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到南，我只想找到一份工作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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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视力矫正公司的人事经理打电话来，说我通过了他们的面试，决定录用我去做产品文案策划，工资试用期600块，转正后800——跟我在襄樊广告公司的工作岗位和薪资待遇一模一样，这真像是生活给我开的一个玩笑。

配图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2007年，我从一个三本院校毕业时，因为父亲生病学费没有及时交清，毕业证和学位证被扣押在学校，求职过程非常辛苦。后来，我找到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作，薪资低、休假少，攒不下钱，做了一年多后“裸辞”跑到西安，继续找工作。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又有更多的曲折在等着我。

十几年过去，又到一年毕业季了。工作机会稀缺，生存压力巨大，多少毕业生奔波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招聘市场，却空手而归。那种沮丧、郁闷与绝望，都让我想起曾经的自己。

我相信当年自己作为一个普通院校毕业生所遇到的困难，现在的毕业生依旧会遇到，也希望这篇文章能给曾经经历过或是现在正在经历求职难的人一点鼓励。

火车开动时，我自问一句：“你后悔吗？”

自然是没有答案的，甚至也不愿去细想。那一刻，兴奋压倒了惶恐。火车已经开到秦岭，开始了漫长的钻隧道，忽地一下被黑暗吞没，等你觉得这隧道永远也穿不过时，前方又亮起一束光，猛地一下撞进光明里，还来不及瞥一眼窗外的风景，便又一次被黑暗吞没。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等终于到了平原地带，眼睛对持续的明亮都有些不适应了。

行李箱依旧放在我头顶的行李架上，坐在我旁边的人酣然入睡，推着车吆喝卖东西的列车员又开始来回走动。我看向窗外，村庄多了起来，低矮的房屋在渭河平原上蔓延开去。渐渐地，楼群出现，越来越密集，车厢里的人纷纷站起来拿行李，列车员也走了过来，大声喊：“西安站到了！各位乘客请注意！西安站到了！”

哪怕是在一个月前，我都很难想到会来到这座城市——它是千年古都没错，以后有机会也许会过来旅游，但是当我拖着行李箱站在了西安的土地上，看着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又忍不住自问一句：“我来这里做什么？”一瞬间，我真想扭头再次走进火车站返回襄樊（那时候还未更名为襄阳）。但我没有退路了，那里的工作已经辞掉了，租房也退掉了，跟前同事们的告别酒也喝过了，没有理由再回去继续之前的生活了。更何况，之前的生活也不值得留恋，新的冒险人生刚刚开始。

的确是冒险。这让我再次想起了大学毕业那一阵子找工作的遭遇：东奔西走，四处碰壁，招聘单位看了一眼我的学校，连简历都不收。折腾许久，才在一家广告公司寻得一份文案策划的工作，试用期600块钱一个月，好不容易转正了，工资也只涨到了800。扣除房租、交通费和日常开销，手上根本攒不下钱。即便如此，我还是特别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甚至怀有感恩之心。毕竟我还有很多同学辗转多个城市都没能安定下来。

如此工作了一年多，忽然有一天接到西安朋友豆豆的电话。他说有家报社要招聘编辑和记者，让我赶紧准备简历投一下。我一下子就心动了——这可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之前去日报社应聘，笔试过了，面试没过，深以为憾——这次的机会可不能再错过了。

我又去上网查了一下豆豆提到的这家报社，在陕西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如果能应聘上，我就有机会进入媒体这个行业。更何况，豆豆就是这个报社的记者，有他的推荐，我肯定可以的。

想法既定，我在广告公司简直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提交了辞职报告。

公司领导颇感意外，问：“你想好了？”我愣了一下，点点头。他“唉”了一声，说：“我还想着培养一下你呢。你文笔不错，也有想法，要是能在广告行业好好做几年，未来也会有很好的前景。”他越说，我越犹豫——原来他是看重我的，平日他看起来严肃寡言，对我的工作也是高要求，我一直以为自己很糟糕……但我不能动摇了，编辑和记者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为此丢掉现有的工作我也愿意。

领导见我心意已决，只好签字同意了。

离开公司那天，整理好了这一年多来为客户做的“企业快报”，厚厚一摞，都是我去厂里采访编写的稿子，除开公司和客户的人会翻翻，不会有人去看的。而马上，我有可能会成为真正的报纸编辑记者，会做出让成千上万读者翻看的新闻，这样的愿景让我兴奋不已。

