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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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了太多网络的论战，其相互攻讦之激烈，近年少有。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即便不是担心历史重演，也反感这种“戾气”本身。

为什么会演变至此，诸说不一。有人认为是社会多元分化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因政治生态劣化，也有人归咎于网民的“素质”和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不过，人们大抵普遍将这种纷争看作是“混乱”或“异常”，但或许这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真正值得考虑的是如何将多元的政治诉求公开化、合法化，并在一个各方权利有保障的框架之下展开充分博弈。

现代社会无不更注意少数群体的权利，因为他们在遭受攻击时更难自卫，但在一个等级制结构中，却恰恰是异议的少数最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在以往的熟人社会中，攻击有时还顾忌到双方的社会关系，但在匿名的网络空间中，人们的攻击欲更容易释放，却几乎不用承担什么后果。此时如果社会又没有长期多元交流的健全机制，人们也就更难容忍异己。从这一点来说，当下的网络暴力，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这个社会过渡期的特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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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可以发现，越是固守自己观点立场不变的人，往往攻击性越强。吊诡的一点是：他们看起来如此咄咄逼人，但这背后的内心驱动力却往往是防御性的。

这可以用现代动物行为学奠基人康拉德·劳伦兹（1973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的理论解释，他在其名著《攻击与人性》中指出，动物大多有领地意识，这是“为了应战方便”，“离领地中心愈近则攻击力愈强，这两者是成几何级数的关系。而且，这种攻击力增强之大足以弥补行动上、体格上等等的差异。”

这对人类社会也不失为一个极好的隐喻：当一个人内心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时，势必容易感到受威胁，因而一点点异议都会遭致其激烈反应，此时，其夸张的攻击性恰是不自信的体现，因为他没有把握能仅靠观点辩论获胜，因而借助自己的攻击力来弥补说服力的不足。

劳伦兹在书中还指出一点：“在色彩如广告招贴的鱼类中，年幼者几乎更富于色彩，更凶悍，而且比成年者更坚决地向版图的所有者攻击。”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年幼者更富有生命的力量冲动，却不像成年者那样已有自己的利益和地盘，当然，在人类社会中，年轻人也思想更单纯，虽说老人常常思维僵化，但由于经验的匮乏，年轻人往往理想主义者多，而难以容纳两种以上的复杂思维。

事实是：想得多的人，往往行动力较弱，原因之一便是，如果预料到自己行为的复杂后果，一个人就无法那么坚决地一味出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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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力强的人，未必都品格低劣。正如“按闹分配”这个说法所暗示的，我们这个社会可悲的地方之一在于，很多事如果你不闹大，就得不到解决。

武汉的“汉骂”嫂子一骂成名时，传闻学校因其爆粗而要处分她。当时我一位向来温文尔雅的朋友说：“其实我感觉，**如果不爆粗口的骂人，可能无法触动那些管事人。没有情绪的爆发力，是不够力度的。**绵里藏针这种，含沙射影这种，真的不够给力。”确实，温和地提意见很可能就被忽视了，甚至也正是因为“骂得痛快”，其传播性才那么强。说到这，我这位朋友甚至还遗憾了下，自己就没有这样爆粗骂出来的能力，重新认识了粗口的存在价值。

这不只是她一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当时网上不少人的反应都是：要开骂，不会的要学着会。在英语中也有“愤怒力量”（anger power）的说法，所谓“没有力量的愤怒只是愚行”（Anger without power is folly）。当然，区别在于，英语中所说的“力量”不一定是谩骂式的攻击，有时甚至恰恰相反。

Harvey Mansfield在《男性气概》一书中指出：“政治是需要主张的，而坚定的主张就是一种进攻性**——一种不想让事情一成不变的进攻性**。”但这种进攻性在西方文化中却常常体现为一种男权文化视角下的自制力，其力量不是靠向外攻击带来的，恰是靠着对力量的控制：“如果一个女人保持沉默，男人会认为她没什么要说的；而如果一个男人沉默不语，女人会认为他不需要在这时开口。沉默在第一种情况下意味着缺乏力量，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意味着自信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被一个女人吸引的男人在看到她发脾气的时候大多会认为她很可爱。”

