐落于北部山丘间的小平原，避开水患危险（Beattie 1979a；见图 1）。
样本期内，农耕是桐城最重要活动。县境南部东部多肥沃土地。耕作多小规模，少数家族拥有大量土地。部分人口为工匠、商人或城市官吏（衙门及差役），部分男性通过准备科举考试 (keju)(keju) 考虑仕途。因这些男性（及其家族）在本地享有最高社会声誉，将其视为地方精英是恰当的。何炳棣（1962）指出，参与科举是 “通往权力的终极之门”。科举及第的高货币与非货币回报详见 Chang（1955,1962）、Ho（1962）、Chen 等（2020）及章节 F。
尽管明初桐城如同中国传统最发达区域外的众多县域般默默无闻，但 1404 年该县以首位科举进士 (jinshi)(jinshi) 闻名。至 16 世纪，桐城开始以学术著称——15 至 16 世纪进士数量增长超两倍（分别为 12 和 39 人；Beattie 1979a,b）。明末许多顶尖考生来自少数家族，符合精英技能的强代际传递特征。科举最成功的宗族是方氏和姚氏，其次为何、吴、齐、戴氏。本文虽未包含这六大主导宗族，但包含马氏——明末桐城可能位列第七或第八的宗族（Beattie 1979b）。
桐城地处北方清军入侵路径，使其成为南来明军守卫王朝的重要战场。桐城人口因而直接承受内战后果。此外，战斗摧毁该县大量关键资源；至 1643 年，估计 75% 耕地被毁，防御明军依赖该县枯竭的粮食资源，加剧饥荒（Beattie 1979a）。综合因素导致高破坏水平，记载显示和平恢复前单年桐城高达 16 万人丧生（Beattie 1979b）。除宏观因素外，明清过渡期桐城破坏规模因地方发展（聚焦地方精英与民众关系）而扩大。
2.3 明清过渡期的桐城精英
明末数十年桐城精英与民众间紧张加剧。此升级不仅放大明朝灭亡的破坏规模，也关乎理解清朝桐城精英行为。桐城县志指出：“昔者县中士大夫贤者皆以德行显于乡，百姓普遍畏官敬士。然至天启（1621-28）崇祯（1628-44）朝，诸多世族强宗习于放纵奢侈；其子弟仆从四出劫掠，民怨沸腾”（桐城 1827）。
地方精英恶劣行径的重要例证包括逃避税役、阻挠地权准确登记（土地税基础）。明朝对所有官员及功名持有者提供慷慨徭役及地税豁免。桐城长期存在非法扩展特权至其他家族成员的行为，1619 年后连续七次加征地税使精英避税更甚。此外，1581 年桐城知县试图重测耕地以实现更公平地税评估时，地方精英（重测损失最大者）领导的强烈抗议接踵而至，重测作罢。
地方精英行为可能与明末桐城宗族子弟科举成功相关。尤其教育和声望提升使许多家族改变生活方式，放弃乡村俭朴生活转向县城奢华生活。此转变部分受商业活动扩张驱动，包括桐城日常市集及长江流域日益货币化的经济。民众视角中，土地精英因城市更佳便利迁居导致的在外地主制趋势，必然暗示行为规范的明显恶化。县城精英家族增多也是 1576 年巡抚批准筑城墙的原因。
因此，桐城明末岁月（如同长江流域其他地区）以精英与民众对抗及最终暴力冲突为特征。桐城十年暴力、流血与破坏始于 1634 年——两名地方军阀率军攻城，劫掠焚毁数百富户房屋。作为回应，许多地方精英顺流迁至南京地区或南渡长江。同时，民众对地方精英的蔑视攻击并非无差别。少数例外之一——田地房屋未受攻击的退休知县戴纯才，其既往品行赢得民众好感。这表明民众仍区分地方精英不同派系——对某些人是 “报复时刻”，但非全部。总体而言，桐城似乎不存在针对士大夫精英的普遍仇恨。
1645 年，效忠满清征服者的军队开始控制桐城地区。记载显示他们受宽慰性欢迎，鲜有地方为覆灭明朝效忠抵抗迹象。因此，尽管 17 世纪初桐城众多官员似效忠明政府，但明显抵抗新统治的迹象稀少。北京陷落（1644）的消息引发哀恸，据载民众寝食难安，但史家解读此类报告为对覆灭王朝的仪式性效忠。此行为与扬州、嘉定、江阴等邻近地区的忠烈自牺形成对比——该地数千人遭屠戮，许多官员宁死不降满清。
地方精英家族的典型行为是配合新统治者的模式。某些家族尤为突出：例如张秉文 1639 年因抗清酋殉节成明廷著名忠烈，而其堂兄张秉贞（1644 年浙江巡抚）次年降清最终获清廷高位（兵部尚书）。因此史家认为，桐城精英通过配合而非抵抗新统治者，在明清过渡中 “安然渡劫”（Spence and Wills 1979）。
与此一致，桐城至少部分地方精英构成存在长期延续性。重要原因是清初更聚焦科举基础上的最高声誉威望职业路径，并以社会生产性行为充实。宏观层面，科举更稳定地三年一举行，参与预期回报更高（Shiue 2017）。桐城地方层面，1657 年废除官员及功名持有者免税特权，因新税与此类人土地持有（非官职收入）挂钩，相对提升了科举仕途相较于土地持有的回报。1657 年变革还消除了功名官职持有者亲属的剩余福利。因亲属无法再搭便车，男性需亲自参与科举获取收益。许多宗族始将更多收入投入教育，历史证据表明桐城主导宗族较以往更专注科举。
桐城主导家族更聚焦科举可能也受最佳施压方式变化驱动。明朝精英倾向依赖派系结盟，清朝此种政治影响模式让位于通过省府朝廷直接利用个人庇护（参见 Wakeman 1970）。实现此点需家族子弟获省或国家级官职，而科举成功是唯一途径。另一可能的主因是桐城主导家族更重科举源于自控自保。宗族成员科举成功将获最高社会声誉，若要避免自私破坏性利用土地持有和免税特权，专注科举生涯符合宗族长远利益。
历史记载表明，清朝精英行为变化也受明末民众暴行创伤记忆影响。例如，明末起义的创伤性冲击使地方精英产生收敛情绪，新聚焦于社会更仁慈的行为。自然，明末创伤事件记忆对经历重创的家族影响更深，且若新规范代际传递，受创后代比对照夫妇后代受影响更大。在呈现样本证据前，下节介绍数据。
3 数据
本研究基于华中七大宗族的谱系信息。首先概述中国家谱一般特征，再转向本研究所用桐城（安徽县域）特定谱系。随后转向主要估计样本——所有以亲历明朝灭亡夫妇为起点的家族谱系，至少延续五代。同时引入两种因果效应（人口处理效应与区域处理效应），并进行冲击前平衡检验。附录讨论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代表性（章节 B.2 考察七宗族样本与中国其他人口的比较）。因桐城广泛行政数据尚不存在，我们利用桐城其他人口信息及全国统计数据评估。其次是聚焦长谱系（五代及以上）的样本构成变化（章节 C 探讨）。
3.1 中国家谱作为经济数据源
中国家谱是家族历史的父系记录，因提供族群共同祖先信息而具仪式意义。因此，记录代际联系是核心，许多以族谱形式记载。样本期内，谱系还履行关键经济功能，包括产权、税收与公共品供给、社会政策及教育领域（见章节 B.1）。
对中国而言，谱系是经典社会经济数据源（Liu 1978; Shiue 2016 综述）。除生卒年月、职业成就、婚姻子嗣外，谱系有时提供其他信息（见图 A.2 示例）。因记录代际联系是核心目的，谱系对长期家族纵向分析尤具价值。在官方数据缺失的国家和时期，谱系研究兴趣日增（Black 等 2022; Minardi 等 2023; Buckles 等 2023）。
家族谱系属私人持有和资助，公认导致资源偏差。谱系数据通常高估人口均值（如 Stelter and Alburez-Gutierrez 2022）。中国台湾家谱与高可靠日据户籍系统（1905-1945）对比后，中国家谱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获好评（Harrell 1987）。需强调：本处理 - 对照分析通过固定效应吸收数据 “差异”，相比许多以全人口统计为核心的研究，对样本完整性依赖更低。
下节介绍主样本，代表性及样本选择的补充信息见章节 B。
3.2 样本：桐城七大宗族谱系
已知当今档案馆图书馆藏数万中国家谱。本研究采用安徽桐城县七部谱系，原因有三：首先，明末桐城从典型农业区转变为以产出中国高官闻名的地区（见 2.2 节）。接触精英圈对本研究至关重要。桐城虽不及中国传统最发达地区，也非中国科举几乎未出顶尖考生的广大区域。这使我们在样本期可同时了解中国精英形成与持续性。
其次，桐城地方经济史料可获。尽管桐城非长江核心，但属中国相对中心区域而非边缘。存世多版地方志，最早溯至 15 世纪，最近修于 1827 年。样本期桐城研究基于数十部宗族谱系，并产出至少一部专著（Beattie 1979b）。丰富史料指导本文论述。
第三，桐城谱系研究传统悠久，起于 1980 年代社会学家工作，延续至 2010 年代计量史研究（包括 Telford 1986a,1992; Shiue 2017）。中国家谱质量完整度参差，数据确证、清理和一致性检验的累积努力提升了推断质量。本研究选择的七部桐城谱系，因共同构成基本代表样本期中国社会地位构成的样本。样本包含贫富宗族混合体：尤其包含马氏——明清桐城十大（非前五）宗族之一（Beattie 1979b）。样本其余六宗族在产出地方精英方面成就低于马氏。给定谱系所有条目均入样本。因中国家谱基本原则是所有男性无论地位皆属宗族，这确保样本主体属最低阶层，符合中国整体状况。此宗族混合下，我们获得费孝通（1946）定义上层阶级约 20%，地方及省级科举毕业生比例接近 Chang（1955）报告的 2%。代表性详情见章节 B.2。
主估计样本有两项限制：首先，选择谱系中丈夫生于 1590 至 1644 年的部分。这些男性在 1634 年桐城十年破坏期开始时至多 44 岁；选择 1644 年终年因明清过渡在 1644 年后需时完成。因此 1590-1644 年出生男性的生活通常受明朝灭亡影响（稳健性检验考虑其他时间窗）。其次，样本由观测五代的家族谱系构成——第一代（1590-1644 年出生）及其后四代子孙。此限制剔除样本中未观测五代的谱系，重要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和资源匮乏无法结婚。章节 C 考察明朝灭亡通过影响特定谱系是否观测五代而改变样本构成。
表 1：精英地位与科举参与
| 组别 | 描述 | 精英 | N | 占比 (%) |
|---|---|---|---|---|
| A | 非精英 | 0 | 6,712 | 83.7 |
| B | 官学生 | 1 | 529 | 6.6 |
| C | 国子监生 | 1 | 400 | 5.0 |
| D | 生员, 有官职生员 | 1 | 199 | 2.5 |
| E | 武举人或进士; 文举人 | 1 | 98 | 1.2 |
| F | 文进士 | 1 | 83 | 1.0 |
| 总计 | 8,021 | 100.0 |
注：表为五代样本精英地位信息。更详细信息见表 A.1。
转向关键变量，精英指标见表 1 第 (3) 列。谱系提供每位男性最高终身职业成就的标准化信息，表 1 第 (2) 列概括。参与科举是精英身份关键。基线中，任何级别（地方、省级或国家级）科举毕业者为精英，准备但未通过科举者（学生）也属精英。官学生已意味极高地位。表 1 源自更细分的 23 社会等级分类，见表 A.1。
五代样本（第一代男性加其后四代所有后代）统计摘要见表 2。向前链接四代后，第五代丈夫具唯一性。第五代每位男性是第一代男性的玄孙。面板 A 显示五代样本总观测数 N=8,084。约 1600 条不同五代谱系。因第五代部分男性为兄弟，第四代独特男性数少于 1600，第三代更少，依此类推，直至第一代 163 名独特男性。注意 91% 第一代男性链接至第五代（=1,515/1667）。
表 2：统计摘要：五代链接样本
| 面板 A. 代际 | (1) N | (2) 出生年中位 | (3) 死亡年中位 | (4) 最晚死亡 | (5) 精英均值 | (6) 社会地位均值 | (7) 居所变动 | (8) 儿子数均值 |
|---|---|---|---|---|---|---|---|---|
| 1 | 1,667 | 1619 | 1678 | 1728 | 0.251 | 4.320 | 0.198 | 3.272 |
| 2 | 1,661 | 1653 | 1718 | 1759 | 0.224 | 4.320 | 0.276 | 3.667 |
| 3 | 1,632 | 1686 | 1743 | 1796 | 0.157 | 3.540 | 0.229 | 3.322 |
| 4 | 1,609 | 1716 | 1778 | 1850 | 0.106 | 2.505 | 0.147 | 3.391 |
| 5 | 1,515 | 1748 | 1803 | 1886 | 0.063 | 1.998 | 0.104 | 2.224 |
| 总计 | 8,084 | 0.163 | 3.366 | 0.189 | 3.193 |
| 面板 B. 宗族 | 陈 | 马 | 王 | 叶 | 殷 | 赵 | 周 | 总计 |
|---|---|---|---|---|---|---|---|---|
| N | 373 | 903 | 4,527 | 1,175 | 513 | 531 | 62 | 8,084 |
| (%) | (4.6) | (11.2) | (56.0) | (14.5) | (6.3) | (6.6) | (0.8) | (100.0) |
| 精英 | 0.063 | 0.417 | 0.124 | 0.290 | 0.018 | 0.008 | 0.032 | |
| 儿子数 | 3.456 | 2.685 | 3.335 | 3.062 | 3.162 | 3.119 | 1.932 |
注：统计为五代样本；变量观测数略有差异；面板 A、B 的 N 值为男性出生年。精英为虚拟变量（见表 1）。社会地位基于约 30 个描述符，范围 0-22（见表 A.1）。居所变动 = 1 若谱系当户主在 x 代与 x-1 代居住不同村镇。儿子数为男性户主所有女性伴侣所生儿子数。
各谱系完成五代所需日历年数不同。具体而言，第二代典型成员死于 18 世纪初（死亡年中位 1718，见第 (3) 列），而第五代典型生命中点约 1850 年（代际典型寿命见图 A.6）。样本最晚死亡为 1886 年（第 (4) 列），因第一代男性最早生于 1590 年，样本跨度近 300 年。
五代样本约 16% 男性据定义成为精英，比例随时间下降（第 (5) 列）。此长期下降源于清朝科举竞争加剧。鉴于高官数量基本恒定而中国人口大幅增长（见 Chen 等 2020; Shiue 2024a），高官比例必然下降。下文分析通过包含样本年份固定效应考虑此趋势。男性社会地位（第 (6) 列）由较科举参与更广的活动决定（见表 A.1）。数据多数情况也提供谱系各代居住地，据此推断居所变动。表 2 显示代际间谱系平均 18.9% 变更居所，但第二代尤高（第 (7) 列）。男性平均有略超三子（第 (8) 列）。变量来源特征见章节 A.1。
表 2 面板 B 按宗族统计。七宗族中马氏男性最常为地方精英，符合其他史料（Beattie 1979b）。叶氏也稳定产地方精英，而赵氏成员几乎无人参与科举（五代 531 人中 4 人）。面板 B 还提供不同宗族男性典型儿子数。前工业社会中较富家庭通常子女更多，帝制中国亦不例外，但资源丰富马氏的男性子数未显著高于他族。我们将在第 4 节回归此点。
我们用处理 - 对照设计估计明朝灭亡的因果效应。所有 1590-1644 年出生的丈夫皆可能受明朝灭亡处理，实际是否处理取决于其居住桐城县内高破坏区与否。此处理度量基于 1635-1645 关键期死亡率数据（Telford 1992）。图 1 显示第一代样本夫妇居住村镇位置。下图部分为长江。处理区位标记圆圈，对照区位三角。符合其他史料（Beattie 1979b），图 1 显示桐城大部遭受较高破坏。此外，未受明朝灭亡重创的村庄（即对照区位）多位于桐城较偏远山区。此合理因偏远山区迫害成本较高（如 Nunn and Puga 2012）。N=8,084 的五代样本中，90% 为处理组，10% 为对照组。
图 1：明朝灭亡期间的桐城村庄与破坏
注：显示桐城第一代夫妇居住村庄。重灾区（处理）标圆圈，轻灾区（对照）标三角。来源：Telford (1992)。
知晓各家族居所使我们能将图 1 村庄处理映射至第一代居住地的家族处理。马氏男性处理见图 2 左图。例如最西区位居 25 名第一代马氏成员，30 名居县城（最北标 “桐城县城”）。最西区位受明朝灭亡影响较小（对照），而桐城县城遭重创故为处理组，分别标叉和方。
我们对第二至五代处理的定义源自第一代处理分配——将特定男性（或夫妇）的第一代处理分配延伸至其后四代所有后代。例如，第一代居桐城县城的 30 对马氏夫妇的所有后代在第二至五代皆视为处理组，无论其居住何处。尤其第五代中，13 名第一代受创马氏后代居最西村庄（图 2 右图）；但该村明朝灭亡未重创（图 2 左图）。我们称此处理定义为人口处理效应。它捕捉了核心思想：特定经历受创者的子女（及孙辈等）可能将处理作为家族史核心记忆携带至任何迁居地。
图 2：第一代和第五代马氏居住位置
注：左图第一代马氏夫妇位置，方框（叉）表示处理（对照）区位居住者。右图左图对象第五代后代位置，方框表示祖先第一代居重灾区后代。数字为该区位特定类型户主数。
人口处理效应不同于更常估计的区域处理效应。此处区域处理效应是第一代分配下重灾村与轻灾村结果差异。显然第一代人口与区域处理效应无差，但后续代际因家族在历史处理与历史对照区位迁移将产生差异。例如，第五代居最西区位的 13 名第一代受创马氏后代，在区域处理效应下为 “对照”，但在人口处理效应下为 “处理”。区域与人口处理效应差异是否量化重要？答案取决于家族区位选择的持续性。表 2 显示代际间谱系 18.9% 变更居所，但处理对照区位间迁移较少。无论迁移频率如何，人口处理效应为冲击如何影响代际关联家族福祉提供了新视角，进而可能为长期经济效应机制提供新见解。
原则上，受创与对照谱系在明朝灭亡后的差异可能与冲击前存在的组间差异相关。为检验可能性，我们检查处理与对照样本的冲击前差异。利用第一代男性与其前两代父母祖父母的链接，比较明朝灭亡时将成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差异。表 3 呈现所有可能受冲击的 N=490 对夫妇（丈夫生于 1590-1644 年）结果。
表 3：冲击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
| 对照 N=54 | 处理 N=436 | 差值 | p 值 | |
|---|---|---|---|---|
| A. 均值相等检验 | ||||
| I. 第一代男性之父 | ||||
| 精英 | 0.24 | 0.30 | -0.06 | 0.35 |
| 社会地位 | 6.00 | 5.18 | 0.82 | 0.37 |
| 出生年 | 1589.16 | 1586.90 | 2.26 | 0.37 |
| 寿命 | 55.86 | 53.78 | 2.08 | 0.25 |
| II. 第一代男性之母 | ||||
| 正室 | 0.11 | 0.12 | -0.01 | 0.82 |
| III. 第一代男性之祖父 | ||||
| 精英 | 0.41 | 0.30 | 0.11 | 0.10 |
| 社会地位 | 5.22 | 5.62 | -0.40 | 0.64 |
| B. 分布相等检验 | ||||
| 第一代男性之父社会地位 | 0.31 | |||
| 注：寿命 = 死亡年 - 出生年。正室为男性之母是否其父首娶女性。分布相等检验为 Kolmogorov-Smirnov。 |
表 3 面板 A 部分 I 报告第一代男性父亲各项特征的均值相等检验。父亲为精英在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不大（0.30 vs 0.24，见表 3 部分 A.I）。对照组父亲寿命和社会地位略高于处理组，但差异不显著。我们还通过第一代男性母亲考察冲击前特征。男性女性伴侣数量是家族资源度量（见章节 A.1.4）。这些男性母亲作为多个女性伴侣中首娶的比例在处理组与对照组相似（表 3 部分 II）。
通过考虑第一代男性祖父，可延伸冲击前分析。部分祖父生于 1500 年代初，早于明朝灭亡逾一世纪。两代冲击前加五代冲击后，分析跨越超 350 年。处理代男性的祖父在对照组和处理组为精英的比例分别为 0.41 和 0.30（差异不显著，见表 3 面板 A.III）。祖父代对照组精英比例较高，但父代相反。最后，因社会地位定义在 23 离散类别上，我们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分布；结果相似（p 值 0.31，表 3 部分 B）。总体而言，冲击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差异证据表明任何差异有限。
前文分析所有 1590-1644 年出生的 N=490 名男性。我们还比较五代样本冲击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因明朝灭亡对处理组与对照组是否观测五代可能有异，结果或不同。但实际并非如此。独特第一代男性有精英父亲的比例对照组为 0.33，处理组 0.27（差异检验 p 值 0.58，见表 A.3）。因此能否观测五代未改变关键样本特征构成。明朝灭亡对谱系长度影响见章节 C。
4 明朝灭亡对精英地位的影响
4.1 人口处理效应
本节呈现首个主要结果。探究明朝灭亡对重灾区和轻灾区居民差异影响，及此差异是否在后四代子孙中存在（称人口处理效应）。通过以下 OLS 设定将精英度量关联处理指标 dpd_p （第一代男性村庄高冲击定义，见图 1）：
(1)eic(p)g=α+βg[I[t=g]×dp]+βfhfstatc0+ηg+X′γ+ϵic(p)g e_{ic(p)g} = \alpha + \beta_g [I[t = g] \times d_p] + \beta_f hfstat_{c0} + \eta_g + X^{\prime} \gamma + \epsilon_{ic(p)g} \tag{1} 其中 eic(p)ge_{ic(p)g} 是第 g 代处理代夫妇 p 后代中夫妇 c 男性 i 的精英指标。 I[t=g]I[t=g] 是指示函数，观测 t 属 g 代时为 1，否则为 0； ηg\eta_g 是五代固定效应。(1) 式还包含第一代男性父亲社会地位 hfstatc0hfstat_{c0} 。控制第一代父亲地位进一步减少遗漏变量担忧。回忆 hfstatc0hfstat_{c0} 在处理组与对照组均值无显著差异（表 3 部分 A.I）。
(1) 式还包含额外变量向量 X：首先是男性出生年固定效应。各代实际寿命在日历时间上差异大，出生年固定效应帮助控制可能影响精英地位的共同冲击。其次包含七男性宗族固定效应 mm （ m=1,…,Mm=1,\ldots,M ），捕捉时间不变差异（如宗族资源水平）可能影响个体对明朝灭亡反应。类似地，(1) 式添加妻子出生宗族（130 不同宗族）固定效应 ff （ f=1,…,Ff=1,\ldots,F ）；妻子宗族特征也可能影响丈夫反应。误差项 ϵic(p)g\epsilon_{ic(p)g} 假定均值为零但可能异方差。我们按处理代夫妇 (p)(p) 聚类。冲击可能触发持续多代效应，若代际策略起作用，同一谱系不同代成员（可能同第一代夫妇所有后代）行为或相关。给定控制变量，我们假定 βg\beta_g 给出第 g 代 eic(p)ge_{ic(p)g} 因明朝灭亡的均值差异。样本包含第一代所有后代第二代至第五代男性加第一代男性自身。结果见表 4。
表 4：明朝灭亡的影响
| (1) | (2) | (3) | (4) | |
|---|---|---|---|---|
| 第 1 代 | -0.290* | -0.237* | -0.209* | -0.286** |
| (0.120) | (0.100) | (0.103) | (0.104) | |
| 第 2 代 | -0.026 | -0.025 | -0.009 | 0.052 |
| (0.130) | (0.115) | (0.118) | (0.106) | |
| 第 3 代 | 0.213** | 0.183** | 0.194** | 0.211** |
| (0.060) | (0.047) | (0.053) | (0.052) | |
| 第 4 代 | 0.149** | 0.100* | 0.111* | 0.088* |
| (0.052) | (0.040) | (0.043) | (0.041) | |
| 第 5 代 | 0.131* | 0.105* | 0.117* | 0.127* |
| (0.053) | (0.047) | (0.050) | (0.052) | |
| 第一代父亲地位 | 0.026** | 0.021** | 0.018** | 0.016** |
| (0.003) | (0.002) | (0.003) | (0.003) | |
| 固定效应 | ||||
| 代际 | Y | Y | Y | Y |
| 出生年 | N | Y | Y | Y |
| 男性宗族 | N | N | Y | Y |
| 女性宗族 | N | N | N | Y |
| 因变量均值 | 0.163 | 0.163 | 0.163 | 0.163 |
| N | 8,076 | 8,074 | 8,074 | 8,041 |
注：因变量为精英地位指标；样本包含处理代男性后代第 2,3,4,5 代夫妇所有男性及处理代夫妇自身。OLS 估计 (1) 式。聚类稳健标准误.
