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社局长辟谣:「延迟退休不仅仅因为养老金不够发」,延迟退休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知乎用户 abracadabra 发表 够发的话不是应该让大家都 40 退休,每人每月发 2 万么? 不够发就不够发,还嘴硬个什么劲… 知乎用户 Uki Shun 发表 我不知道这位社保局的局长真的不明白还是在装糊涂,就是因为 …
我这个答案主要用于 “解释” 楼财长的逻辑。
媒体对这次谈话的解读过多了,甚至有人将他这段话解读为 “中等收入陷阱”,我在
的答案前半部分有定义。他说的就是单纯的 “人口结构与产业变迁不适配” 所造成 “产出滞涨”,所以楼财长的一切用主流经济学逻辑编制的解决方案都是建立在这个问题上的,就是 “劳动力适配问题”。
既然说到 “劳动力适配” 问题,那么逻辑上就要考虑三个东西:
1,人口老龄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和公共财政中社保问题的影响。
2,劳动市场中自组织体被打碎,以获取流动性。
3,以继续城市化本身作为以上过程的内生动力。
这就涉及左右之间关于这件事情的两个判断,对于部分人来说,先不说这里本身对于现有农民阶级秩序的损耗,并且楼财长公然否定工会的积极意义。在纯经济学方面,普遍会认为,人口结构本身的内生调节并没有意义,而是服从产业升级过程中本身的自发过程,并且此时宏观调控作为理性主体存在,过度调节与产业升级的策略实质上背道而驰。
但另某些人来说,会认为调节劳动力结构本身就是加速与产业升级的适配。
而楼财长显然是后者。那么这就涉及怎么样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怎么样的人口结构是 “有效” 的,或者说怎样增加“有效人口”。那么核心逻辑,就是通过将城乡二元制的城市中下层和农民强行拉入分工体系,然后通过提高造富能力,来实质性瓦解掉 “这个阶级”,以达到某种人口结构的有效,尤其是与机器生产参与的后工业分工本身是适配。
简而言之,就是我朝决策层已经右到飞起。
故而,在此逻辑下,楼财长显然是后者,推导了以下几个方案:
1,改变土地流转机制,在农村生态中进行集约化管理,当然是通过资本为首政策为辅的方式进行集约化,甚至是产业化,一方面释放部分农业人口,其次进行完全的农业产业化,导向偏向于经济作物的农场化生产,将整个农村生态所依赖的原社会分工给强行并入后工业体系。
2,取消农业补贴,同样是将农业人口从农村生态释放出来,与之相配套的户籍改革制度,方便新流动人口在城市里面定居,包括上学,买房,社区等等,以便于将农村人口强行外放到城市分工体系中,以保证某些流动性。那么,可能出现的农业产出不足,就交给国际粮食市场和集约化过后带来的产出。
3,继续城市化建设,以产业政策导向的新区建设,对于原农村的生态在土地上兼并,同时对于人口兼并,并将农业分工完全并入城市经济分工,形成实质性大都市圈生态。而新区建设本身,首先是和新兴产业在产业政策上的适配,在人口结构上用于容纳新参与经济分工的人口和工业。形成科技产业 — 工业园的生态。
4,而新区建设带来地产升值和人口流入适配机制带来的产出同时有效,那么为了将公共财政和城市建设产出的节点转移到新区上,那么最简单的就是用房产税来适配,一则,实质上就是老居民让渡部分资产增值去找补公共财政,而公共财政再以此转移到新移民和新区建设中。
二则,限制老城区成熟地产市场中,商业地产和住宅由于资本聚集效应产生的巨大利好,迫使整个产业投资都偏向于去堆叠老城市的地产项目,通过增加持有成本的方式来进行调节。
5,国有资产通过市场化机制,开始进行部分权宜让度,以此来进行变现回馈到公共财政。
6,通过以上增收的公共财政来找补社保体系。
7,限制工人运动和劳动力本身自组织化与国民经济条件下,造成地区范围内企业和雇员组织之间的二元结构,以此来保证行业间和行业内的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将流动性收益让度给企业,并进行产业集约化,以免在整体产业变迁中,会因此提前使行业陷入二元结构的内耗,使之变得中质态。
这就是楼财长的逻辑,基本是低储蓄率,高投资,高流动性,产业政策和城市化导向,并且顺便还给可能在公共政治中出现的结构性冲突埋下了一个消极策略。
属于相对非常右派的决策逻辑,保流动性和强行促进分工体系整合,以及促进人口结构和产业变迁的 “有效适配”。。
就是这样,谢谢邀请。
我的个人意见嘛,这个方案从实用的角度是符合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在于,我不认为保流动性可以解决问题。
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左棍
可以这么概括:改革我国经济中带有社会主义传统的部分,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验进行批判性吸收——过滤其受社会主义影响的部分,接受资本主义传统内容。
谢邀
呵呵、谁这么无聊还举报一下,举报的人真是~~~~~。建议修改就修改呗,反正汉语的特点就是表意丰富。即使春秋笔法用不了,大不了咱发明些新词汇。这种事情,翻翻天朝的史书,真是多到要爆。
先把前面写的东西建个 TXT 文件夹保存起来,等以后我们机智的楼部长那天去御史台被喝茶了,咱再把这些东西重新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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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我也懒的修改,干脆换个角度来重新评论楼部长的话。
楼说未来的五到十年帝国又 50% 的概率步入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他说的相当保守,如果没有新的科技革命,帝国未来五到十年 100% 会步入 “中等收入陷阱”。
在说原因之前,首先介绍一个词汇 “帕累托最优”。那么什么是帕累托最优了?大家可以随便找本书自己去看,反正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自此之后,非损人不能利己。
实际上,大多数帝国的兴衰史就是一部整个社会从无序混乱开始、进行帕累托改进而后逐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最后在最为灿烂绚丽的时候轰然倒塌的一个过程。当只能牺牲别人利益才能满足自己利益的时候,就是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也是大家开始重新用 “暴力” 说话的时候。所以在一个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时候,往往就是农民起义和大革命的前夜。
因此,从宏观角度来看,负责任的政权要不断的组织获取足够外部增量资源从而让整个社会一直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当然如果无法获取外部增量资源或者获取的资源太少,那么就应该尽最大的能力降低整个社会帕累托改进速度、延缓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来临以待天机。
每个个体的有效率并不等于整个社会组织的有效率,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常识,现代西方学者们把这个道理称为 “合成谬误”。但是实际上,早在 19 世纪初,就有人发现了这个现象。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更赤裸裸的描述了这种状况,我在
这个回答中有说。
当每个资本家个体都追求盈利的时候,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资本无法凭空制造的时候,必然会带来资本本身价值的飙升,这种飙升反过来就造成了宏观上的通货紧缩。所以老马才会说 “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
因此,宏观管理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求整个微观个体的有效率。负责任的政权往往会牺牲部分个体组织的效率从而达到整体的和谐稳定。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信用货币的出现完全摆脱了老马所说的 “合成谬误”,是的,老马所说的“合成谬误” 是摆脱了,但是新的 “合成谬误” 又出现了,当问题放大到一定角度,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万利完美无缺的事。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至此,如果我再次审视宏观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时?我相信没有人会愚蠢到再次回答——是要提升微观效率, 是要加速帕累托最优的到来,是要造成宏观上的合成谬误。
微观组织的高效率,恰恰会加速帕累托改进的速度,造成合成谬误的出现。
除非我们预期到未来医疗水平将会大幅提高自己的寿命将会大幅延长,不然没有人会因为羡慕青春的美好而想方设法的吃激素刺激生命周期的快速演化,用缩短生命来换取青春的加速到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惜一旦把它放大到宏观层面,社会领域,许多人却往往无法理解。
很多时候在我们自认为走在光明的道路上时,岂不知,我们只是在加速死亡。
那么楼部长懂这些么?他绝对懂。
如果我们再次审视楼部长提出的解决方案时,就很值得玩味了。因为条条方案都是促进微观个体组织效率提升的方案。每一条都是加速帝国帕累托最优状态来临、合成谬误继续积累的措施。呵呵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方案中很多已经成为零和博弈,这是不是意味着——帝国帕累托最优状态已经临近,所以 “深化改革” 只能走上 “非损人不能利己” 的道路。
我其实从感官上是同意诸君的吐槽的。
但是理性地说,如果你在楼的位置,你会怎么做?继续大锅饭?继续城农分离?