去小商品市场买行李箱，到打印店打印了多份个人简历，好好地理个发，人看起来会精神很多。对了，还得拿出我那套舍不得穿上的西装，熨烫平整，到时候穿上身，给招聘老师一个好的印象。

一切都准备好了，回出租房的路上，阳光从梧桐树间洒落下来，黄亮亮，暖洋洋，我几乎想唱起歌来。

回去后，该扔的扔，该送的送，该还的还。来帮我收拾的大学同学老杨开玩笑问：“以后不打算回来了？”我想也没想，回：“不回啦！”老杨拿着我想扔的被褥说：“我给你留着吧——万一，我是说万一——你要是回来了，这东西还用得上。”我瞪了他一眼：“你这乌鸦嘴！”

老杨嘻嘻笑了几声，没有说话。他这一年多来一直准备考研，上一年没有考上，第二年继续备考。收拾完后，跟他一起吃饭，他感慨道：“大家都要离开这里，我也希望尽快考出这个地方啊。”

窗外的广场上，阿姨们正随着音乐跳广场舞，大爷们拿着鞭子一下又一下抽打着高速飞转的陀螺，小朋友们追逐着玩闹。的确，这是一个闲适的城市，也是一个不容易养活自己的城市。

辞职的事情，直到临出发去西安的前一天我才敢跟父母亲说。他们一听，果然着急起来：“你说的那个西安工作是确定下来的？”一听我说“没有”，母亲说：“你啊，太莽撞了！万一西安的工作没搞定，这边工作又辞掉了，你岂不是两头空？”

又是“万一”！总是要考虑那么多“万一”，这让我有些不耐烦。我硬硬地回了一句：“我相信我肯定会应聘上的。”

母亲也没多说什么，父亲在旁边插话：“你自家考虑好。万一不行，你再回来跟现在公司领导说说好话。现在找个工作，几难哩。你莫瞎跑，晓得啵？”

我连说：“晓得。晓得。”

挂了电话后，再次看向窗外的夜色，再看向空空荡荡的租房，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不会再回来了。”

不知何时睡着的，醒来时窗外浮起一层朦胧的晨光。偶尔有下晚班的路人经过，细碎的脚步声夹杂着说话声。早上第一班公交车经过——有人会赶这么早的车去上班吗？我不知道。但“上班”这个词又一次激活了我的焦虑情绪。整整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来西安一周，西装还放在行李箱里，根本没有机会穿上身。简历豆豆已经帮我投给了报社的人事部，而面试通知的电话始终没有打过来。手机我一直没敢离身，生怕错过报社的电话。等待的那些天，西安的著名旅游景点我一个也没去，一没有心情，二是不敢随便花钱。身上总共带了4000块钱，1000块是我自己攒下的，3000块是我向朋友借的。这一周等下来，住宿加上吃喝，已经用掉了近1000块。如此等下去，只会坐吃山空。偏巧豆豆此时被报社外派到其他省，短时间内不会回来，这让我更加心慌。

那正是纸媒兴盛的时期，早报、晚报、都市报，遍地开花，对编辑、记者的需求也随之增多，大批中文系、新闻系的毕业生由此进入这个行业。如果说大学刚毕业时我还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小白”，可现在已经工作一年多了，采编的经验也有，如此多的工作机会，就不能有一个是我的吗？

白天，我坐上旅馆外的那一路公交车，没有目的地乱跑——与其枯坐在旅馆烦闷，不如挤在公交车上与陌生人在一起。直到路过报社门口，我才反应过来，自己真正想要来的是这里。

不少人挎着包从门口进进出出，有些人甚至一路小跑，感觉前方会有一条紧急新闻等着他去报道。再往楼上看，一格格窗子里想必是热火朝天的景象，敲打键盘的声音，接电话的声音，联系当事人的声音……这一团繁忙的气氛，如此饱满，如此自足，以致于不会再容纳一个外人——比如我——的存在。

失败的预感如此强烈，却在一刹那间让我松弛下来。

豆豆在我等待的第十天打电话来：“报社的招聘已经截止了。”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还是忍不住回了一句：“我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豆豆停顿了片刻，提议道：“不要急。报纸每个周末都有招聘版，你买一份，留心上面的信息。招聘会也去多跑跑。”