我们始于仅含代际固定效应的设定（列 (1)）。第一代处理系数估计 - 0.29，表明对照组每十名男性成为精英时，受冲击者仅七名略多。战争饥荒疾病使科举成功更困难是合理的。第二代处理系数 βg\beta_g 近零，随后三代点估计为正（表 4 列 (1)），指向精英成就逆转。第一代父亲地位变量 hfstatc0hfstat_{c0} 符号为正，表明高地位谱系男性更可能成为精英，因准备科举成本高昂，资源更多家族具优势。
各代男性实际寿命在日历时间上差异大，为控制共同冲击，我们添加男性出生年固定效应（列 (2)）。此未根本改变发现。后续设定引入七男性宗族固定效应，略微降低第一代父亲地位变量点估计，但代际处理系数模式类似前（列 (3)）。最后添加妻子出生宗族固定效应（130 宗族）。尽管各代影响幅度略变，但从第一代负向到第三代正向的整体模式相同（列 (4)）。
综上，尽管冲击不利第一代成为精英，第二代受创与对照夫妇后代的精英成就已可比拟，第三代起受创夫妇后代成为地方精英比率高于对照组。这表明初始损失未阻止受创后代未来投资科举成功。符合史料的解释是：明朝灭亡冲击不成比例地增加了受创后代成为士大夫的激励。我们将在第 5 节评估此解释。
4.2 区域处理效应
本节考察明朝灭亡的区域影响。采用同前五代样本，但非比较第一代受创夫妇后代（无论迁至何处），而是比较每代居住历史重灾区与历史轻灾区的男性（无论第一代居何处）。通过 OLS 估计下式：
(2)eicg=α+δg[I[t=g]×I[r=1]]+δfhfstatc0+ηg+X′γ+ϵicg e_{icg} = \alpha +\delta_g\left[I\left[t = g\right]\times I\left[r = 1\right]\right] + \delta_f hfstat_{c0} + \eta_g + X^{\prime}\gamma +\epsilon_{icg} \tag{2} 其中 I[rig=1]I\left[r_{ig} = 1\right] 是 g 代个体 i 居住历史重灾区指示函数。设定利用区域截面变异，每代一处理系数 δg\delta_g 。图 3 显示 (2) 式累积点估计，完整代际系数及标准误见表 A.4。
图 3：人口处理效应 vs 区域处理效应
注：区域处理效应为 (2) 式累积点估计；人口处理效应为表 4 列 (4) 累积点估计（基于 (1) 式）。系数及标准误见表 A.5。第一代系数差异源于参数跨代约束；代际估计中消失（见表 A.5）。
图 3 中下序列为区域累积影响，上序列为人口处理效应累积影响（来自表 4 列 (4)）。因第二代点估计更负且第三至第五代精英成就恢复较慢，区域影响比人口影响更负面。累积精英成就逆转仅在估计人口处理效应时出现，区域处理效应未现。此外，五代间人口影响为正（0.19），而区域影响为负（-0.22）。这或有助于解释文献更广泛发现：区域冲击倾向高持续效应，而人群冲击持续性较弱。
人口处理效应五代为正意味着初始精英成就损失在后续四代被超额补偿。此意义上，明朝灭亡实际强化了初始受创者地位。其他证据证实桐城大族地位或因明朝灭亡强化，他们有时能从流亡归来后接管亡故邻居财产（Beattie 1979a）。下节将通过家族应对明朝灭亡的策略集进一步阐明这些家族身份。
稳健性 我们多维度检验表 4 结果稳健性：首先，改变锚定五代样本的第一代男性时间窗（表 A.5）。其次，分离历史意义重大的桐城县城及地理距离作用（表 A.9）。第三，修改精英定义（表 A.8）。还考虑出生顺序影响资源流动的作用，及资源差异是否不仅导致精英成就差异还致健康地位差异（表 A.9 及图 A.9）。数据上，评估关键统计和居所信息作用（图 A.1 及 A.3）。样本代表性讨论见 B.2 节，C 节考察冲击对男性结婚概率及五代样本选择的影响。
4.3 精英应对明朝灭亡的策略
4.3.1 明朝精英的作用
关键问题是图 3 精英逆转背后的谱系是清朝新贵还是明朝精英后裔？利用明末世代信息区分明朝具精英地位与否的家族。明朝精英家族定义为：若第一代男性父亲为精英则指标为 1，否则为 0。这些父亲通常于 1600 年代初（明末）达事业巅峰。估计允许明朝精英与非精英不同处理系数的 (1) 式变体，结果见图 4 累积处理效应。
图 4：明清精英持续性
注：基于表 A.6 列 (1a)（“明精英”）和 (1b)（“明非精英”）的累积处理系数。
结果表明明朝精英家族是清朝精英逆转的核心。即使明朝灭亡的大规模破坏使桐城竞争环境拉平，图 4 显示前明精英能在清朝重获领导地位（“明精英” 序列）。反之，明朝非精英家族未现重大精英成就变化，累积点估计五代仍为负（图 4"明非精英"）。总之，前述精英成就逆转源于精英持续性——即明朝精英家族倾向在清朝继续为精英。此外，精英持续性发现与桐城整体证据一致（Beattie 1979b）。
4.3.2 迁移策略
图 3 显示冲击对历史重灾区五代影响与对初始居重灾区谱系影响的差异。若样本家族未迁移，两线将无差。现基于谱系各代居所（如马氏图 2 位置）研究迁移模式。部分迁离历史重灾区，部分留守，第三类可能迁入历史重灾区。图 3 显示人口处理效应序列高于区域序列，暗示净迁离历史重灾区的受创人口比净迁入的对照家族更大程度成为精英。下节进一步考察。图 5 推广表 4 列 (4) 的人口处理效应设定，区分两类受创谱系：当前居历史重灾区者与居历史轻灾区者。
图 5：外迁的作用
注：图显两类受创谱系精英成就影响：特定代居历史重灾村者（圆）vs 居历史轻灾村者（三角）。OLS 估计类 (1) 式。含聚类稳健标准误的 90% 置信区间。
第一代所有受创谱系居历史重灾村（此定义人口处理）。第二代约 3% 受创谱系居未受冲击村——这些谱系明朝灭亡后立即外迁。尽管外迁者精英成就波动，但科举成功率高于留守历史重灾村的受创谱系（点估计 0.30 vs 0.05，见图 5），证明居近期重灾村不利成为精英。同时，迁移者优势第三代缩小，第四五代完全消失。因此，居历史对照区优势相对短暂——不超过一代。长期看，精英成就更多取决于谱系明朝灭亡经历而非当前居所历史破坏程度。决定迁移决策的因素证据来自比较外迁与留守历史重灾村的受创谱系。聚焦第一二代，表 5 显示结果。
表 5：重灾区外迁相关因素
| 留守者 N=1,456 | 迁移者 N=46 | 差值 | p 值 | |
|---|---|---|---|---|
| 第二代 | ||||
| 丈夫出生年 | 1651.2 | 1661.2 | 10.0 | <.01 |
| 妻子出生年 | 1655.4 | 1663.2 | 7.9 | <.01 |
| 第一代 | ||||
| 精英 | 0.21 | 0.37 | 0.16 | <.01 |
| 女性数 | 1.30 | 2.15 | 0.85 | <.01 |
| 儿子数 | 3.26 | 4.70 | 1.44 | <.01 |
| 丈夫寿命 | 59.16 | 62.07 | 2.91 | 0.18 |
| 妻子寿命 | 62.36 | 49.48 | -12.89 | <0.01 |
注：表比较两类受创谱系均值：第二代居历史重灾区留守者与迁至非重灾区者。妻子寿命观测数 N=1,443 留守者，N=46 迁移者。
表 5 表明迁离历史重灾区的家族比留守者更年轻（夫妻出生年较晚）。合理解释是年轻移民有更长时间跨期回收迁移成本。其他结果显示移民家族倾向具承担迁移成本的资源。具体而言，迁离明朝灭亡重灾区的家族更可能第一代为精英。因此，尽管受创第一代男性整体因冲击成为精英概率较低（见表 4 第 1 代），但决定冲击后立即离开重灾区者不成比例地为尽管负面冲击仍获精英者。富裕的其他标志与外迁概率正相关。例如，较大家族（儿子更多）的丈夫冲击后立即外迁概率更高（见表 5"儿子数"），其迁移倾向促进成为精英（图 5）。相反，下节将显示后代高生育率与精英成就负相关。
4.3.3 生育控制策略
除迁离重灾区外，夫妇采用生育策略提高子女成为地方精英概率。通常前工业经济中较富夫妇子女更多，但特定情境下家族有激励限制生育。明朝灭亡余波或是此类情境之一。我们为两类子样本估计 (1) 式：儿子数超代际中位数的谱系与未超者。从下代男性视角，这些男性是亲兄弟或半兄弟。但聚焦亲兄弟得类似图 6 结果。
图 6：生育率与精英成就
注：图显两子样本精英成就影响：兄弟数超代际中位数的谱系 vs 未超者。因变量为精英指标。OLS 估计 (1) 式。含聚类稳健标准误的 90% 置信区间。
注意两子样本精英成就影响在第二五代相似，但第三四代兄弟数少的谱系比兄弟多者更可能成功科举。差异在第三代（精英成就逆转核心代，见表 4）尤其显著。结果表明通过生育控制限制儿子数，家族寻求集中父母投资提升子女成为精英概率。此发现与明清中国生育控制以利用科举暂时高回报证据一致（Shiue 2017）。
5 对科举重视度的提升
本节讨论精英逆转策略的合理解释。考虑假说：冲击产生创伤使桐城家族更聚焦科举衍生财富（即成为士大夫精英而非地主或其他职业）。首先，有证据表明明末叛乱破坏给桐城主导家族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指出，明末起义的创伤性冲击使地方精英产生收敛情绪，新聚焦于避免公然剥削过度特权及税收合作。其次，最佳实现途径是聚焦最受尊重的士大夫职业。学习常至深夜（即使对女孩），农业盈余用于贫寒有志学者的纸笔，桐城主导家族竞争精力较以往更专于科举。此行为转变的主因是避免与民众进一步冲突，采纳新规范符合主导家族自身长远利益。
下文提供支持此解释的微观证据。若明朝灭亡破坏导致受创后代更重科举生涯，将倾向精英成就高于对照后代（符合表 4 结果）。此外，若代际传递这些转变的规范重要，基于父母投资子女的基准模型（如 Becker and Tomes 1986），预期更强的代际精英关联。为评估此点，我们采用关联子代与父代特征的经典代际流动框架 OLS：
(3)eic(p)g=α+ω1eic(p)g−1+Xψ+ϵic(p)g e_{ic(p)g} = \alpha + \omega_1 e_{ic(p)g - 1} + X \psi + \epsilon_{ic(p)g} \tag{3} 此处 eic(p)ge_{ic(p)g} 为子代精英指标， eic(p)g−1e_{ic(p)g-1} 为父代指标，向量 X 含代际和出生年固定效应。 ω1\omega_1 越高，子代精英身份受父代精英影响越大。 ω1\omega_1 值越高意味精英持续性越强（或流动越低）。我们分别对第一代受创夫妇后代和对照夫妇后代样本估计 (3) 式。此外，(3)式的混合版本允许代际参数在受创与对照后代间不同：
(4)eic(p)g=α+ω1eic(p)g−1+ω2(I[t=g]×dp×eic(p)g−1)+ω3(I[t=g]×dp)+Xψ+ϵic(p)g e_{ic(p)g} = \alpha + \omega_{1}e_{ic(p)g - 1} + \omega_{2} \left(\mathbb{I}_{[t = g]} \times d_{p} \times e_{ic(p)g - 1}\right) + \omega_{3}\left(\mathbb{I}_{[t = g]} \times d_{p}\right) + X\psi + \epsilon_{ic(p)g} \tag{4} (4) 式中参数 ω2\omega_2 是处理组与对照组代际精英参数差异度量。为确保结果不受明朝灭亡冲击直接影响，仅采用冲击后第三四五代的观测。结果见表 6。混合设定 (4) 式得对照后代点估计 0.091，受创后代点估计超三倍（ 0.334=0.091+0.2430.334=0.091+0.243 ；列 (1)）。通过分样本估计(3) 式（允许不同出生年与代际固定效应）得对照后代点估计略高，但受创后代点估计仍超两倍（列 (3) 和(2)）。此外，明朝灭亡冲击前不存在类似大的组间精英流动系数差异。冲击后受创后代较高的精英持续性支持假说：这些男性的规范转向科举，但对照组未转向。
表 6：精英地位代际传递：受创 vs 对照后代
| (1) 混合 | (2) 受创 | (3) 对照 | |
|---|---|---|---|
| 父亲精英 | 0.091 | 0.329** | 0.152+ |
| (0.086) | (0.033) | (0.087) | |
| 父亲精英 × 受创 | 0.243** | ||
| (0.091) | |||
| 受创 | 0.011 | ||
| (0.017) | |||
| N | 4,755 | 4,284 | 436 |
注：因变量为子代精英指标。(1)列估计 (4) 式，(2)(3)列估计 (3) 式。含代际和出生年固定效应。聚类稳健标准误；
更多证据来自考察促进或阻碍家族内规范代际传递的因素。不仅父亲，母亲及叔姨可能起作用。传授子代科举知识过程中，面对面时间或是关键成分——因知识常未完全编纂（书面化）而是默会的，面对面互动助益默会知识传递（Polanyi 1966）。为检验此点，我们考察受创后代的精英持续性程度是否取决于子代与父母寿命重叠程度。下式变量 Zic(p)gZ_{ic(p)g} 捕捉此点：
(5)eic(p)g=ω+ω1eic(p)g−1+ω2[Zic(p)g×eic(p)g−1]+ω3Zic(p)g+Xψ+eic(p)g e_{ic(p)g} = \omega +\omega_1e_{ic(p)g - 1} + \omega_2\left[Z_{ic(p)g}\times e_{ic(p)g - 1}\right] + \omega_3Z_{ic(p)g} + X\psi +e_{ic(p)g} \tag{5} 我们采用 Zic(p)gZ_{ic(p)g} 的三种定义（基于生卒日期计算）：(1) 父子寿命重叠超 15 年指示变量；(2) 母子寿命重叠超 15 年指示变量；(3) 父母与子代平均寿命重叠至少 15 年。母亲在此情境中对子代科举准备可能重要。反之，可考虑阻碍代际知识传递的因素。重要因素是物理分离，因它使面对面互动困难。因此我们考虑替代变量 Zic(p)gZ_{ic(p)g} ——若谱系子代与父代居不同村则为 1，否则为 0。结果见表 7。
表 7：代际传递决定因素
| (1) | (2) | (3) | (4) | |
|---|---|---|---|---|
| 寿命重叠 | 居所变更 | |||
| 父母 = 父 | 父母 = 母 | 父母 = 父母 | 居所变更 | |
| 父亲精英 | 0.146* | 0.198* | 0.077 | 0.313** |
| (0.072) | (0.008) | (0.078) | (0.042) | |
| 父亲精英 × 高重叠 | 0.139+ | 0.088 | 0.203* | |
| (0.088) | (0.077) | (0.089) | ||
| 父亲精英 × 居所变更 | -0.230** | |||
| (0.084) | ||||
| 高重叠 | 0.022 | -0.035 | 0.018 | |
| (0.019) | (0.029) | (0.019) | ||
| 居所变更 | 0.086* | |||
| (0.041) | ||||
| N | 4,211 | 4,211 | 4,211 | 4,211 |
注：因变量为子代精英指标。样本为所有受创后代第三四五代。含第一代男性父亲地位及代际出生年固定效应。聚类稳健标准误.
