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独裁者共舞：主教任命协议再续约，梵蒂冈实现中国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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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被抛弃的孤儿，长年来没被爱国会控制的忠贞孩子，却得不到教宗的承认。”

特约撰稿人 郑杰忆 发自罗马 2022-12-11

2021年4月3日，北京一座天主教堂举行的复活节弥撒，一位主教点燃了一名信徒的蜡烛。 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圣母升天节的弥撒上，义大利神父擘开饼，一半给了柳志宽，各自捏著代表耶稣身体的圣饼高举过头，初次见面的两人带著默契完成共祭。简单庄严的仪式象征著与耶稣共融相通，也意味著天主教普世合一，但地下神父柳志宽出了国才有机会与外国神父公开共祭，外国神父不得在中国传教，共祭也被禁止。

在天主教里，教宗是耶稣在人世的代理人，在时间上，两千多年来一脉相传，现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是伯多禄以来的第266任教宗；在空间上，天主教强调四海一家，教徒散落世界各地文化各异，但都与教宗共融。然而，无神论的中共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指责天主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同路人，爱国会更在1958年开始自选自圣主教，试图斩断中国教徒与教宗、普世教会的联系。

为了化解中国天主教的困境，经过三位教宗的努力，梵蒂冈和北京在2018年签署为期两年的《中梵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并在2020年续约。今年10月22日，全球聚焦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打破惯例迈向第三任期，这一天刚好是中梵协议到期日，梵蒂冈立刻宣布再续约两年，天主教媒体也及时刊出教廷重量级人物，国务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和万民福音部部长塔葛雷（Antonio Tagle）的访问，为这份饱受批评的协议辩解。北京则在两天后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才寥寥几句确认续约，时间的落差和官方论述的份量显示，这份梵蒂冈捧在手上的协议对北京而言是次要事务。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仪式的众目睽睽下尴尬离场，“加冕”的习近平俨然是新皇帝，让梵蒂冈迫不及待宣布续约的动作蒙上姑息独裁者的阴影。

“续约时机点是个不幸的巧合，但很难想出教廷有什么办法不续约，”长期钻研中国基督宗教、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的法国学者陈立邦（Michel Chambon）了解梵蒂冈的苦衷，但他也承认，“即使是协议的支持者，也在纳闷教廷在和北京协商时，还有什么杠杆可以操作？”

协议内容至今仍旧保密，但光从协议名称“主教任命”看来，签约四年的成绩乏善可陈，仅任命了六位主教，2021年9月任命武汉主教后，更是长达一年没有任何新主教任命。地下团体也是备受煎熬，六位地下主教获得官方承认后，仍有二十多位地下主教前途未卜。教廷与北京的双同意程序避免了再度产生非法主教，但理顺教务、促进教会修和的道路依旧崎岖难行。

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上任后，透过文化交流、防疫外交跟北京搭上线，他出访的飞机通过中国领空时多次向习近平拍发问候的电报，协议签署后，也正式邀请中国主教来到梵蒂冈，用心良苦身段灵活，无非是为了维系与中国对话。来自阿根廷的教宗方济各热爱探戈，他形容跳探戈必须引导舞伴，也被引导，美妙之处在于必须负责照顾另一方。然而，他的舞伴——北京——手脚笨拙，甚至漠视对方的存在。

武汉在2020年初爆发Covid-19疫情，拖延通报的北京成为众矢之的，梵蒂冈雪中送炭后，促成教廷外交部长加拉格（Paul Gallagher）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周边会面，是双方最高层级的官员会晤。当西方国家在疫苗的加持下学会与病毒共存，中国仍固守清零政策，坚壁清野的防疫政策也阻挠了外交往来，梵中对话举步维艰。

Covid-19疫情蔓延三年，中梵关系也随之冷淡，中共一再以防疫为由拒绝面对面，虽然仍保持联系，但原本每隔几个月轮流在北京、罗马的会晤停摆，让教廷不开心。当中共正紧锣密鼓布局二十大之际，教廷突然在8月底收到中国捎来的邀请函，他们解读此举意味著二十大的大局已定，中共有了余裕处理与教廷的关系。

北京避谈台湾，但要求梵蒂冈撤香港代表

或许是北京明白一旦提出与台湾断交的要求，教廷的回应将是拿出需求清单，要北京解决地下主教、教区划分等问题后再来谈。

教廷代表团风尘仆仆抵达，但只停留在天津与中共代表会谈，没有依照惯例进到北京，也不像过去与多位中国主教见面，只见到高龄92岁的天津地下主教石鸿祯，与年迈主教的会晤至少传递了教廷从未忘记地下团体的讯息。确定续约之外，教廷向中共提出调整协议内容、地下主教获得官方承认、重新划定教区等要求，并关切香港荣休枢机陈日君遭起诉的问题。