保证财政可持续,是执政当局的首要任务。温相做了十年,各方利益并驾齐驱,谁都不得罪谁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要么向毛,要么把土地流转起来,各个冗余环节全面激活,是唯一的选择。
至于会有什么后果,呵呵,帝国都是这么瓦解的。
参考我玩维多利亚 2,对于后发达国家的路子:
1、起手改选国家资本主义的党派上台,
2、拉高税收,关税,一方面积累建设工厂的资本,一方面逼迫农民和手工业者(创业者)破产转化为技工。
3、拉高官僚工资,焦点官僚,提升执政效率,维稳。
4、拉高教育投资,提升识字率,增加工厂的职员、技工转化率。
5、动用国有资本建设钢铁等原材料工厂,搞定山西的煤确保能源安全,在国内建设铁路,增加运力与原材料吞吐。持续焦点技工。
6、建国资船厂,组建舰队确保海权与战略力量投放的能力。
7、外交沿从东到西延着两条路一个个拉东南亚、中亚国家入势力圈,再延着中东往欧洲走。对于重要资源地或战略枢纽,必要时候可以利用内乱或者武力,拉入势力圈或成为附属国。
8、建造初级消费品工厂,向势力圈进行大力倾销,冲击当地的手工业者,迫使他们转为原材料输出地。
9、利用倾销的利润与国内剩余的产能,在势力圈内国家建设铁路。增加原材料吞吐的同时,增加美利坚拉东南亚势力的难度,把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后花园。
10、根据势力圈的原材料(热带木材、橡胶)。产业升级,建设高附加值的高级工厂,将国内的低附加值工厂转移至势力圈国家,以容纳当地大量破产的手工业者。
11、对于 “政治改革”,根据民众的要求重点慢慢进行逐步改革,步子别迈大或者积攒,容易引发各种叛军。
12、期间持续对工厂进行国家财政补贴,保障工人的就业率。投入宝贵的科技点数,提升工厂生产率。
13、但是对于提升技工福利的 “经济改革”,除了教育外,能后退尽量后退,压低工人福利。直到提升了附加值与生产率并转移了落后产能后才考虑进行经济改革提升内需。
恩,如果懂了这个游戏的规则,就知道楼为何要让农民入城,为何要倒退 “经济改革”!
PS,我再顺带黑一下 s&b,你俩的路子跟大大比的确有点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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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你邀的时候我刚好答了另一个,而且没正面回答。
不知道这么写能不能看得懂。
1、农业不补贴,干农业的人口收入会降低,这部分人口会进城,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程度,恩,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有了,工资增长幅度就下来了。
2、租房落户是目的是让进城的农村人口回不去,留在城市。家里没有地了(可以流转一般就是买了)。
3、不允许工会,压低工资,没工会,农村没有退路的劳动力竞争劳动力价格,工资会将一步降低。
类似民国的工资吧,请个保姆管吃住给 300 元就行了。
4、土地流转,这是准备把农村隐形的承包权社保给废掉,流转之后就是土地集中兼并,地主或者农场主靠资本获得大量土地。失地农民进城,这个要不乱,就只能吃社保了。
5、社保调整,社保为了应付老龄化,缴费比例会上升,给付比例会下降,农村进城的人恐怕是吃不上社保了。
嗯,总结一下,这套政策是有利于资方的,把农村的保障端掉,城市的保障缩减,底层的保障大大削弱,就可以接受低工资了。农村土地流转便于进一步资本集中。禁止工会,不让劳动者组织起来,有利于工资下降。
短期看,工资的下降,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把血汗工厂留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可以降低降低用地成本,进一步吸引投资。
但是,这种政策要实行,社保必须给社会提供保底,农村进城回不了家,他们一辈子的生存都要社保买单,否则老了病了不能工作,只有饿死了。而工资因为这批不干活就饿死的人加入竞争,会大大降低。资本回报率会上升,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会更严重。
社保不保底,就是底层努力干活,活的也不好。有点困难,就会陷入悲惨境地。
社会由资产分层严重,因为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下层怎么努力干活,也赚不到中产的财富,同样中产怎么努力也进不了上层。
积累若干年,大家就等着看新 GCD 崛起吧。
有伟人梦的筒子们有福了,一个当领袖的机会就在前方。
中产以上,抓紧时间攒钱移民吧,覆巢之下无完卵。
楼部长的这几点是财政学的主流观点啊。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单纯从市场经济和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上看,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都是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和地方公共产品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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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
人口自由流动,提高公共产品效率;
增加地方横向竞争,提高政府执效率;
让城市发展福利惠及外来群体;
从效率上看,公共经济学中有一个蒂博特模型, 如果允许居民在不同辖区之间流动,人们就会选择公共产品最能满足其偏好而税收又最合理的辖区去居住。因为不同地区在公共产品,比如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的供给不同,不同收入和需求的人群偏好不同,那么户籍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能促进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另一方面,劳动力也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人口自由流动,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等因素,就会使地方政府产生横向竞争,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地区的设施和条件,从而提高了政府效率。
从公平上看,一二线城市坐享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增长高福利,却将非本地户口的外来群体拒之门外,显然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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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 (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 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
土地自由流转,发挥市场配置效率,减少设租寻租。
我国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的流转其实只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目前我国集体土地不能转让,需要先经过国家征收,然后国家在一级市场上通过土地出让的方式出售。实际操纵过程中,价格由政府决定,必然存在私相授受的寻租设租行为。所以,土地属于生产要素,那么自由流动,用市场来定价,显然是更加高效的。
当然,关键在于如何规范这个新兴市场,如何避免霸王条款和格式合同,如何保护农民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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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 “多交多得” 的机制。
让国有资本赚的利润惠及百姓。
这个属于政府预算的内容,涉及面不如前面内容广泛,所以就详细介绍一下。
首先来了解什么什么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目前我国的预算体制体系分为四部分,一是政府公共预算(来自国家税收和行政性收费,用于维持国家运转的政府机构以及科教文卫体国防等支出),二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就是为各种专项建设基金设置的预算,三是社会保障预算(来自每年预交的社保费,也有从其他预算划拨的,用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四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自国有企业和国家有股权份额的企业的利润,每年划拨一定比例,一部分用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另一部分划拨到财政公共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简单来首,就是每年国企等赚的钱,划拨一定比例到财政预算中来。这个比例一直低于 5%,十八大时提出逐渐提高 15%。
(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 2007 年起试行,收取部分企业 2006 年实现 139.9 亿元的国有资本收益。
2008 年开始编制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资委所监管企业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共 151 家。
2009 年 —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纳入范围。
2011 年新增 652 户 + 提高收取比例。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第一次提交全国人大。2012 年扩围新增 301 户。)
那么社会保障预算,大家也都知道养老金存在缺口,单纯依赖社保费等收入是无法满足未来十几年后在社会保障上的支出的。所以,国企在垄断行业赚的钱,却用于自己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钱给老百姓发福利。所以现在要那些高利润的垄断性行业的国企,多分出一部分利润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再补充到社会保障预算,真正让国企的发展造福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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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上述三个改革并非剥削百姓,而是对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开刀,阻力很大。其他两个观点并不十分赞同,所以暂不分析了。
综上,楼部长的观点是和十八大后政府简政放权,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相一致的。
技术细节别的答案说得很好了。
我就一句话总结:
一个大资党的技术官僚在一个不太正式的场合简洁有力地声明了大资党的经济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
楼部长是个好经济学家,不是个好公务员,公务员怎么能这么诚实地表达自己想什么呢?毕竟部长没读过剑桥啊!
很多人提醒我是牛津,然而这就是那句话的毒牙所在。。。
先说一下我对楼继伟的五条措施的看法:
农村问题门外汉,建议很危险;其他问题无亮点,老生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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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强烈反对。
楼继伟列出的几个理由都不靠谱。
2. 户籍改造:大势所趋,没什么好说的。
3. 工会:说了等于没说。
在中国,只要 “党” 还存在,工会就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制度决定了 “党” 就是人民的代表,怎么可能让一个其他形式的组织来团结人民群众,代表群众利益呢?所以,中国的工会也就是小打小闹而已,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欧美那样的 “工会”。
4. 土地改革:说的容易做的难。
现在农村建设用地的关键问题的产权问题,因为农村用地在法律上是 “集体用地”,集体用地个人怎么受益、怎么转让、能不能买卖、产权如何划分等,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剩下的就好解决了。
5.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账户:一个讨论了很久的可选方案。
既然初中课本上都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那么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账户,好像是理所当然啊。。。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确实是个比较可行的方案,能弥补人口老龄化以及各种历史和制度问题所带来的社保缺口。
总结:关于农村的问题(农产品补贴、土地改革)完全不像是出自一个部长之口,不敢揣度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反正不敢苟同。其他问题随大流吧,于时局无益无害,可能都是长期发展的既定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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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 是一个不完备的理论,甚至称不上是一个理论。它只是说你发展到某一阶段有很大的概率可能会陷入停滞,但是不是必然发生、陷入停滞的原因却是不确定的。
不分析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式和原因,就给出解决对策的方案都是耍流氓!!!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一国发展过程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产业转型、社会福利负担、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分化、金融市场不完备等。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句话形容那些没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同样合适。
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很可能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哪个?个人认为一是产业转型、二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既不是唯一的问题,也不是最大的问题。
而楼继伟的几个措施,主要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即把农民往城里赶(第 1 条和第 2 条),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并通过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账户解决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社保账户压力(第 5 条)。
这个主意好么?不好,很馊。
三句话可概括:
楼部长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人口老龄化较为突出的东北地区,经济放缓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了。ps:稍微修改一下,刚才辽宁各地市的 gdp 数据有误,不过全省的 GDP 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数据并没错。另外辽宁 2015 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实在不容乐观,只有 1.9%。
以下转自知友
的帖子 事实确实如此,不仅仅是肇东市,整个黑龙江的社保收支都处于失衡状态。2012 年,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20.2 亿元,支出 717. 2 亿元,当年结余仅 2.93 亿元,为全国最低。肇东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不堪重负,必须引入新的缴费群体,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才能缴持现有的养老保险支出。
虽然黑龙江 2012 年底的养老保险基金历年结余有 469.9 亿元,但从人口结构上来看,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严重过载,看不到转好的迹象。自 2002 年到 2012 年,黑龙江养老缴费的在职职工人数年均增长(均为算术平均)仅 1.6%,仅为全国同期增速的 22%。而黑龙江退休职工年均增长 7.74%,比全国的数据还高出 0.29%。随着人口老龄化,入不敷出并且局面日趋恶化并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
整个东三省都面临着与黑龙江同样的境况。从养老缴费的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值来看,全国平均线是 3.09,即 3 个在职职工养 1 个退休职工。广东、浙江及福建的比值甚至高达 9 和 5,意味着 9 个在职职员缴纳的养老保险养 1 个退休职工。在吉林和黑龙江,这一数值是 1.69 和 1.52,为全国最低的两个省。辽宁好一点,也不过 2.15,这还是在持续多年的社保扩面的努力下才达到的。
财长还是楼部长当的好啊,天大地大财政最大……
别的不谈,只吐槽下第三条,既然工会这种较为成熟的博弈手段楼部长大加反对,那工友们就只能来点比较低级的了。
混日子、做副业、盗窃、恶性犯罪、捣毁机器咯。
极端一点,我朝资源这么紧张,跟希望国比不了,玩一把 “天街踏尽公卿骨” 也不是不可能嘛,两千年的传统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以上情况出现,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工会运动在我朝兴起,楼部长沦为历史书上的小丑。
我喜欢调侃玩种族歧视的网友是 19 世纪余孽,你看楼部长跟你们一个等级……
毕竟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僚说出这话,太搞笑了。
我不信只有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农产品进口:大家要准备好日常消费涨价,多花点钱,少存点钱,国家就会有救了。
2. 农村人口还是多去中小型城市落户,保证落后地区的人口红利,保证人工成本便宜,中小企业有生存的土壤,市场面就会变好。因为竞争激烈,大家少拿点工资少拿点钱多出点力,国家就会有救了。
3. 不能行业联合。大家不要和企业谈判了,少要点工资吧,给中小企业一点活路。这样国家就会有救了。
4. 政府不给农民动迁了,以后什么事情找个人背锅就行了。这么大个锅甩了,国家就有救了。拿不到赔偿?拿不到赔偿你找动迁你的人去啊。
5. 社保多缴多得。还愣着干什么?以后能多拿钱,还不快点多交一点藏着掖着存起来等通胀吗?都拿出来多交点,国家就有救了,以后会多还你的。
随便瞎说:国债会有利好,然后继续疯狂印钱。
宗旨:你们屁民少存点多花点手里少点钱,国家就有救了。
请用赞同告诉我,大家对国家有救了是很有信心的。谢谢。
看了一下大家的答案,都很认同国家有救了嘛,为什么都不敢点赞呢?