父子高寿命重叠估计 ω2\omega_2 正值（表 7 列 (1)），符合更多面对面互动机会促进精英持续性。幅度上，面对面互动机会有限的父子代际系数约是高重叠者一半（ 0.1460.146 vs 0.285=0.146+0.1390.285=0.146+0.139 ）。母子寿命重叠类似设定未得同等大系数（列 (2)）。但只要父母与子代平均寿命重叠至少 15 年（或母子与父子重叠总年超 30 年），代际精英参数即提升，0.203 点估计大于单独父或母（列(3) 比列(1)(2)）。这表明父子与母子面对面时间在规范代际传递中相互替代。转向居所变更对规范传递的作用，迁移关联更低代际系数（符合代际物理分离知识传递减少假说（列(4)）。此结果不矛盾外迁重灾区在第二代有益精英成就的早期发现（图 5），因这里比较第三五代两类受创谱系。
代际精英持续性差异未说明绝对流动差异，现通过转移矩阵分析此点（表 8）。面板 A 显示对照组精英父亲之子 83.3% 自身未成精英。相反，受创谱系仅 58.1%（面板 B），即受创谱系精英地位向下流动低超 30%。向上流动看，对照组 2.1% 非精英父亲有精英子，受创谱系向上流动率 5.8%——近三倍对照组。总体而言，此绝对流动结果强化了证据：受创谱系不成比例传递的更高创伤水平可能在精英成就逆转中起重要作用。
表 8：精英绝对流动性：受创 vs 对照后代
面板 A：对照后代
| 子代 \ 父代 | 非精英 | 精英 |
|---|---|---|
| 非精英 | 378 (97.9%) | 60 (83.3%) |
| 精英 | 8 (2.1%) | 12 (16.7%) |
| 总计 | 386 (100.0%) | 72 (100.0%) |
| 面板 B：受创后代 |
| 子代 \ 父代 | 非精英 | 精英 |
|---|---|---|
| 非精英 | 3,309 (94.2%) | 409 (58.1%) |
| 精英 | 204 (5.8%) | 295 (41.9%) |
| 总计 | 3,513 (100.0%) | 704 (100.0%) |
注：表为精英地位代际流动转移矩阵。结果采用冲击后第三四五代。列和为 100%。
6 结论
本文使用华中家族数据研究家族对重大冲击的多代反应。结果表明重大冲击可能影响至少五代，长期影响在性质上不同于短期影响。关键在于家族适应了变化的环境。
我们还发现冲击对人群的长期影响显著小于对区域的长期影响。此点重要，因经济政策常按区域制定（所谓基于地方的政策）。分析为其他情境区分区域与居住人群的相对重要性提供了新证据。例如，除人群韧性外，可探究区域韧性的驱动因素。考虑移民行为的数据将产生重大差异，尤其当冲击具长期后果时。如本文所用的家族数据或是有效补充。
本文未完全解决群体影响控制社会行为的作用。分析中处理分配在个体层面变化，但宗族明显影响样本期桐城规范变迁。中国宗族家族数据或是检验群体效应长期含义的理想场景，并可对比地理邻里效应。
A 数据
A.1 数据来源与特征
本研究基于犹他大学社会学家 Ted Telford 于 1986 年启动收集的数据（参见 Telford 1986a），后由 Telford 及本文作者扩展完善。数据集涵盖桐城七个宗族超过 11,000 对夫妇的信息，记录最多达 20 代，最早出生年份为 1298 年，最晚死亡年份为 1929 年——这在中国家族谱系中具有典型性（参见 Liu 1978 的调查）。大部分观测值集中于清代（1644-1911 年）。
A.1.1 精英身份与社会地位
本研究中，“精英” 通过二元指标变量衡量：若男性正在备考或已通过科举考试，则标记为 1。编码规则见表 1 正文及表 A.1 第 (3) 列。该指标与更广泛的社会地位描述体系相关联，后者将男性终身最高成就划分为 23 个等级（见表 A.1 第 (1) 列），各等级定义见第 (2) 列。
表 A.1：精英身份与谱系描述
| (1) 社会地位 | (2) 描述 | (3) 精英 |
|---|---|---|
| 0 | 无头衔、学位及财富证据 | 0 |
| 1 | 荣誉性或追赠头衔；村长；其他荣誉 | 0 |
| 2 | 连续婚姻中的多位妻子（两名及以上非同时在世） | 0 |
| 3 | 直系亲属中等财富证据（含候补官员、低级功名持有者及官学生） | 0 |
| 4 | 二代亲属富裕（含官员、举人、贡生、进士） | 0 |
| 5 | 直系亲属富裕（含官员、举人、贡生、进士） | 0 |
| 6 | 受过教育但无功名 / 官职；族谱编纂者；拒官者或备考未中者 | 0 |
| 7 | 同时拥有两名及以上妻妾 | 0 |
| 8 | 显著财富证据（置族产、大额捐赠、慈善；富裕农户 / 地主 / 商人） | 0 |
| 9 | 官学生 | 1 |
| 10 | 武生员 / 低级武职 | 0 |
| 11 | 捐监生或捐官 | 0 |
| 12 | 国子监生 | 1 |
| 13 | 文生员 / 低级文职 | 1 |
| 14 | 候补官员（无功名） | 0 |
| 15 | 持低级功名的候补官员 | 1 |
| 16 | 武举人 / 武进士；高级武职 | 1 |
| 17 | 文官（无学位 / 低阶学位 / 捐官） | 0 |
| 18 | 举人 / 贡生（无官职） | 1 |
| 19 | 举人 / 贡生（候补官职） | 1 |
| 20 | 进士（无官职） | 1 |
| 21 | 进士（任省级官职或候补） | 1 |
| 22 | 进士（任帝国高层职位：翰林院 / 内阁 / 五部 / 宰相） | 1 |
注：本表依据谱系标准化描述定义男性社会地位（第 1 列），表 1 的精英指标见第 (3) 列。分类标准参考 Telford (1986a, 1992)、Chang (1955, 1962)、Ho (1962)及 Eberhard (1962)。
在同期中国代表性样本中，最低社会地位群体（第 0 组）占多数，本研究选取的桐城七族谱系亦如此（最低地位者约占样本 70%）。高社会地位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财富仅是其一。富裕农民、地主或商人若不参与科举，其地位仅列第 8 组（见表 A.1）。学界普遍认为科举功名代表帝制中国最高社会地位（Ho 1962, Chen 等 2020），桐城历史记载佐证此点：姚氏族谱规定科举是宗族显达的唯一途径，潘氏族谱则称学术传统可保子孙 “千年不为庶民”（Beattie 1979b）。
科举亦具经济回报：更高层级功名（如进士 vs 生员）往往对应更显要且丰厚的职位（详见附录 F）。为区分精英内部差异，我们尝试非二元化定义，结果与基线指标基本一致（见表 A.8）。
A.1.2 人口统计与寿命
相比其他中国家谱，本数据集人口统计信息较完整。在 N=490 名可能受明亡影响的男性（生于 1590-1644 年）中，死亡年份已知者达 485 例（99%）。人口统计对验证代际关联至关重要，我们剔除所有无法严格匹配生卒年月的数据。生卒日期部分通过谱系其他信息估算，例如 “卒于太平军入桐城之年” 可锁定 1850 年代死亡年份，但测量误差仍存在。其余数据采用模型生命表估算（Telford 1990），清理过程中会修正笔误等错误，所有估算或调整均标注于数据集。图 A.1 对比不同数据处理方法的结果。
注：基于方程 (1) 的五组样本累积估计值。
图 A.1 显示，仅使用记录数据时精英逆转模式依然存在。但该样本可能偏向高地位个体（Telford 1990），故本研究以增强版人口数据为基线。
A.1.3 居住信息
家族各代居住地信息基于谱系正文或序言中的明确记载。居住位置通过葬地信息确认：因 “归葬祖茔” 为传统，家族墓地的迁移表明居住地变更。图 A.2 展示桐城周氏族谱中的葬地记录范例。
注：作者翻译。
居住地估算比例虽无直接度量，但葬地未知家族更可能涉及估算。图 A.3 对比基线结果与丈夫葬地信息完整子样本的结果。
注：方程 (1) 对两组样本的估计结果（基线组见表 4 第 (4) 列；含丈夫葬地信息子样本 N=7,430）。
尽管第一代精英获取损失的点估计值略有差异，但图 A.3 显示含葬地信息样本的估计模式与基线相似。这表明居住地估算不太可能显著影响结果。需注意，家族迁移记录仅涉及永久性迁移。高层官员通常在外省或北京任职，晚年方归乡定居（Beattie 1979b）。
A.1.4 男女宗族、女性伴侣数量与生育
数据集包含七个男性宗族，其妻室来自 130 个不同母族。宗族影响社会流动性，因其部分共享成员财产。桐城宗族共有资源用于减贫等社会政策，部分宗族甚至分担成员税负（Beattie 1979b）。婚姻决策常为提升地位，宗族会投入资源与名门联姻（Beattie 1979b）。引入男女宗族固定效应意味着估计结果为 “宗族内效应”，即排除宗族间资源差异的影响。
数据以夫妇为单位组织。在五代样本中，81% 的夫妇属男性终身仅一妻。其余男性涉多次婚姻，主因是首任妻子早逝且男方有再婚经济能力（贫民通常无力承担多次婚费）。男性也可能有未婚伴侣（妾室）或多位妻子（分别占 2.0% 和 0.5%）。富裕高地位男性往往拥有更多女性伴侣，五代样本中精英指标与女性伴侣数量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0.26）。
生育率以男性所有女性伴侣所生儿子总数衡量。对后代而言，这些男性是同胞或半血亲兄弟。聚焦同胞兄弟的分析结果与图 6 所示模式相似。
B 谱系数据与样本构成
本研究采用家族谱系数据的主因是样本期内缺乏替代来源——官方或其他高质量、具广泛代表性的数据缺失。但需理解当前样本的性质及其对国家、区域和时代的代表性。下文首先分析谱系固有三类偏差，接着讨论数据来源地（安徽桐城县），再比较桐城特定宗族与县内其他群体，最后探讨长家族线对样本构成的影响及宗族代表性的历时变化。
B.1 作为数据源的谱系
财富选择偏差 维系家族史需成本与识字能力，仅部分家族具备这些资源。文献公认这种正向选择偏差影响历史谱系（如本研究）和现代众包记录（如 http://ancestry.com），因当今保有祖先记录且有资源上传信息的家族往往更富裕。当人口普查类行政数据可得时，学者开始量化此财富偏差：Stelter 与 Alburnoz（2022）发现 19 世纪末德国家谱数据库 Familinx 的 30 岁预期寿命比国家生命表长约五年。桐城样本期缺乏广泛代表性数据使类似比较无法进行，但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家谱信息与代表性数据的对比研究支持谱系在准确性和完整性上对本研究的适用性（Harrell 1987）。
显赫先祖问题 作为私有且自述的文件，谱系可能虚构家族与名门的渊源或夸大成就。桐城谱系中未见为攀附显赫宗族而篡改记录的迹象。史学家认为，因宗族竞争激烈，此类造假一旦暴露将严重损害声誉（Beattie 1979b）。
失实陈述与经济功能 失实会降低谱系的经济价值。中国家谱的经济功能包括：
第一，界定宗族成员身份及相应权责（含冲突时的效忠对象）；
第二，授予重要财产权（如定居权和宗族公共资源使用权）；
第三，规定税收与公共品供给责任（因中央政府对地方管控有限）。宗族按成员地位征收的 “族赋” 是当时最佳收入记录（Chang 1955, 1962）。谱系还载明宗族救济规则，有时甚至分担税负（Beattie 1979b）。族规作为社会控制工具，在司法领域履行准政府职能（Spence and Wills 1979）。失实陈述将损害谱系的多重经济功能，违背宗族自身利益。
B.2 样本代表性
本研究谱系选择兼顾中国人口广泛代表性及高层士大夫的涵盖，使精英流动性与持续性研究可行。样本中高低地位者比例与已知全国情况基本一致：Chang（1955）视生员及以上为上层阶级，估计其占清后期总人口 2%，本样本中符合此定义者略超 3%；Fei（1946）对高收入群体的宽泛估计为 20%，本样本占比略高于 20%。
区域代表性 桐城属安徽省，该省人均顶尖科举功名者在 18 个核心省份中居中位（Ho 1962）。明代桐城进士比例超安徽县域平均水平五倍，但纵观元明清三代全国仅授 5.1 万进士，且安徽多地数世纪未出进士。相较江苏顶尖县域，桐城进士比例较低，在皖苏各县中排第 15 位（Beattie 1979b）。晚明桐城科举成就虽在地方突出，但全国层面未达卓越。
宗族选择 18 世纪末七个宗族规模约占桐城总人口 1.5%（Shiue 2024a）。这些宗族非全属地方望族：基于晚明精英代表，样本未包含桐城四大宗族（方、姚、张、左）。部分望族谱系缺失（Beattie 1979b），现存七族中仅马氏被史家公认显赫。故五代样本近 90% 观测值来自非卓越宗族（见表 2-B 部分）。
始修时间偏差 “始祖偏差” 指杰出先祖促使宗族修谱。数据最早出生记录为 1298 年（陈氏成员），因分析首代限定于 1590-1644 年出生者，五代样本不包含始祖。图 A.4 显示各代宗族平均社会地位：
注：第 1 至 18 代宗族平均社会地位的均值及 90% 置信区间（地位分级见表 A.1）。
宗族地位通常在始代数代后达峰（见图 A.4）。桐城潘氏修谱始于落第塾师佐证修谱非必需进士。第 6 代后平均地位下降（表 2 亦见）源于清代经济发展受限及人口增长下科举成功率降低（Shiue 2017, 2024a）。无进士的宗族（如桐城汤、桂、董氏）仍持续修谱，且桐城宗族频繁续修谱牒的特点降低了回忆偏差风险（Beattie 1979b）。
C 长家族线：五代样本
聚焦至少延续五代的家族线将改变样本构成。图 A.8 示例：第二代无配偶的对照组男性将导致该家族线被排除在五代样本外。
谱系重家族延续而非中断，故聚焦已婚男性。明清桐城约 10-20% 男性未婚（女性几乎全婚），主因是幼年病亡或无力立户（Telford 1986a）。明亡或致儿童死亡率上升或资源减少，可能影响家族线长度及样本构成。我们首先从地理角度分析：对比五代样本与所有首代夫妇样本的村庄分布（图 A.5），接着估计冲击对男性婚配概率的影响（表 A.2），最后比较总样本与五代样本的首代预处理组特征（表 A.3）。
地理分布变化 图 A.5 显示七族成员居住地分布：总样本含 83 个地点，五代样本减至 66 个，主要减少的是小规模聚居点。
注：左图为七族整体分布，右图为五代样本夫妇分布（圆圈大小与户主数量成正比）。
婚配概率影响 仅已婚男性可能有谱系可载子嗣。首代夫妇的 N=806 名儿子中：父母居桐城高死亡率区（处理组）者婚配概率 71.3%，父母属对照组者 78.6%（样本量分别为 708 与 98）。对照组儿子婚配概率高约 5 个百分点（均值差异检验 p 值 13.4%）。通过 OLS 估计以下方程进一步分析：
(6)marriedip=α+β1dp+βfhfstatc0+X′γ+uip married_{ip} = \alpha + \beta_1 d_p + \beta_f hfstat_{c0} + X’\gamma + u_{ip} \tag{6} 其中 marriedipmarried_{ip} 标示首代夫妇 p 之子 i 是否婚配， dpd_p 为父母是否受明亡冲击， hfstatc0hfstat_{c0} 为祖父社会地位。控制变量含出生年份及男女宗族固定效应。结果见表 A.2。
表 A.2：延续家族线的概率
| 变量 Z= | (1) | (2) | (3) 精英 | (4) 社会地位 |
|---|---|---|---|---|
| 处理 | -0.105+ | -0.018 | -0.056 | -0.033 |
| (0.059) | (0.072) | (0.095) | (0.099) | |
| 处理 ×Z | 0.202 | 0.006 | ||
| (0.135) | (0.011) | |||
| Z | 0.054 | 0.017 | ||
| (0.135) | (0.011) | |||
| 固定效应 | ||||
| 出生年份 | 是 | 是 | 是 | 是 |
| 男性宗族 | 否 | 是 | 是 | 是 |
| 女性宗族 | 否 | 是 | 是 | 是 |
| N | 801 | 788 | 788 | 788 |
注：被解释变量为婚配指标（以是否列为成年丈夫衡量）。样本为首代夫妇所有儿子。OLS 估计。Z 为首代取值。所有设定均含祖父社会地位。处理代夫妇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表 A.2 第 (1) 列显示处理组儿子婚配概率或较低，但加入宗族固定效应后处理效应接近零（第 (2) 列）。第 (3)-(4) 列加入父亲精英身份 / 社会地位的交互项，估计值不显著。明亡冲击对婚配概率无强影响，故五代样本特征应与首代样本相似。
样本构成比较 表 A.3 对比生于 1590-1644 年的所有首代男性（左）与可追溯至少五代者的首代男性（右）。这些宗族中 1/3 夫妇在第五代有玄孙。明亡时在世夫妇总数 N=490（54 对照组 + 436 处理组），五代样本首代夫妇 N=163（21 对照组 + 142 处理组）。对照组比例从 11.0% 升至 12.8%，精英获取与社会地位均值向对照组倾斜，但变化幅度有限且统计检验未显示显著差异（表 A.3）。表 A.2 与 A.3 共同表明长家族线非精英逆转的主要驱动因素。
表 A.3：家族线长度与样本构成
| 全样本 | 五代样本 | |||||
|---|---|---|---|---|---|---|
| 对照组 | 处理组 | 差异 p 值 | 对照组 | 处理组 | 差异 p 值 | |
| N=54 | N=436 | N=21 | N=142 | |||
| A. 均值相等检验 | ||||||
| 精英 | 0.24 | 0.30 | 0.35 | 0.33 | 0.27 | |
| 社会地位 | 6.00 | 5.18 | 0.37 | 6.86 | 4.50 | |
| B. 分布相等检验 | ||||||
| 社会地位 | 0.31 | 0.29 |
注：左列统计七族所有首代男性，右列统计可追溯至少五代者。分布检验为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
历时代表性 图 A.6 显示各代男性典型生命周期：第五代男性生命终点多在 19 世纪初。
注：条形为各代出生 / 死亡年份中位数，折线为平均生命中点（1/2*(生年 + 卒年)）。
五代样本中不同宗族的代表性随时间稳定，宗族规模与资源指标的关联较弱（图 A.7），证实样本未明显偏向高资源宗族。
注：各代宗族样本男性数量与平均社会地位（地位范围 0-22，见表 A.1）。
D 补充材料
D.1 跨代处理分配
图 A.8 展示 “人员处理” 概念：首代夫妇若居桐城高死亡率区（右），则其四代内所有后裔均视为处理组，反之（左）为对照组。处理分配不随后代实际居住地变更而改变。
D.2 人员处理与区域处理估计结果
表 A.4 对比两种处理定义（人员处理 vs 区域处理）的估计结果。累计点估计见图 3。
表 A.4：人员处理与区域处理对比
| 人员处理 | 区域处理 | |||
|---|---|---|---|---|
| 分代系数 | 累计估计 | 分代系数 | 累计估计 | |
| 代 1 | -0.286** | -0.286 | -0.330** | -0.330 |
| (0.104) | (0.112) | |||
| 代 2 | 0.052 | -0.234 | -0.091 | -0.421 |
| (0.106) | (0.104) | |||
| 代 3 | 0.211** | -0.023 | 0.061 | -0.360 |
| (0.052) | (0.056) | |||
| 代 4 | 0.088* | 0.065 | 0.057 | -0.303 |
| (0.041) | (0.045) | |||
| 代 5 | 0.127* | 0.192 | 0.077** | -0.226 |
| (0.052) | (0.025) | |||
| 父系地位 | 0.016** | 0.016** | ||
| (0.003) | (0.003) | |||
| 固定效应 | ||||
| 世代 | 是 | 是 | ||
| 出生年份 | 是 | 是 | ||
| 男性宗族 | 是 | 是 | ||
| 女性宗族 | 是 | 是 | ||
| 被解释变量均值 | 0.163 | 0.163 | ||
| N | 8,041 | 8,041 |
注：被解释变量为精英指标。样本含首代男性及其 2-5 代男性后裔夫妇。方程 (1)OLS 估计。父系地位为首代丈夫之父地位。处理代夫妇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首代样本中两种处理定义等价（因人员处理基于首代居住区域），故估计结果相同（表 A.5）。图 3 中首代系数差异源于参数约束（为节省估计量而设相同固定效应）。
E 稳健性检验
E.1 处理时间窗口
首代男性定义（生于 1590-1644 年）可能影响结果。表 A.7 列示四种替代定义的估计结果，核心发现在所有设定中稳健：首代精英获取下降与长期上升的模式不变，且各代点估计值波动范围小。
表 A.7：稳健性——首代男性的替代定义
| 首代男性出生年份 | (1) 基线 1590-1644 | (2) 1595-1644 | (3) 1600-1644 | (4) 1590-1639 | (5) 1590-1634 |
|---|---|---|---|---|---|
| 分代系数 | |||||
| 代 1 | -0.286** | -0.278** | -0.298** | -0.273* | -0.334** |
| (0.104) | (0.105) | (0.112) | (0.105) | (0.105) | |
| 代 2 | 0.052 | 0.036 | 0.033 | 0.058 | -0.003 |
| (0.106) | (0.106) | (0.112) | (0.105) | (0.104) | |
| 代 3 | 0.211** | 0.172** | 0.172** | 0.220** | 0.222** |
| (0.052) | (0.051) | (0.055) | (0.052) | (0.050) | |
| 代 4 | 0.088* | 0.077+ | 0.082* | 0.092* | 0.087* |
| (0.041) | (0.041) | (0.038) | (0.041) | (0.039) | |
| 代 5 | 0.127* | 0.111* | 0.110* | 0.129* | 0.126* |
| (0.052) | (0.050) | (0.052) | (0.052) | (0.049) | |
| 父系地位 | 0.016** | 0.016** | 0.016** | 0.016** | 0.016** |
| (0.003) | (0.003) | (0.003) | (0.003) | (0.003) | |
| N | 8,041 | 7,376 | 6,814 | 7,616 | 7,124 |
注：被解释变量为精英指标。样本设定同表 A.4。含世代、出生年份、男女宗族固定效应。处理代夫妇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10% 显著性水平。
E.2 精英定义
表 A.8 检验精英定义的敏感性。基线定义含科举三级功名者及备考官学生（第 (1) 列）。第 (2) 列增补非典型受教育者（编者、落第者、拒官者）；第 (3) 列仅含举人 / 进士；第 (4) 列采用非二元定义（官学生 = 1，生员 = 2，举人 / 进士 = 3）。结果显示：随时间推移，处理组精英比例持续高于对照组；但仅含举人 / 进士时首代损失不显著（第 (3) 列）。因生员在地方治理中起关键作用（Beattie 1979b），且高层功名者多离乡任职，故偏好基线定义。
E.3 桐城治所与距离
桐城治所因中心城市功能及 1576 年筑城墙，成为晚明高层士大夫优选居所。表 A.9 第 (2) 列显示居治所显著提升精英获取概率，但加入该变量后各代处理系数模式未根本改变（对比第 (1) 列）。第 (3) 列表明在控制治所位置后，村镇与治所距离无显著影响。
E.4 父母资源配置
长子可能获得更多教育投资。表 A.9 第 (4) 列显示长子成为精英的概率略高，但加入出生序固定效应后（第 (5) 列），处理系数模式未变，故精英逆转非父母资源倾斜所致。
E.5 精英 vs 社会地位与寿命
图 A.9 对比方程 (1) 对三类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精英指标、社会地位（除以 10）、寿命（年）。社会地位模式与精英相似（因科举影响地位），但三代后无显著逆转。寿命的动态不同于精英获取，支持 “冲击引发代际传递的科举参与规范转变” 假说。
注：点估计值及 90% 置信区间。精英指标基线结果见表 4 第 (4) 列。
F 科举功名、官职与收入
科举功名中，生员属最低阶。优秀生员可升贡生，其上为举人（乡试），最高为进士（殿试）。功名需逐级获取（如中进士须先为举人）。科举虽无年龄限制，但因需长期读写训练，中进士者最早二十余岁，五旬生员亦不罕见。未进阶生员常任幕僚或管理地方事务（调解纠纷、组织公共项目、提供教育等）。故备考科举即使未中亦有回报。
精英地位转化为收入差异：Chang（1962）详述进士与官员收入。晚清文官分九品，知县属七品，巡抚属二品。功名与官职非严格对应，但官职随功名提升。生员几无可能任高层官职，而进士多任职于比知县更优渥的岗位。已知特定时期官员俸禄（Chang 1962），但俸禄仅占收入小部分，大部分源自地方 “孝敬” 等非系统记录收入。
知乎用户 赵二楞子 发表
本质：权力无约束、利益不流动。
结果：权力无约束会导致腐败蔓延、社会不公与法治崩塌，而利益不流动则加剧贫富分化、经济停滞与市场萎缩，最终引发社会动荡与系统性危机。
方式：只有周期性把就旧权力、财富、生产资料拥有者杀戮和掠夺了，才能重新分配它们。要不然这些东西，腐烂在府邸，社会哪里来的活力。
历史一次又一次，重复记载了这些事，而有人幻想改变，是不现实的。生产力是上升了，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
知乎用户 Dxoj 发表
