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视角分析：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寡头对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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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乌克兰的寡头如何产生？又对乌克兰的经济与政治、甚至当下的形势有著什么样影响？

2022年3月29日，乌克兰基辅，随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志愿者们以沙包堆叠保护雕像。 摄：Maxym Marusenk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军事攻击后已不乏评论与分析，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向世界各国的领袖喊“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活著”时，乌克兰成为全球“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象征，不仅如此，网友们也常说人民是无辜的牺牲品，他们无法选择战争，却被迫家破人亡及流离失所。

而在这次俄罗斯入侵之前，乌克兰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能源与工业等皆握在少数既得利益的“寡头”（oligarchs）手上，他们不仅控制新闻媒体、带动政治风向，还资助民粹代理人替他们参与选举，这是为什么前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曾说“我们正为政府带来稳定秩序，但寡头只想从中作乱”。因此，虽然在这次战争之后，乌克兰的政经面貌势必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在此之前苏联解体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乌克兰的寡头如何产生？又对乌克兰的经济与政治、甚至当下的形势有着什么样影响？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也会让我们对乌克兰当下的局势有更多一层的认知。

乌克兰独立的情况是，1991年3月的公投有70%支持留在苏联体制内，但在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说服民众国家的经济将胜于一蹶不振的苏联之下独立，而成为导致苏联全面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克拉夫丘克从未想过从基层建立民主机制，更不用说促成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专注于“国家”建设与中央集权，并试图重建一个较小的苏联。因此，在不善经营之下乌克兰面临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克拉夫丘克几乎束手无策，整体情况甚至比俄罗斯更糟糕。

另一方面，原共产党官员（称“红色长官”）为了生存，以党职交换政府或地方行政部门的官职，他们熟悉共产党的运作模式，除了滥用司法的漏洞外，还利用苏联的官僚机构进行“套利”，并在1992年3月第一次私有化中，以低廉的价格购买留下的工业厂房与资产。不仅如此，他们企图掠夺更多资源，不满克拉夫丘克，因此在1993年煽动一系列东部工业城镇的罢工运动，迫使总统选举被提前至1994年，并支持总理，同时是第聂伯罗（Dnipropetrovsk，现简称Dnipro）的巨型导弹工厂的前任厂长库奇马（Leonid Kuchma）成为总统。

库奇马上任后进一步集中权力。1995至96年他强行通过宪法草案与正式的《乌克兰宪法》（Constitution of Ukraine），其中大幅扩张了总统的权力，且一方面承诺右翼民族团体所期望的民族象征与语言的巩固，另一方面以国家无法长期负担的社会福利为由安抚左翼政党。其中最具争议的是1995年大规模的私有化，每位公民皆可获得一张购买国有公司股票的代金券，但大多数贫穷人户无法使用，反而转卖给私人仲介，这不仅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市，还将国有资产集中于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手中，因而奠定了日后寡头集团的基础。

以地区来说寡头有两大派系：中部的“第聂伯罗”和东部的“顿涅茨克”（Donetsk），两者皆是乌克兰重要的工业大州。两者差别在于，首先，第聂伯罗是乌克兰许多政治菁英的发源地，如1964年的苏联总书记——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及1972至89年的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兹基（Volodymyr Shcherbytsky）；历经多年的人才栽培与提拔，第聂伯罗不仅常向基辅提供多位核心干部外，也经常与莫斯科保持密切的联系。细数第聂伯罗主要有三大派系，除了上述的库奇马外，其他寡头为

（1）总统库奇马与其女婿 — 平丘克（Viktor Pinchuk）；

（2）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借由苏联共青团（Komsomol）与能源致富，因此被称为“天然气公主”，并在90年代时因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的董事长推荐，季莫申科得以进入库奇马办公室工作，并得到库奇马总理拉札连科（Pavlo Lazarenko）的支持。

2009年10月16日，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与梵蒂冈国务卿红衣主教会面。摄：Franco Origlia/WireImage

（3）科洛莫伊斯基（Ihor Kolomoisky），曾经持有乌克兰最大银行——Privat银行，不仅如此，现任总统泽伦斯基也是媒体集团“1+1”主要资助的对象。