这个问题的部分高票回答,偏左意味浓厚,而且误导严重。
先亮个人观点:楼部长的讲话思路是符合当下需要的,也是符合经济学常识的。
关于第一条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要不要得噻?
高票答案:要的要的!
那怎么才能改善农村人口收入呢,答:一部分人放弃种地,换新的生产方式,去当工人。剩下一少部分人,进行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增加人均耕作面积,这样大家都能增加收入。照你的意思,就是不解锁户籍制度,就是把农民按在自家那点儿可怜的耕地上,就能富了?我国历代农民起义,哪次没有个历史人口红线逼近,人均粮食不够 ci 的背景呢?国家补贴农机这么些年了,就是为了推进农业机械化,效率就是实实在在的提升了,就是用不了那么多人种地了,劳动力就是有剩余了,但现在工业缺人劳动力成本升高,国家正当用人之际,你把农民堵在村口,就是维护农民利益了?看我口型:“这是阻碍资源合理配置,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现代化。” 其实农民也不傻,打工挣钱早就成了农村重要主题之一。**现在伴随城镇化,和劳动力缺口,需要用减少补贴增加农产品进口的方式加速推动农民进一步进城,也利用竞争推动农产品品质的提高,更加提高留守种地农民的收入。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生产潜力,降低劳动力成本,也是为了重新启动出口这架马车,让它继续拉动经济发展。**嘚架~
关于第二条:“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
那么为什么要改革户籍制度呢?
高票答案:就是为了把流离失所的农民伯伯绑在城市给资本家剥削!
那更合理一点儿的答案呢,答:给进城务工人员带来更多的稳定的政策,帮助他们实现从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减少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性,缓解了劳动力没有户籍,被企业担心不稳定,于是提供低报酬和低福利,而被提供低福利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岗位吸引力不高,导致流动性更强的恶性循环。而要打破这种循环,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就是要改革户籍。而另一方面的好处是,减少了企业的培训成本,这个伴随着劳动附加值的增高而增高,与其说是为了留住农民工,在这方面的考虑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留住附加值更高的码农等工种,减少企业在这方面的损失,增加效益。
引用一段百度百科关于城市合理规模的内容:
由于城市的聚集效应, 城市经济具有
递增的特点 (集聚经济, 是指由于劳动和资本等
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 它有同类企业的集聚经济和多类企业的集聚经济. 同类企业的集聚经济可以使顾客节省采购成本, 增加 “
”;使厂商可以开展专业化合作,促进良性竞争。多企业的集聚经济可以使不同的企业形成比较完整的
、技术,和产品结构体系,彼此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或产品使用者,从而有效地减少了仓储,缩短了运距,节约了时间,最终使各方都提高了效益;同时,不同企业的集聚,可以协调各种不稳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所导致的市场波动,促进
)
。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 集中的、有规模的市场, 并且会由于企业和人口的集中而在技术、知识、信息传递、
贡献等方面形成
, 因而会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
你看,城市聚集效应不错吧?
那中国城市规模效应够了么?来来来看我口型:除了几个超大城市,绝大多数不够。
我引用最新的 2015 年第二期理论经济研究的文章《
》给你看哦。
“自从严格的人口流动政策逐步放开后,中国经历了快 速的城市化过程。但是,根据 Henderson(2009)报 告中 的 国 际 对 比,中 国 的 城 市 人 口 增 长 速 度 (3.5%)小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 增长速度(5% -6%),对应的中国 2009 年的城市 化水平(46%)低于对应相似实际人均收入的国家的城市化水平(55%) 。**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发 展仍然滞后经济发展需要。**Henderson(2009)的报 告认为:中国有太多的城市,而城市规模效应不够。 Au and Henderson (2005)用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检验 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移民管制,导致中国大多 数城市过小 。”
**那么,改革户籍制度,于城市而言,是改善城市规模效益,提升城市功能,更好的释放生产力。于外来务工人员,也能更好的享受本地的公共服务,增加收入。**我来了,我工作了,我富裕了,我享受了。这不好吗?
关于第三条: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这条涉及劳工关系,国内外从来都是有争论的,偏右的观点就是,打工者结合成工会或者行业工人联盟之类的东东,乱提要求,乱要待遇,而且时常会有阻碍生产方式革新和技术革新的行为,自私的很短浅的很。偏左的观点就是:工人要联合起来,抵制雇主的剥削,往大里搞才能迫使雇主遵照工人的意愿行事,这也是上面高票答案的观点。
那条新闻里只有这么一句要点,但是我不知道楼部长是不是还对这一条有补充,从仅有的字面意思来看,关键在那句,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即便是相同的工种,个体的劳动效率,能力和需求都不尽相同,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个人面对企业也未必就是弱势,还能更个性化更妥帖的解决自身的问题,如果形成了依靠行业工人联盟之类的东东去维权,那么很容易被裹挟,被联合内部所强制和影响,反而有强奸民意的危险,更表说不利于社会稳定。
关于第四条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 (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 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偏左高票答案:这是要让农民流离失所失去土地,将是新地主们的狂欢!
答: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是个很大的问题,流转开来肯定是会有一批没有做好调整的农民要兜不住底裤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是好事,因为换来的城镇化的生活环境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远好于吃那几亩薄田。
一般意义上的土地流转是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 鼓励农民将承包地向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流转,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这和也是为了前几条铺路。
不过说到土地流转,我又想想起来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个概念:即中西部地区闲置的非农土地配额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聚集。但是这不是你想给,想给就能给,尽管这种置换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转移和置换,会严重加剧现有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了借鉴国际碳配额交易机制,实现国内配额买卖,但在我看来,卖不如租,从租出去的配额产生的收益,原省份和东部省份进行分成,即释放了生产力,又能有个再分配缓解地区发展不均衡。这可能形成的局面就是,中部省份地广人稀,财政有钱,福利棒棒,生活压力小,东部发达省份人口聚集,生产力暴强,大家都挺好哒,这也需要户籍制度的改革。
至于这句 “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业界良心不多解释,以人为本不解释。
至于第五条****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 “多交多得” 的机制。
国家拿钱去改善社保,不是为了给企业堵窟窿,而是给人民埋单,多交多得的机制,也是为了以后能少补这样的窟窿。
不行,困死了,女神没回我最后一条私信,伐开心,不细写了。
他说的透露出一个意思:
原先我们想通过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看来升级态势不容乐观,此时未富先老将使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因此,先前所仰仗的劳动力红利必须持续释放。
同时经济继续转型,直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条:放开补贴后能实现农业价格的市场化吗?有其他的价格机制(如欧美已经运用了很久的期货交易)来保证农民的利益吗?
