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我们怎样亲手埋葬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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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各国的保守派被希特勒的疯狂吓破了胆。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边是激进左翼咄咄逼人的革命尝试,另一边是法西斯主义者进行的恐怖政治实验。这种Weyland所谓的“双重威慑效应(double deterrence effect)”,促使保守派决定采取行动,来确保自身地位的稳固。最终,他们选择的道路是传统的威权主义,即将权力完全收归精英群体,依靠武力镇压消除来自极左和极右的威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分野,保守派在打击极左翼时更加坚决,对于极右翼则经常是采取先安抚利用再分化抛弃的策略。比如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在内战期间热烈拥抱法西斯主义,积极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援,还就任了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的领袖。然而在取胜之后,他将新政权的核心职位都授予了建制派人士,并且有意识地跟纳粹拉开距离,甚至没有响应希特勒的要求,派军队支援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玩弄高超的政治手腕,令温和保守派和极右翼互相攻讦。待到双方都疲惫不堪时,他渔翁取利,轻易放逐了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瓦解了整场运动。

萨拉查

倘若保守派的力量不足以吸纳极右翼,他们也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苏联干涉留下的阴影,让法西斯主义在波罗的海三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爱沙尼亚的法西斯社团退伍军人协会,在修宪公投中获得了超过七成选票。为了将法西斯掌权的可能性扼杀于萌芽,爱沙尼亚的民选总统伙同社民党人发动了预防性政变,随后解散了所有政治组织,将国家转变为威权政体。接下来,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保守派纷纷步其后尘。威权政府让保守派有能力清除国内的极端势力,但也意味着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的寿终正寝。

为什么保守派不选择跟法西斯主义开展长期合作?在Weyland看来,虽然都属于非民主体制,法西斯追求的极权主义和传统的威权主义,实则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前者要求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群众参与,以及卡里斯马式的领袖指点大局,可以让国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也会造成更加毁灭性的后果。后者植根于庇护网络(patronage network)和权力交易之中,不希望民众在政治中扮演任何积极的角色,对法西斯主义寻求的社会运动和激进变革有着本能的畏惧。在工业尚不发达的传统农业地区,庇护网络可以更为有效地运作,剥夺了法西斯主义生长所需的养分。只有当现代化粉碎了传统的社会规范,而新的交叠共识还未建立起来之时,法西斯的毒瘤,才会从这民意及其代言人之间的真空中出现,再沿着各个毛孔渗入社会的肌理。这也正是法西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成气候,却在意大利和德国野火燎原的原因所在。而一旦疾入骨髓,传统精英仅剩的权力基础也会被一扫而空。

两次大战之间的威权领导人们,为了处理眼下的危机,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学习了不少新伎俩,比如启用国家资助的宣传机器,成立青年团以招兵买马等等。但一俟危机解除,他们会立即扔掉这些烫手的山芋,回到死气沉沉的旧体制之中。事实上,罗马尼亚成立于1940年的威权政府的确尝试过跟法西斯组织铁卫团共同执政,但二者的矛盾很快变得不可调和。铁卫团抱怨建制派阻挠他们发动群众的努力,建制派则嫌弃铁卫团的骨干志大才疏,一意孤行。1941年,忍无可忍的铁卫团发动了叛乱。希特勒为了维持卫星国的稳定,授意建制派政府对其加以镇压。结果,罗马尼亚政府在纳粹的帮助下,清除了本国的法西斯势力。

由此可见,俄国革命也许是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终结的导火索,却远非其直接原因。Weyland指出,在心理学偏误的驱动下,左翼和右翼都做出了一系列过度反应(比如斯巴达克团的仓促起义和当政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进而动摇了民主制度建立在商讨和妥协之上的根基。这一机制跟结构性因素互相作用,塑造了“民主滑坡(democratic backsliding)”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但是,民主的覆灭远非不可避免。同样在极端思潮的冲击下风雨飘摇,芬兰、法国和捷克的民主政府,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Weyland认为,首先,这些政府有效地驾驭了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让社会矛盾始终围绕着经济议题展开,而不是难以调和的族群冲突(排犹、反俄或反西方)。其次,主流政党在这些国家有更强的组织性和更深厚的社会根基;当民意发生变化时,政党的纲领能随之而动,不至于给极端派别留下太多发挥余地,对激进势力的抑制和打击也更得人心。只可惜,历史大势,浩浩汤汤,三国的民主火种,到头来还是为战争的狂潮扑灭。