挂了电话后，捏着手机，靠在床头，盯着虚空的一点，心里响起一个声音：“你现在后悔了吧？”我没有理会。那声音却不放过我：“你一直都很差劲的，没有人要你。”不能再陷入这种自我嫌恶的心绪中了，必须爬起来，出门去，买一份这个不要我的报纸，搜刮新的工作机会——对，搜刮！不要执迷于编辑记者的岗位了，只要是能要我的工作，我都要去试试——保洁可以的。餐馆接待员可以的。跑腿的可以的。都可以。只要能给我工资，我都没问题。

周末报纸上的招聘信息果然是一大整版，细细看了一遍，挑出自认为能应聘上的，把简历投到他们给定的邮箱，每天晚上再去网吧上网，翻看邮箱，看有无回信。

最终是一家造纸厂通知我去面试。我在网吧兴奋地喊了一声，旁边打游戏的人奇怪地看我，我也不管了，立马下机跑回去准备。倒了三趟公交车，出了市区，往郊区走了很久，下车后到了一个荒凉的村庄，再走10分钟，才到了那家造纸厂。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拿来一套卷子和笔让我笔试。我应聘的是文案工作，让我做的题目也与文字有关。

我一边做着，一边抬眼看门外的厂区——红砖厂库房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纸浆气味，车子开过去卷起沙尘……如果应聘上了，我要待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吗？我忽然怀念起广告公司宽敞干净的办公室，阳光从明亮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落在繁茂的绿植上——但我已经回不去了。

题目做到一半，我趁着没人注意，悄悄地离开了造纸厂。走在村庄的土路上，回头看厂区，一根烟囱直伸到阴沉的天上去，惨白的太阳缀在旁边。我心中骇然，立马加快了步伐，逃离了那里。

列车长走进车厢高喊：“各位乘客请注意，襄樊站到了！”

火车停稳，看向窗外，悬挂在月台上的“襄樊”两个大字跃入眼帘，我像是怕烫一般收回目光。一批乘客拖着行李箱急匆匆地下去，又一批新的乘客闹嚷嚷地进来，他们的本地口音让我亲切得想要落泪，但我忍住了。他们都是有座位的，而我买的是无座，只能站在过道上。

火车继续开动，驶离了车站，很快地穿过一桥，夜色中看不清汉江，唯有桥上的灯光荧荧地飞掠而去。不远处是长虹大桥，再远处是鱼梁洲，江水澄碧，芦苇深处，水鸟噗噗地飞到天上去，细软的沙滩上曾经留下了我和同学们春游的足迹。

大学4年，广告公司1年多，我在这里生活了近6年。闭上眼睛，我都能知道火车经过的每一处是哪里，旁边有什么街道，坐什么公交车能到。甚至每一处的气味我都是熟悉的，我爱吃的牛杂面的香气，正在早晨的街边摊上召唤着我。但我现在只是一个过客，不敢片刻逗留，因为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广州。

决定离开西安去广州，正如决定离开襄樊到西安一样，都是突然做出的。在西安两周，找工作的事情毫无进展，再折腾下去也了无希望。同学群里有人提到广州的招聘会开始了，那边工作机会多，可以去试试。我立马就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全程26个小时，无座，到了深夜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腿也酸痛不已，只能靠在椅背上假寐。等到了广州站，腿已经站浮肿了，走路都在打颤。

来之前，我已经跟住在广州的大学同学朱朱联系过了，他答应我可以在他那里暂住几天。不过等我再次联系他时，他却支支吾吾地回：“你要不自己想想办法吧。我姐不同意陌生人住进来。”我着急地问：“可是我现在到哪里找住处啊？”朱朱说：“你再想想办法吧。”说完，就挂了。

站在站前广场上，既茫然，又气恼，又困又饿，真想躺在地上，什么都不管了。

直到此时，我才不得已打电话给父母。之前在西安，我不敢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有时打过来，我也总是以“等面试结果”来搪塞。但现在，我需要他们帮我问到堂叔胖爷的联系方式。我依稀记得胖爷一直在广州打工。