第二条:这话说了很多年了,政治正确,实操性…… 呵呵
第三条:不允许工会的唯一目的是维稳,无他。
第四条:简单来说就是,城市开发强度太高了,要向农村转移了,结合一,因为进口了粮食,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耕地了嘛,可以用作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划出一块宅基地来无非是先把农民的私有财产剥夺了然后再赏赐一点美其名曰是改革,宅基地产权 70 年么?(21 世纪的圈地运动)
第五条:同二。
总的来说,都是些政治正确,实际意义不大,被翻来覆去说了很久的东西。另外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概念,也许本来就是个伪命题,每年收入的划分档次不是按一个绝对数值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得到的,全世界收入增长了,档次线也提高了,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正态分布正负两个标准差(当然也可能是我没理解 WB 那个 Atlas 法),总之,反正也是政治正确的话,说一下又不会怀孕╮(╯_╰)╭。
财政部楼不涨 4·24 清华大学演讲的直译版本
楼不涨说: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不要有对抗性的思维,觉得外国会断我们的粮。这样,能够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翻译:
虽然农村青壮劳动力已经到城市打工,386199 部队也是可以大有所为的嘛!什么,不想出来,怕苦嫌累,嫌工资太低?那就取消农业补贴,让国外经过补贴的农产品来教训你们,看看谁还在农村待得下去!
只要你们都进了城,城市就不缺劳动力喽,你们就要乖乖听话低价出卖苦力喽,老板们就能挑肥拣瘦喽,就会源源不断地有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喽,GDP 数字就能继续飙升喽,一切 “危机” 都烟消云散喽。
不要怕外国断粮嘛,美国要是不给咱大豆玉米,咱大不了少吃油少吃肉,再说咱也可以给老美断 iPhone、断衣断鞋不是?越南泰国要是不给咱大米,咱就让人民解放军叔叔去解放他们!
楼不涨说: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国务院于 2014 年 7 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 14 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翻译:
进城打工的父老乡亲们,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虽然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在社保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上扭扭捏捏,但大家要相信中央的决心。老话说得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别管有的愤青说什么 “在长期内,我们都死了”)
楼不涨说: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翻译:
我们不能走欧美国家的老路邪路,底子薄,走不起。看看人家欧美老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工资高,福利好,工时少,假期多,那是要完的节奏啊!这不,希腊不就要完了?意大利人也不干了,世博会开到家门口,不去吃喝玩乐看热闹,反而闹事抗议。
进城打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咬咬牙,别再闹了,我们一起共度时艰吧!(别管什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老黄历了)
各位老板们,别担心,之前几年工资上涨太快纯属意外,下不为例,今后我们一定让大家比那些进城打工的屌丝穷逼 “先富起来”!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不然穷逼要闹事,你没得钱赚,我没得税收,谁都不太平!
楼不涨说: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翻译:
进城打工的父老乡亲们,既然农村待不下了,不如把地卖了吧,而且好处大大的!中央保证各级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不再强买强卖盘剥百姓!
楼不涨说: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 “多交多得” 的机制。
翻译:
各位老板们,咱把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了帮你们给屌丝穷逼交社保,这叫破釜沉舟,这叫壮士断腕!
进城打工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就各谋出路吧!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多交多得,多捞多交!多么自然和谐的原始森林啊!
楼不涨说:
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 2020 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 “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翻译:
户籍改革、社保福利的钱从哪里来?除了变卖剩余的中小型国企和公用事业单位(水电煤、交通运输、教育医疗)之外,地方政府可以举债借钱,中央政府可以放水印钱。但是,水太多了,总有一天会挡不住要暴发,到时,一碗米饭一百万金圆券,能不乱吗?我们在台上的只希望这倒霉事别碰到自己头上,所以我们退休之前还要硬撑几年,转型升级没有那么快,还是血汗工厂百试不爽。要真遇上这倒霉事,台湾这块宝地已经被前任占了,难道要我们去海南?或者是澳洲?所以,地方政府不能再举债借钱了,别总是想着央妈最后总会来救场的,因为总有一天央妈也会甩手跑路的!
很多人都在谈 “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 这条对策多么丧心病狂。
我说:早该减少了甚至可以取消!
诸位了解粮食补贴吗?粮食补贴只是一个大范围概括,包括:粮食直补,粮食综补,玉米补贴,棉花补贴等等多项补贴(都是简称,我懒)。那么补贴金额是多少呢?
以安徽省三线市贫困县下的一个小乡镇为例,人口 4 万人,户数 9000 多户,补贴面积 52499 亩。
粮补金额每年合计发放 1000 万(最低保守估计,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
而这个贫困县还有十几个比这个小乡镇大的多的乡镇,那么全国呢?全国多少亩土地?每年多少金额?
诸位又知道这些补贴金额的最终流向吗?
我们下去跑的时候,那些钱被部分老百姓们放到了家门口摆的那张小破牌桌上!可能一年的补贴金额一下午就输掉了!即使不放牌桌上也会放在类似 “牌桌上”!
别不相信,真的!不是说老百姓好吃懒做,而是!!!
那么庞大的一笔粮食补贴平摊到那么庞大的地亩面积上,每户群众得到的钱太少了!!!!!!
什么调动种粮积极性!什么红线!什么自己的饭碗自己端!那点补助起不了任何用!
那么庞大的一笔资金集中起来能做更有意义的事。
我只想说这些豺狼的獠牙漏出来了,小绵羊们怕不怕?
楼部长的建议预示着我国目前已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下一步打算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从头干起。
诸答案观后感:知乎上根本讨论不了经济学。
楼部长的说的每一点我都同意,但基本上每一条都很难处理,涉及太多利益。抓一两个重点突破吧。
典型的技术官僚,只谈经济,不管政治和社会。但他所谈都混合了政治和社会问题,他所说的单从经济学层面而言,没有多大问题,但从政治和社会现实角度出发就有很大问题了。
比如第一点,粮食补贴和农产品进口问题。它忽视了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并且这个政策是涉及了 6 亿多农村人口和 2 亿多农民工(由于养老、医疗等福利问题,农民工的现实的根还是只能在农村)。这个政策可能会解放大量农村劳动力,但是更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大动荡(小农经济的抗压力很弱),并且它在现代语境里是政治不正确的。
勃列日涅夫的母亲说:可是,如果 GCD 来了,你该怎么办呢?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 (19.06, -0.54, -2.76%) 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 “换草退耕、还湿退耕” 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 国务院于 2014 年 7 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 14 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 (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 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 “多交多得” 的机制。**因为 1997 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一和二:劳动适龄人口已到峰值,赶紧扩大剪刀差,加强农业人口流动。大城市要开始新一轮吸血了。
三和四:我们要解放 “自由市场” 的力量,从根基上干掉工会和农会。伟大的中国共和 duang 万碎。
五:社保快罩不住了,吃皇粮的国企该缩编的缩编该死的死,另外全民社保这事以后我们就当没发生过。我棺材丞相又回来啦~
丧心病狂。
这一套举措思路是很清晰的:逼农民进城打工或变身农奴,国企裁员降福利 2.0 版,同时遏制工会力量,使得全民维持在低薪低福利和碎片化状态,以保证血汗工厂和国企的生存和税收。
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居然罔顾粮食安全,这是彻底失去底线的标志。要知道,人民币可是粮本位。
没啥好说的了,放弃幻想,准备药丸吧。
这是另一个相同问题下我的看法,有必要再说说:
第一部分是针对冷哲的观点
冷哲说:最核心的是人口老龄化。其实解决方案一点都不复杂:快速提高中下阶层的财富创造能力。把最低端的劳动力用机器替代。那么劳动力仍然是足够的,也就能保证价值产出能力能够持续提升而不会被老龄化削弱。
这个说法有点异想天开,并且没有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以中国宇宙第一的劳动力数量,8 亿人,无论什么行业都会被挤满。劳动力减少,完全不是问题,减少 1 亿都还有 7 亿人,减少 2 亿都还有 6 亿人。7 亿什么概念?美国劳动力人口才 2 亿。
转移,8 亿、7 亿、6 亿劳动力都往高价值岗位转移?这是不现实的,没有那么多高价值岗位。
中国这 8 亿劳动力分布在各个行业各个职位,肯定有高端、中端、低端的,都有。而且,低端就业人口远大于中端就业人数,中端就业人口远大于高端就业人口。
比如,4 亿农业就业人群,3.9 亿富士康、木材加工厂、建筑工地就业人群,1 千万软件工程师、投行分析师、公司 COO。
农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这是一定的,关键是速度。现在城市化率大概每年提升 1 个点,这就是近 1400 万人。已经很吃力了。
下表,中国宇宙第一的劳动力数量,是美国 4 倍,俄罗斯 8 倍,且高于印度:
如何释放出农业人口呢?冷哲说农业往外挤,城市往里吸,劳动力的转移就顺理成章。道理谁都懂,随口说说非常容易,问题在于:哪来的就业岗位?