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开国时有各种开国功臣大族共同分享王权，但越到王朝治理成熟，集权越严重。
科举官员只向权力来源 - 皇帝负责，官员都替皇帝家办事，权力就如此逐步集中。
并且拥有权力就是拥有财富。财富也原来越集中，最后民不聊生。
造反是为什么？夺取权力，权力的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分配后财富也就重新分配了。
这个循环生生不息，中央集权就是历史周期律的根源。
知乎用户 三金又三斤 发表
参考经济学的猪周期。
权力扩大导致财政支出的刚性不断增加。
导致经济生产维持正常的生产链条被破坏。
直到最后崩盘。
再参考池塘生态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土。
因此虾米要有足够强大的繁殖力，来保证小鱼，和大鱼的种群。
但虾米丧失了繁殖力，大鱼只能吃小鱼，最后大鱼吃大鱼（周期开始）。
知乎用户 我吃火龙果 发表
主流舆论的分析，当然都是隔靴搔痒，根本原因是：次级（二级）殖民主义维持不下去了。
历来王朝的建立都是依靠一小撮外来征服者，拉拢外围投降的前朝余孽（一级殖民主义），对帝国全境进行编户齐民管理（二级殖民主义）。
王朝建立初期异族性都非常强，与境外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由于统战的需要，帝国朝堂上山头林立，招揽贤才多为推荐制，科举不显。
但是随着王朝稳定（一级殖民主义枯竭），英明的君主逐渐开科取士，恢复科举制度，依靠科举出身的本土文官系统，逐渐挤压开国派系（能被挤压，就是枯竭的证明），实现王朝中叶的去殖民主义化。
当然实现去殖民主义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核心团体离开异族太久，得不到足够的给养，只能依靠本土的科举考试产生的官僚精英。
所谓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依靠本土的官僚精英统治的王朝，除了名字不一样，其它的和前朝一模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新一轮的外来征服者又一次蠢蠢欲动了。
知乎用户 狂徒乱笔 发表
就是牛马们养不起老爷们了。
王朝初期，土地荒芜，人丁稀少，牛马们开荒生子，不停增殖，数量越来越多。
老爷们也不断增殖，但是老爷们的增殖速度往往比牛马们低。
到了王朝一百年左右，牛马们和老爷们的数量比例达到最佳，牛马多，老爷相对少，数量庞大的牛马能够供养相对少的老爷，这就是所谓盛世。
然后，因为土地数量有限，再加上各种天灾，牛马们的增殖速度渐渐放缓。
但老爷们的增殖速度不变，于是老爷越来越多，牛马越来越少。
老爷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品质，就会加大对牛马的剥削力度，牛马就会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就会揭竿而起，政府就失去了对底层的管控力，渐渐地政府就连地方的管控力也没有了。
秩序开始崩溃，群雄并起，来到王朝末期。
战乱之后，老爷和牛马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土地再次荒芜，人丁再次稀少，又一个轮回。
知乎用户 大相邦 发表
没有什么王朝周期律，就是税太高了徭役太重了而已。
知乎用户 疯狂的马克 发表
食利阶层的不可阻止的野蛮扩张挤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而劳苦大众缺乏基本的与食利阶层博弈的渠道和手段，只能被动忍受。其结局必然是底层民众在层层剥削之下忍无可忍揭竿而起，而食利阶层在长久的安逸环境中人员素质螺旋下滑直到无力维持统治，从而开启全国吃鸡大赛，在清除大量人口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后产生新的食利阶层，然后进入新一轮周期。
知乎用户 纳米吃大米 发表
1945 年，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中接待了前来访问的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双方就中国能否跳出从 “其兴也浡焉” 向“其亡也忽焉”退化的 “历史周期律” 的问题，开展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中国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的，大约从公元前 1600 年起，到公元前 1046 年结束历经 500 多年，由武王伐纣而进入周代。
商代是中国的青春期阶段，他是一个充满着幻想，进取，浪漫气息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残暴，嗜杀，巫鬼的世界。它如同人的青春期一样，积极进取，幻想未来，探索未知。也如青春期的少年一样脾气火爆，喜欢刺激感官的世界。
如果你去安阳殷墟，你就可以看到 2 个不同的世界。在精美绝伦，充满浪漫和想象的青铜器面前，你会觉得这些古人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爱好美好事物的种群。
商代青铜器
如果你去殷墟的墓葬坑，这里曾经的残忍，嗜杀场面会击碎你的三观。这些墓葬坑是商人为了祭祀上帝和先王的祭祀品，他们通过对外扩张，发动战争来掠夺财富，同时将战俘作为祭祀品和随葬品
武王伐纣推翻商王朝的残暴统治，周王朝继承了商王朝的青铜文明，但是摒弃了他的残暴弑杀，将中国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拉入到成熟的中年时期。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我们如今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社会道德秩序都是此时奠定下来的。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文明始终处在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这种早熟使得整个社会阶级超级稳定，同时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的隔绝状态。除非有外来的侵略，不然这种稳定会持续更长时间。
正是由于犬戎这个外族入侵西周镐京而导致其灭亡的。而后是 400 年的春秋战国的乱战。
春秋战国的乱战的根源，笔者觉得周天子的权威无法压服诸侯只是表面的原因，真正核心的原因是：经历 400 多年的发展，西周生产力到了一定的水平，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的政策表现是废除井田制，将土地分给农民或奴隶，农民按人头交税。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种从人身依附于奴隶主的奴隶制社会变成农民依附于土地的封建社会，这个最早应该发生在秦国的商鞅变法时期。
旧的生产制度和旧的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个不断地矛盾变革中进步着。
周王朝的各诸侯国都先后实行变化，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种增长激励着各个诸侯国相互吞并，最终秦国一统六国，实行郡县制。
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在上古时期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且整整持续 400 多年。只有经历烈火焚身，方能如凤凰般重生。
毛主席说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变革都只是在秦的基础上缝缝补补。以加强皇权的统治。
300 年是封建王朝的大限，大限一到，改朝换代。王朝的统治阶层却始终在地主阶级，但是统治的代表却是不一样的。例如，从贵族到门阀，从门阀到士人…..
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一切问题的核心，一切矛盾都是从土地兼并开始的。
王朝的开端，将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此时土地分散在普通老百姓手里，王朝的政府其实不用做太多干预。经济就能快速发展，人口也会快速增长。这时的老百姓富足，社会稳定，这就被叫做盛世。汉景之治，康乾盛世….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的差异性以及天灾人祸，有些农民田地谦收，无法生活，就会将土地卖给富裕的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卖地行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大鱼吃小鱼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这种土地通常会集中到权贵手里，这些权贵是有特权的，这种特权可以使他们免除税务。这就导致了政府的税收枯竭，税收的枯竭减弱了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同时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流民的大量集聚成为了社会和王朝的不稳定因素。这是一堆干柴，只需要一把火就可以点燃推翻王朝的熊熊大火。
可能会有些改革家会顶着各种压力进行变法，但是这个土地的根本性矛盾没有解决的话，他只能延缓王朝的生命，无法拯救他的生命。而改革者也往往没有好的下场，王安石，张居正….
所以说 2000 多年的封建王朝无法跳出历史的周期律的一个最根本的经济因素就是没有一个长久的，持续的解决土地矛盾的办法。
笔者认为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不能依靠地主阶级，因为自己不可能革自己的命，而皇帝就是那个最大的地主。所以封建王朝的周期律至少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是无解的。
只有待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生产关系无法维持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出现无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发生生产关系的变化来彻底消灭地主阶级。那么就可以打破这个周期律。
然而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出现无可调和的矛盾。所以这就需要统治集团敢于自我刮骨疗毒，敢于破除改革阻力。解除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这样才能破解历史周期律
知乎用户 黄大仙 发表
社会各类不公导致民怨越来越多
如锅里的压强越来越高
锅盖也不掀开来泄压
一直强捂
最后捂不住了
锅被炸掉了
前朝的皇子皇孙贵族被新来的屠戮殆尽
有一个朝代开始
知乎用户 他说 发表
我不知道王朝周期律的根本，那实在太深奥了，你们知道你们上交的工资卡里还剩多少钱吗？
知乎用户 易水寒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是士族官僚政治的产物。王朝的更替就是新生政治势力铲除老旧世家官僚，新生的政治势力再取得政权后又演化成世家官僚，从而世代把控政权。
统治者组成：
一、帝王家。皇室王爷、公主、后宫。
二、开国元勋。功臣及功臣子孙及其宗亲。
三、富家绅士、读书人。把控重要官位。
四、技术性官吏。税务、漕运、盐铁、工程、商业等这方面会成为家传技术，世代把控经济，政权必须要有这块。
上述四家把控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不是做蛋糕者，却是分蛋糕者，除了帝王只有一个外，这个队伍极速膨胀，分走的蛋糕越来越多，这就导致生产者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势必引发大洗牌。
再来看生产者组成：
一、农民、佃农。
二、百工，即手工业者、工匠、力夫。
三、商贩（底层商业从事者）。
四、奴隶（奴隶始终没有消失）。
五、士兵（包括屯垦戍卒）。
六、不入流官吏。
七、宗教从事者。（道士、僧侣、其它宗教人士）特指底层宗教人士。
八、不得志读书人。
上五类是完全的生产者，六、七、八类是游离在统治者边缘的，社会清明则是统治者的附庸；社会动荡则是同生产者合流，固列在生产者之内。
当统治者占有太多，其表现就是阶层固化、土地兼并，使生产者力做不能温饱，社会动荡就开始了。除却帝王一个外，在动荡时，统治者和生产者（被统治者）会利用、结成同盟，试图取得分配权。例如：陈胜是农民加戍卒；刘邦是村干部；杨坚、李渊是封疆大吏；黄巢是盐贩子；赵匡胤是军官；李自成是邮递员；袁世凯是顾命大臣。这些人都是想着可取而代之，团结除帝王之外的一切力量，有的甚至利用外国、外族力量，目的就是推翻帝王，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分蛋糕集团。——王朝周期率形成了。
知乎用户 柯西 发表
根本在于人是会繁殖的，而不是刷怪笼里刷出来。
哪怕上层人完全没有私心，上层人的后代也要享受更好的教育和营养水平，也要获得更多的见识和便利，竞争力和进一步创造后代积累财富和权力的机会也更大。这种上层人士的膨胀速度总会超过社会利益总量的增长，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后，造成底层的崩溃和孤注一掷。
更不用说上层人还可以将财富无损移交，还可以结党营私，通过互换、门生等方式达到权力的无损移交，还可以不断制定新的制度，合法不合法地夺取更多利益。这样一来上层的膨胀就会更快。
知乎用户 奔跑中的读书匠 发表
关注我！
天道释然！
长达几千年的兴衰周期竟然被我党彻底攻克了，因为我们有两大法宝！
知乎用户 zeal747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在于继承人。
独裁，民主，这是两个对立的体系。但是我们不能说谁一定比谁更优越。 独裁的高效是民主无法比拟的。 我们假定一个独裁的君主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他做出的决策使得国家高效发展。
但是独裁的体制最大的弊病在于继承人的选择，从中国的历史来看，继承人的选择是按 DNA 来的。那就无法解决一个弱智的独裁者坐在决策的位置上。 这就是导致王朝周期律的原因。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王朝能始终保证由一个智慧超群的君主来领导，那就没有民主什么什么事了。不需要。 所以独裁不是导致周期律的直接原因，传承才是。这也可以去解释为什么每个开国君主能把国家搞得非常强大，汉武大帝，文景之治，唐宗宋祖，等等。
知乎用户 禁界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是劳动剩余不足以供养现有的脱产群体，或者说食利群体，以至于无法继续维持王朝的公共服务支出，从而导致王朝覆灭。
比如赈灾，治安，剿贼，御敌。
直接表现之一，就是王朝财政破产，从地方到中央的穷困，破产。
拿不出钱粮，征召不到兵，不论是剿灭内部造反者，还是抵御外部入侵者，统统是有心，但无钱粮兵马。
知乎用户 侯军 发表
如果自渡定的好，人人都遵守契约，那有什么周期律呢？
老百姓如都能安居乐业，衣食俱足，精神状态也很好很自然，谁又会闲得没事去造反，更替王朝呢？
王朝更替无非就是没有好的自渡做保障，成王败寇的余孽思想在作祟而已，不信契约，只崇暴力而已，妥妥的丛林社会的现像而已！
知乎用户 炒饭加肉 发表
集权（原因有两个）
1. 总结前朝覆灭原因（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2. 堵死自己来时的路（防止别人有样学样）
从秦开始，每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陷进了王朝周期律中。
王朝周期律就像姜子牙封神自己没封上一样充满了黑色幽默。
王朝覆灭很重要的一环是 “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的原始因素是 “重农抑商”。
宋朝作为唯一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屁民的生活反而富足。至于 “弱宋” 那是军事上的弱，花钱买平安对于当时百姓不用战争苦应该算是幸运了，普通商贩能够出现在清明上河图。
当然很多人无法理解南宋都蜗居临安了，又有大把钞票怎么不好好发展军队，这正是王朝周期律中堵死自己来时的路。越弱越不敢给军队权利，回头再搞黄袍加身岂不冤死了！
重农抑商的朝代，农民有了土地，会出现短暂的好日子，如果商业上繁荣，相对来说好日子会更久点。商业税收不充足时，剩下的只能通过盐铁专营，粮食税人头税压榨普通人。
老爷们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银子来养他们，最终传递下来就是农业重税。统治阶级作为食利集团，商业衰败无法带来财富增量，自然会去瓜分财富存量的土地。店铺走一走就能搂到银子，也犯不着下去和农民打交道。
古代不好考究，现代也能找到模板。 土地包产到户后，粮食税三提五统杂七杂八的依然是重税，农村时不时还会发生 “蚂蚁搬家式的土地兼并” 今天占了别人田角，明天挖薄人家田埂，为此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 当改革春风吹满地慢慢带来了社会财富巨增，打工也吃到了肉沫，土地价值降低，为土地闹矛盾就减少了很多。当国家商业税收充足的时候，农业税收已经微不足道，顺势取消。
剥削的强度从不来都不看拿走了多少，而是看还剩下多少。
至于现在有没有进入王朝周期，看看是怎样的，来了后有没有把来时的路堵死。
知乎用户 入戏太深 发表
权力集中导致腐败，腐败导致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引发变革。
知乎用户 泽木 发表
本质上就是权利的重新分配
当领导的孩子成为新的领导
富人的孩子成为新的富人
如果靠平庸的奋斗无法改命
世界就会启动底层民众暴动基因
人性使然 无可逃避
知乎用户 卡蓝 发表
唐甄不是说过一句话：“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既然是贼匪，那做的也都是亏心事，什么东西都靠抢啊夺的，没有建立真正的让人信服的规矩，一群不会创造财富的群体，单凭谁的拳头大，谁更会威逼利诱，来表达权力，然后肆意挥霍社会资源，完全是一种另类黑社会的内质。为了防止有人来抢夺，掐灭其他贼匪，它们往往采用是竭泽而渔的方式，对社会进行高压控制，用谎言和假大空编织未来。而自己大吃特吃，不留余地。既然是出来混，那迟早要还的。毕竟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终究会有抢无可抢的一天，任凭它们把行为包装的多华丽正义，也会有露馅的一天。
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如果用自然观视角来看，王朝周期律代表了人性的周期性变化，也暗含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机制，那就是 “因果” 两字。
知乎用户 平淡 发表
根本是普通人这个群体没有任何博弈能力，而这个群体又是数量最大，无论是牧羊人的文臣武将还是皇权的延伸宗室、外戚、宦官最终都要剥削普通人这个群体，而当某一地的普通人受不了而起来反抗时，帝国又会调动全国资源去打压局部地区的反抗，适可而止是博弈出来的，古代中国王朝是极少给予普通人博弈的机会的，一般只是予取予夺。
而这种反抗肯定会随着压榨的加大而日趋频繁，帝国消耗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大，秦制下在资源减少时就会让原有体制边缘人被甩到实质的体制外，随着这些体制人的加入反抗将更成体系，因为古代中国起来反抗的普通人这个群体和原有体系很难进行妥协，最后只能是消灭和被消灭，随着反抗规模的加大，最终肯定会出现原有体系中权力下移或被消灭。
知乎用户 我家的狩猎猫 发表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所谓的【封建主义】是一块遮羞布，本来是拿来遮欧洲中世纪名为【封建主义】实为【奴隶政治】的丑的遮羞布。
欧洲的【封建主义】其实本质是奴隶政治，或者你可以叫它庄园城堡封建制，是一种适应了高等生产力的奴隶制。庄园主获取土地资源的主要手段是政治交易，获取土地收益的主要方式是税收，和土地上主要劳动力的关系是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不是奴隶制是什么？说的好听叫【封建主义】而已。
而到了近代我国那些研究哲学、政治的被西方打断了脊梁，很多东西不研究就直接拿来用，于是也给中国古代套了一个【封建主义】的皮，但实际上中国古代至少从唐代起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奴隶政治了，而是适应了低等生产力的资本主义，你可以叫它地主豪强封建制，或者你也可以叫它农业资本主义或地主资本主义。
中国古代的地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经济行为，以购买兼并为主（当然为什么买的这么便宜和容易也是有政治因素在的，但不论如果这种获取不是政治权力的直接行为，当然也有赏赐的部分，但不是主流），获取收益的主要方式是佃农雇佣关系产生的劳动盈余和以放高利贷、屯粮获取价差收益为主的金融收入，和土地上主要劳动者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当然也有购买的农奴。
中国古代【封建主义】虽然仍有奴隶制存在，但其主要的经济逻辑基础已经是私有制经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其实是适应了低等生产力的资本主义。
那么回到问题，王朝周期律是什么？请问你们还记得马克思为什么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吗？再比对一下中国古代亡国的主要原因，而且是最屡教不改的那个，土地兼并严重，自古以来，人人都知道，人人都防不住，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吗？
王朝周期律的本质是，适应了低等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无法应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表现，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不亡国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使得 “人地矛盾” 中的 “地” 足够大，有应付的空间，仅此而已。
知乎用户 乌镇过客 发表
其实王朝周期的根本原因是 “穷不过三代”
穷人没有能力留下后代，三代之后断子绝孙。
被供养的阶级因为条件，后代越来越多。
于是乎，坐轿子的人太多，牛马不够用。
然后就只能开启王朝更替。
王朝更替并不是牛马翻身，而是坐轿子的人内斗。
淘汰一大批，牛马就不会不够用了，同时也能够稍微改善一下牛马的伙食，让牛马多生一些后代。
当然要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权 * 的过于集中！
知乎用户 闲来垂钓渭水畔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原因是马汉把王朝钱抢了，王朝没钱消费了，买不了米要饿死，只能上山当马汉。循环 2 的 n 次方 = 1 亿，基本就赢了。
知乎用户 天狼星人 发表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些什么腐败啊，皇权的无能啊都是借口。也不是皇权的残酷压榨。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财富过度集中。但是在私有制下。财富过度集中是一个无解的题。
木又力和财富做为社会运行的两大工具是不能被某一群人私自占有并世袭罔替的。可是目前的世界都是这么运行的。结果就是一群人朱门酒肉臭。另一群人路有冻死骨。你不会认为美国街头流浪汉是喜欢流浪吧？那群快被饿死的选择造饭。他们还是多数。
前三十年短暂的历史试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能力消灭财主阶层。但是怎么消灭官僚阶层呢？社会运行需要一群人维持秩序。但是它们又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你我上去也是如此。选票也没用。