然而，协议在今年10月22日却是原封不动再次续约两年。对于不尽如人意的协议，教廷期待有哪些调整？一名熟悉中梵谈判的教廷人士向我表示，梵蒂冈希望协议能更稳固、转为永久，不用每两年续约一次。此外，教廷期待对地方政府的角色有更多界定，目前对话停留在中央层级，但主教任命涉及各地民情，地方政府经常是敲定人选后才通知中央政府，进而告知教廷。为了更早参与遴选过程，教廷希望至少能够有不驻地代表巡逻中国实地查考人选是否适任、受到教徒爱戴，但北京一一拒绝这些要求。

教廷代表团收到邀请函时，正值美国众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中共以军事演习围岛报复，台海局势硝烟四起之际，教廷以过往的经验推测，北京可能在会谈时提议建交以借此打击台湾，但出乎意料的，中国在长达六天的会晤中，没有触及任何外交关系的议题。

与教廷关系良好的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教授乔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解释，梵、中在2014年重启对话后，双方同意搁置外交议题，聚焦在教务问题。或许是北京明白一旦提出与台湾断交的要求，教廷的回应将是拿出需求清单，要北京解决地下主教、教区划分等问题后再来谈。乔瓦尤里说：“教廷仍坚守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在台北的大使馆搬到北京的立场没有改变，问题在于中国要花多少时间完成教廷的要求，五年、10年？或是遥遥无期？”

长年在教区与中共周旋的柳志宽则解读，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但缺少足以名留青史的政绩，拿下台湾是他奠定历史地位的最大机会，“他下定决心统一台湾，如此一来釜底抽薪，与梵蒂冈建交与否，已经无关紧要。”

中方代表团倒是在天津的会晤期间，要求教廷关闭派驻香港的考察团（Study Mission），长久以来这里是连结梵蒂冈与中国大陆教会的桥梁，但北京指责这个犹如大使馆的机构是境外势力的渗透。中共向来猜疑天主教是西方阵营的共谋，各国政治圈也曾经流传，“在远东，传教士比外交人员的消息更灵通。”香港考察团积累了大批中国教会、神职人员的档案，2019年“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教廷悄悄把这些珍贵的机密档案辗转送回梵蒂冈。不过，教廷无意关闭香港考察团，乔瓦尤里说：“教廷不会让中方予取予求，教廷希望有代表派驻在北京，等这个要求实现后，才会评估如何处理香港考察团，但未必会关闭。”

驻台代办佳安道（Arnaldo Catalan）、驻香港代办何明哲（Javier Herrera Corona）双双在2022年初调任，教廷过去曾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调离驻外人员后迟迟没有补缺，静观其变再决定后续作为，例如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投票决议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取代中华民国席次不久后，教廷驻台北大使葛锡迪（Edward Idris Cassidy）悄悄离台，一直到隔年8月，教廷才派高乐天（Francesco Colasuonno）到台湾担任公使代办。

香港和台湾的代办悬缺没有依照惯例在三个月后派任新人后，梵蒂冈将与北京建交的魔咒再度纠缠著台湾。“梵、中在2018年签署协议时，顶多可以说双方建交有了起点，但现在离这起点更遥远了。”熟悉内情的中梵专家郗仕（Francesco Sisci）叹了口气，“这只是个巧合，在地缘政治动荡之际遇上例行的人事调动，梵蒂冈不想在这两个敏感的职位犯错，因此很小心挑人选。”新任驻台代办马德范（Stefano Mazzotti）、新任驻香港代办桑杰士（Jose Luis Diaz Mariblanca Sanchez）在夏天后陆续到任，教廷以行动证明无意抛弃两地。

在梵蒂冈的外交体系下，香港由菲律宾的马尼拉管辖，不属于代表一个中国的台湾。这个巧妙的机制安排显示梵蒂冈外交的细致手法和复杂心思，在恩怨纠葛的两岸三地之间撑出一点回旋的空间。然而，在与北京交手时，教廷仿佛抱著一厢情愿的宗教情怀，以为一番苦心孤诣终将唤醒浪子回头。

2021年4月3日，北京的一座天主教堂举行的复活节弥撒。 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沉默的教会