这无疑是对女性的歧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种男权文化的不同取向。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有这样一幕：醉酒后的歌德上尉对辛德勒说：“你从来没喝醉，显示出你有非凡的控制力，能控制，就有权力，控制力就是权力。”而辛德勒则沉思片刻答道：“杀人不是权力，是正义，与权力不同，权力是……有足够理由去杀一个人，但却不去杀，而是赦免。”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认为攻击性而非控制力才是力量的体现？这恐怕是因为，对一个有权的人来说，他哪怕沉默、克制，都更能彰显其权力，而无须担忧被人忽视其存在；但对一个无权的人来说，沉默、克制却是软弱无权的象征，他/她必须要拼死抗争才能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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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中的这种攻击性，可想有着更为草根的特点。这与其说是现代的“国民”或“公民”，倒不如说是传统社会“游民”的特点。

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指出，水浒英雄就是典型的游民，这些人一旦从宗法社会中脱离出来后，身上往往带有某种反社会人格，其特征是只讲敌我、不问是非，在《水浒传》中，“凡是梁山所做的一切都对，同样的事他人去做就不对”。这些游民具有强烈的主动进击精神，敢于投身激烈的斗争，因为他们不受宗法关系的牵扯制约，而社会上又“缺少妥协机制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因此和平争取自己利益的机会极少，当对立的社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时，多是用武力解决”。

这样，很多游民多做事极端而不留余地。曾看到近年来的不少案子，受害人放弃抵抗，试图换取活命，结果却反遭灭口。其实，美国也多不主张激烈反抗，因为抢劫者往往只是要钱，你拼命的话，他可能反倒会杀你；但在美国的华人，常选择激烈抵抗，不时有诸如“中国店主夫妇将抢劫犯打得落荒而逃”之类的新闻。这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判断：如果双方的博弈不是你死我活的，那不要反抗，各留活路；然而，如果是你死我活的，那当然怎么抵抗都比放弃的生存概率高。所以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国内的这些劫匪要把事做绝？

这往往就是一瞬间的决断，很多人可能不愿意相信就只能你死我活了——当然，也有的人，反而选择了更坚定地、一根筋地斗到底。然而，这就势必走向了高风险的博弈，因为**“做绝”意味着给自己也不留余地了，要么全赢，要么全输，这又反过来更进一步强化了攻击性，因为这种人不相信自己失败后，对方会手下留情**。

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常胜不败，所谓“亢龙有悔，盈不可久”，即便是游民，在道上混久了，也知道做人必须留有余地，否则杀人一万，自损三千。金庸在《鹿鼎记》第十回里曾有生动的描绘，韦小宝尽管对吴三桂一方殊无好感，但当他们被人备受欺侮时却施以援手，因为：

韦小宝自幼在市井中厮混，自然而然的深通光棍之道，觉得神照这批人做事太不漂亮，没给人留半分面子。市井间流氓无赖尽管偷抢拐骗，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但与争竞，总是留下三分余地，大江南北，到处皆然。妓院中遇上痴迷的嫖客，将携来的成万两银子在窑姐身上散光，老鸨还是给他几十两银子的盘缠，以免他流落异乡，若非铤而走险，便是上吊投河。那也不是这些流氓无赖良心真好，而是免得事情闹大，后患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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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只是现在没有“江湖道义”了，反倒因为网上的争论大多都是“扔下一句话就跑”的单次博弈，也不用顾忌什么长期关系或伤及自身，因而可以更加决绝。

尽管很多人把这看作是某种政治立场的宣示，但有意无意中，或许对当事人而言倒不如说更像是娱乐——这是大众政治的娱乐化。就像高林说的，为什么这些人这么闲？多少年如一日地不计回报地紧跟时事，图什么？答案可能是：网上政治热点对这些人而言，这就像马戏之于罗马人。

对生活中无权的人来说，攻击、贬低他人实际上是给自己找存在感的方式，就像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点明那个特殊年代的狂热很大一部分源自性压抑和精神压抑，现在的网上狂欢，恐怕至少也有部分是源于无权者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权力压抑。

换言之，很多人的攻击性不见得是政治立场坚定的缘故，而只不过是出于审美的缘故——因为对受了太多压抑的人来说，发泄攻击本身就很爽。1893年，法国人August Vaillant在众议院引爆炸弹，虽然无人伤亡，但很自然地招来很多谴责，唯有无政府主义作家洛朗·泰安德（Laurent Tailhade）却说：“如果姿态美好，又何必在乎受害者？（Qu’importe les victimes si le geste est beau?）”

那是在一战前夜，人们在经历了长久的繁荣之后，躁动不安，以至于英国的幽默杂志《笨拙》预言法国很快将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缺乏发泄途径的能量最终在一场世界大战中释放，驱使7000万人相互残杀，通往非理性世界的大门自此洞开。

现在，就看我们能否经受住诱惑，不去毁灭那个尚可留恋的旧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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