知乎用户 二次元的幻想 发表
根本就是财政，但凡还有点钱王朝就还有口气。
说一堆大道理没用，老百姓但凡能过活也不会想着造反，福利好一点，制度公正些民心就来了。
中央财政不说那些制度成本带来各种乱七八糟问题，财政最大支出就是官僚体系跟军事用途，前面那个就是个癌细胞一开始不明显后面膨胀越来越大难以收拾，军事用途也是烧钱玩意遇到外族入侵或者领土扩张时候尤为明显。
知乎用户 淡痛的腰子 发表
[
是什么束缚着一个人一直在社会底层？117 赞同 · 7 评论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0898681/answer/1913237161764975903?share_code=E6uD6Sbmxef&utm_psn=1926983659321299437)
少数人资源垄断，多数人穷的活不下去，然后造反重新分配资源，就是这么简单。
知乎用户 无名 发表
权贵阶层越来越大，大大超过社会底层的供养能力，底层人活不下去，社会的供养失衡，再遭遇天灾人祸的外力侵挠，王朝倒塌就不可避免了。
知乎用户 小活虚妄 发表
还是只要差不多的一段时间，不管哪个朝代，食利阶层越来越庞大，劳动者不堪重负，影响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匹配，“攫取性制度” 慢慢就差不多走到头了。
开始可能有一段时间的均贫富、等贵贱，耕者有其田，开科取士，抑豪强世家大族，或者减税负、甚至 “永不加赋”。
但是后边自己人人口多了，就慢慢的内部平衡、内部 FP，还没想到还越来越难，然后慢慢的就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 “初心” 给排除和忽视了。
会 “周期律” 的国家和朝代，都是慢慢给长成了 “大头儿子”，只能走平路，如果头还越长越大，“扑街” 就是早晚几十年的事。
头长得慢一点的，迟一点；头长得快的那就会早一点。
一直 “扑街” 的地方，就该去好好的查一查会不会是真的有什么社会学或者人种学 “基因” 了。
知乎用户 tintin 发表
王朝兴衰，根本在于人心向背。
知乎用户 4-12 发表
假设没有王朝，哪来的王朝周期律？一切都是权力，不奉献自己的权力去供养王朝，它就无法控制你，那它的周期是四年还是两年你有权说了算。
知乎用户 辛阳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
是官僚集团这种经理人疯狂攫取帝国利益，帝国的收入被官僚集团侵蚀而无法持续经营下去。
官僚是不交税的，官僚抢占的产业也是不交税的，帝国的税基不断减少，负税人不堪重负开始反抗，官僚集团却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利益，最终帝国轰然倒塌。
知乎用户 六月的雨 发表
阶级矛盾变成社会的主要矛盾
知乎用户 一万光年 发表
王朝是政权，不是国家，比如我们说秦灭了，不是说中国灭了，大清亡了，中华反而恢复了，就是这个道理。
蓝星上政权的死法千千万，秦制政权的死法只一种。
根本原因是秦制不可排除的 Bug。
以农业时代的传统思想评判，秦制不是王道，是霸道。
以暴虐无道，丧尽天理，以人不做人，丧尽人心。
直至纠纠秦人，喜迎沛公，六国有遗老，秦灭无秦人。秦朝覆灭时，甚至没有人希望复国，傻瓜才想回去。
以现代思想评判，秦制是邪路。
极权、强盛和持久，是不可能三角。
秦制的运行逻辑是民众降格，国家超频。
这是两个互为依托甚至相依为命的 Bug，排除任何一个，不能称为秦制。
秦制是二元化结构，法外皇帝，法内黎民。
在秦制下，人不是人。
皇帝不是人，是神，不受人间法律制约——这也意味着，他的意志超越于法律之上，能随意定义和解释法律，甚至玩弄于股掌之上。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本身是秦制律法的致命硬伤，使得民众的境遇比表面看起来更糟糕，更具不可捉摸的风险，这类系统性风险，也使统治者时刻立于险地；
民众不是人，是社会性蜂蚁，是僵尸型牲口，是办事的工具，是建筑的砖瓦，是机器的螺丝钉，是循环收割的韭菜，是随用随弃的耗材，是人矿，是代价。本质上是制度的奴隶，同时还是复制和生产奴隶的机器。
至于官僚，也不是人，充其量是制度的帮凶，皇帝的走狗、鹰犬、爪牙，伥鬼，也无人格，无论贪官和清官，没有分别。
这是极端扭曲人性的制度，但方便构建起一个庞大高效的国家机器。
人性，微不足道，随时可以被代价掉。
好了，现在可以超频了。
机器日夜轰隆隆地运转，甚至还有风扇，水冷，高级的时候还不惜装上油冷。
整齐划一，外观华丽，功能强劲，甚至有点激动人心。
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但零件的损耗，是无人关心的，即便是上油冷，关心的也只是如何榨干每一滴剩余价值。
这是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无法完成的伟业。
如果省着点用，似乎也能各安天命，内部自然迭代，乃至升级。
但事实上，没有机制可以阻止统治者的贪婪和索求无度，甚至，强权主人亟需从一环扣一环的成功中证明一贯正确、伟大英明，彰显合法性和合理性，只能不由自主地无限超频，不断向下试探底线。
要命的是，秦制的帝国，只有一个有效大脑。
注定不可能探索客观规律，不可能主动向科学技术挖掘生产力。只能无限卷积人力资源，直到榨干为止。
更要命的是，这种体制，只有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贯彻，不可能有自下而上冷热痛痒的反馈。
往往直到彻底宕机，才发现，我靠，有问题！
一切为时已晚。
最要命的是，秦制以强权立国，无论是统治圈系统内部的竞争，还是豪强逐鹿中原，或是底层民众的反抗，几乎都只有暴力这一个工具，没有任何其他渠道。
情况相当惨烈。
一个单元惨烈地结束了，新的开始似乎令人向往，意外的是，唉，不如说毫不意外的是，这还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和上一个单元相似的单元，周而复始，是个循环，而且是死循环。
俗称治乱循环，始于治，终于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无限循环。
皇帝被推翻了，多数身死国灭，一家人都很悲惨，被天下人耻笑。
忠臣殉国，贰臣投奔新主。
最惨的还是寻常百姓家，无数灰飞烟灭，无数家破人亡，无数苟且偷生。
古人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道报应不爽。
如果排除迷信运道的因子，把 “天道” 认识为客观规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更迭治乱循环，正是秦制的必然，秦制的代价。
明明短命的秦朝已经证明了这个吃人的制度不靠谱、天然不稳定，衮衮诸公为什么还要前赴后继，重蹈覆辙呢？
不仅仅是路径依赖，秦制对统治者太友好了，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有无上的权利，有无数的奴隶下民，还有打鸡血一样强盛光荣的愿景。
任何统治者都会目眩神迷，愉快地步入舒适区。
全然不顾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钱。
至于奴隶下民，当然只配等候在麻木区，任人宰割。
秦制始于秦国秦孝公时代，约公元前 359 年开张，核心代码由商鞅友情贡献——必须唠叨一句，商鞅这伙计死得很惨，相当现世报。
到公元 1911 年，凡 2270 年。
那一年，辛亥革命，我们称之为两千年之大变局。
秦制崩，共和启。
人类一路摸索，走到今天。
任何方向性的探索，甚至堪称探险。
无论是对是错，是成功是失败，其实都有意义。
至少，过往的实践，让我们知道哪条路可行，哪条路不可行。
在这个意义上，古人们无论是什么样的探索，都值得后人钦佩和感谢。
正义的、成功的，点赞，加油。
邪门的、失败的，默哀，诀别。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大概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智慧。
知乎用户 猫骑士 发表
没有什么周期律，有的只是军事天才很短时间内建立帝国的偶然事件。所谓的 “周期律” 只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意淫而已。
知乎用户 卖萌是国策 发表
根本是社会不可能永远增长。而反常识的一点是：社会只有增长才能稳定，稳定只能崩溃。提示：两个稳定含义不一样。
前排很多回答扯了一堆没用的，基本属于扯得越多越没关系，都不是根本问题。只有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回答说到点上了：底层供不起。
再深入讲解之前，再抛出一个简单有力的描述：人是要吃饭的。
别急，这句话太简单了，有很多种歧义，你理解的不一定是我要说的那个意思。下面开始详细讲解王朝周期律，并解释人是要吃饭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想看过程的可以拉到底。
————割一下————
先看一个简单模型：
100 个人，都长生不老，只需要食物不需要其他。其中 80 个种地，10 个改进工具，10 个开垦荒地。每次开垦出新的土地后，工具改进会让 80 个人可以耕作更多土地。显然开荒的靠卖地从种地的手里换食物，工匠则靠卖工具。
这套系统从时间 1 运转到了时间 9，种地的产出越来越多，大家吃的也越来越好，新土地和新工具当然也会涨价。这时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周围的土地都开垦完了，没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0 个开荒的没工作了，只能改行。要种地，首先问题就是没地。活不下去就只能抢，矛盾就爆发了。一般来讲，社会会有自调节性，最后会分配一些地给这些人，但嫌隙肯定是留下了，隐患 + 1。然后大家会发现，土地只需要 80 个人种，现在人多了，地是富裕的，谁地少谁吃得差。那怎么办？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又会有新的失业、掠夺、重分配、隐患 + 1。
别急，还没完。那些改进工具的工匠还活着呢。工具还在不断改进中。而且因为失业人群也会转行工匠，竞争激烈，各种发明创造更积极了。于是，土地只需要 70 个人种了。竞争循环的激烈度 + 1，以后每过 1 时间就要隐患 + 2 了。而更激烈的竞争又会导致工匠跟着一起失业，只有造出最先进工具的工匠可以继续卖钱。激烈度继续 + 1。
继续发展下去，你猜社会会变成啥样？肯定会崩溃对吧？
还记得问题的起点吗？新增没了。
有人会说了，那时间 9 的时候，人均食物比时间 1 的时候多多了，就算没有新土地，90 个人种地，也比时间 1 的时候吃的好啊？
这就是人要吃饭这句话的本质——产出已经分配下去了。时间 9 的人，接受不了时间 1 时的财富水平。人，总是厌恶失去已有的东西。
实际上，消费并不容易暴跌，有道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真正能暴跌的是投资，就是开荒的那 10 人份的资源。绝大部分消费不足不是出在消费上，而是投资没了，需要消费承接投资的产能——当然是做不到的。这是个死循环：消费可以暴涨（不会暴跌），但只会在有新增的时候暴涨，而有新增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投资。找不到增长点时，投资崩了，又指望消费暴涨来承接投资的产能？
这就是经济的底层规律之一：投资是存在的，没法 “当” 它不存在。当缺乏新的增长点时，突然崩溃的投资会连带着把消费一起带崩。
这个模型还没有考虑马太效应和剥削。实际上，这同样很重要，比如明末的银子问题。很多人都知道，明末闹银荒，为什么？直接原因是，外界银子输入没了。可银子又不是消耗品，怎么会一直依赖输入？还见过一些无脑网剧自作聪明的玩了一出：以工代赈、收商税、国库充盈的循环。扯淡，这样只会崩。
因为任何循环中，金银这种自身有价值的货币都会有跳出循环的可能，也就是存储——这实际上也是金银成为货币的根源，它们可以存储，粮食不行。明末没银子的原因在于江南士族在不断的 “积累” 银子。流通的银子就会越来越少，只有不断有新银子流入时才能撑得住。
还是那个规律：人总是厌恶失去已有的东西。但实际上，流入和流出总会有波动，不可能严格相等。所以，人总是追求净赚，这样波动时总不会变成负的。马太效应意味着社会优势方总是更容易实现净积累。
那么，当全社会失去增量以后呢？整个社会停止增长时，马太效应并不会停止增长（因为议价优势还在），那剩余部分（底层牛马）就只能减少，直到崩溃。这显然会比刚才那个没有地主老爷的模型崩溃更快。
————再割一次————
结论：
人是要吃饭的这句话是指，任何时候，人都会在短短几年之内习惯当前的生产消费流量。把这种流量当成经济数值就是：无论经济存量（流量的存量，流量是数值）多大，它都已经被今天的人消耗了，真实存量是 0。当经济增量（流量的增量，流量是数值）消失时，走钢丝一样的平衡是不可能实现的。
想让经济良好永远只有两种方法：1. 找到增长点。2. 让人不吃饭。后者就是战争、饥荒。而前者则是技术革命、资源采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情况：掠夺。让一部分人吃不了饭。算 1 还是算 2 取决于掠夺对象算不算你的概念里的人。
最后
回到王朝周期律，其本质是：
王朝前期可以通过恢复乱世、休养生息获得增长。王朝中期可以开疆拓土、技术普及获得增长。再赶上技术发展、干掉一部分人的小动乱、敌国崩溃吃遗产…… 又能续一波。到了续无可续的时候，实在没有增长了，而马太效应依然存在，就会从底层开始崩溃。
知乎用户 瞅你咋的 发表
1. 单权力核心 + 官僚科层体制的局限性。
人类最多只能有效驾驭一百多人的组织。
如果人数再多，按人类现在的智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也非常难驾驭，更不要说古代。所以只能引入官僚（科层）制度。人类现有的组织几乎都是采用单权力核心 + 科层制这种组织形式。
官僚（科层）制度的特点就是权责不对等，由于权力只对来源负责，所以官僚体制每层都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这里就会有两个问题：1. 由于各个层级都会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顶层的指令传到基层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曲解和加码，基层的情况反映到顶层也基本都是假的（只报喜不报忧）。越是大型人类组织，科层越多，此类现象就越严重。2. 资源好处层层上收，责任义务层层下压。最后就会形成一个超失衡组织。
因此在 1 的情况下，因为顶层接受的反馈都是失真的信息，因此顶层做出的指令很多都是错误的，另外正如哈耶克所说，高度集权的体制既无准确的信息来源，又缺乏自我纠错机制，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反思体制有什么问题，而通常会归咎于集权不够，还要加强集权。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在 2 的情况下，时间越长，体制内外，体制内上下层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稳定。众所周知，稳定的结构才能长远，所以最后只能推倒洗牌重来。
以上种种弊端，在企业中就反映为大企业病，而且越是大型企业，守成期的企业，大企业病也就越严重，最终导致企业的消亡。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周期性的王朝更迭，越是大国越如此。所以先进文明地区都是松散组织，如联邦制或者邦联制。因为即便在当代交通通讯技术加持下，央地矛盾尚且非常尖锐，更不要说古代。
知乎用户 东海逍遥客 发表
我们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看这个问题。
第一层是问题表象，农民推翻政权，如朱元璋，李自成。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形成叛军，叛军推翻政权。
第二层是地方原因，基层治理崩溃。朱李二人在汉宋两朝不会成气候，因为地方豪强会自发干掉他们，如黄巾起义。前提是地方有足够实力。地方实力派与中央集权天然矛盾，中央只要肯放权，地方这点事不叫事。
第三层是中央原因，国家财政崩溃。叛军哪朝都有，吴楚七国之乱那么大的叛乱，一年不到就平了。中央有钱就能组建有战斗力的中央军，能源源不断送上前线。明末财政崩溃，几支中央军打崩以后就再没有野战兵团了，任由农民军和八旗军破坏税基，陷入财务恶性循环。
第四层是根本原因，家天下不可持续。家天下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义务不对等的体系。中央趴在地方上吸血，而地方只出不进。固然形成了强干弱枝的局面，却也降低了抗风险能力，一旦地方崩溃，中央就不能维持。地方始终有离心趋向，源源不断为叛军提供人才和理论资源（参考近现代史），形成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
总结一下，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这个问题，就是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的不断爆发和平息。如果政权不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建立有效的维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制，这样的历史规律将不断重复。
知乎用户 莉耶芙 发表
我认为是是基本盘的缩小和堕落。
如果认为只是因为 234 代的话，很难解释清的问题。
在我看来大清给出了集权制度下的完美模板。
养一套基本盘，然后刀口对内。
爱新觉罗在最上与八旗合作压榨底层的汉民
所以清一朝，虽然农民起义大小不断，依旧一路能一路镇压。
但是后期，八旗子弟这个基本盘堕落。最终出现了太平天国这样的能跟八旗正面对抗的组织。
最后靠地方武装镇压的时候，清的问题就只剩下，这些地方武装还承认他是老大吗？
再看汉
东汉的基本盘是世家和宗室。
宗室，世家，地方豪强共同压制平民。
而到后期呢？
世家不跟他
不但基本盘缩小了，还诞生了袁绍这样的世家联合的反叛者。
地方豪强也不跟他了。颖川士族支持曹操，江东士族支持孙权等等
至于宗室。刘焉有野心，但是死的太早。刘表同样也垂垂老矣。刘璋刘琦刘虞的能力又不足。
基本盘大幅度缩小，组成基本盘的人又不行。那汉自然就无了。
知乎用户 怒答哥 发表
怒答一发，所说全错！
王朝周期律的本质，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都只讲到土地兼并，社会矛盾尖锐也就为止了，颇有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之风，再深入就真的不敢或者不愿意去深入下去了。
土地兼并，社会矛盾尖锐的背后，其实就是特权基层无限制扩张导致的阶级斗争加剧，引发了农民起义，换言之，活不下去了，把广大底层人民逼着团结起来，然后掀桌子不玩了！
有句老话，叫做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王朝统治过程中，旧有集团的人，通过不断地繁殖，联姻扩大兼并自己的利益，而统治者又会不断地引入新的集团，以求制衡，一个是繁殖（一生二、二生三…… 这增长速度可想而知），一个是拉帮结派（一个好汉三个帮），两者相互，导致整个特权阶层不断扩大。
特权阶层的扩大，那就必然会继续向下压榨，不断压缩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这个过程差不多就是一两百年，所以，你懂了吗？
知乎用户 黄老屁 发表
什么天啊地的，扯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啥。
这个世界是由各种势力组成，势力里又包含各种小圈子小团体。
这些小圈子小团体初创的时候，谁都可以来，只要愿意发光发热就能融入其中，一起做大做强。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会继续保持联系，继续来往，继承位置。
当这些小圈子小团体再也无法接纳新人了，新人会自行抱团形成新的小团体小圈子，把旧的小团体小圈子干掉。
这就是王朝历史周期律。
别以为西方没有，西方也有。他们也搞小团体小圈子，也会互相挤兑互相竞争，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宗教改革，新老贵族，新老钱，一二战，都是在洗牌。
怎么？换了套玩法你就认不出来了？
多胡扯几句。
中国这边几十年前有个人他想打破这个周期律，他的办法就是，你们不是喜欢搞小圈子小团体结板成块吗，“我” 偏把你们都打散搅碎，让你们跟新人混一起重来，这样人人都有机会。
他提出要不停的革命，就是不停的要搅碎这些小圈子小团体，不停的打碎重组，不停的给后来有能力的新人机会。
那个人去见马克思之后，后来的人们想了个办法，新旧小圈子小团体还是可以放下矛盾共存的，只要继续发展把蛋糕做大，各自吃好各自的领域就行。
于是现在社会你就可以看见很多小圈子小势力搞各行各业。
但是现在又遇到了问题，就是大蛋糕做不动了，而旧的小团体小圈子又不能接纳新人，而巧合的是，全世界现在都这样了……
所以啊，我一直就建议后来人不管干啥，一定要学会抱团生存。一定要学会团结互助，互利互惠，学会分工协作，学会信息共享。
越是精致利己单打独斗原子化，就越势单力薄越吃亏，就越上了他们的当，拿什么去跟人家斗叻？
知乎用户 兰陵笑笑生 发表
《大明王朝 1566》大家都看过吧。
剧里海瑞说了一番直达本质的话，所有百姓每年上缴的赋税，已经无法满足食利阶层日益庞大的开支了：
郑泌昌、何茂才和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
还有田土赋税，还有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更不知多少！
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止浙江，两京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贪墨横行愈贪愈烈？
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比他们更多挥霍无度之人！
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又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不胜繁举。你们算没算过，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大明朝那么多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至于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就以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只有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和府衙禄米就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
而北方俺答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将士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蕃能够说得过去吗？
像谭大人刚才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
天下大弊不革，就算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孟子云‘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
祖宗之法执行了多少年了，前面都是这么过来的，你突然要改，像海瑞要的这种大刀阔斧的革除积弊的方法，这少不得动多少人的利益啊？
可大明王朝行至当时，积弊甚多，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儿了，正如张居正说的一些现象：
“**藩王不纳税，官绅也不纳税，朝廷的赋税全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百姓不堪重负，就只能将田土卖给藩王或者官绅，**如此兼并下去，总有一天国库一空如洗，百姓也一贫如洗！再不改制，便要改朝换代了！”
知乎用户 大卫 发表
基本上所有的官僚都会安排自己的亲戚进入国家机构，几代人以后国家机构已经臃肿的不堪重荷，社会阶层固化，行政效率低下，税收不断增加，社会底层不堪重荷，然后遇到个外敌入侵或者农业灾害，大量老百姓没饭吃，归罪于皇帝，或者权臣势力越来越大，夺位推翻皇帝，王朝就崩了。
知乎用户 真大宝 发表
没有什么周期。