相较前者，顿涅茨克有不一样的发展历程，它以煤矿产业为重心，人口以矿工居多，无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伦敦大学（UCL）学者Alena Ledeneva提到苏联末期的社会演变时指出，当没钱、权力与人脉的人们走投无路时，如帮派或保镳的黑手党等非政府集团与强力制裁的新势力出现，他们不仅称彼此为“兄弟”，还遵守自订的规则，一起从事非法交易、暴力制裁、收取保护费及公然展示战利品，且对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控制力。对此，有两则关键的谋杀案解释顿涅茨克菁英如何篡夺政权的过程，分别是1995年恶名昭彰的帮派大佬——布雷金（Akhat Bragin）死于足球场的爆炸案，及1996年当时乌克兰首富——谢尔班（Yevgen O. Shcherban）与家人亡于机场枪杀。吊诡的是，原与布雷金合作的伙伴包含后来的首富寡头——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及2014逃往俄罗斯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前者善于处理冲突场面并继承布雷金与谢尔班的资产，后者与行政部门关系良好并则成为顿涅茨克州副州长。

因此，顿涅茨克的派系大致上有

（1）亚努科维奇与他在2010年执政后建立的“亚努科维奇家族”；

（2）阿克梅托夫的庞大企业，包括好友科列斯尼科夫（Borys Kolesnikov）与诺文斯基（Vadym Novinsky）；

（3）2004年新出现的天然气代理商RosUkrEnergo（简称RUE），包括商人费尔塔什（Dmytro Firtash）、博伊科（Yuriy Boyko）、霍罗许科夫斯基（Valeriy Khoroshkovskiy）与柳沃契金（Serhiy Lyovochkin）。

为了权力与影响力，寡头的触手从地方迅速延伸至中央。1998年后库奇马密切与顿涅茨克寡头们合作，尤其是涉嫌记者贡加泽（Georgiy Gongadze）的谋杀案导致失去公信力，库奇马更加依赖顿涅茨克寡头的支持，反之，寡头也需要总统提供的各种行政与法律上的“保护”，因此，两者相互依赖，这也成为乌克兰往后政治的常态。

以下以三大要点说明寡头对政治与经济的操控性，在此前，笔者先将乌克兰历任总统与重大事件以时间轴表示：

寡头企业：资源的掠夺与市场的垄断

乌克兰在二战后被摧毁地残破不堪，苏联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重建，使乌克兰成为不仅是苏联的面包摇篮，也是军武制造与工业基地。因此，以下将说明寡头企业涵盖的各大产业，及在各个总统任期间的竞争与合作，并选择性地投资政治人物，以换取报酬与政治上的庇护。

第一，1995至2000年是寡头地区内竞争与巩固地位的阶段，他们继承庞大的工业资产，如顿涅茨克的阿克梅托夫在2000年整合自己的企业集团为“系统资本管控”（System Capital Management, SCM），涉及冶金、煤矿、电力、银行、保险与电信业等，尤其是将前帮派大佬布雷金的“顿涅茨克矿工足球俱乐部”（Football Club Shakhtar Donetsk）并入一间金属与煤矿的子公司（Metinvest），成为盈利丰收的部门。另一方面，由于工业需消耗大量的能源，第聂伯罗的季莫申科在总理拉札连科扶持下，自1995年起向顿涅茨克出售天然气，虽然因拉札连科与库奇马斗争的失败导致季莫申科也受牵连，并被赶出天然气市场，能源公司最后由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的Interpipe（管线制造）公司接手，但无论如何，能源，特别是天然气，对乌克兰工业与经济命脉有重大影响力。

第二，2004年橙色革命时，由于普京完全不信任即将接任的总统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因此7月时新的RUE在库奇马和普京的主持之下成立，专门从俄罗斯与中亚（土库曼斯坦）进口天然气，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公司拥有一半股份，另一半由商人费尔塔什持有。然而，2006年担任总理的季莫申科欲介入RUE与俄的交易，造成当时骇人的“断气危机”（Gas crisis），但之后季莫申科被指控贪腐而卸任，RUE因此稳固在市场的主导地位，除了获得独家代理权外，也和国营的能源公司Naftogaz成立子公司UkrGazEnergo，专门向工业买家出售天然气。然而，2009年季莫申科再次担任总理，并再次挑起断气危机，这次RUE失去代理权与优渥的利益，也因此RUE团体选择支持与季莫申科僵持不下的总统尤申科，并在2010选举时支持亚努科维奇。