评价、不足与展望

Weyland的这本著作,对两次大战之间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做出了令人击节赞叹的剖析。他巧妙地以心理学入史,将其中的每一段微妙展开都解释得斗榫合缝,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也提供了不少洞见。本书延续了政治学界近年来的研究议程,着眼于民主衰落的根源和政治主体——尤其是保守党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诚如Ziblatt (2017),以及Hacker和Person去年的著作《推特治国》所言,“保守党困境”是政治文明史上的永恒主题之一。保守派既要代表精英集团的利益,又要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赢得大部分人的支持,这本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挑战。英国保守党选择的方案是,适度出让经济利益,加强地方分支的建设,用传统价值观吸引道德上保守的选民。魏玛时期的德国保守党,由于组织孱弱,选择了煽动族群对立,迎合民粹主义,结果为纳粹所吞噬。如今的美国共和党,也有朝这个方向靠拢的趋势。如果说,当时的欧洲,还能“在田野和街头作战”,直到大洋彼岸的新世界“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那么今天,又有谁能来拯救我们?

但Weyland的框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他所引述的心理学理论,比如代表性推断和损失厌恶,都是存在于个体层面的概念。个体行为中的偏误,如何加总到群体和组织层面,学界对此尚无定论。Weyland断言,历史悠久,架构复杂的组织,更能够避免心理学偏误的影响,做出理性的决策;相比之下,新兴社团则更容易铤而走险。虽然这一论断跟直觉相符,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事实上,关于制度如何调节(moderate)和传导(mediate)个体的选择,我们所知甚少。或许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今后的发展,能够填补上述空白。

本书中,Weyland把俄国革命当作外生事件,由此展开了随后的分析。可是革命本身,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共产革命最先在俄国胜利,也许是偶然。但左翼政权的出现,却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正如皮凯蒂发现的那样,大战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惊人的时代。魏玛的精英们,在享受令人兴奋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时,可曾觉察到国家的底层早已暗流涌动?他们饮下的每一杯美酒,是否都让盛筵向终焉更靠近了一步?也许,我们不该对当年的人们过度苛责——他们尚不清楚不平等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但是,今天的我们不再有疏忽大意的理由,否则就只有“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如果共产革命带来的链式反应无法被遏制,那么,从源头上降低激进革命的吸引力,就是避免威权主义卷土重来的唯一方法。

但这谈何容易。正如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所说的那样:“每当共和党掌权,不平等就会增加;然后,民主党上台时,它仅仅是保持稳定”。迫于保证增长和就业的压力,政府在减少不平等方面能做的,着实有限。皮凯蒂和历史学家Walter Sheidel也都指出,历史上唯一能够降低不平等的,就是饥荒、瘟疫、战争和死亡这“天启四骑士”。但目前,我们身处一个暴力日益减少的时代(Pinker, 2011)。更何况,从新冠疫情中我们学到,与以往不同,今天的任何灾难只会加剧现存的不平等。或许有一天,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连死亡都会变成穷人的专属。

但暴力的减少还有另一层含义: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都越来越不愿意采用激进的手段来解决纷争。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参与的成本也不断降低。或许,不需要激进革命,我们也能够给精英阶层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整个社会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变革。公民参与的增加,会让政府有更强的回应性,也更有韧性去应对极端思潮的挑战——就像书中的芬兰、法国和捷克政府所经历的那样。这意味着,在我们每个人的未来生活中,政治都将成为愈发重要的一部分。不是说我们都要去成为政治活动家,只是在追寻个人幸福的同时,我们应该对社会现实,对种种结构化的不平等,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有意识地去建立更多跨阶层的联系,去尽到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

可惜的是,不平等创造的阶层鸿沟,正在不断蚕食这种未来出现的可能性。从华尔街自鸣得意的金融精英,到硅谷与世隔绝的华人码农,再到象牙塔里为发表沾沾自喜的青年才俊,我们的日常生活,正被一面面不断升高的回音壁所围绕。从舒适区里探出头来,需要越来越大的勇气。我们不能对个体过于苛责。毕竟,谁不想“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可不要忘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我们大可以继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是,在噩梦到来的那一天,不要再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因为这丧钟正是我们亲手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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