现在保 7,就是为了保每年新增 1000 多万就业人口,已经十分尽力。农业人口转移,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美国也花了几十上百年。急不得,急了也没用。
第二部分针对部长的观点
看了凤凰网的原文转述:
我的理解是,部长的主要担心在于人口老龄化。原文表述” 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 岁以上占比,7% 到 14%,世界平均是 40 年,我们 23 年,14% 到 25%,世界 17 年我们 11 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 2、300 万的速度。“
中国老龄化问题,有挑战,但绝不是媒体渲染的那般恐怖。
21 世纪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面临老龄化问题。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放在全球看,不算严重。如果说严重,现在的日本、韩国、欧洲,老龄化问题才堪称惊人。
以日本为例,2013 年 11 月,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数占总人口百分比首次超过 25%。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都是 65 岁以上老人,三分之一的人都是 60 岁以上老人,而且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
联合国人口署 2012 年对全球老龄人口(60 岁以上)数据统计和预测,日本已经成为老年人民族,中国排在中游:
2014 年:
2030 年:
怎么应对呢?我关心的是现在的日本、德国、韩国是怎么应对的。如果这些已经深度老龄化国家可以挺过去,中国没有理由因为这个原因就倒下。
第三部分是针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部长只是提到中等收入陷阱,没有提太多,原文表述”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
感觉上他对这个陷阱还是有担心的。
我对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持乐观态度。如果按现在的增速,2020 年、最多 2022 年中国就可跨过人均国民收入(GNI)12200 美元的坎。
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经济是否具有竞争力,中国是否有世界级竞争力的企业、产业。这个问题,我依然持乐观态度,原因在于看到这么一些公司:华为、联想、万达、绿地、三一重工、长城汽车、小米、阿里巴巴、腾讯、华大基因、大疆科技……
除了中国,还有很多国家被指中等收入陷阱:
我一直困惑的地方在于,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谁提出,根据什么提出?全球 200 个国家,这个概念是不是经验归纳,具不具备普遍性?近 30 年来跨越 “中等收入” 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又怎么说?
根据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徐康宁教授的论述:
1)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由谁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十年来东亚经济表现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题为 “东亚经济的复兴”(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 for Economic Growth),于 2007 年出版。该报告用一小节阐述了关于东亚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自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提出了 “中等收入陷阱” 的概念后,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许多财经媒体开始大量使用这个概念,并把 “中等收入陷阱” 描绘成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国外财经媒体和相关研究报告的影响下,国内舆论也很快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有更多的渲染和演绎。
2)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标准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国民收入(GNI,基本等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每年 1006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高于 12275 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说,从 1006 美元到 12275 美元的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从 3976 美元到 12275 美元的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有 86 个国家或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的范围。
那么,是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达到 1000 美元多一点的国家容易落入陷阱,还是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容易落入陷阱?世界银行没有说,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3)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存在哪些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概念不够严谨,在理论上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
首先是外延的界定含混不清,让人很难明白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容易落入所谓的 “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提法是从世界银行开始的,“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也是由世界银行划分。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目前世界上有 86 个国家或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的范围。那么,是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达到 1000 美元多一点的国家容易落入陷阱,还是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容易落入陷阱?没人能说得清楚。
国内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000 美元时最容易进入 “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说法并无理论根据,完全是根据“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概念演化而来的。其实,由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范围过于宽泛,最低标准与最高标准相差十倍以上,如果不讲明 “陷阱” 的边界,其涵义已经失去意义。
其次内涵不甚准确,逻辑不够严密,学理上讲不同。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容易落入 “陷阱”?当经济由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水平的时候,代表着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发展条件的较高收入水平,这反而成了一种 “陷阱”,其逻辑含义是什么?收入的高低只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原因。经济增长是否落入陷阱,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以及后续的生产要素,与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确实有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开始呈现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那一定是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些国家难以越过中等收入门槛,而不是中等收入本身。
世界银行在解释 “中等收入陷阱” 时用规模经济的理论加以说明,称一些国家在低收入水平时因工业化启动具备很好的规模经济效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时,规模经济效应开始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缺乏连续的动力。应该说,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不足以证明 “中等收入陷阱” 普遍存在。规模经济仅仅是构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因素,除了规模经济外,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等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外,规模报酬递减(规模经济下降的理论化说法)是传统经济的常见现象,人们也发现在经济生活中也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而且已经被经济学家所证明。
第三是不完全符合实际,得不到现实的检验。按照流行的观点,最早落入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 的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后出现了一个经济停滞期。这的确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插曲,但并不能证明所有的国家(也不能证明多数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时会落入增长“陷阱”。
事实上,更长时间以来的世界经济表明,多数国家在经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并没有落入所谓的 “陷阱”。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实表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部分国家并没有经历 “中等收入陷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实也同样表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也没有经历 “中等收入陷阱”。
以韩国为例,1981 年韩国人均 GDP 达到 1846 美元,当年经济增长 6.2%,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范围。其后 15 年,韩国经济呈现继续加快增长的势头,增速基本上保持在 8% 到 10% 之间,人均 GDP 在 1996 年达到 12249 美元,属于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并已被经济发达国家 “俱乐部”——经济合作组织(OECD)接纳为成员。无论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前,还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韩国经济在长达 30 多年的时间内总体上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进入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不构成普遍性经济学原理。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的初步繁荣后,人均 GDP 达到一两千美元后增速开始下降,甚至出现一段时间的停滞。除了上面说到的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表现。
但是,这只是部分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普遍性规律。无论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还是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除了经济问题外,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动荡和冲突。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中等收入使这些国家落入陷阱,而是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让这些国家无法继续保持经济增长。
徐康宁教授文章原文:
**第四部分更有趣:**2014 年,中国已有 48 个城市跨越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未来 5 年将有 98 个以上城市超过 4 亿人跨过这个所谓的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标准: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国民收入(GNI,基本等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每年 1006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高于 12275 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有 86 个国家或地区属于中等收入范围。
人均 GNI 约等于人均 GDP,考察中国人均 GDP 数据。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 12275 美元城市:
这里大家可以惊喜的看到,中国已有 48 个城市、超 2 亿人进入 “高收入区间”。排除克拉玛依、大庆这样的资源型城市,还有深圳、无锡、苏州、广州等 33 个城市,这些城市总人口超过 2 亿。
作为对比,韩国总人口 5000 万。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城市,已经创造了 4 倍于韩国的跨入 “高收入国家” 奇迹。
这还只是开始,后面还有一串。
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 9000 美元城市,总共 98 个;颜色标注为非资源型城市,67 个:
超过 9000 美元的这些城市,在未来 5 年都将跨过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资源型、非资源型城市有超过 4 亿人,这 4 亿人将进入高收入行列;
4 亿人,是美国 1.26 倍,日本 3.17 倍,德国 4.69 倍,英国 6.25 倍,韩国 8 倍。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人类经济史上的最大戏。它正在上演,你我都将看到。
说中国将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可休矣。
楼的意思很简单。
哼,大不列颠?那是社会主义国家。
高见说了很多了,我帮大家贴一下更全面的现场记录.
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2015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舜德 401
楼部长刚刚参加了 WB 和 IMF 会议
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评论: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1 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 3 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 70、80 块钱,广东打工的挣 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 90 年代中早期。
90 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 2007 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 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 年是个拐点。07 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 2001 到 2006 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 6.7%。07 到 12 年 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1 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 岁以上人口占比,2011 年的时候是 8.1,现在是 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 年开始减少了 300 万(16 至 59 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 GDP 去年是 7500 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 1.16 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 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 增长率会小于 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
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 structural reform。我后边说
先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 280,也有说 230,最简单的说,M2/GDP 是 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 80 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 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 160,我们是 193。在 08 年以来,提高了 4、50 个点。增加的杠杆有 40% 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 15 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 20 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 08 年至 10 年快速去杠杆,失业率 10 几(实际是 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乐观。
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 6.5 至 7 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 美元到 12000 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 8000 到 10000 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 岁以上占比,7% 到 14%,世界平均是 40 年,我们 23 年,14% 到 25%,世界 17 年我们 11 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 2、300 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 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 / 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
我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 WTO 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 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 20、30 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 5 到 10 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务是到 2020 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 50%。
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
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 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 10%。12 年是 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 6000 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 40% 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 4、5 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 3000 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 1/3 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
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 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 6 个。走掉了 50 个,难道只剩下 3 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 58 年之后就逆转了,因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 80% 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 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 70%,常住人口增加了 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 10 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 1 万 1 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 08 年发文搞的。4 万亿中,财政花的 1 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 PPI 挂钩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 PPP 项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 1 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 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 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 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 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 20 年前大多了。
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 以下的速度,改革,6.5% 到 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 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 6.6% 的人均 GDP 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
这次比 94 年那次难多了,94 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
Q:我最近看到丰田的股价已经又涨到 140 元了,所以说下一个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而且我很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始?
A:第一,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们现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上层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应对方法可能不同,有的偏当前,有的看得长远。就像总理讲的,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第三,现在我们的要求是降杠杆、不失速,所以我们推广 PPP,这是一个当下、长远都有用的方式。不论如何,我们要先混过当期。至于说经济的风险点,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欧洲,问题很多。
Q:我想问一个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最近读了一篇新闻报道,他们说土地招标出售和交付现金有先有后,不知道是不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
A:哦我刚才说的夸大,是指那些认为土地转让的净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说法。当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设过程。有些人拿毛收入来讨论是夸大了土地的贡献,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列收列支。对于土地出让,第一是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征地后给农民补偿。第二,在统计上,我们遵循了 IMF 的方法,是国有资产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对于地方财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问题,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卖出去?
为了保增长,我们在做棚户区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 PPP 的方式。可是对于那些房子,问题在于没人要,是周期问题。
Q: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要提高缴费,具体的参数能透露一下吗?另外国企资产补贴是什么样的形式?