2010年4月1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出席华盛顿举行核安全峰会。摄：Brendan Smialowski/Getty Images

第三，2010年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统对寡头是一大福祉，他的两位儿子与其朋友们担任内阁大官（称“亚努科维奇家族”），这不仅给予寡头在行政与司法上各种便利外，企业也扩大到垄断市场。首先是RUE团体受到重视，尽管在2009年失去代理权，但政府允许它直接进口天然气，以赚取暴利，更不用说费尔塔什被准许收购六间氮肥、钛与化工公司、银行与南部码头等。其次，首富阿克梅托夫SCM企业旗下的“顿巴斯燃料能源公司”（Donbass Fuel-Energy Company, DTEK）收购多间电厂，与获得两间煤炭公司的租约，甚至控制国内八间最大的煤矿公司，作为其发电所需的燃料，这意味著在不需要外部供应商的情况下，他已能控制从煤矿开采、电能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并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链。

第四，2014年2月推翻亚努科维奇的广场革命（Euromaidan），成为总统的波罗申科致力于“去寡头化”（de-oligarchization），但问题是总统自己也是寡头，他拥有“糖果王国”，且其中一间位于俄罗斯的工厂持续向俄缴税。因此，矛盾出现了。波罗申科企图夺回一间1997年私有化后成为主要股东的天然气公司（NaftoGazvyDobuVannia，NGV），但在2013年被阿克梅托夫收购，经与后者无数次谈判、“司法调查”与甚至冻结公司（DTEK）帐户等等，阿克梅托夫最终妥协并接受波罗申科的建议——一项诡吊的“鹿特丹附加税公式”（Rotterdam Plus），允许DTEK以高昂价格出售电力给国营企业“能源市场”，导致电价飙涨，短时间内波罗申科与寡头双方皆获暴利，但之后遭国家反腐败局调查时，波罗申科却急于表示对此不知情。

2013年12月8日，乌克兰广场革命，示威者推倒了前苏联领袖列宁的雕像并爬上了基座上。摄：Stoyan Nenov /Reuters/达志影像

同样地，波罗申科也对2014年3月在维也纳被逮捕的费尔塔什讨价还价，若不支持他的“波罗申科党”（Petro Poroshenko Bloc），费尔塔什恐将被引渡至美国，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尽管如此，费尔塔什仍管控国内70%的天然气，有相当影响力。因此，这种矛盾是虽波罗申科志在打击寡头，但当有利可图时，仍会选择与寡头共同谋利。

第五，2019年泽伦斯基以压倒性胜利成为总统，尽管他坚定否认是科洛莫伊斯基的魁儡，但两人之间利益关系几乎不言而喻。尽管泽伦斯基在2020年3月同样地宣布制裁寡头，但对科洛莫伊斯基从未有过明显的制裁行为，反倒是后者享有垄断国内的化工、航空（Ukraine International Airlines）与能源等市场的特权。不仅如此，由于他拥有全国最大的石油公司Ukrnafta与唯一的炼油厂，生产国内八成以上的铁合金，因此借由贝壳公司以低廉价格从Ukrnafta购入天然气，再以高昂价格卖给国营的Centrenergo，以赚取巨额差价，也因此被视为向政府“挤牛奶”，Centrenergo成为腐败的温床。（*Centrenergo，暂译“中央能源公司”，是乌克兰中部与东部的主要电力与热能生产公司。）

综观之下，寡头企业除了本身的主公司外，也有数个子公司在其他商业领域上占一席之地，如阿克梅托夫让好友科列斯尼科夫与诺文斯基，管理SCM与Metinvest旗下的农业与食品加工业的部门，尤其是顿涅茨克位于东南部，马里乌波尔（Mariupol）为其重要的港口都市，诺文斯基也负责造船工业部门。不可否认的是，乌克兰大多企业都在寡头控制下，而寡头掌控著国内大部分商业利益。

