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我们怎样亲手埋葬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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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各国的保守派被希特勒的疯狂吓破了胆。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边是激进左翼咄咄逼人的革命尝试，另一边是法西斯主义者进行的恐怖政治实验。这种Weyland所谓的“双重威慑效应（double deterrence effect）”，促使保守派决定采取行动，来确保自身地位的稳固。最终，他们选择的道路是传统的威权主义，即将权力完全收归精英群体，依靠武力镇压消除来自极左和极右的威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分野，保守派在打击极左翼时更加坚决，对于极右翼则经常是采取先安抚利用再分化抛弃的策略。比如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在内战期间热烈拥抱法西斯主义，积极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援，还就任了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的领袖。然而在取胜之后，他将新政权的核心职位都授予了建制派人士，并且有意识地跟纳粹拉开距离，甚至没有响应希特勒的要求，派军队支援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玩弄高超的政治手腕，令温和保守派和极右翼互相攻讦。待到双方都疲惫不堪时，他渔翁取利，轻易放逐了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瓦解了整场运动。

萨拉查

倘若保守派的力量不足以吸纳极右翼，他们也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苏联干涉留下的阴影，让法西斯主义在波罗的海三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爱沙尼亚的法西斯社团退伍军人协会，在修宪公投中获得了超过七成选票。为了将法西斯掌权的可能性扼杀于萌芽，爱沙尼亚的民选总统伙同社民党人发动了预防性政变，随后解散了所有政治组织，将国家转变为威权政体。接下来，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保守派纷纷步其后尘。威权政府让保守派有能力清除国内的极端势力，但也意味着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的寿终正寝。

为什么保守派不选择跟法西斯主义开展长期合作？在Weyland看来，虽然都属于非民主体制，法西斯追求的极权主义和传统的威权主义，实则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前者要求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群众参与，以及卡里斯马式的领袖指点大局，可以让国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也会造成更加毁灭性的后果。后者植根于庇护网络（patronage network）和权力交易之中，不希望民众在政治中扮演任何积极的角色，对法西斯主义寻求的社会运动和激进变革有着本能的畏惧。在工业尚不发达的传统农业地区，庇护网络可以更为有效地运作，剥夺了法西斯主义生长所需的养分。**只有当现代化粉碎了传统的社会规范，而新的交叠共识还未建立起来之时，法西斯的毒瘤，才会从这民意及其代言人之间的真空中出现，再沿着各个毛孔渗入社会的肌理。**这也正是法西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成气候，却在意大利和德国野火燎原的原因所在。而一旦疾入骨髓，传统精英仅剩的权力基础也会被一扫而空。

两次大战之间的威权领导人们，为了处理眼下的危机，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学习了不少新伎俩，比如启用国家资助的宣传机器，成立青年团以招兵买马等等。但一俟危机解除，他们会立即扔掉这些烫手的山芋，回到死气沉沉的旧体制之中。事实上，罗马尼亚成立于1940年的威权政府的确尝试过跟法西斯组织铁卫团共同执政，但二者的矛盾很快变得不可调和。铁卫团抱怨建制派阻挠他们发动群众的努力，建制派则嫌弃铁卫团的骨干志大才疏，一意孤行。1941年，忍无可忍的铁卫团发动了叛乱。希特勒为了维持卫星国的稳定，授意建制派政府对其加以镇压。结果，罗马尼亚政府在纳粹的帮助下，清除了本国的法西斯势力。

由此可见，俄国革命也许是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终结的导火索，却远非其直接原因。Weyland指出，在心理学偏误的驱动下，左翼和右翼都做出了一系列过度反应（比如斯巴达克团的仓促起义和当政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进而动摇了民主制度建立在商讨和妥协之上的根基。这一机制跟结构性因素互相作用，塑造了“民主滑坡（democratic backsliding）”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但是，民主的覆灭远非不可避免。同样在极端思潮的冲击下风雨飘摇，芬兰、法国和捷克的民主政府，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Weyland认为，首先，这些政府有效地驾驭了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让社会矛盾始终围绕着经济议题展开，而不是难以调和的族群冲突（排犹、反俄或反西方）。其次，主流政党在这些国家有更强的组织性和更深厚的社会根基；当民意发生变化时，政党的纲领能随之而动，不至于给极端派别留下太多发挥余地，对激进势力的抑制和打击也更得人心。只可惜，历史大势，浩浩汤汤，三国的民主火种，到头来还是为战争的狂潮扑灭。