A: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 97 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 37%,8+8(实际上是 14%,2 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 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 8+20,不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 8+18,深圳是 8+13,浙江是 8+16。
Q:楼部长,您说没有高增长了,是说我们就要过上苦日子了吗?现在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以后是不是更买不起了。
A:我们要鼓励租房,这个观念要变。现在是姑娘没房子不嫁,小伙子没房就不算成家立业,不行。房价现在太高,租金要上涨。而之后我认为房价会下跌。
Q:大众创业能带来多少 GDP 的增长?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根据国际的统计惯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业了。
Q:对于放开二胎,之后会不会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台?
A:二胎虽然放开,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关部门的预计要低。据研究,收入到 7000 美元的时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怀疑,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笑)。
原文
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1 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 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 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 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 3 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 70、80 块钱,广东打工的挣 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 90 年代中早期。
90 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 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 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 2007 年,工资低于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 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 年是个拐点。 07 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 2001 到 2006 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 6.7%。07 到 12 年 12.7%,超过劳 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 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 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 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 问题。
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 岁以上人口占比,2011 年的时候是 8.1,现在是 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 年开始减少了 300 万(16 至 59 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 GDP 去年是 7500 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 1.16 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 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 增长率会小于 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 [-0.69% 资金研报],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
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 structural reform。我后边说。
先 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 280,也有说 230,最简单的说,M2/GDP 是 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 80 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 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 160,我们是 193。在 08 年以来,提高了 4、50 个 点。增加的杠杆有 40% 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 15 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 20 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 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 08 年至 10 年快速去 杠杆,失业率 10 几(实际是 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 乐观。
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 6.5 至 7 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
今 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 美元到 12000 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 在 8000 到 10000 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 降。65 岁以上占比,7% 到 14%,世界平均是 40 年,我们 23 年,14% 到 25%,世界 17 年我们 11 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 2、300 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 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 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 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 / 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
我 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 WTO 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 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 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 率 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 20、30 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 5 到 10 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 务是到 2020 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 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 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 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 50%。
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
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 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 10%。12 年是 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 实际上 6000 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 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 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 40% 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 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 4、5 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 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 业生产值增加了 3000 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 1/3 的化肥,造 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
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 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 个人小 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 6 个。走掉了 50 个,难道只剩下 3 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 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 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 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 58 年之后就逆转了,因 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 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 80% 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 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 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 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 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 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 70%,常住人口增加了 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 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 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 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 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 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 10 年要做很多 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 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 1 万 1 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 08 年发文搞的。4 万亿中,财政花的 1 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 PPI 挂钩的,地 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 PPP 项 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 1 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 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 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 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 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 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 年出的劳动保险 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 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 20 年前大多了。
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 以下的速度,改革,6.5% 到 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 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 6.6% 的人均 GDP 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
这 次比 94 年那次难多了,94 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 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
Q:我最近看到丰田的股价已经又涨到 140 元了,所以说下一个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而且我很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始?
A: 第一,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们现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上层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应对方 法可能不同,有的偏当前,有的看得长远。就像总理讲的,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第三,现在我们 的要求是降杠杆、不失速,所以我们推广 PPP,这是一个当下、长远都有用的方式。不论如何,我们要先混过当期。至于说经济的风险点,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欧 洲,问题很多。
Q:我想问一个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最近读了一篇新闻报道,他们说土地招标出售和交付现金有先有后,不知道是不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
A: 哦我刚才说的夸大,是指那些认为土地转让的净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说法。当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设过程。有些人拿毛收入来讨论是夸大了土地的贡 献,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列收列支。对于土地出让,第一是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征地后给农民补偿。第二,在统计上,我们遵循了 IMF 的方法,是国有资产从 一种形式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对于地方财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问题,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卖出去?
为了保增长,我们在做棚户区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 PPP 的方式。可是对于那些房子,问题在于没人要,是周期问题。
Q: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要提高缴费,具体的参数能透露一下吗?另外国企资产补贴是什么样的形式?
A: 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 97 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 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 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 37%,8+8(实际上是 14%,2 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 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 8+20,不 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 8+18,深圳是 8+13,浙江是 8+16。
Q:楼部长,您说没有高增长了,是说我们就要过上苦日子了吗?现在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以后是不是更买不起了。
A:我们要鼓励租房,这个观念要变。现在是姑娘没房子不嫁,小伙子没房就不算成家立业,不行。房价现在太高,租金要上涨。而之后我认为房价会下跌。
Q:大众创业能带来多少 GDP 的增长?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根据国际的统计惯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业了。
Q:对于放开二胎,之后会不会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台?
A:二胎虽然放开,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关部门的预计要低。据研究,收入到 7000 美元的时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怀疑,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笑)。
天朝小学,6 年级毕业了。
同学们开会讨论,初中学习计划。
小楼说,要坚持艰苦奋斗精神,继续搞死记硬背的战略,什么理解和科学学习一边去。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
接着赶农民进城啊,富士康人都找不到啦~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
你得让这帮人安定下来啊,不能搞得人家打个工都没地方住啊;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
自由主义好,工会就是坏! 没有工会工人福利由谁决定?资本家的良心么~
圣卡尔 · 马克思的话怎么说的来着?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 (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 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
**交一笔钱——**股市没法持久运作啊,房地产又不行了,得找个新的货币增长点~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 “多交多得” 的机制。
养老找国家,跟企业没关系!
以上是脸滚键盘出来的,我不知道我写了什么
╮(╯-╰)╭
楼的发言让大家看清楚了,号称代表广大群众的一小撮人,已经彻底烂掉了。楼的发言看似追求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是在为少数人说话,完全背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号称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竟然反对工会?工人阶级因为农民工这个名词的创造已经快消失了,现在又要消灭农民阶级?它们的理论已经彻底成了皇帝的新装。不知在它们的理论里面,农民工是工人阶级还是奴隶阶级?
说楼的发言符合经济学的,没错,确实符合经济学。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可不愿意看着一小部分人因为符合经济学原理变得更富,他们已经很富有了,是时候让它们穷下来了。
插几句:有人评论我是不是要打土豪分田地,我确实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号称社会主义国家,那至少要依靠法律来完成打土豪分田地。
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法律让劳动者从他们创造的价值里面切掉大部分的蛋糕,然后通过税收,从富人依靠资本获得的收入里面再切掉一块。通过这样的措施减少贫富差距。比如说我们可以订一个比率,最富有的人月收入不能超过最贫穷的劳动者的 30 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制定 法律来达到平衡。而对现在已有大量财产的富人收取财产税,从而减少他们的财产。当然他们不接受可以移民,但是我们可以设计法律让他们移民后无法从中国人民手里挣到一分钱。
宁可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也不能再继续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更加富有了。
在贫富差距减小的前提下,所谓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没什么不好,相反,恢复汉唐雄风,同时也恢复汉唐的贵族门阀,那才是地狱。
再加几句:
汉语里面的国家一词含有太多意思,很容易误导人,我不怀疑楼等一心为国。但是楼心里面的国家,以及国家的利益,是否和广大底层人民一致?那可真不好说。实际上他们往往利用国家一词的多义性绑架人们的观点。所谓国破山河在,实际上拉美化甚至国家崩溃,就长远来看,对于底层人民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心里的国家是山河,文化,而不是某个组织。更何况这个组织已经背离了创建时的理想。
总结下来就是: 如果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让屁民继续低工资低收入,这样就不会出现人力资源成本过高的问题。 哈哈, 我们几十年的成功经验就是低人权优势, 这次只会再次通过降低那个啥来度过危机。
我有一建言:有能力移民的移民,没能力移民的请向乡下扎。 请警惕理财地方债等,请注意失业危机,请做好心理准备看到无底线的资本家。
大清药丸不药丸我不知道,屁民这次是真的药丸了。
照楼部长的意思,谨慎地放开二胎,严控特大城市规模,十八亿亩红线,新劳动合同法,甚至现在社会保障的费率,种种现行政策与规定都需要改变甚至逆转。其实部长所说的这些改革方向已经被凤凰网上连年累月的财经版说烂了,时不时都有个经济学家出来呼吁放开生育,土地流转,北上户籍制度放宽,至于新劳动法我在很多年前郎咸平还在第一财经开节目的时候就听过他大骂(可能他那时候还没那么民粹)。总而言之,经济学家作为一群理所当然的市场派,早就在说这些事,而楼部长作为孙冶方奖的获得者,自然是其中一员。其实总理也曾获得此奖,而他所推进的简政放权也印证了他的市场化思路。
这次的讲话说明,政府内的市场化改革派占据优势,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改革能成行,毕竟各部委都有部门利益,很难推行不利自身的改革,比如计生委很难放弃计生政策一样,虽然与卫生部的合并给计生委的官员留了一条别路。
很多经济左倾的知友目瞪口呆,我不谈效率公平的价值判断,就谈两个一百年这个国家目标: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完成复兴是党给自己立下的历史任务,以中国梦为根基的合法性全系于此。想要超过美国,目前举目世界可适用于大国如我国的模式,恰恰是美国模式,也就是撒切尔 - 里根主义,一方面用威权手段打击工会,削减福利负担,一方面减少微观干预,简政放权。我国的大多数洋务精英都留学英美,并看不上欧陆的那套福利国家制度,如今复苏最快的西方国家恰是英国和美国,也加强了这种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大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云云,在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如中国,自由化下的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而自由化带来的风险则会被分摊,四小虎自由化的教训在于渺小的外汇储备,而美元(非美债)最大持有者人民银行却是任何机构投资者都无法撼动的。
我不太喜欢很多答案透露出的纯站队式或者冷嘲式的评论,说社会主义异色,社会主义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只有其中的政策偏好导致的经济社会后果才具有价值,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是只看结果的。中国特色几个字给中国改革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我们不应该抛弃这点而回到姓资姓社里去。
对于劳动者权利,当然应当适当保护,比如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保护的方法甚至可以是行政命令,比如强制在粉尘环境下戴防护,其中的思路主要是怕工人为了短期利益丧失了长期劳动能力。但是对于改变市场的价格机制,或者限制劳工与企业的用人自由的法规应该被避免。
当年说社会有问题,民要不聊生了,左派说:没有完美的社会
后来说改革不公平,要吸老百姓的血汗了,左派说:没有完全公平的改革
再后来说国家没有希望了,这么下去要滑入深渊了,左派说:你们这是中国崩溃论,注定要失败
现在我怎么感觉都倒过来了。左派反而一幅忧国忧民的样子,表面上慷慨激昂,铁板钉钉,一贯的掌握了真理看到了方向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
其实除了嘴巴喊得响,你让他来干点实事?整点利国利民的发展政策?弄点公平的改革?最不济搞点民间慈善,帮扶点受苦受难的民众总行吧?