而2014年的广场革命，可以说亚努科维奇垮台是违背民众对加入欧盟、自由和民主等的渴望，和寡头未必有直接关系，但试想，亚努科维奇上台前早已预备好镇压类似橙色革命等冲突的措施，那么最后推翻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就是乌克兰“媒体”对政治施加的极大效力。

媒体帝国：带风向与影响政治的主要工具

乌克兰的传播媒体在政治与社会舆论中有极大影响力，而寡头所有的电视台也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2019年研究调查指出，85%的乌克兰人表示电视是他们知悉国内情况与世界局势的主要来源，并对电视节目有高信任度。自尤申科任期（2005），RUE集团的霍罗许科夫斯基收购当时最大的媒体公司Inter，附带数个频道，其他寡头也陆续收购或建立自己的媒体集团，并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期（2010），少数寡头的庞大媒体企业大致已成形，媒体也成为寡头投资的方式之一，并透过节目的曝光率为寡头塑造正面的形象与影响力，反之，对政府的政策表达不满或诋毁其政敌。

首先，寡头媒体在2014年广场革命扮演重要角色，亚努科维奇政权之所以被推翻，不仅仅反映人民加入欧洲的决心与对贪腐的愤怒，更关键的是寡头们的决定。学者Mikhail Minakov分析，亚努科维奇企图将自己变成公正、公平与能平衡各派系利益的“中间人”（即掮客，如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却意味著支持他的寡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与奖励；加上寡头虽不愿因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使得贸易透明化，但更不愿因加入莫斯科提议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失去国内市场垄断的主导地位，长期累积的资本也恐落入俄投资客手中。因此，寡头派系之间的竞争直接抵达崩盘的临界点，他们最终以媒体的力量支持抗议群众以推翻政权，使他们不至于在政权替换后遭到清算，等于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

寡头控制的主要媒体请见下表：

其次，2014年波罗申科掌权后，以为能削减寡头的势力，但却忽略——此时的寡头已不再需要依赖总统的支持与庇护，相反的，他们已能独立借由电视节目培养政治明星，主动出手打击政治对手，带动政治风向与社会舆论。因此，以下介绍几位最受欢迎的电视频道与政治明星：

阿克梅托夫的“乌克兰”是收视率之冠，除了资助的激进党（Radical Party）的国会代表廖许科（Oleh Lyashko）在有关采矿与金属的议题上投下对寡头有利的票，也赞助好友科列尼斯科夫另组的亲俄及反西方的“反对党：为了生命”（Opposition Bloc – for Life），让其代表常上节目，除了谴责欧盟带给乌克兰数亿元的债务外，也称欧洲与俄兴建的天然气管线“北溪二线”（Nord Stream 2）为“唯利是图”；

科洛莫伊斯基的“1+1”、“2+2”与“TET”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频道。尤其是乌克兰在2014年经济崩溃，但为了向国际货币组织（IMF）借贷与还债，波罗申科在2016年12月18日签署一项“国有化”法令，将科洛莫伊斯基的Privat银行的100%股份转让给国家。科洛莫伊斯基称此为“强制没收”，为了报复，他立即在“1+1”筹划及播出一部由泽伦斯基饰演的连续剧——《人民公仆》（Servant of People），以谴责国家严重的腐败，塑造一位清廉、亲民与理想的总统，并获得民众热烈的回响；

Inter是由RUE团体赞助的频道，支持2019年参选总统的前能源部部长博伊科与“反对党—为了生命”，尽管如此，由于费尔塔什仍在国外及面临判刑的可能，且博伊科有2011年时以不法手段获得海上石油钻井机的嫌疑，因此，受制于波罗申科，Inter并未有强烈批判政府的言论。不仅如此，UNIAN新闻网也是最多人使用与阅读的平台之一；

平丘克的频道相较之下是最客观与中立，较少偏袒任何一方，这与寡头的为人有关，自2007年未当选国会代表后较少参与政治，也未效忠亚努科维奇，而是致力于艺术与慈善相关的活动。此外，平丘克赞助知名歌手瓦卡尔丘克（Svyatoslav Vakarchuk）参选国会代表，其乐团“Okean Elzy”早在2004年橙色革命时被视为象征，更不用说在广场革命时期已众所皆知，因此瓦卡尔丘克也常被列为最适合担任总统的人选之一。