父母亲知道我的真实境遇后，我本以为他们会先说我一顿，结果他们只是叹气，安慰了我几句。这反而让我更加难过。广州的阳光比西安毒辣，站了没一会儿就一头一身的汗，顾不上脱衣服了，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涌过来的人群。

母亲把胖爷的电话号告诉了我，而胖爷在我联系他后，也痛快地答应过来接我。等胖爷急匆匆赶过来时，我已经饿得没有力气说话了。他上下打量我一番，感叹了一句：“庆儿哎，你现在这么瘦啊！”说着接过我的行李箱，让我坐上他的摩托车，往广州的闹市区驶去。

胖爷的家在海珠区的城中村里，前后两排房子，一条狭小的通道，仅容摩托车开过去。加盖的楼房上空晾晒的衣服随风舞动，也随之带来污水港里的腐臭气息。停在一栋小房子前面，胖爷下来开门，把摩托车推了进去，也让我跟进去。我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房间：一进门左手边是木板隔成的卫生间，再过去贴着木板墙放了一眼煤气灶台，脏腻的锅碗瓢盆堆在一旁，剩下的空间被纸盒、杂物堆满。

我问床在哪里，胖爷指指上面，原来那里用钢板隔出了一个二层空间。我实在太困了，想睡一觉，胖爷从墙边拿出梯子让我爬上去。我战战兢兢地上去后，人不能直起腰来，稍微一抬头就撞到了天花板。所谓的床，就是在钢板上铺了一层棉被，再加一件毛毯，胖爷的衣服都乱七八糟地堆在床尾，袜子散发出臭烘烘的味道。不过我顾不得这些了，扒开脏衣服，腾出一块空地方，躺下就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是黄昏，摸着梯子小心翼翼地下来，胖爷已经做好了饭菜。折叠桌拿到门外的过道上摊开，胖爷自己找来一个纸箱子当坐垫，唯一的凳子让给我坐。菜在我眼中也够丰盛：煎带鱼、小炒肉、青菜豆腐汤，还有买来的两瓶冰镇啤酒和一碟花生米。

睡了一觉后，身心都恢复了过来，胃口也大开。好久好久没有吃家常菜了，在西安每日为了省钱，只敢买两个馒头就着水充饥，偶尔奢侈一把要一碗油泼面都会肉疼半天。胖爷让我吃慢一点，我说好，筷子却没有停过，吃到七八分饱时，才意识到胖爷都没有动筷子。

我不好意思地放下碗，胖爷说：“多吃点！你看你都瘦脱了相！你爸妈要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得多难受！”我小口小口喝着汤，没敢抬头，眼睛瞬间酸涩。胖爷又叹了一声：“我天天在外面跑，看到你们这些大学生满地走啊，都在找工作。我都替你们愁！”

吃饱后，我起身要收拾碗筷，胖爷拦住，递给我冰啤酒。我们一边喝一边闲聊。胖爷问起我这段时间的经历，我说起辞职的事情，他啧一下嘴：“我一个月送菜接客，也能挣个几千块，你那几百块没得挣头！早就该辞掉了！”

又说到在西安找工作的不顺，他忽然问：“你爸妈就没有想谋一些路子吗？”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啊，路子？”胖爷把酒瓶往地上一放，大声说：“你爸妈就不想想老家有什么门路，走动走动关系，就靠你一个人在外面苦兮兮地跑来跑去，是不行的。”我不知如何回，低头吃花生米。胖爷越想越生气，让我把手机给他，问我家里电话号是哪一个，我指给他，他拨打过去。

“细哥哎，你也是心大！你细儿在外面饿得跟鬼似的，你还在屋里优雅咯……你和细姐也要想想法子，你记得中学有俺的一个老表啵？就是那个老八！你问问他，看学校有没有空缺……还有那个河边的文主任，不是一直搞个厂，厂里总需要文员吧？你也想着去问问哎！……我跟你说，你儿这样的，又不是名牌大学的，又没得脚力的，做父母的不想想法子，指望他自家闯是妄想……”

胖爷讲话全程，我都在脸皮发烧地听着，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父亲和母亲是如何回的，也不敢知道。有几次我恨不得把手机夺过来，但胖爷越说越激动，我只能垂首等在一边。