结果还是眼高手低,更别提还有司马南这种吃里扒外的缺货。
习大大说得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左派基本上都是键盘党,嘴炮党,上嘴皮碰下嘴皮党。满嘴圣人先贤的仁义道德,除了标榜自己伟光正之外,拿来做事,百无一用。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1992,南巡 (感谢太宗中兴,上大学不用政审了!)
前脚楼财长说要削弱工会、抵制集体谈判,后脚大大说工会作用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再加上中央首次就劳动关系发文,36 年来最高规格表彰劳模;而楼的老师又是大大认为对他最重要的人。所以,这盘棋越下越妙了,无论是中国经济结构改革还是舆论操控术。
“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由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很不严谨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 2007 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一份报告里,两位作者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夹缝中,它们在劳动力成本上失去了优势,不能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竞争。根据他们的说法,很多拉美、北非和中东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而 “东亚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则成功地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真的存在吗?
虽然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说法在中国很时髦,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在严谨的、经过匿名评审的学术文献中却几乎毫无影响力可言。原因很简单——“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流行恰巧印证了一个成语:“危言耸听”。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人均 GDP 在 1036-12615 美元之间的国家被称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世界银行在划分高、中、低收入水平时用的是绝对收入标准(这个标准每年会根据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而不是一个相对收入标准。如果一直沿用此标准,只要一个国家人均 GDP 增长大于零,早晚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事实上,世界银行于 1988 年初次定义的全球高收入经济体有 41 个,而在 2013 年则猛增至 76 个,也就是说在短短 20 余年间,已经有 35 个原来的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这个标准,又何谈 “中等收入陷阱” 呢?
因此,只有用一个相对收入标准来划分高、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 的概念才可能有意义,但也绝非必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国家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的,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下面我用美国作为高收入国家的标杆,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占美国人均 GDP 的百分比来衡量其相对收入水平。根据学术界通用的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 或 PWT)的数据,我将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人均 GDP 不到美国 10% 的国家或地区划为低收入经济体,达到美国 40% 或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划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 10-40% 之间的就叫中等收入经济体。以中国为例,1978 年的人均 GDP 只是美国的 2.4%,几乎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穷,2002 年达到美国的 10%,进入 “中等收入” 国家行列。
根据上面的定义,在宾大世界表的数据中,1960 年时全球共有 42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 12 个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它们分别是亚洲的日本和 “东亚四小龙”,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中西班牙、希腊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三个国家在 1960 年的相对收入已经达到美国 35% 的水平。其他 30 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要么原地踏步,要么还有倒退。这样看来,似乎 “中等收入陷阱” 并非尽为空穴来风。然而,这些国家相对收入增长的停滞,真的与它们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有关吗?难道真如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概念所宣称的那样,收入发展“从低到中易、从中到高难”?事实并非如此!
纵观 1960 年时的低收入国家在过去 50 多年里的经济增长情况就会发现, 当年的 42 个低收入经济体中,只有 8 个国家最终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分别是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博茨瓦纳(前者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后者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亚洲的中国、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东的埃及和突尼斯。其余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既不如高收入国家,也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相对收入水平不增反降。
由此可知: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因为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就有所停滞。事实上平均说来,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还快过低收入国家。过去 50 多年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没有明显增加,多数情况下还下降了,这与它们是否处于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阶段无关。“发展陷阱” 或许存在,但与收入水平没有关系。而且中国恰恰是少数几个没有落在这个发展陷阱里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 尤其不适用于中国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概念尤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存在巨大地区差异的大国。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拉美和非洲各大洲的全部人口,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也不比拉美各国之间的差异更小。
中国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多数属于中上收入水平,还有少数属于中下收入水平。目前除了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大多数省份的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可观,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
京津沪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除了这三个直辖市,中国还有 30 多个省会城市或地级市的人均 GDP 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沿海省份五年内都会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它省份的增长速度平均说来快过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在这些事实面前,“中等收入陷阱” 一说不攻自破。
“中等收入陷阱” 的概念模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容易误导人们将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与收入水平挂钩,不利于我们去理解和探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陷阱。
什么造就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 “东亚奇迹”?
无论是 “从低到中”,还是 “从中到高”,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阶段跨越都显得举步维艰。但有几个国家和地区却是例外,其中最为突出、跨得最快的就是中国以及同处东亚的日本和 “四小龙”,后者以前所未有的高增长速度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韩国和中国台湾更是经过 40 多年的奋斗,成功跨过两个发展阶段,从低收入的农业社会跃升为高收入的现代化经济体,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是什么创造了东亚的增长奇迹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几派观点,其中有一个可以称之为 “发展型政府” 派,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东亚的经济腾飞是强势政府推动符合本地情况的产业政策的结果。但是为何只有当年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政府干预成功?又为何干预程度较小的新加坡和作为自由市场典范的香港同样实现了经济腾飞?这一观点就无从解释了。
与 “发展型政府” 派相反,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恰恰证明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出口导向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可以让任何国家脱贫致富。其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要归咎于其错误的制度和政策,因为它们要么采取了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国家过度干预的工业化策略,要么搞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些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正确的市场经济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 1980 年代以后就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反而比 1980 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慢。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相关的一些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中国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以及制度质量的排名不只逊色于大多数拉美国家,甚至比很多非洲国家还不如,不过也并没有妨碍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事实虽然无法证明自由派所推崇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增长减速,但起码说明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奇迹。
“东亚奇迹” 或源自东亚文化
那么,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究竟凭什么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 “东亚文化”。关于东亚奇迹的文化派解释,1980 年代在人文和社会学界颇为流行。文化派认为儒家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强烈的成就动机、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等是东亚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或许正是由于东亚地区人民的这些共同文化,使得东亚在物质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上、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文化派学者的软肋不在其基本观点有什么不对,而在其严谨的理论和定量分析不足。可喜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更加严谨的定量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960 年以来,只有中国大陆、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博茨瓦纳和安曼出现过人均 GDP 三十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6.5% 的发展速度。其中博茨瓦纳和安曼属于资源型经济体,博茨瓦纳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但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钻石,过去 20 年的发展速度大大放缓,而安曼则依赖于石油,经济增长受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所以,能够保持三十年快速增长的非资源型经济体都来自东亚,最终都顺利加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作为东亚文明发源地的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在今后 15 年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缓解巨大的环境负债、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逐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廉洁、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典型的锯箭杆型医生,不管身后洪水滔天,和郭树清都是朱镕基的好徒弟。
我只是觉得在中国什么事都得服从政治,经济学家分析的都过于理想。
是不是这样呢?请反驳。
为什么毛时代进城当工人对农民来说就如同中百万彩票的感觉。现如今把农民赶进城反而像是在杀猪?
楼是部级干部里特有才的一个,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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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是财政领域的精英实干家,他说这番话代表下一个五年十年的思路。改革嘛,就是把农民变成工人,农业文明变成工业文明,相应的生活习俗、公共道德、思想包容、人生追求都自然会跟现代文明接轨。去杠杆化也不难,做大权益端,控制债务端,A 股大涨,债转股嘛。中国人应该对中国有信心。
当然大部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区别在于是否再来一次科技革命。
不过个人觉得,下一个二十年非常有可能再来一次机器人的民用化。这个是看的见摸得着的东西。
假如国家在这方面突破了。或者采用开源的方式再造一个产业。资本主义又可以拖个十几年。甚至不止。
顺便骂几句。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自己人口红利时期的外汇买回我们应有的服务,产品,资料?