2022年2月20日，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出席乌克兰基辅举行的独立革命纪念仪式。摄：Pierre Crom/Getty Images

波罗申科善于利用行政与媒体资源，建立爱国、民族与欧洲等价值；相反地，梅德韦丘克几乎不掩饰亲俄的立场及与普京的亲密关系，他更是普京女儿的教父；

在民粹与网红中，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遭俄军俘虏与监禁后再释放的女飞行官——莎芙臣科（Nadya Savchenko），同为女性的季莫申科极力推崇，并在媒体的炒作下，莎芙臣科甚至被视为“拯救乌克兰的‘圣女贞德’”及冠上各种“救世主”的名号，受欢迎程度使波罗申科受威胁；

除了以上寡头频道以外，在广场革命期间有个由记者组成的Youtube频道“Hromadske. tv”，以报导抗议现场发生实况，并在短时间获大量观看次数与订阅，尽管它激起民众对媒体水准的更高期望，但由于其内部冲突与外国资金（美&荷）的依赖，导致它在媒体市场上被边缘化。

这些年来，媒体进一步成为寡头回应及抨击政府的方式之一。2019年泽伦斯基上任后确实企图改革，他聘请一位有改革决心的总理洪恰鲁克（Oleksiy Honcharuk），但洪恰鲁克在Privat银行的判决与私有化国营企业Centrenergo的议题上采取坚硬立场，这与上述科洛莫斯基利用空壳公司售予高价石油有关，因而与该寡头产生冲突，遭到新闻媒体的抨击而下台。此后，泽伦斯基只能聘请一群“经验丰富”，但却从未致力于改革的部长。

不仅如此，泽伦斯基不能让波罗申科作为唯一亲西方的代表，因此，他持续走亲欧美的路线。在2020年3月12日的影片中公开宣布制裁寡头，并在2021年7月1日通过新的税法修正案，并大幅增加房地产、工业与能源的税收，无疑是针对寡头。除了对梅德维丘克与波罗申科进行刑事和司法调查及判以叛国罪外，阿克梅托夫为主要打击对象，由于他控制国内一半以上的铁矿及电力业，故此税法修正案也被称为“阿克梅托夫法”。

然而，阿克梅托夫开始反击，拉拢因阻止法案通过而被解职的国会主席拉祖科夫（Dmytro Razumkov），每天上他的节目及其他关注政治的网红严厉谴责政府，如医生科马罗夫斯基（Yevgeny Komarovsky）。12月时总检察长对阿克梅托夫进行调查，及将“鹿特丹附加税公式”案移交高等反腐败法院。尽管如此，在强大的媒体舆论操作下，泽伦斯基与其政党在2021年底的信任度几乎跌落谷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俄乌战争之前，司法单位被频繁用于调查寡头，反之，寡头则以庞大的媒体作为反击，也因此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2022年9月14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乌克兰伊齐乌姆参加升旗仪式后与一名警察合影。摄：Leo Correa/AP/达志影像

结论：寡头才是战前操控乌克兰政治与经济的“幕后推手”

综合上述几各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寡头在乌克兰独立初期的混乱与不安下崛起，并借由官僚机构快速夺取苏联遗留的庞大资产，且我们看到寡头两大地区派系既竞争也合作。据多篇研究指出，乌克兰至少有80%的经济与媒体资源操控在寡头集团手中。

然而，虽说乌克兰有大量的能源与原物料需依赖俄罗斯，因此寡头可能较倾向俄罗斯，但事实不尽然。为了避免政权更换后遭清算，寡头不愿冒险与社会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宁愿将鸡蛋放在不同政党与候选人的篮子里，既（不）支持俄也（不）支持欧美，商业利益才是唯一考量。

另一方面，很多人总认为，乌克兰自广场革命后不乏公民团体出现及致力推动国家民主化，但为何这八年来仍不敌贫困、高犯罪率与寡头对媒体及选举的操控？对此，Balázs Jarábik在《乌克兰：寡头的帝国》（Ukraine: The Kingdom of the Oligarchs）回答，相较于根深蒂固于系统的寡头，2014年之后新兴的亲西方公民团体实在太弱，而富可敌国的寡头，才是乌俄战争前操控乌克兰政治与经济的“幕后推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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