不同朝代在排除外部侵略的前提下，如果是从自身内部坍塌，都是因为权贵对生产资料和资源的过度侵占。一旦碰到饥荒灾害。老百姓就要学习陈胜吴广打破这个环境的 “平衡” 了
知乎用户 远黛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根本核心是专制集权，王朝往复是上层权力斗争与底层生存斗争极致拉扯，引发无法停止的钟摆运动，像是精准的时钟悬挂于这片大地之上。
专制政权会导致资源越来越集中，专制政权会无限压低人权，底层人民人均占有的资料会越来越少，成为在专制集权眼中的牛马。有权力的人才有义务，没有权力的人只是被剥削的牛马。
以真正享有权力的人群占整体的比例，可作图如下：
专制和封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封建制的本质是分封而建之，封建领主也具有独立自治权，在图中的 C 点；专制的本质是帝王一个人的专权，在图中的 B 点。封建制瓜熟蒂落，孕育资本主义，历史在前进；封建制衰落消亡，滑向帝王专制，历史在倒退。
B 点不是奴隶社会，它真正的名字应该叫集权社会，帝国周期律的真相是 A—B—C 点的钟摆运动。
“狡兔死，走狗烹；禽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是权力集中的手段。封建制的衰落早在每个王朝初期就开始了，它从未真正在这片大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假如有也只存在于春秋战国那么短暂的五百年。战国时期出现的儒家、法家带来的君父思想和郡县制，导致封建制全面土崩瓦解，永无出头之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是帝王的终极梦想。专制达到巅峰 B 点，真正实现权力集中到帝王一个人手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推动社会向 C 点运动，专制集权把社会拉回 B 点。
人们都以为大一统的实现，是历史打开新篇章。事实上，图中可以发现 B 点和原始社会只有一墙之隔，墙外是人均占有土地率、小冰河期、野蛮民族的吸附、极端自然灾害、贪腐程度。其中任何一点达到极限负荷，导致底层人民没饭吃，城墙就会被推倒，并带来饿殍千里、易子相食的惨况。这不是地狱模式，而是进了原始社会。失地农民，没有土地不能叫农民，没有主人不能叫奴隶，退化为原始人。后来，新的英雄出现，拯救人民于水火，周而复始，生生不灭！战争推动社会向 A 点运动，人口大幅减少推动社会向 B 点运动。
**为什么我们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我们从未真正成为封建社会。**春秋时代是中国封建水平的巅峰，战国之后每一个帝国、每一次混乱都把我们拖入更加集权的专制帝国，封建制其实早已离我们远去。
知乎用户 云淡风轻 发表
从我们 2000 多年的历史书上没有看到一个集权社会力推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成功的案例, 只看到的权贵们互相倾轧，也没有在史书上看到盛世中的百姓们的幸福生活，只看到满眼的践踏、杀戮。
知乎用户 精神自由之路 发表
一、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所谓王朝也不例外
二、在这个生命周期中 出生 繁荣 衰退 死亡 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三、所有人为的努力最多延迟或者提前每个节点到来的时间点 但不可逆转
四、制度产生的问题不可能被制度本身来解决 任何人想出来的制度都有其漏洞
五、在王朝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中 变革推动者会慢慢变成既得利益阶层 进一步变成阻碍变革的保守派
六、具体的某一个人可能背叛自己的阶层 但由人组成的阶级永远不可能背叛阶级
七、权力者的权力来源于被权力者的服从 映射到现实 即便是皇帝也要依赖官僚系统才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
八、官僚系统不可能自我革命 去执行伤害自身的政策
九、长期的欺骗和舆论操纵会让国家陷入 “塔西佗” 陷阱 直至百姓不再相信任何关于执政者的承诺
十、随着官僚体系内部的近亲繁殖 大量有识之士将被排斥在权力的游戏之外
十一、排斥在外的有识之士会逐步形成一股强大的外部压力加速王朝的覆灭
十二、生产关系必须匹配生产力 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 生产力将加速生产关系崩解
十三、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内外因相结合将推动事物向前演进
知乎用户 404 发表
根本就在于法律是一张废纸，特权阶层可以随意践踏，而底层人民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法律完全沦为统治阶层攫取利益的武器，以至于底层人民手无寸铁，如同案板上的鱼肉。
所以，当底层人民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将法律，社会秩序以及缔造了社会秩序的统治者们一起摧毁，然后再从零开始建设新的秩序。而新的统治者往往出于私心，或者单纯因为思想深度不够，他们缔造的新秩序不过是旧秩序的重演，还会有新的统治者和新的作为武器的法律，以及新的被压迫的底层民众
民主之路，实在是任重道远。
知乎用户 禅中说馋 发表
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
食物链体系中，每层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最多不到 10%。食物链顶级的能量使用效率低到发指，所以才有一山不容二虎，但凡多个几只，这个山头就养不活那么多老虎。
生物在资源充沛时总是会趋于种群数量上涨。老虎吃得饱就会不停的繁衍，自然界幼虎成年后会被赶出山头去夺取别的山头。可是目前整个世界都被老虎占满了，没有别的空白地盘去捡了，只能挤在一个山头里。
等待这个山头的命运就两种：
1. 老虎之间搏杀，决定出一个唯一能捕食这个山头的权利。
2. 几个老虎表面上团结起来，共同统治这个山头，稳定的，没有太多争斗的共存体系使老虎越来越多，将山里的肉食捕食殆尽，只需要几个物种灭绝，这个山头的生物链体系就会链式崩溃，要么寸草不生，要么在混乱中搏杀出新的秩序。
至于身为底层的杂草，虽然是整个食物链的能量供应者，但是杂草就是杂草，只是个牺牲者。就算山里没有一个食草生物，山头的面积也是有限的，不能容纳无限多的杂草。
这么看下来，人类发展至今如此的繁荣，却还是没有脱离自然法则，人类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的残酷并没有离开人类，，只是技术大爆发，使人类的自然容量上限暴涨，但是终究有尽头，世界保持了 80 年的总体和平，人口暴涨至七八十亿人，也快到容量上限了（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就是征兆）。一段大规模的超容量人口出清的时代早晚会到来，而且来的越晚就越剧烈。
知乎用户 南极无企鹅 发表
东亚是文明秩序的末端，是技术传播的最后一站。
当文明核心区与东亚的技术代差足够大时，东亚的王朝就要完蛋了，然后被新的殖民者所取代。
至于为什么是三百年一个大周期，很简单，按照以前农业社会的技术传播速度来算，从地中海文明传播到东亚，刚好是三百年。
知乎用户 下头男 发表
不吸取历史的教训，片面的理解历史的教训，只摘取自己喜欢听的教训，把不喜欢听的抛之脑后。
知乎用户 wuchaotian 发表
过去的几千年中，
真正本质的争斗，
并不是底层百姓与上层权贵的斗争，
也不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抗，
更不是科技创新和愚昧落后之间的抗衡。
真正参与本质斗争的，实际上只有三方，三方千年以来一直都没有认输下场。
我们看到的所谓周期律，只不过是三方势力的此消彼长。
只有人类才把兴衰归结于制度与人性。
这三方以势力大小从高到低分别是，病毒，小麦，人类。
人类是最弱的。
这才是真正的三国演义。
三者互相依存，互利互惠，互相竞争有限的资源。这种竞争，使得彼此的数量上下起伏，达到动态的平衡，所以在人类的视角才出现所谓的王朝周期律。其实只不过是表象而已。
对于小麦来说，它们分享更多的淀粉给人类，使得人类种群数量变多，小麦种群才随着人类迁徙拓展到世界其他角落，更加繁荣。但是人类太多又会吃掉延续小麦的种子，使得小麦种群减小。当然，小麦种群一旦减少，人类种群势必也会减少。
对于病毒来说，他们必须利用人类体内的能量，才能完成自身种族的延续。这种汲取能量的能力如果很强，虽然短期内能使病毒种族快速扩张，但人类都被汲取死掉了，病毒也会消亡。如果这种汲取能力不强，病毒就有取之不尽的宿主，但病毒也会容易被人类的免疫系统消灭了。
所以，三方势力就在这世界上，互相依存并争斗着，没有什么王朝周期律，只有三方势力的动态平衡。
目前来看，第四方势力即将崛起并打破这种平衡，那就是人工智能。
过去的历史可能不会再现，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如果我们被扫进历史垃圾桶。未来的世界不会发出哪怕一声叹息。
知乎用户 悲冻之伤 发表
导致王朝的崩溃，一般就是内忧外患，而内部的问题基本是分配不均导致，不管是土地兼并还是权力，最后都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反而活不下去，自然就崩溃了。
知乎用户 仁义常在 发表
最本质的一条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其次是土地兼并，最后才是权贵太多，财政供养不起。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新王朝建立的时候人口稀少，所有人老老实实耕地就能活下去，所以无人造反，朝廷的日子很好过。
一般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时代，人口越来越多，土地产出的粮食无法让所有人生存，人民为了争夺粮食就会爆发内战。
内战会死很多人，旧王朝毁灭，新王朝建立，由于死了很多人，新王朝的人只需要老实耕地就能活下去，所以和平又会回来。
基本上有点类似佛教的轮回。
中国的历史完美体现了马尔萨斯陷阱。
比如隋朝的隋文帝，隋炀帝都感叹过国家人口太多，会爆发内乱。后来在隋炀帝的时期果然爆发了内乱，内乱死了很多人，于是新王朝就会繁荣，也就是大唐的繁荣。
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也是一样，乾隆末期很多地方都有流民村，流民不听官府号令，不当兵，不纳粮，不服徭役。城市居民虽然相对富裕，但是也要在家里的荒地种田，在家里的花盆里种粮食，否则有饿死的可能。
到了嘉庆时期，很多流民变成了土匪，很多县城，甚至府城都被流民占领，官军屡次攻击都不能获胜。
后来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死了一亿人，于是人口过剩的矛盾又缓和了。
至于土地兼并和权贵数量太多都是次要的原因。
土地兼并的意思就是朝廷建立了 200 年，大批土地都被地主控制，老百姓没钱没粮食，就会造反。
比如说明末时期的四川省，百分之七十的土地用来供养皇族，百分之二十供养军队，只有百分之十是老百姓的。
其他的省份也有类似情况，只有江浙地区没有宗室领地，老百姓怨气很大，所以就会造反。
权贵数量太多也是一个次要原因。
比如说明朝的皇族数量太多，朱元璋规定皇族不用工作，一辈子躺平就行，为了供养这些人朝廷花费了巨资，最后拖垮了财政。
用来供养宗室的土地也不用缴税，朝廷军粮因此不足，朝代也就灭亡了。
知乎用户 哈哈 发表
根本就是他们不懂亩产万斤的技术
知乎用户 南离北玄 发表
首先要知道生老病死，此等一切都不可能避免。
一句话给一个人足够多的时间，他一定会死掉，哪怕十分注重养生，因为人是有生命极限的。
人如此，物也如此，给足够多的时间， 沧海桑田，高山也会消失。
天地之间皆如此，难道王朝能例外？
只要出现了，那就是生，生了，接下来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
当然会经历生——盛——衰——死，四个过程。
至于这个时间有多长，不好说，玩的好时间久一些，玩的不好时间短一些。
至于什么原因引发，这个还真不好说，或亡于权臣，比如司马懿夺了魏的天下。
或亡于百姓，比如刘邦夺了秦的天下。或亡于权臣与百姓，比如李渊夺了隋的天下。
或亡于外族，比如那几个被游牧民族打压的中原王朝，等等。
原因是有很多种的，但是结论只有一种：一定灭亡。此为天道！
知乎用户 Gotham Chen 发表
我觉得初中政治已经讲的很好啦，就是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其实就是分配问题，改朝换代就是一次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过程。一可以把之前统治阶级手里的已经不流通的生产资料全部拿出来重新分配，让一大批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另一方面通过战争让人口减半，提高人均可分配量，能换来新王朝前期几十年的经济活力。
知乎用户 哦情人节 发表
周期律和人民的诉求，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周期律的根本就是一种经济危机，只要私有制存在，经济危机就会存在。
知乎用户 见贤思齐 发表
集权体制社会从出生起便自带肿瘤，统治者家族既是社会首脑，也是病灶。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肿瘤会不受限制的越长越大。
直到肿瘤抢占了绝大部分的资源，让社会底层难以维持生存，于是崩掉，让肿瘤跟社会一起萎缩死掉，这个过程中新的病灶往往会占据肿瘤剔除后的空位，随后社会复活，重新开始新的循环。
王朝周期就是癌症病史。
知乎用户 陈十一 发表
提振消费, 王朝口号喊了很久, 补贴也发了很多
还不如三大外卖资本家做得好
“王朝” vs 资本家 ?
知乎用户 XiaoxiaoYun 发表
王朝周期律是集权政治无法摆脱的宿命
知乎用户 孟神汤 发表
开国权贵们，能支配社会上的资源。他们的子孙繁衍生息几代人，每一代人会利用祖辈们的特权，攫取社会上更多的财富。官僚阶层的子孙后代，慢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到了王朝末期，20% 的人占据了天下 90% 以上的社会财富。于是，矛盾纠纷激化，改朝换代就不远了……
知乎用户 憋笑 发表
王朝周期律 = 公有制互抢（共享）循环。
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公有制（共享）一定是互抢循环。
因为公有制是 “非确权制度”，也就是说没有东西（权利）是属于任何人的，强调所有人 “共享”，而共享一定伴随争夺。
反之则是 “确权制度”，也就是私有制，东西（权利）是有归属的，私有制强调合作，也叫 “分享”。
公有制环境下，谁的道德水平越低，谁的拳头越大，谁就能 “共享” 到更多的权利，结果往往是赢者通吃，败者一无所有。
这也导出极端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就是左壬们自己批判的 “少数人的私有制”，对，你没看错，公有制的贫富差距比私有制更大。
私有制的贫富差距是纺锥形社会，而公有制的贫富差距是图钉形社会。
知乎用户 张杰 发表
人性的自私
富贵的人都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全都过上像自己一样的奢靡生活，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的孩子铺路，将他们安排在重要的岗位，即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只是一个平庸之人，根本不只以胜任这么重要的岗位。久而久之，龙凤困于乡野，猪狗居于 庙 堂。
一个社会的上层都是草包庸才，那它还能长久？
知乎用户 无何乡居士 发表
熵增定律，即孤立系统的混乱度只会提升不会下降。
很多人误解王朝周期律是政府周期律，所以民选政府可以规避。
其实不是，王朝周期律的核心不是王，而是朝，也可以理解为大帝国周期律。
理论上国家是不满足孤立系统这个条件的，所以通常不能用熵增定律来模拟。但是大帝国却可以，因为大帝国往往已经整合了区域内所有文明，边境只有荒地和蛮族。在这种情况下，大帝国外部只能给帝国输入正熵（蛮族只能给文明输入混乱），因此他只会比孤立系统的熵增加的更快。
所以一切大帝国都不可避免的面临衰落，中华帝国如此，罗马帝国如此，阿拉伯帝国如此，大英帝国也如此。未来美帝国也一样，实际上现在的牢美 GDP 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二战刚结束时的一半了，肉眼可见的在路上。
而一个国家不符合王朝周期律的话，也不是因为你强，而是因为你菜，附属国们天天接受文明宗主输入的负熵，他自然就安定。
本朝跟王朝周期律应该是不沾边的，套这个没啥用。
知乎用户 神男妙算 发表
两个字，垄断。地主垄断财富，门阀垄断官场，使得底层老百姓失去了阶层流动的可能，并且随着统治集团规模扩大，对底层的剥削日益严重，最后底层活不下去爆发起义。
知乎用户 非凡 发表
根本在于民众拥有了可以推翻王朝的权力。
中国农民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在自身的利益受损的时候，站出来，拿起武器推翻政权。
在经历了大规模战争后，重新分配一次。
欧洲中世纪为什么非常稳定，几乎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
因为这些庄园农奴过得很幸福吗？
不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被拥有军事堡垒的军事贵族看管起来。
只要他们敢表达不满，就一定会被镇压。
中国的王朝末期，失地农民因为拥有自由的行动权，很容易聚集起来，然后发动起义。
剧烈的社会动荡最终导致王朝覆灭。
比如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句话的源头是什么？
来自于城门立木。
无论出身，无论阶层，都可以凭人头领军功爵。
农民可以给朝廷卖命实现阶级地位上升，也可以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战斗。
刘邦就可以亭长出身，最终成为皇帝。
这样的机会，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吗？
种族主义，血统论，封建领主手持武器将农民圈禁在庄园里看管起来，带来了漫长而黑暗的社会现实。
所谓民主与集权，中世纪欧洲是民主的吗？
封建领主是民主吗？
用王朝更迭来表述中国历史。
实际上这是用主观意识形态来阐述自己对于历史现象的解释。
大家别忘了，我们还有农民运动史观。
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农民运动，而不是帝王将相。
比如陈涉本无立锥之地，不能因为《史记》说他是世家，陈涉就不是农民出身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站出来推翻王朝就是陈涉。
当你强调 “王朝周期律” 的时候，就是以王朝为中心。
当你以农民运动为核心的时候，处于中心位置的才是农民本身。
那么，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到底是谁？
帝王将相还是农民？
我们该如何摆正 “王朝周期律” 和农民运动的位置？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
比如说唐末黄巢。
从王朝统治者的角度，那就是 “黄巢之乱”。从农民运动的角度来说，就是黄巢起义。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资本主义的 “民主人权自由”，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者。
那么，两次世界大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规律又该如何总结？
因此，用 “王朝周期律” 来进行总结，未必是正确的。
这个观察角度本身值得怀疑。因为忽略了农民运动的主观能动性。
王朝统治者和农民，谁主动，谁被动？
王朝可以被推翻的本身，是好事，还是坏事？
无法被推翻的制度，真的就是好到不能再好吗？
相互可以推诿责任的两党制，在美国人民看来，就是一种幸福？
美国农民有没有发动起义的权力？可不可以这样做？
是不能，还是不愿意，因为他们生活在幸福中？
美国农民希不希望重新进行一次利益分配？
从学术上来说，“王朝周期律” 和农民运动都可以讨论，都可以总结。
就事论事，但是不要举着 “王朝周期律” 搞学术霸权主义，认为农民运动是无稽之谈。
中国历史发展，也可以说是农民对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渴望。
如果严重失衡，那就推倒重来一次。
问题也可以这么简单。
知乎用户 441hz 发表
只要是人设计的制度，都有漏洞
明煮有明煮的问题，毒菜有毒菜的问题
你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你就得牺牲自己的权利
你要保障自己的权利，就得接受低一点的效率
总的来说，毒菜必然会走向终极毁灭，王朝周期率
明煮么，属于温水煮青蛙，惨烈度大大降低
知乎用户 浮云溪谷 发表
上没有忠诚、信任和包容。不要误解——只有上级对下级啊忠诚，才会换来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千万不要有当人上人的想法。
下没有自由的空间
全民都想做人上人
知乎用户 有罐牛奶 发表
盘踞在亚洲两千多年的超级流氓团伙，整天就在为自己啥时候老死而发愁。
可世界上很多王朝根本就轮不到什么狗屁历史周期律，被强者随手一击，就彻底灭亡，彻底挺了。
古夜郎：我上早八！
丝绸之路沿线小国：我上早八！
花剌子模：我上早八！
准格尔：我上早八！
香港满独公寓国：我上早八！
然后超级流氓团伙还把这种事定性为黑天鹅，你 TMD 哭丧棒舞得比风车都快，自己难得挨了人家一棒子就在那里号丧！
知乎用户 Crazyjin 发表
1. 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承载能力
2. 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3. 气候变化，天灾人祸
4. 统治阶层腐化，制度弊病积累
5. 地理屏障
6. 科技不兴，战斗力、生产力提升不足
知乎用户 匹夫五步 发表
政府运行成本 + 官僚垄断掠夺 > 自耕农承受上限
知乎用户 水西桥畔 发表
简单点说
起初，每样东西都要追求更高的效率。总有效率更高的部门，于是出现兼并。
但凡事有个度，过了就会走向反面，这个度就是新增的兼并带来的收益开始小于付出。
换个说法：兼并过头了，有效竞争不足。
于是开始走向反面：每样东西都在表演更低的效率。
因为真的效率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伪效率就会大行其道。
而兼并不会停止。因为当效率已死的时候，规模就成为了唯一的保命之道。
规模越做越大，效率越做越差——起初是投资消费信心的崩溃。
穷则思变，推翻既有的思潮开始萌芽。
效率继续下降，所有本无所谓的突发事件，负面效应开始翻倍叠加。
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随便来点什么事——砰。
知乎用户 21 克 xg 发表
本质上就是资源的不断集中，分配不再满足底层那可怜的需求。
在古代，土地是最大的财富，一个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就是土地，至于说谁当皇帝都不在乎的，但在上层人在不断的收集土地的过程中，会通过天灾和人祸来逼迫，最后让农民成为佃农，然后再阶级退化后，雇主也养不起，最后都会在雇主的鼓动下，一起反抗。当成片的这种情况之后就是起义。
知乎用户 hybrid47 发表
根本在于人性的本能就是更多地占有他人的劳动。偶尔少数人能摆脱基因本能行事，我们称之为圣人，但这注定是少数特例。阶级分化贫富悬殊是惯性
知乎用户 underclass 发表
没有那复杂，自秦末起，人们看到皇帝这个职业是开放的，原则上天下人都有机会上位当皇帝，汉高祖以一个流氓亭长之身开局，创四百年大汉基业，可谓投入极小，回报丰厚，这场输了一条烂命，赢了则是天下皆是朕之产业的豪赌，从此让天下有野心的家伙看到出了门道，不过是以小博大耳，一旦看到皇权不稳有机可乘，便揭竿而起，无非高呼跟我干，有钱抢，有官做，有女人睡，看谁的战争动员能力更强，谁脸皮更厚，心更黑，谁胜出的概率就大。什么得民心者得天下，这都是些遮羞的谎言，不能信，一旦胜出则坐金銮，合法抢天下财产，睡天下最漂亮的女人，而后又进入下一波王朝轮回。
知乎用户 Sally 发表
历史周期律本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积累到重新分配的一个周期。
社会初期百废待兴快速发展，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阶级跃迁，这个时候经济欣欣向荣。类似于人的青年。