评价、不足与展望

Weyland的这本著作，对两次大战之间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做出了令人击节赞叹的剖析。他巧妙地以心理学入史，将其中的每一段微妙展开都解释得斗榫合缝，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也提供了不少洞见。本书延续了政治学界近年来的研究议程，着眼于民主衰落的根源和政治主体——尤其是保守党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诚如Ziblatt (2017)，以及Hacker和Person去年的著作《推特治国》所言，**“保守党困境”是政治文明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保守派既要代表精英集团的利益，又要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这本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挑战。英国保守党选择的方案是，适度出让经济利益，加强地方分支的建设，用传统价值观吸引道德上保守的选民。魏玛时期的德国保守党，由于组织孱弱，选择了煽动族群对立，迎合民粹主义，结果为纳粹所吞噬。如今的美国共和党，也有朝这个方向靠拢的趋势。如果说，当时的欧洲，还能“在田野和街头作战”，直到大洋彼岸的新世界“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那么今天，又有谁能来拯救我们？

但Weyland的框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他所引述的心理学理论，比如代表性推断和损失厌恶，都是存在于个体层面的概念。个体行为中的偏误，如何加总到群体和组织层面，学界对此尚无定论。Weyland断言，历史悠久，架构复杂的组织，更能够避免心理学偏误的影响，做出理性的决策；相比之下，新兴社团则更容易铤而走险。虽然这一论断跟直觉相符，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事实上，关于制度如何调节（moderate）和传导（mediate）个体的选择，我们所知甚少。或许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今后的发展，能够填补上述空白。

本书中，Weyland把俄国革命当作外生事件，由此展开了随后的分析。可是革命本身，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共产革命最先在俄国胜利，也许是偶然。但左翼政权的出现，却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正如皮凯蒂发现的那样，大战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惊人的时代。魏玛的精英们，在享受令人兴奋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时，可曾觉察到国家的底层早已暗流涌动？他们饮下的每一杯美酒，是否都让盛筵向终焉更靠近了一步？也许，我们不该对当年的人们过度苛责——他们尚不清楚不平等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但是，今天的我们不再有疏忽大意的理由，否则就只有“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如果共产革命带来的链式反应无法被遏制，那么，从源头上降低激进革命的吸引力，就是避免威权主义卷土重来的唯一方法。

但这谈何容易。正如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所说的那样：“每当共和党掌权，不平等就会增加；然后，民主党上台时，它仅仅是保持稳定”。迫于保证增长和就业的压力，政府在减少不平等方面能做的，着实有限。皮凯蒂和历史学家Walter Sheidel也都指出，历史上唯一能够降低不平等的，就是饥荒、瘟疫、战争和死亡这“天启四骑士”。但目前，我们身处一个暴力日益减少的时代（Pinker, 2011）。更何况，从新冠疫情中我们学到，与以往不同，今天的任何灾难只会加剧现存的不平等。或许有一天，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连死亡都会变成穷人的专属。

但暴力的减少还有另一层含义：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都越来越不愿意采用激进的手段来解决纷争。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参与的成本也不断降低。或许，不需要激进革命，我们也能够给精英阶层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整个社会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变革。公民参与的增加，会让政府有更强的回应性，也更有韧性去应对极端思潮的挑战——就像书中的芬兰、法国和捷克政府所经历的那样。这意味着，在我们每个人的未来生活中，政治都将成为愈发重要的一部分。不是说我们都要去成为政治活动家，只是在追寻个人幸福的同时，我们应该对社会现实，对种种结构化的不平等，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有意识地去建立更多跨阶层的联系，去尽到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

可惜的是，不平等创造的阶层鸿沟，正在不断蚕食这种未来出现的可能性。从华尔街自鸣得意的金融精英，到硅谷与世隔绝的华人码农，再到象牙塔里为发表沾沾自喜的青年才俊，我们的日常生活，正被一面面不断升高的回音壁所围绕。从舒适区里探出头来，需要越来越大的勇气。我们不能对个体过于苛责。毕竟，谁不想“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可不要忘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我们大可以继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是，在噩梦到来的那一天，不要再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因为这丧钟正是我们亲手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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