二千多年来，天主教会与帝王、皇帝、暴君和独裁者交手的经验不计其数，东欧落入共产主义的铁幕时，梵蒂冈就被批评是沉默的教会。

“圣座选择与最冥顽不灵的人对话，这远比跟讲理的人对话艰难。”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说。他在香港传教二十多年，从1990年代末起，经常前往中国各地教授神学、参加研讨会，2017年回到义大利担任宗座外方传教会（PIME）神学院院长。在静谧的神学院里受访时，他字句斟酌，“教宗方济各希望诚意和宽宏大量能感化对话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协议签署后，梵蒂冈对于中国迫害人权的事迹几乎噤声不语。”

梵蒂冈如今骑虎难下，若不再续约协议，面子挂不住的北京很可能以迫害中国天主教徒作为报复，或是故态复萌迳行任命非法主教，进一步分裂教会。柯毅霖澄清，他不是要梵蒂冈中断协议、放弃对话，“正是因为立场不同，更需要沟通，但对话不能光说好话，梵蒂冈不该对香港、西藏、新疆，乃至中国霸凌台湾时都不置一词。”

教宗方济各2020年在他的书中提到，“我常想起那些遭到迫害的人，包括可怜的维吾尔人。”北京不假辞色反驳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柯毅霖担忧，梵蒂冈的对话策略可能沦为北京遮掩自身侵犯人权的工具。二千多年来，天主教会与帝王、皇帝、暴君和独裁者交手的经验不计其数，东欧落入共产主义的铁幕时，梵蒂冈就被批评是沉默的教会。

“沉默未必有用，该怎么做真的很难论断，但教会也扮演先知的角色，即使一些话会得罪当权者，还是要说，耶稣也是这样做的。”柯毅霖停顿良久，像是要把最尖锐的批评磨得圆滑些，“如果没有勇气说实话，如果你很快投降，你的对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战役。”

一些协议的反对者批评教宗方济各出卖中国教会、背叛地下教徒，还有人指责他是中共同路人、向中共叩头，甚至说他是魔鬼。柳志宽表示，“一些人的攻击太极端了，不承认教宗，还算什么天主教徒呢？”圣座的一纸协议是中国教徒的切身之痛，但柳志宽仍支持方济各，“很多道德理论非常令人佩服，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方济各是行动派，他决定付诸实行，这是更伟大、更需要勇气的。总是要有人开始做，我们管一个小教区，很多事已经很棘手，更何况是协议这么大的事，一开始行动难免不完美，即使有人是相对悲观的。”

2019年5月22日，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一群中国的朝圣者在挥舞中国国旗。摄：Massimo Valicchia/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梵蒂冈从乐观到不满

在目前的协议下，中国确认唯一的主教人选后才通知教廷，教宗虽有否决权，但拒绝会让主教位置继续悬缺，进退两难。

协议在2018年签订时，梵蒂冈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仍保持乐观，教宗方济各呼吁教徒与中国政府“克服彼此的敌对态度”，并勉励教徒要坚定对天主的信心，“含泪播种者将含笑收获”。四年倏忽而过，梵蒂冈仍在含泪播种，教廷国务卿帕洛林说，协议还在实验阶段。

这几年来与北京交手的教廷外交人员愈来愈怀疑“中国人值得信赖吗？”2018年协议签订前，一位参与谈判的教廷高层表示，一个坏协议胜过没有协议，并坦承“中国袖里藏刀，每次天主教徒想抓住刀刃时，总是付出鲜血。”中国天主教徒人数占不到该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实力远比不上冷战时期的波兰天主教会，甚至比越南教会更加分裂。教廷在中国是场凄凉战役，但求拯救伤兵，维系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脉不死。

习近平推行个人崇拜，党犹如宗教，要求绝对的服从，人民应对领导人奉若神明，一度欣欣向荣的宗教复苏逐渐窒息。但受访的中国神父和专家都认为，当所有宗教都受到压迫之际，与外界的联系让中国天主教保有较多的空间，尽管他们的空间也不断在紧缩。米兰圣心大学教授乔瓦尤里说：“总而言之，协议是有用的，但作用有限，教廷不尽满意。”

乔瓦尤里熟稔中梵对话的进程，总是耐心向我解释盘根错节的问题，抽丝剥茧教廷面临的难题与抉择。但他从几年前的乐观其成转向谨慎，指出中国的怠慢干扰了协议的落实，过去他通常把责任归咎于地方政府，但现在认为不积极推动的中央政府也要扛上一部分责任。他说：“地方政府不动，什么也办不成，但中央政府应该要激励地方行动。”

十年前，习近平曾经直接干涉地方的主教任命。2011年6月，武汉计划在未经梵蒂冈许可的情况下祝圣新主教，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正在义大利出访，教廷托人传话给他后，箭在弦上的祝圣仪式硬生生喊卡。习近平掌权后，推动宗教中国化，拆十字架、限制未成年人进教堂等，但他从未越过红线自行任命非法主教。