中期阶级固化，这个时候各个阶级已经稳定普通人的机会越来越少，内卷越来越严重。社会进入中年。
比阶级固化更可怕的是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可流动的资源越来越少。社会进入老年期。直到社会再也没有资源流动，系统崩溃重启。
任何社会都需要经历这样的周期。当年的西方列强也是一样，全球殖民到一定程度后已经没有新的殖民地了，之后就是为了争夺殖民地爆发世界大战。
知乎用户 于是我闻 发表
新王朝建立初期，往往政治清明、轻徭薄赋，社会矛盾缓和，进入兴起期；随着经济恢复、文化发展，国力达到强盛，进入繁荣期；之后土地兼并加剧、官僚腐败、统治僵化，社会矛盾激化，进入衰落期；最终因农民起义或外敌入侵等导致王朝崩溃，进入灭亡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官僚体系膨胀，贪污横行，政策脱离实际，统治效率下降，民众对政权失去信任。
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底层民众难以通过正常途径改变命运，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统治者为满足自身统治需求和奢靡生活，不断加重赋税徭役，导致农民负担过重，同时官僚体系庞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危机加剧。
但是毛主席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知乎用户 曾经 发表
近代以来一说王朝周期律就是反思自省，就是中国人没有自由民主，就是国民劣根性。我就不懂了，五四以后上百年过去了，国内外发生了巨大的相对变化，还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走不出来吗？
王朝周期律本质不过是盛极必衰，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中国恰恰是政治太成熟太成功了，才有这么稳定的王朝周期律。
中国一个王朝 300 年，其中头 50 年打江山，100 年以内进入王朝巅峰期。然后缓慢下降，之后一百多年，可能有，最后实在维持不下去，崩塌！
简单来说，就是在前 50 年做大蛋糕后，还能继续维持 200 年的平稳！你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要不看看美国？
依靠近代以来的科技进步，美国建国一百年了，还在开疆拓土，蛋糕一直在做大。二战后更是发战争并窃取了全球人才和科技红利。苏联垮台，续命 20 年，08 经济危机又强迫中国供血续了命。到现在又快 20 年，如今中国强大，不给美国输血，美国就衰弱成啥样子了？
回顾美国历史，就是不断掠夺吸血剥削他国的两百年，一旦没法吸血，立马王朝末期相。美国说是建国两百多年，按中国王朝周期律快到末期了。但实际上，它根本就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周期律！美国如果突然发生类似安史之乱的大事件，它立马就会崩塌，不可能像唐朝那样还能延续一百多年。
有王朝周期律不是缺陷，它是社会政治高度成熟的表现！
知乎用户 远程畜牧专家 发表
说白了就是土地兼并，财富过度集中，导致民不聊生。
也有很多答案都是说原因不是土地兼并，千万别信，因为我国已经出现了很多既得利益团体，他们垄断资源和岗位，也是近些年才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他们已经开始混淆视听了，只要水浑了，他们就安全了。
知乎用户 火车王 发表
根本就是资源的不断的集中再分散再集中的过程，王朝起始，基本就是均分土地，这时候大家基本都一样的地，一样的生活水平，但是，要相信人不是一样的，有些人懒惰，有些人不会种地，反正种种原因，自己入不敷出，慢慢的只能卖地，卖了地就只能去做长工，这种情况下他的孩子哪怕是勤奋的，如果没有经商头脑，也只能是个勤奋的长工翻不了身，除了这种，同时还由于人口的扩散式繁荣，也就是两口子生个 7，8 个孩子，哪怕自己家里有地也不够分给孩子的，最终的结果就都是土地这种古代核心资源不断的集中到地主手里，而长工们却越来越多，这同时产生另一个问题，1000 个人都交地税跟 1 个地主交地税对于朝廷来说根本就是两个数量级的，为了财政，只能不断的提高农民的各种奇怪的赋税，两重试压，最终就会导致起兵造反
知乎用户 知乎用户 L 发表
根本就是生产力低下，不够用就会导致分配不足，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出问题后只能修修补补，没法重新洗牌。就像海上航行的大船，漏洞了就钉一块木板，迟早会沉的。
知乎用户 老鹰之歌 发表
利益分配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知乎用户 roocompany 发表
中央集权，任何单一复杂结构都会逐渐腐化，从生物，到社会，都是如此
知乎用户 爱党爱国 发表
民心算个屁？老子有枪杆子，谁造反，我灭了谁？历朝历代的皇帝老儿都这么想，结局你们都知道了。
知乎用户 安提卡 发表
最基本的还是经济问题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是土地，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的进行，帝国最重要的基石——自耕农群体在逐渐萎缩（自耕农对于古代帝国来说，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也是最优质的兵源群体。贵族和士族虽然掌握着更多的土地和财富，但是征税成本太高了；佃农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榨干了也刮不出多少钱）。
随着税基和优质兵源的萎缩，王朝对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快速下降——面临财政危机的朝廷无力应对天灾，对灾民进行抚恤，缺少资金和兵员的中央军队镇压能力也会快速下降。天灾制造的流民和农民起义会四处流动并摧毁生产秩序，如果中央军队无法快速镇压，流民群体只会滚雪球一样扩张，最终内卷出足以推翻王朝自身的起义领袖。
最后，起义军领袖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
由于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少和王朝初期较强的政策执行能力，在王朝初期，帝国的统治集团有能力进行土地的再分配，以扩大自耕农群体，从而获得足够的税基和兵源，因此王朝初期往往是开拓性的。
但是新王朝的建立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既得利益群体，随着人口增长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扩张，王朝内又会产生土地兼并，自耕农群体开始萎缩，王朝开始进入衰落周期，直到崩溃后被新一个王朝取代……… 如此往复循环。
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也是重要因素
王朝的上升期往往也是气候相对较暖的阶段，而当气候由于周期性变化或火山活动步入小冰期时，王朝也往往会走向下行。
比如公元 3～4 世纪，全球气候进入异常期（有研究认为是冰岛火山活动将大量二氧化硫和火山灰送入大气导致的），东西方同时进入混乱。欧洲的罗马陷入三世纪危机，经历了多次分裂和重新统一，最后西罗马崩溃，东罗马勉强延续，直到查士丁尼中兴；萨珊波斯遭遇了迁徙的白匈人（嚴噠人），虽然没有亡国，但是陷入衰落（还赔上了一个万王之王）；东方则是面临着晋崩（永嘉之乱）和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混乱。
再英明的统治者，面对自然的伟力，依旧是脆弱的。
知乎用户 是里欧啊 发表
人性啊。
王朝的更迭最核心的原因就是 **“生产资料的过度集中，古代主要是土地”，**当资料或权力过度集中再一类世家手中，试问他们岂肯轻易让利。过于弱势的皇权政府又无法有效缓解这一趋势，等来唯有 “不破不立”。
王朝的发展无非就是几个阶段：
不破不立：旧秩序崩溃，战乱动荡，新制度与权力结构建立初期，阶层流动大门短暂敞开
普通人破局的机会来了，寻求有潜力势力（军阀、义军、新兴政权）依附，求庇护；具备特殊能力（如武艺、治政、谋略）者可借机崭露头角，新时代垄断阀门逐步形成
盛世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皇权（或初期强政府）强力有效，经济增长迅速，阶级流动频发（小产到中产、中产到富裕）
普通人紧跟新国家政权政策，通过科举、军功、捐纳、经商等方式，谋求阶层提升；此外，投入资源供子弟读书科举，为家族长远发展布局。
荒唐美好：表面上繁荣安定，歌舞升平，文化活跃，处于经济绝对值的顶峰；但实际上经济发展颓势已显，权力与资料已充分集中，老百姓上升通道开始堵塞（是不是有点像疫情后的我们）
普通人维持一定田产或稳定手艺（现金），减少高风险投资（失业严重，投资受挫），将浮财转为黄金等隐蔽资产（黄金价格飙升），开始幸福躺平生涯。
这阶段，不折腾就不会凉，且经济足够发达、生产资料足够便宜，所以是荒唐且美好，也是对不想卷的普通人最好的时代。
阀门垄断：阶层固化严重，普通人上升通道被完全堵死，社会矛盾极端尖锐，贫富差距巨大，民不聊生
小资阶级，当冲突加剧时，举家 / 举族向相对安定地区或山林迁移躲避（移民）。平民老百姓，无处可逃无路可投，则忍受盘剥苟延残喘。
最后，不破不立….. 反复循环。
知乎用户 OverTHESea 发表
其实清朝已经打破王朝周期律
如果没有洋人，根本没人能推翻清朝。
清朝总结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现农民造反成功率极低，能造反成功的都是那些能得到战马的人，比如盐商，边军。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只要控制了战马，你压根就起不来。（现在是控枪）
然后就是户籍管控，这是和朱元璋学的。
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得出结论，一定要严格控制流民，流民不能逃难，饿死也不准你逃荒。
洼地，没有外部秩序输入，就会立马瓦房店化。
所以每过几十年，就必须来几次洋务运动，让新玩意充实一下市场。
然后再过几十年，再折腾几次。
来来回回的折腾，折腾到你压根就没力气造反。
明清两朝，都是被外部势力干翻的。
只有没有逻辑思维的黄汉才会相信，明朝是亡于李自成的。没有你女真爷爷消灭明军主力，五次入关破坏明朝生产，就你一个西北破落户，能进北京城？
后世成功的李自成，就很聪明。
对内折腾不要紧，但不要真去折腾外面。
别看李自成說大话，实际上每到最后，身子骨比谁都软。
知乎用户 田中智 发表
中国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在于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百姓安宁则天下安宁。王朝周期律的根本问题，是在于**小农经济基础与专制集权体制的内在矛盾。**
要知道，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王朝初期往往通过 “均田”“休养生息” 等政策，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形成 “耕者有其田” 的稳定结构。但随着时间推移，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土地兼并必然加剧。**官僚、地主、豪强凭借政治特权或经济优势，通过购买、强占等手段吞并农民土地，导致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第二：小农破产引发连锁反应。**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或佃农，承担沉重地租和赋税，生存底线被突破后，极易成为起义的导火索。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脆弱性，无法抵御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如官僚经商、豪强垄断），最终自我瓦解。
与此同时，赋税沉重、官僚腐败、豪强欺压等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会引发多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然后从政治方面分析：
历代王朝初期，统治者往往精简机构、轻徭薄赋，以巩固统治。但随着时间推移，就会产生两个经典问题：
第一个：**官僚体系膨胀与腐败。**为维持集权统治，官僚层级不断增加，官员数量激增（如明代中后期 “冗官” 问题），加上科举、世袭等制度导致的特权阶层固化，行政效率下降，贪污腐败泛滥，国家财政被大量消耗。这个是历朝历代都会有的问题。
第二个：赋税与徭役的恶性循环：为应对官僚开销、战争、工程（如修长城、运河）等支出，王朝中后期往往加征赋税（如明末 “三饷”），而赋税加重又进一步加速农民破产，形成 “征税→民变→镇压→再征税” 的死循环。
其核心矛盾是：专制体制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统治阶层的利益扩张（如皇室奢靡、官僚私利）必然超越社会承载能力，导致 “取之于民” 的成本失控。
第三个：历代王朝缺乏根本性的制度革新机制，每次改朝换代本质上是 “换汤不换药”。要知道，新王朝虽能通过战争洗牌暂时缓解土地兼并、精简官僚，但无法突破 “小农经济 + 专制集权” 的框架，最终会重蹈前任覆辙。同时，儒家 “仁政”“民本” 思想虽能约束部分统治者，但无法解决权力垄断带来的结构性腐败，也无法应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新要求。即使有几个改革想要去给社会带来一次新生，终究会因为其改革触犯了旧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导致人亡政息。
极少数的王朝，比如北宋这类王朝，是由于**外部压力催化导致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往往在王朝内部矛盾激化时趁虚而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导致的王朝灭亡。**比如东汉末年的割据、唐末藩镇地方豪强、军阀势力趁机崛起，中央集权瓦解，加速王朝崩溃。
纵观中国历史，王朝周期律的根本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与专制集权的扩张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矛盾。**前者提供了王朝稳定的物质基础，却难以抵御后者带来的土地兼并、腐败与剥削；而专制体制既依赖小农经济存在，又必然因自身缺陷摧毁这一基础，最终导致周期性崩溃与重建。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 zz 与经济，中央与地方，皇权和相权的历史。
知乎用户 朱慢慢 发表
性状饱和嘛——自创名称，不要过度解读。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如果一个又穷又丑的男人，突然得到一个美女的青睐，他必定是视若珍宝的。
但若他得到一千个美女和无数的金银珠宝呢？他就会沉沦和糜烂…
人性如此，家庭如此，企业如此，民族王朝皆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事物走向巅峰时，便通通都会走下坡路，直至灭亡、更替、轮回。
正所谓…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
知乎用户 棋紫 发表
个人认为本质是私有制。
只要社会还是以私有为核心，那么王朝周期率就永远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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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从绝对公平开始说起，
假设在一开始，大家都拥有一样的土地，大家的生产力都是一样的，都是刚好设定为产出稍微大于投入，大概算个投入 1.0，产出 1.2 吧。
并且我们假设所有的人都会正常的生育孩子，并且孩子也都能完美的继承自家的家产。
显然此时，一切都很公平，没有任何的压迫。
但是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你只要稍微加入一点的变量，例如说，
假设在村子里面引入 1％的异常死亡率。比方说什么摔死了，累死了，中毒了，误伤了什么的。
那么就会有 1％的地被空出来。
那么，基于私有制来说，每个人都想要更多的地，都想要产出更多，那么显然，这个土地兼并是必然发生的。
很合理啊，我花钱买地，你自己已经失去了种地的能力，我合理的掏钱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大家都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的压迫。
我们继续假设，假设一开始的一块地只够你刚好的维持个人的当前生活，也就是，一块地，你花费 1.0 的精力，获得 1.2 的回报，其中的 0.2 用于投入到下一代的发展，以及个人的劳动再生产。暂且假设每年你的多余的 0.2 都能完全花完，或者很难攒下钱来。
那么到第二年，就有两种状态了，一种是最开始的 1 块地 1.2 产出的人，一种是 2 块地 2.4 产出的人。（我们暂且假设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勤快的，每个人都最高占有田数为 3，也就是一个人拼死工作只能劳作 3 块地）。
那么现在就合理的不公平了。现在已经出现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有了。
并且更富有的人明显占据了更多的优势，就比方说，假设又有人不幸的意外去世了，他们家必须把地让出来，你拼死拼活攒下了 1.2 的钱，你每年都辛辛苦苦的少花 0.1，攒了 12 年才有这么点钱，然后那些占地多的直接掏 1.5 把地买走了，你发现你更不竞争不过，没一点办法。
现在假设有一个占地多的人也不幸的意外死亡了，你以为接下来是他们家大量的出地，然后你可以开始攒钱了？
不，他们家完全可以脱产到下一代成长，然后继续挣钱。
也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在同样的意外死亡面前，甚至都已经开始不平等了，富人哪怕遭受了意外打击都可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穷人没有，死了之后就全部清零了。
而这些不公平就来自于最公平的私有制，外加上一点点的随机波动。
只要你接下来在多加点随机数，例如说水灾，旱灾，蝗虫，地震什么的。
你会发现穷人被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们逐渐失去了所有的地的自主权。然后去往地主的手下面打工，当佃农。
因为你已经没的选了，要么打工活命，要么现在就死。
所以说，哪怕在一开始全部都是完全公平的，哪怕压根就没有什么恶意的侵占，没有什么强取豪夺，照样可以做到土地兼并。
这个和你的主观性是没有关系的，反而可以说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政府只能出政策，限制豪强兼并。
但是也只能是限制，实际上根本拦不住。
还是按照私有制分析。
假设皇帝要各位大臣出谋划策，请问大臣怎么来的，想参政你就得读书，这很合理吧。那么是有钱家容易实现还是穷人家容易实现。那么假设有一个大臣是富人家的，那么他的利益是和谁绑定的？
那么他要照顾谁的利益？
如果你承认你的地是你的，所有的产出都是你辛辛苦苦劳作来的，那么富人也可以认为，我所有的家业也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所有的来路都完全合理，你家遭灾了还是我出的钱。又不是我强迫你卖地，是你自己找到我家来要把地卖给我的，我怎么不能守护我自己的合法地产了。（我们暂且这么假设，真实情况下肯定会有黑产的。）
你必须强迫富豪把一部分合法所得吐出来，除此之外的任何行为都是无效的。
你就算真的要查账，他的账也完全可以清清楚楚，一点漏洞都没有，因为理论上的确是可以的。
何况没人会把自己的合法所得给弄没了，没人能革自己的命，因为这违反了私有制的个人优先的原则。
你就算把地主全部打倒了，还是会有兼并现象的继续出现，你就继续斗吧。反正永远斗不玩。
最后的最后底层掀桌，或者说，其实地方豪强也可以掀桌，大家推倒重来，把一切旧时代的压迫的血泪全部推倒！
然后构建新时代的压迫和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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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了吗？
你所有的福利政策，比方说利好底层人民，减税扶持，都只是延缓，都不是根本。
你想办法给底层人民再多的权利，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不占据最多的生产资料，也不占据最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你永远挤不进去。那么一切的权利都是空中楼阁，我今日捧你为穷人的发言者，你要么开始掌权，然后脱离群众，要么没有基础，最后退化为群众。你永远不能改变。
只要你成了富人，你就永不能完全利好穷人，因为你要赚钱的啊，你永远不能革自己的命，因为谁都是这个样子。
同样的，就算有穷人翻身了，变成了上层人，你也不能认为他可以理解同情下层人，他的基础是上层，就不能理解下层。他一旦完成了翻身，就像婴儿剪短了脐带，完全脱离了，哪怕思想上还是旧的，经济上也不允许他再说底层的话了，只能感慨一句 “哎呀，底层人民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支持，他们才是国家的根本。”
那么要他纳税养下层人他又会怎么说呢：“哎呀，穷人还是要考自己的努力嘛，我不也是努力上来的嘛，我的工资都是我的合法所得，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我也不容易啊！”
所以矛盾就是：底层人想要改变底层的现状就必须变成上层人，可是一旦变成了上层人，他又完全脱离了底层，反而不会为底层说话了。
那么底层开始革命不算吗？不算，因为他们又成了新的上层人，迟早会变成当年他们最讨厌的样子。
————————
总结：私有制导向了个人利益优先，社会的随机波动又导致利益的多次分配，但是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必然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直到最后穷人无立锥之地，再次打破结构，重新分配全部财产，开始新一轮的分配。
并且这个随机波动越强烈这个进程越快，革命也就来的越快。也就是富人是一定会把穷人的钱赚到穷人无法接受的地步的，然后穷人开始革命重新分配。这个中间的过程越慢，这个王朝的寿命就越长。政府所做的，就是想办法延迟中间这个过程。但是由于政府的身份，必然是站在富人角度的，所以速度可以延缓，延缓到 1％，0.1％但是永远不会到 0，也就是平衡状态。
那么政府能不能站在穷人的那块说话呢？我觉得也不能。我觉得政府永远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同底层人一样的低收入状态，哪怕他们一个个的工资都非常低，但是政府工作就要稳定，稳定就规避了随机数。这时候哪怕不赢，相对于穷人的输来说都算是赢了。也就是开始脱离了。
只要私有制还在，王朝周期律就不会消失。它或许会变形，变名字，甚至被宣布已经消失了。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那么我们能用公有制解决吗？也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社会。我个人也是比较悲观的。
知乎用户 行人 发表
一切政治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知乎用户 moringchen 发表
根本问题是农业发展上限，经济发展上限，然后阶级金字塔由于上层人数不断扩增，导致原本稳固的阶级金字塔倒置，上多下少，底层再也无法足够养分给上层，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坍塌
知乎用户 昌哥红茶 发表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就是王朝周期率。