凌晨4点，胖爷就起身了，他摸索着下了楼，把菜筐套在摩托车后面，然后骑了出去。我听他说过，每天他都要起早去给菜市场送菜，忙完后天也亮了，他再去火车站、客车站拉客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摩的”。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他出去后，我想接着睡，可心头千头万绪，怎么也睡不着了——或许，我的父母亲此刻也没有睡着。胖爷在电话里如此说了他们一通，他们会不会很难过？我的确羡慕有些同学通过家里的关系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也羡慕家境好的同学能拿着父母给的钱跑到北京上海去闯荡，而我只能靠自己。我知道家里是靠不上的——父亲在我大三时中风，后又检查出糖尿病，这些都是需要钱去治疗的。如果我能尽快地找到好一点的工作，支援到家里，那父母亲的担子也会轻很多。但现实是，家里父亲不能做重活，全靠母亲撑着，而我无能，只能躺在这里发愁。

早上8点钟，家里打电话过来。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接了。父亲说话的声音含混不清，母亲接过电话，问：“你要不回来？我们这边找找关系……”我想起当初为了我上高中的事情，父亲带着我去一个领导家里送礼物说情的尴尬场面，便回：“我不想回老家。”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母亲又说：“昨天我们跟你的表叔联系了，他们学校有招老师的指标……”父亲在一旁插话：“人家要重点大学。”母亲说：“那你想想办法噻！”父亲没有回应她。

没有办法。我知道的。如果我也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没有选择。这个怪不了父母，只能怪我学习不好考不上。他们为了供我读完大学，已经尽全力了。

说到最后，母亲问：“你是不是没得钱了？”

我小声地回：“还有……”

母亲说：“等家里麦子卖了……”

我哑着嗓子说：“不要。我够的。”

没有想到，我会又一次重返西安。

在广州的第四天，我接到来自西安一家房地产公司打来的电话，他们在邮箱看到了我的简历，问能不能过去面试，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广州这边的招聘会比西安的规模更大，应聘者更多，竞争更加激烈，简历投出去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应。而西安这家公司既然能主动联系我，说明我有机会应聘上。我立马买了回西安的火车票。

离别前，胖爷又做了几个大菜，让我多吃点儿。微风吹拂，是一个安谧的夜晚。胖爷坐在纸盒上抽烟，眯着眼睛看我半晌，郑重地说：“庆儿，莫怪你父母。他们也是没得办法。”我说：“我没怪过他们。”他点点头，接着说：“社会复杂得很，你自家也要当心，莫被骗咯。也莫钻牛角尖，我看到你啊，心思重，容易想七想八的。遇到事了，莫闷在心里，要晓得跟人说。熬过这几年，以后买大屋，接你父母过去住，几好哩。”我忍不住笑回：“买大屋？我连安身的本领都没有，那里敢想安家的事情？”胖爷手指向天上：“要敢于想！这样你才有动力噻！你想啊，未来你在大城市买的大屋，客厅地板砖放光，阳台几大，卧室几大，你接你爸妈过去住，他们心下几高兴，连说我儿好厉害好有本事！”我说：“我还要给胖爷留一间房，你随时过来住。”胖爷拍拍巴掌：“要得嘛！就这么说定咯。”

又一次是站票，胖爷给我准备了一个小马扎。深夜大家都睡了，我拿出小马扎在过道上坐下，头枕在胳膊上打盹。有人通过时，拍拍我，我就站起来让人家过去。站起次数多了，想挪到车厢连接处，那里也挤满了人，甚至连盥洗池上都坐了人。

再次到了西安站，还是一个人一个行李箱，尽管只隔了几周，心态上却颓靡了很多。但我不能消沉，得打起精神，西装穿起来，皮鞋擦得亮亮的，头发也理得清清爽爽，早早就去房地产公司等人事经理召唤我过去面试。

做了一套笔试题，又被公司的几个领导轮番问了一些问题，让我回去等通知时，我又莫名升起了信心——也许这次是可以的？他们跟我说话那么和蔼，还让我喝茶，还对我微笑，还说我的回答有创意。不过，我不敢让这个信心过分膨胀，就像是面对好不容易烧起来的小火苗，很担心一次喘息就让它熄灭了。

这次的面试结果没让我等很久，第三天他们就通知我没有通过。偏巧这时，广州那边有电话打来，是一家文化公司，想让我过去面试。我真想大喊：“为什么要等离开了才来找我？！”