面对顽石般的北京，梵蒂冈依旧苦口婆心但也婉转表达失望。教宗方济各去年承认，与中国打交道并不容易，“在对话中会被欺骗，会犯错误，但我坚信绝不能放弃对话。”帕洛林也说，教廷从不掩饰中国的天主团体仍有不少困难，并希望续约时可以澄清或审核协议的一些要点。在目前的协议下，中国确认唯一的主教人选后才通知教廷，教宗虽有否决权，但拒绝会让主教位置继续悬缺，进退两难，教宗仿佛是为新主教背书的橡皮图章，新主教不是非法的，但常常也不是教廷最中意的人选。

2017年4月9日，石家庄的地下教堂，一名天主教徒在复活节期间在弥撒中弹奏歌唱。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地下团体像是被抛弃的孤儿

爱国会的历史就是威胁教会的历史，中国政府没有丝毫让步，口号都是一样的，北京非常强硬，但对话至少还有一丝改变的可能，没有对话完全没有可能。

协议签订前，地下团体占中国天主教徒的大多数，柳志宽也是地下神父，但习近平上任后对宗教控制愈抓愈紧，他最后不得不向政府登记，“不然，什么事也办不成。”协约签署后，他和众多神职人员一样失望，“像是被抛弃的孤儿，长年来没被爱国会控制的忠贞孩子，却得不到教宗的承认。”

根据柳志宽的观察，六、七成的中国神职人员认为中梵主教任命协议至今是失败的，但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选择相信教宗的智慧与教廷的判断，“毕竟我们有的只是地方上的智慧，教廷看得更远、更清楚。至少有了协议后，教廷和北京之间的对抗不像以前激烈，也避免教会进一步分裂。”

然而，受苦的是中国教徒，地下团体被取缔，地上团体也频频遭到骚扰，一些地方官员则是假传圣旨，以中梵协议为名胁迫神职人员加入爱国会。柳志宽说，“爱国会的历史就是威胁教会的历史，中国政府没有丝毫让步，口号都是一样的，北京非常强硬，但对话至少还有一丝改变的可能，没有对话完全没有可能。”

2022年8月中旬，中国天主教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推举北京主教李山领导爱国会，海门主教沈斌则接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中共设置的爱国会凌驾在主教之上，是违背教义的非教会组织，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则因为没有纳入地下主教，至今没有获得教廷承认。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崔茂虎出席这场理应是天主教的盛会，众人对“爱国爱教、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天主教中国化”的口号琅琅上口，但没有人提到中梵主教任命协议。

2007年成为主教的李山是中、梵在签署协议前摸索主教任命协议的代表案例，他先在北京教区的选举打败两位对手，然后获得教友、修生和神职人员投票支持，在中国主教团批准、宗教主管机关同意后，得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任命，随后祝圣。2019年春天，李山来到米兰参加“1919年到2019年，东西方的和平希望”研讨会，他宣称，中国主教始终忠于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的教会。

沈斌则在前一年，2018年协议签订前夕来到义大利的波隆纳（Bologna）参加由天主教圣艾智德（Sant’Egidio）团体主办的“世界宗教与和平”研讨会。2010年祝圣为主教的沈斌同样获得教廷和北京的双承认，并从2010年起担任爱国会的副主席。

爱国会是中共蛮横搭建的违章建筑，但教廷理解到短期内难以拆除，试图让违章建筑就地合法，减轻该组织的政治意涵。比起以前的主教团主席马英林、爱国会主席傅铁山没有得到教宗承认，李山和沈斌有教廷与北京的双承认，而且与教廷关系友好。柳志宽说：“爱国会的确是违章建筑，现在由得到教宗承认的主教控制，好过由政府的人控制，这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不得不的作法，若不这样做，将处在更被动消极的地位。”

“一团一会”的角色也有了微妙的变化，爱国会的功能慢慢弱化，无法只手遮天恣意任命主教。相较之下，中国主教团的地位有所提升，教廷期待在所有地下主教都加入主教团后，正式承认中国主教团。

2021年1月11日，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座天主教堂。图：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地下主教困境、中共操弄教区划分

中共破四旧，掀起文化革命，但洗刷不掉帝制的极权本质，不敢放手让“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

但许多地方政府规定神职人员向政府登记之外，还要求他们加入爱国会，一些主教几番挣扎并向教宗告解取得谅解后加入，但部分爱国会得寸进尺，要求神职人员“公开忏悔”，天主教徒加入“自主自办”的爱国会已经担忧因此与教宗疏离，要他们认错更是强人所难。