欧美是靠对外抢劫或战争消灭人口、过剩生产力，解决经济危机的。
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死了几千万，1 亿人。
靠这个办法解决经济危机。
对于傻逼一口一个秦制的，和他们多说一句都是多的。
知乎用户 大大方方的 发表
一个复利公式。
资本的复利公式：（1+10%）^t
假设，一户人口的田地，开始是 1 亩，七年后 2 倍，是百年后是 1 万倍，两百年后是 1 亿倍。
一个省 20 万平方公里，约等于 3 亿亩。
需要时间 214 年。
于是在不受控制的土地复利公式下，只需要 214 年，就吃掉了一个省的资源。
周期律卡在 214 年。
即使资本受控下，拖拖拉拉的坚持到了 300 年，全国的土地资源，基本上一点不剩的。
因为复利公式在三百年后是 1 万亿倍。全球的土地资源都不够用了。
这就是周期律的本质。
知乎用户 热心观众 发表
我更倾向于地理决定论。
这片土地过于适合种田，粮食产出数倍于同期的欧洲大陆。
所以中国古代的对小农生产方式的依赖远大于欧洲，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占有土地最好的工具就是人口。
这就导致中国古代任何势力，为了生存和延续，都自发的走向一条增加人口→侵占土地→继续增加人口→继续侵占土地的道路。
其次，中国的地形就是一个高压锅，每当人口承载力达到上限（又特别容易达到），无处泄压，就会开启一场吃鸡大赛。
知乎用户 realrake 发表
所谓王朝周期，也就是说这是封建、奴隶制度下的王朝，在其制度缺陷下，必然导致其只能维持一定的年限。
因为这些制度存的在着不能纠正的缺陷，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帝王、奴隶主一个人说了算，只要是个人，就不可能完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家，就算是进入 20 世纪，依然会出问题，比如之前的伊拉克、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朝鲜等。
知乎用户 流光岁月 zxs 发表
根本是屠龙少年终成龙
“让人民监督政府” 和 “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两个答案”》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 “两个答案”– 党建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dangjian.people.com.cn/n1/2024/0513/c117092-40234498.html
我党已经给出了答案，不过具体的方法论指导我没去了解，但从我的观点，“人民”和 “政府” 各自有各自的局限性，人民的眼光上升不到全局，政府由其位置难以完整体会人民的现实，所以还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走群众路线。
至于怎么走群众路线——
北京干部送外卖体验，引发全网热议baijiahao.baidu.com/s?id=1826966166168858141&wfr=spider&for=pc
如皋：党员干部当起 “快递小哥”_新华日报_2025 年 06 月 04 日 7xh.xhby.net/pc/con/202506/04/content_1453758.html
随便找了两个例子，这样就挺好，决策者要深入体会基层劳动者的现实，鉴于其难具有可推广性，或者说推广了大概率会沦为形式主义，走秀。所以具有决策职能的岗位部室在干部和后备干部的选人用人升迁上一定要注意其基层工作经历，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的提升更要注意。
另外我严重怀疑决策层的部分信息源过于片面或者说不实，缺乏充分考虑。也要注意专家学者的屁股问题和他们的基层工作经历问题，国计民生的大事搁这开玩笑呢，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现阶段国民经济增量放缓，统计数据就要多关注中位数而非平均数，要找最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关切的数据，解决主要矛盾。
知乎用户 丙火 发表
没一个回答写到根上。
根本原因是该王朝的吉布自由能大于 0，
大于 0 的原因是人民利益熵减，
熵减的原因是财富集中，
财富集中的原因是人的所有行为靠利益驱动且全部是让自己增加利益的行为，
由于人增加利益的能力不同，有的人快速增加有的人慢，进而导致财富分配极度不均，
此外，个人行为由利益驱动的根源在于生理和心理价值的需求，也就人性，进一步分析就是由于力，牛顿力学的力。
所以解决王朝周期律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打破牛顿力学的理论，人民监督依然是在牛顿力学理论的范畴，有用，但当权者不会让人民监督。
知乎用户 默默 发表
先上结论，根本就是央地矛盾！
我们国家从秦朝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制度以后，其实中央，或者说皇权就和地方是互相依存且对立的关系了。
纵观从秦到清的这些历史，其实绝大多数的朝代，发展模式都是相似的，都是有内在规律在里面的。
比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以及清朝，这四个朝代，第二个皇帝往往掌权是最难的，吕氏专权、玄武门政变、烛影斧声、靖难以及康熙除掉鳌拜，无论第二个皇帝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都需要经历一番血雨腥风才能稳住权力。
其实这内在原因就是勋贵阶层对皇权的反击！
而在第二个皇帝掌权以后，都会在一定程度削弱勋贵的权力，杯酒释兵权、或者以文抑武，不管怎么样，勋贵被打压了下去，世族或者士大夫阶层以文官的形式上来了，这时便是皇权和相权之争。
这个相权虽然明面上只有宰相，但是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整个文官集团，而文官集团的权力来源在于对地方的把控，皇帝是自上而下行使权力，而相权则依靠地方自下而上对皇权进行制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皇帝如何改相权，废除宰相，三省六部，设立内阁，最后都会让相权慢慢的又恢复回来。
这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朝廷的税收来源于地方，中央集权，集中在一个皇帝身上，但是不是所有皇帝都是朱元璋，所以皇权必须依靠相权来实施政令，管理国家。
而一旦皇权因为某些原因必须依靠相权，那么地方官员的奏折都会先经过内阁（每个朝代称呼不一样）才能进入皇帝的手里，而内阁便会形成对皇权的制衡！
这种制衡会使得文官团体的慢慢膨胀起来，而文官集团知道这个国家不是他的，而是皇帝的，或者说皇族的，所以变回利用权力敛财！
无论是清流、还是那些贪官，他们都会为自己敛财，贪官往往是一些中部西部省份的官员居多，他们自己所在的省份比较穷（比如山西、江西等地），所以以敛财居多。
而清流大多是江浙富庶省份的，他们不敛财，但是圈地，比如明朝严嵩和徐阶，严嵩江西人，贪财，而徐阶为官清廉，但是家族圈地无数，现在上海的徐汇区，当初很多地就是他们家的。
而文官集团这样圈地，慢慢的就会削弱中央的权力，汉唐世家大族本身就家族庞大，这个很好看出来对中央的制约，就说明清两朝，明末为何收不上税，就是因为士大夫的土地是免税的，而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朝廷要找士大夫阶层要钱，痴人说梦！
清朝的情况则不一样，清朝可以说是中央集权达到巅峰的朝代，雍正的那套军机处，对相权可谓是极致打压，但是这又如何，从嘉庆开始，一场天理教起义就使得朝廷财政很紧张了。
道光之所以那么节俭，也是朝廷没有钱的缘故，这原因其实也是从康熙开始，人口持续增长，朝廷的税收到了乾隆年间达到了顶峰，随后朝廷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加上士大夫阶层和八旗子弟的不断壮大，士大夫他们虽然也要纳税了，但是他们有着其他的办法逃避赋税。比如从乾隆中期开始，士大夫阶层便利用灾荒年间在田亩上进行虚报，同时利用水利建设加大盐税征缴，进而和商人勾结倒卖私盐等一系列举措，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陷入了停滞。
八旗就更别说了，吃铁杆庄稼，人口越来越多，使得朝廷开支如同当年明朝养藩王一样，成为财政的一大负担。
这种情况下，加上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以及后面的太平天国，使得朝廷只能放权给地方办团练。
团练加上新军，使得朝廷的权力和地方权力发生了转移，总理衙门的设立更是让地方权力可以叫板中央！
最后，在慈禧向万国宣战，东南互保里面就出现了，而这其实也就代表着清朝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彻底扭转，之后的辛亥革命为何轻轻一推，清朝就没了，其实在东南互保时候，清朝就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所以王朝周期律的根本在于央地矛盾，民间起义之类的无非只是加速器而已，土地的兼并，其实是导致地方势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归根结底还是中央集权的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不停地博夷，所以也就出现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情况。
知乎用户 歪史 发表
从夏商周以至宋明满清，大大小小的王朝长的几百年，短的几年。
建立的原因五花八门，灭亡的原因也千奇百怪。
既没有规律，也没有周期性。
光两晋南北朝之间各种建号称帝的势力几十上百，唐宋之际建号称帝的大几十。长的长的十几年，短的几年。
众所周知的最近的袁世凯建号两个多月就失败而终。
很显然，你不能说王朝周期律就是几年几月计算的吧。
就算不搭理这一些，所谓的大一统，从夏商周到宋明，国祚也并不完全一致，显然这种周期律并不规律。
知乎用户 炫光 发表
食利阶级拿走的太多，底层老百姓吃不饱饭，只能造反求活路
不过，在现代社会，王朝周期律恐怕真的会打破，因为哪怕在饥荒干旱，给底层老百姓一口饭吃，还是做到的，实在不行，再给一部手机
只要饿不死，有奶头乐，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去造反？
知乎用户 roin 发表
直觉感觉是人口太多。人口指数增长。土地跟不上。
但是看历史数据。主要还是气候。可见尽管人口严重过剩。但是还是可以内部消化。气候一变，粮食不足，北方入侵，才是雷霆一击，脆断了。
知乎用户 陌上烟雨 发表
当土地被兼并，底层人民被压榨的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揭竿而起反抗统治。纵观历史，无不例外。
专业术语叫：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社会矛盾的积累与加剧。
知乎用户 酱油 发表
所谓底层供养不起老爷，阶级固化等等都是始动因素，但是能具体表现为王朝更迭而不是小范围的政治解体，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相对温和、有效解决内部矛盾的出路。
这和我们的历史 文化有着深厚的关系。东方政治的实质就是你死我活，而现代政治核心责更多地是妥协。当东方大陆的屁民无法通过造反以外的路径获得有效成果的时候，造反就是唯一的出路，从长时间线上来看，底层人民就只是在吃不饱和造反两种形态下反复横跳。这种底层群众的选择是极为无奈和成本巨大的。
知乎用户 白锦玉堂 发表
首先，王朝有寿命和人有生死是一样符合常理的事情。所以打破周期率不代表要建立一个永远不灭的王朝。
而是要能建立一套健康、没有基因病、有完整的童年、青年、中年、老年，最后平静死亡，可以办喜丧的那种功德圆满的体系结构。
两三百年的王朝，好日子很难说有 3/4，那基本上都是连童年都活不过去的夭折政治体。
最根本的事情，都可以以小见大。
如果人们普遍认为童年是最快乐的，长大之后鲜少品尝到建设、有一番成就的甜蜜，那么对于更加脆弱的团体来说，只能活到童年结束就很正常。因为它没有能量去延续了。经典的就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然后大治了没几代各种慢性病就来了。
如果普遍认为青年是最好的时期，那么一个团体最大的寿限就是走完青年。
只有普遍情况下，人们可以在各个年龄段体验到不一样的幸福，60％的人可以在每个人生阶段结束的时候问心无愧地说自己做到了、得到了这个阶段想要的、想追求的。那么整个大团体就有机会寿终正寝。
周期率的根本原因就是，如果老年人都指导不出来幸福的一生要怎么度过，只能稀里糊涂地、忍气吞声的、无奈发疯地把日子耗过去，那么由这些连自己都顾不好的人组成的政治体系，当然好不到哪去。
过好幸福的一生，会让世界也更加幸福。
知乎用户 黑色土木 发表
王朝周期律说白了就是上去的人不愿意分蛋糕给下面的人，堵死了上升通道
扯什么土地兼并，徭役赋税，不就是不愿意分想当婊子还立个牌坊吗。
知乎用户 小豆芽 发表
有人就有腐败，有腐败就有反抗，反抗的力量积累到一定阶段，爆发出来就是改朝换代。
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是人就有各种好的跟恶的人性。
而一个朝代是兴盛还是衰败，主要就是统治阶级那群人的决策决定的。
几千年下来，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政治开明社会稳定。
因为第一代创业者就是上一个朝代腐败统治的受害者。
第一代的统治集团都会吸取前朝被推翻的经验教训，制定一些积极的政策来安抚民生。
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第一代创业者深知天下得来不易，为了长治久安，也会克制自身欲望，使得政治清明，百姓安稳。
到了第二代，享受着父辈们创业带来的红利，听着父辈染血的创业故事长大。
他们虽然利用自己的特权去占有一些社会资源，但是相对来说还会有一定的底线。
而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以及后面的那些继承者，已经会彻底放开手脚，利用自身的特权以及家庭世代积累的资本，开始抢夺社会公共资源，欺压弱势群体。
这个时候，社会上会出现一些零零星星的抗议声，但是为了相对安稳的生活，人们还会咬咬牙忍了下去。
在某些朝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中兴之主。
这个统治者，要么自身道德修养好，能力出众，能看到社会的弊端。
要么身边会出现几个贤能的辅助人物，帮着清除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
但是不管有没有这个中兴之主，后面还会继续恶化下去。
就犹如人身体上长了一个脓疮，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没有得到根本的剔除，那么它就会一直溃烂下去。
到最后，王朝本身被统治集团的寄生虫们掏空，被统治的人民群众积愤已久，周边的敌对政权看见这个政权在苟延残喘就蠢蠢欲动。
内忧外患之下，只需要一把火，就会彻底把这个王朝烧个飞灰湮灭。
中国历史一通梳理下来，大多数王朝的覆灭都是农民起义作为直接导火索引起的。
可见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力，不管是哪一个统治集团都只能拥有一段短暂安稳的政权。
为什么最后都会是农民忍无可忍呢？
答案还是那个，统治集团的腐败，直接导致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失去活路。
从最高统治者到最低一级不入流的管理者，层层腐败盘剥，身为最底层的人们，轻则丧失田产流离失措，重责饿殍满地白骨曝于野。
当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只能登高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新一轮的洗牌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一旦新的政权确立后，又一代一代重复了过去老路，直至灭亡。
是当权者们不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道理吗？
不是，是没有人能控制内心的贪婪与欲望。
即使你个人修养能做到，但是你身处的阶级洪流会裹挟着你往黑暗的方向奔去……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知乎用户 随遇小安 C 发表
生产资料不够，就例如产生的财富被小部分人攫取了
知乎用户 道铨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本质是：控制权周期律。
在一个封闭的竞争系统中，资源控制权会呈现霸主 - 多强 - 均弱的循环。
在封闭的海岛上，雄性蜥蜴对性资源的抢夺，雄蜥蜴击败对手，就能获得交配权。随着战胜者强者恒强，第二代的蜥蜴就是少数几只雄蜥蜴的后代，二代里又会出现一个霸主，到了第三代就很难有蜥蜴能跟它竞争，基本都是他的后代。但是随着数量的增长，霸主能控制的雌性蜥蜴有限，战败的雄蜥蜴开始和霸主的雌蜥蜴偷情，再下一代就呈现出基因多样化，回到最初的状态，进入下一个循环。
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人类家族部落的竞争会出现强势的大族，大族竞争会出现大一统，大一统的皇族无法掌控天下，就会农民起义。只不过蜥蜴争的是交配控制权，而人争的是资源控制权。
最初，百废待兴，所有人努力就能向上发展。随着资源集中逐渐出现寡头大家族，然后皇族集权，资源和权力更集中，底层只有徭役的义务，没有得到发展的红利，掀桌子了。
在一个企业内部的股权竞争也一样，在一个组织的内部也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是三头六臂和神一般的见识，他们都是靠利益组织起来的，小团体到组织和政权都一样。当内部的利益分配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产生危机，重新洗牌。这就是控制权周期律。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就是熵增定律和马太效应。
王朝周期律是控制权周期律在政权上的表现。这其实就是天道之下，对人道竞争的轮回重置。
在古代，海洋、山脉和大漠把中国隔离成一个封闭系统，所以中国的周期律就非常明显。现在地球也是个封闭系统，王朝周期律还是会出现。现在的地球大概是五霸七雄的东周模式，很快也会加速全球化呈现周期律。
打破周期律的方式，只有对外扩张，向外星发展。
知乎用户 莫可先生 发表
生、老、病、死，自然之律，也是任何规律的基础。
有人长命百岁，有人英年早逝，殊途同归。
在世时间的长短，在于养生、在于去病，养生是防范于未然，去病是整治于当下。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能亏待，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不能偷懒。
同样，身体不是心脏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身体也不是大脑说了算，让干啥就干啥。
但是，再好的身体都是会老的，只是衰老的时间不同而已。
知乎用户 莫末 发表
一言以蔽之：资源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导致有的人活不下去。
知乎用户 间奏鸢 发表
本质就是贵族群体的日渐膨胀，导致国家财政崩溃了。
这个时候辅以一些天灾，瞬间就要改朝换代。
知乎用户 油价又涨了 发表
表面现象是制度，无论是官本位还是金融，市场化等等都是指向两极分化的，百姓必然活不下去，大多数人活不下去只能推倒重来。
根子问题是百姓不能监督制裁官员和资本，官学商很容易勾结在一起，百姓的政治斗争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差的太远，很容易被打成一盘散沙。
知乎用户 影子 发表
根本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匹配。
如果社会生产力达不到需求，就会发生以下几点：
1. 让老百姓饿肚子。老百姓吃不饱肚子，开始起义。直至推翻王朝，建立新的秩序。
2. 让军队饿肚子。军队欠饷欠粮，打不过外来入侵者，被灭国。
3. 让权贵饿肚子。权贵门阀直接政变。
知乎用户 一个大镖客 发表
王朝周期律的底层驱动因素是马尔萨斯陷阱。农业社会，人口出生速度高于粮食增长，积累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社会危机。每个农业国家情况不一样，中国就是 300 年左右。
如果继续在中国历史上讨论，从秦朝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政府体制。皇帝家天下，宰相治天下，一直发展到清朝皇帝家族内部也形成了完善的培养机制，皇帝就把宰相的活一肩挑了。
这种体制下，皇帝家的遗传因素就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寿命。越往后越平庸，因为遗传学的基本规律限制就是这样。传个七八代皇帝的能力就很差了，甚至各种遗传疾病都开始显性了。
知乎用户 苦艾酒 发表
穷人死完了，该富人了，富人死完了，该有权有势的了
知乎用户 风吹的虫子 发表
是土地私有，导致在低生产力的情况下，分的粮食让人吃不饱饭。然后以此延伸看吏治、财税分配、腐败、央地矛盾、军制败坏、党争、文管集团与皇帝之间的矛盾，诸如此类不断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
知乎用户 乱舞三国 发表
研究了很久，发现中国所有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源头几乎都是基于三妻四妾制度形成的家天下文化。三妻四妾和传儿不传女的文化真的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毒瘤，像潘多拉之盒，释放出各种腐败思想和糟粕传统。西方古代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度，国王也不能随便纳妾或者休掉王后，私生子更不可能被承认，这就使得西方人更注重精神文明和留取丹心照汗青。
知乎用户 桓裕 发表
人性，吃过的苦，流过的血总会忘记，没吃过的苦，没流过的血也根本不想付出。
知乎用户 罗伯特塞夫 发表
参见我之前的回答：
古今中外有哪个国家有机会跳出历史周期律？6 赞同 · 1 评论回答
简而言之：
一个国家要维持稳定，他首先得能行政。不能有效行政的国家一定会灭亡。
总要有人去行政，行政者要想有效行政，就必须有足够的权力。
国家对权力的监管、受限于监管成本、是有限的，而掌权者能使用的的手段是无限的。
掌权者，即士大夫阶层，有贪污利益的共识——于是他们可以联合，于是他们联合了起来、形成一个无法被监管的区域。
随着贪污利益的增多（有时监管成本也会增多），行政所需的钱就不够了——士大夫阶级就必然要逃避行政责任。于是国家不能有效行政了。于是国家就灭亡了。
知乎用户 料青山如是 发表
根本就是接班人只能在几个皇子之间选择，还不如班里选班长，四五十个人里选一个。皇子有争气的还行，一旦皇子都是废二代废三代，那就快废了。
所以，中国王朝从嬴政和刘邦开始，就进入一个不可能解决的困局里，最后只能是揭竿而起帝国崩溃，每一次从治到乱再到治，人口损失 1/3-1/2。
何谈五千年文明的骄傲？你如此智慧聪明的明族，却始终没能解决顺利交班的问题。每一次都是荼毒生灵尸横遍野。如此循环内卷，始终还是那一套：明天皇帝到我家。
知乎用户 铁树与昙花 发表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是故阴阳失衡，天崩地坏，王朝莫不能幸免之。
知乎用户 平心静气 发表
特权的保质期
知乎用户 中与极 发表
朝代的更替，它是天道里面必然会发生的事，就像一个人有生老病死一样。
任何一个政权，它都是人的政权，它不是天。既然政权是人在操作的，而人是有各种局限性的，所以任何一个政权，都会有其局限性。
有局限性的东西，也就会有寿命，所以有局限性的政权，同样存在着寿命这种东西。
政权有寿命，也就意味着政权这种东西是会更替和变换的。政权的更替和变换，也就是人说的 “王朝周期律”。
不同的政权，其寿命的长短会有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就是它的道德水平。道德水平高一些的，寿命会长，道德水平低下的，寿命会短。所以王朝更替的根本是什么？就是道德。
我的道叫中，中是最大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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