当初做出口外汇型经济的那部分人迟早有一天都要上绞刑台。
第一条政府肯定不同意,三农问题每年都是国务院一号文件说明了其重要性。这和经济无关是政治问题。
就连市场化典范的美国也不会这么做。
这预测、这概率、直逼硬币君了。
楼上已贴现场速记版,这里再来个官方完整版。两者对照,应该可以还原全貌了~
财政部部长、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楼继伟 2015 年 4 月 24 日在 “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上演讲。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 104 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 “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 90 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 2007 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 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 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 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 年 1 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 2000 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 年和 2010 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早期, 90 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 2007 年,2008 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 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 岁以上人口的占比 2011 年是 8.1%,2014 年是 10.1%,这个比例超过 10% 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 16—59 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 2012 年开始减少了 300 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 2007 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 年,我们的人均 GDP 是 7500 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 1.16 倍,曼谷的 1.8 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 “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 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 280%,也有的说是 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 M2 和 GDP 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 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 M2/GDP 是 160%,我们是 193%。这个比率自 2008 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 40% 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 2013 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 10.9 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 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 年是 23%,2013 年降到 20.4%,降了 2.6 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快速去杠杆,导致 2009 年和 2010 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 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 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 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 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 美元到 12470 美元都是中等收入,
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 7% 上升到 14%,世界平均时间是 40 年,我国是 23 年;14% 上升到 21%,世界平均时间是 50 年,我们是 11 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 20 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 WTO 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 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 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
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 2020 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 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 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 10 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 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 年,我国粮食生产 1.2 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 6 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 40% 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 WTO“黄箱” 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 年 7 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 14 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
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 1954 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 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 1982 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 80% 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 “大城市病”。
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 “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 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 70% 多,常住人口增加了 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 OECD 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 180 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 2020 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 PPP 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 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 50 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 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 65 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 65 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 20 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 5% 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 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 “十三五” 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代表的不是大众,而是利益集团,仅此而已。对于,我们国家斯的发展由这种人做为主体领导,十分担忧,十分担心。
所以他到了只是财政部长!
感觉这是个新世纪的圈地运动啊…
看到**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真蛋疼,共产党赖以起家成名的法宝全丢了。这句话真有点民国初买办资本和四大家族的范。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 (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 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好,有希望了。政府又能吃土地饭十年。至于以后,交给后代解决吧。**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不能强拆,呵呵。如果真实行了。下个十年又是上个十年的翻版。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现在农村适龄劳动力基本上没有在家种地的,全都出去打工了。想像 90 年代那样释放处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不大可能了。
药丸!
大青果药丸
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定义?
10 几年前定义是陷在 5000 美金而不动弹,而现在又说是低于 15000 美金。
其实这些定义都是静止的在看待问题。
全球有 200 个左右的国家
我给下的定义是: 人均 GDP 排名在 40 名之后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不能突破 40 名就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台湾,葡萄牙,希腊正好在 40 名附近。
中国目前排名是 78 名
List of countries by GDP (nominal) per capita
那么哪些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最典型的是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然后是一些亚洲国家,土耳其,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除了泰国,人均 GDP 都在一万以上。
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基础建设,教育科研,技术和创新都不如中国,最终要的是他们年轻人的视野,成功欲望,激情和信心都不如中国。青年就是未来,中国青年的科技渗透率(电子产品拥有率,科技产品和服务接触率,譬如 O2O)即便是和一些发达国家也是超过的,更何况这些中等收入的国家。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潜力。别说这些国家,就是那些在人均 GDP40 名以内的不少国家,都很可能不能维持住他们的名次,譬如希腊,葡萄牙,塞浦路丝等等。你知道希腊,葡萄牙年轻人失业有多严重吗?五成左右失业,大学生连月薪四五百欧(折合人民币也就三四千)的工作都难找。youtube 看的采访,一个希腊年轻人在客服中心做电话工作,一周工作 40 小时,周薪多少?20 欧。这样的国家未来能维持住人均 GDP 才怪。
没错,现在中国经济困难。但是全球更烂。这是个比烂的时代
大家都烂,各国汇率乎拉拉的往下掉,各国生活水平也在乎拉拉的往下掉。
指不定过个 10 年 20 年,中国人均 GDP 就突破前 40 名
不过可能大家的日子并不会改善太多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就是短期内全球经济都不行,中国困那也很大
但是因为如前所述,中国的潜力远远大于排在中国前面的几十个国家
所以长期来看,中国突破前 40 名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所以楼部长说的 50%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不太恰当。
楼部长感觉只考虑高层的战略,没有真正体会中国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受,也就不会理解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经济学最大的魅力就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的哈姆雷特就是我喜欢讲人话,术语忘得差不多了我也没读到博士经常需要术语来糊弄人和写论文,人家是在告诉你: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其实是泊来语,是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两位首席投资官发明的词语,意指:经济增速乏力,失业率高,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经济增长动力由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变的这一过程。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经济状态属于新常态,and 国家在告诉你: I want you, no matter who you are.
转型期嘛,劳动力供给减少,成本上升了就发展新型服务产业,工业减少劳工,利好机器人、大型农机之类。但是这些是理想的,转型期很关键,不能保证 100% 都能按理想化发展。
这几个政策基本都是反复强调的,资产的确权,土地流转,健全法制,充实社保,可以有个好的预期就是蛋糕划过来一点了,好好交社保的人可能福利会提升 / 土地基本肯定国有不会变,都是租用使用权流转,但是发展城镇化后农民可能会离开土地,获得大量土地使用权的公司利好,新型农业有空间之类的,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新的。
【楼继伟:对美方负面清单一些内容感到 “不舒服”】
这个措辞反而比较特别 >@<
楼部长力度有些大,触动的有些多(义无反顾房产税、退休人员医保缴费等)。任期没满,壮志未酬。
国家所有的改革都要以扶持企业长期稳定经营为目的,扶持优质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根本方法就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员工是企业稳定经营因素,但某个员工或某批不是企业稳定经营的根本保障,员工流动过快直接导致企业不愿意为竞争对手培养人才,员工流动过慢直接导致企业新鲜血液太少慢慢失去竞争力,中兴和华为同属于通信行业两大巨头,两家不管是营业额还是利润率差距太大,为华为创造高增长就能分享到增长带来的好处,360 周老板拿出个人股份搞股权激励,还不是因为华为的出现让整个中国看到了股权激励所带来的恐怖战斗力,搞完类似华为那样的股权激励可能不会成功,不搞华为那样股权激励在手机行业绝对会被华为摧毁, 谁都想独享 100% 股权带来的收益,但现在想独享股权收益只会让自己的企业被有肉一起吃的狼群吃掉, 政府高层最愿意回到计划经济,问题是还回的去吗?
堅定移民偷渡
肉食着鄙
这是高官校友对校友院长的友情支持。东南西北的侃侃,想摸出点内部消息,没什么的。
路过看看
楼财长看到本质了,怎么那么多持左思维的人?如果土地不能流转集中,中国农村的、农业的问题就是个无解的问题。
看了也匿了
那个农业改革和土地改革加起来不就是圈地运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版” 么………… 企业和员工个体真是对等的么,工会制度可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改良的根源之一呢。难道真要发布新资料片了,楼下怎么看?
《北平无战事》16 集曾可达情绪失控摔了蒋经国送方步亭范大生紫砂壶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误党误国!误党误国!
这些办法都是没得选择,必须要这么做的。农村的情况,基本都是留守儿童和老人,新一代的年轻人无论是读书还是出去打工,都已经不会种田了,那么以后谁来种田?农业只能交给机械或者进口,土地现在已经闲置荒废很多了,以后只会更多。年轻人融入城市,这么多人进入城市,那么必须就要解决户籍、房子、社保等。
如果真如部长所说,那就药丸啊。农民离开土地应该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都什么年代了,还玩圈地那一招。
在中国自始至终就没有共产主义。
把农民赶进工厂 or 把工厂引进农村
大致意思有二:一,督促懒人们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贡献;二,提高各类型资源流通效率,跑步进入美好的社会资本主义。
反正最后大不了。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利益纠缠
我来胡言乱语一通: 第一条,减少农村人口收入,逼进城给城市上层阶级服务。第二条,配合第一条,把他们的户籍都统统换成城市户口。至于原有土地嘛… 都城市户口了,还要土地干嘛?!第三条,你们农村来的,和城市下下层百姓一样,想组团讨薪吗,想涨工资吗,没门儿!你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输送利益,然后让上层阶级用你们的血汗钱继续压榨自己,名曰维稳。第四条,有钱人可以大肆圈地,没钱的人只能给他们打工,遇到灾荒,经济不景气啥的就卖儿卖女。第五条,多缴夺得,那… 少缴也少得了哦,你懂的… 呵呵!
这个东西还不知道真假,等出来辟谣了再讨论吧。
知乎用户 abracadabra 发表 够发的话不是应该让大家都 40 退休,每人每月发 2 万么? 不够发就不够发,还嘴硬个什么劲… 知乎用户 Uki Shun 发表 我不知道这位社保局的局长真的不明白还是在装糊涂,就是因为 …
知乎用户 远方青木 发表 今天看到个新闻,说公务员下班后开滴滴、送外卖,原则上不算违纪。 这话是中纪委说的,来源是共青团中央,所以具备权威性。 这消息简直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上一次听到公务员开滴滴、送外卖的消息,还是在 2016 年。 …
知乎用户 未来一定要更好啊 发表 其实我写这个,不是说是抱怨或是怎么样,只是天天在微博上看别人说公务员待遇如何如何好,还天天不干活,有时候感觉很生气,所以想分享一下,在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的待遇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个样子的,有很多很多 …
知乎用户 江小猎 发表 先说结论:好的会越来越好,差的会越来越差。 以同样是一级科员为例子。 最差的,据我所知,无工作经历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平均每月到手所有钱(加车补,年终 13 薪等等所有),2650 元~ 最好的,同样条件,额外有房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 年前后进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