我已经折腾不动了，钱所剩无多，只能暂时留在西安找工作。不过第一步，我先要租一个房子，旅馆不能再住了，承受不了。

那些小区里的房子我肯定是租不起的，郊区的房子虽然便宜，但来回不方便，唯有城中村才是合适的。考察了几处，我选定了沙井村，一来它在市中心，出行方便，二来租金便宜、生活便利。我租的房子每月300元，位于一栋民宅的5楼，也是顶楼，10多家租户共用4个卫生间。房间里只有铁架床、桌子和破沙发，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窗帘，只能在玻璃上贴报纸，算是保留一点儿隐私。

去买被褥时，蓦然想起离开襄樊时老杨说的那句“你要是回来了，这东西还用得上”，不禁苦笑了几声。老杨现在怎么样了？我没问他，也不希望他来问我。

把床铺好躺下，走廊的声控灯随着人来人往时亮时灭，隔壁租户说话的声音隐隐可闻，城中村里的喇叭声、争吵声、叫卖声此起彼伏。起身出去透气，探头往下看，楼下是条窄街，川菜馆、拉面馆、肉食店一家挨着一家，五金店、杂货店、灯具店也是花花的乱人眼。多少人住在这里啊，从街头到街尾，挨挨挤挤的都是涌动的人头。晚风吹来，我毛躁的心忽地安妥下来——不想再跑动了，就老老实实地住下来，不在西安立下足，绝不离开。

心意已定，也就不乱了，慢慢地也就找到了节奏。

有一天傍晚，我在城中村外面的广场上散步，忽然感觉身边走动着一个人，无形无声跟着我。回到家中，我坐在桌前，他就坐在我的床上，默默地看着我。像是有默契似的，我拿起笔和本子开始写他。这个无形无声的人，是我为自己创造出的伙伴。我感觉我能捕捉到这个伙伴的灵魂，开始着手来写起小说来。

在文字中，我把自己一分为二，我既是我，也是这个伙伴，在文字中不断发声，不断纠结。每天我都沉浸在二人时空中，让我对外界不断的拒绝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了。

上午去人才市场和网吧投简历，下午就开始动笔在本子上写，写到傍晚，买一个馒头打发一下，晚上继续写。

窗外不断响起人潮声和喇叭声，房东养的那只狼狗也在不断吠叫。这些声音逐渐都退却了，我已经完全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一摞一摞的稿纸堆了起来，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长的小说，也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愉悦的创作。写到凌晨12点，我强迫自己不要再写了，要睡觉了。保持一个匀速的写作速度，才能写下去。

如此持续了一个月，小说终于写完了，既兴奋又惆怅。兴奋的是，我终于能写出如此长的小说；惆怅的是，当我完成的那一刻，那个隐形的伙伴也随之消失了，我又要独自一人面对这个世界了。

不过，好消息紧接着也来了，一家视力矫正公司的人事经理打电话来，说我通过了他们的面试，决定录用我去做产品文案策划，工资试用期600块，转正后800——跟我在襄樊广告公司的工作岗位和薪资待遇一模一样，这真像是生活给我开的一个玩笑。人事经理在电话那头追问了一句：“这个条件你接受吗？”我这才回过神来，连连回：“接受！接受！”他“嗯”地一声：“那好，下周一来公司报道。”我又连说好。

挂了电话，百味杂陈，我又一次想起在火车上自问的那个问题：“你后悔吗？”折腾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结果又一次回到了原点，前公司的领导如果知道了，会不会大声笑我？

我不知道，也无暇顾及。给父母亲通报了这个消息，他们连说“好好好”，又嘱咐了一句：“莫又做不了多久就辞职了！这次就是一个教训。”我说：“晓得。晓得。”

跟父母说完话，走出租房，到楼下的面馆，我要了一份油泼面，大碗，加辣，再喝一大碗面汤，吃完已是满头大汗，真是畅快！再去隔壁街理个发，去澡堂泡个澡，再去小卖铺买瓶想了很久的可乐喝……不用再抠抠搜搜地一分钱掰成两半用了，马上就有工资了！

我的西安生活，直到此刻，才算是正式开始了。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雅坤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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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安 庆

作家 , 著有《纸上王国》

《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

《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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