协议在2018年秋天签署后，第一线参与中梵对话三十多年的总主教切利（Claudio Maria Celli）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交给闽东地下主教郭希锦一封信函，要求他将正权主教的职务交给因非法祝圣遭到绝罚但得到教宗宽恕的官方主教詹思禄。照片里，国字脸身子结实的郭主教站在切利的右手边，左边则是身形削瘦一头灰白发的詹主教。

两位闽东主教在2019年的复活节共祭，地上与地下团体似乎走上圆满合一的道路。可是好景不常，当地政府不仅没有承认郭希锦的辅理主教地位，也不准他佩戴主教帽或持牧杖，坚持他只能穿普通司铎的长袍，还操弄未公开的中梵协议威胁神职人员加入爱国会，郭希锦最终决定放弃主教头衔。在福建田野调查多年，熟悉郭希锦为人的陈立邦说，“郭主教是一位君子，并不喜欢冲突，很可能，他觉得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该放手由詹主教管理教区。”无论如何，郭希锦的境遇让其他地下主教更不信任中共的诚意

闽东的地下团体人数众多，一些教徒阔绰捐献兴建了富丽的教堂，活动公开并非在家庭聚会或是四处躲藏，称为“地下”已经不符合实情。中国改革开放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80年代承认一些由官方非法任命的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颁布《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提到犹如秘密状态的地下团体并非教会生活的常规，并许可天主教徒参加由中国政府认可的教会宗教仪式，地上与地下团体的尖锐争端逐渐风平浪静，却因为教廷与中共的龃龉再起波澜。

北京在2000年非法任命詹思禄为闽东主教，教宗随即发布将他驱逐于教会之外的绝罚，许多地下教徒解读，教宗严峻的反击是在提醒他们不要跟“国家办教”的爱国教会合作，地上与地下的关系再度水火不容。然而，官方加持的詹思禄担任主教多年，教徒人数迟滞不前，只有一万多人，相较之下，郭希锦领导的地下团体有八万多人。深谙群众运动的中共逐渐明白，霸王硬上弓的主教无法征服教徒的灵魂，于是希望借由梵蒂冈的奥援收编地下教徒，但操之过急反而弄巧成拙。

闽东教区在梵蒂冈的划分下称为福宁教区，是天主教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重镇，福安人罗文藻在1685年祝圣为主教，是第一位中国籍主教。但耶稣会、道明会和方济会等不同宗派在17世纪因为教徒能否祭拜祖先、崇敬孔子引发了“礼仪之争”，埋下教徒之间摩擦的祸端。历史渊源加上中共统治后地上与地下团体分裂，政府又未经教廷同意单方重划教区，目前中国有98个教区，其中三分之一没有主教领导。

天主教教会的内部冲突不只让教廷担忧，也让福建政府伤透脑筋，结果是无神论的共产党积极办教。为了收拢教徒的灵魂，共产党支持詹思禄兴建宏伟的教堂。陈立邦说：“你若看到教堂的规模、所在的地段，还有建筑的品质，可以说，地方政府为了管理闽东的教会付出了相当的金钱代价。”

但这些一掷千金的挥霍却是治丝益棼，天主教会更加分裂。同样是办教，但北京和教廷的目的不一样，柳志宽认为，教徒间的冲突让政府有更多介入的理由，但中共介入不可能是为了复兴天主教，而是为了控制教会组织和教徒。就在续约的一个月后，类似闽东教区的乱象在江西上演，教廷罕见发出严峻声明，指责中国违背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精神。

彭卫照在2014年由教宗方济各任命为余江地下主教，当地政府在11月底决定承认他为江西的官方主教。然而，根据梵蒂冈的划分，江西有五个教区，地方政府却迳行合并了五个教区为江西教区——对梵蒂冈而言并不存在的教区——而且彭卫照被降级为辅理主教，必须服从于现在的江西主教李稣光，但许多地下神父和教徒不愿追随。

梵蒂冈在1946年把中国划分为147个教区，七十多年来已经无法呼应中国翻天覆地的改变。乔凡尤里说：“梵蒂冈也明白需要重划教区，但这需要双方一起讨论，中国却单方行动。而且中方的作法刚好呼应地下教友的担忧，因此教廷必须出面提醒北京，也安抚教徒。”

中共破四旧，掀起文化革命，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科技日新月异，但洗刷不掉帝制的极权本质，控制人民的行动，还想牢牢拴住人民的灵魂，不敢放手让“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

（应受访者要求，柳志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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