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像一年前那么乐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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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些天有一位读者私下问我的。他关注我有近两年了，似乎从我们最初的交流起，他就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在这样的时局下，你为何还能乐观得起来？”

我解释过，去年元旦还写过一篇《不确定时代的乐观》，自认已经说得很明白：我的“乐观”其实是基于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相信只有跳出自身的处境，才能豁达。

他也看了，但显然并未被说服，坦言这“毫无意义”，因为这在他看来只是讲态度问题，“现在纠结于态度问题就好像身患绝症者在讨论养生一样，特别滑稽”。所以他日前再度追问：现在看到这一年来的种种变故，你还像以前那么乐观吗？为什么？

要说那些坏消息，我岂有不知？但单纯谈“乐观”与“悲观”并无多大意义，这不过是我们基于自身经历、处境和价值观得出的个人判断，也不必彼此说服，就像我也从未试图劝告别人“你没必要悲观”。

他认为这仍是在讲态度，没有落实到具体，质疑我其实是自欺欺人地回避一些必要的现象，“你我都很清楚，所有人都将避无可避”。我有几分哭笑不得，自认从未回避，反问：“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觉得，只要看到当下的社会现实，就只能悲观？”

他说：“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单纯的想了解在如此现实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乐观，除了个人先天性格之外还有什么基础？你只需要直接告诉我您的乐观基础在哪里或者是什么就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普遍反复存在的现象……”

这场对谈最后不欢而散。我后来才意识到，我那种乐观，对他很可能确实毫无意义，那基于大尺度的结构性变动，使得个人悲观看起来变得微不足道了，所谓“跳出个人处境”，几乎就有点“看淡生死”的味道，但对很多人来说，这恰恰离自己当下的生活处境太远了。也许在他眼里，我那种“乐观”与他身周那些一味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人没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他才说这是一个“普遍反复存在的现象”。

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也非常较真，在老家那个小地方，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异类。就在一个月前，他一次喝醉了酒，还打电话跟我说：

小县城里哪怕每月几百元也能生活，看上去没有多大经济压力，但是，明天和今天是一样的，几乎不可能比今天更好，没有一个奔头，在这一意义上没有明天。

我也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可以理解这样一种生活：它对于普通人而言或许最多只是一点经济压力，但对不安分的灵魂则会相当难熬，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别处”。当然，某种程度上也许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借用吉本的话说，“抵抗不堪设想，逃离全无可能”。

更何况，谁都不能否认，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确实发生了很多令人不安的变化。张爱玲1944年曾说过的话，用在当下也毫无违和感：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乐观”究竟意味着什么？也难怪他要再三追问我，你乐观的基础在哪里？既然在船上望出去，四周都是洪水，并且明明还在不断上涨。

有时候我因此有一种感觉：在这块土地上，“成熟”似乎就意味着对未来、对他人都不再抱有希望。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理想主义”是个贬义词，意味着你根本不清楚现实——“扼住命运的喉咙”是狂妄自大的，真实的现状是绝大部分人都被命运扼住喉咙。

即便暂得安宁，人们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对很多人来说，过去的再也不想回忆起，未来则像是潜伏的巨兽，仅仅全力以赴过好当下就已耗尽全力。当然，也有像矿工诗人陈年喜这样的人，他曾说：“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但在当下，这多半被理解为一种面对苦难的坚忍顽强，也不见得是现实值得令人乐观。

今早在豆瓣上看到“落地麦子”的一段话：

时间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这里，“未来”“明天”的含义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更像是一种模糊的可能性。新年人们总是要许下心愿，这是一项习俗，比方说多吃蔬菜，或者多锻炼身体，或者少刷手机，每晚临睡前多读一会儿书。然而，就像那位伊拉克母亲所说的，但你怎么知道你下个月买得起更多的蔬菜呢？谁告诉你明天不会封城，让你下班以后没法去健身房或者公园里跑步？谁说不会突然停电，让你只能打着手电筒看书，电池没了就点蜡烛，蜡烛也燃尽了你就根本没法躺在床上看书了。

我无意苛责他人，但我仍相信“希望是个好东西”（hope is a good thing）。历史上比我们当下更糟的时代多的是，我也清楚未来存在的不确定性，但我仍对它会是什么样感到好奇——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准备去平静地迎接它。这就是我的乐观，你也确实可以说，这说到底就是一种态度。

在小说《她来自马里乌波尔》里，有一个人物莉迪娅，她在被生活磨砺之后得出一个悲伤的结论：“我变得粗俗了。她写道，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

这也是我所真正担忧的。我所抱有的“乐观”并不是认同某个宏伟蓝图，而恰恰是旨在保卫我们自己：要记得超越自己所受的磨砺，不被它所压垮。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当你超越个人处境时，就不再容易悲观绝望，他坚称：“自由的人绝少思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

假若你合该不得不忍受比人的通常命运坏（或在你看来坏）的什么事，斯宾诺莎讲的想整体，或总之去想比你个人的悲痛更远大的事情，这样一条做人原则仍旧是有用的原则。甚至也有些时候，我们细想人类的生活连同其中含有的全部祸害和苦难，不过是宇宙生活里的沧海一粟，让人感到安慰。这种思想可能还不足构成宗教信仰，但是在这痛苦的世界上，倒是促使人神志清醒的一个助力，是救治完全绝望下的麻木不仁的解毒剂。

现在，我可以如此自我宣称：我仍然乐观——当然，更确切地说也许是“达观”。即便“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我也并不畏惧。我有资格这么说，至少在失业的一年多里，我没有跟谁卖惨哭穷过，这不过是我们经历这个时代变化的一个方式，面对它、记录它就可以了。

这与过去一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并不怎么相关，因为这说到底乃是一种认识外部世界进而反观自我的精神力量，正是这支撑着我们不被改变。事实上，恒温动物的出现，就是构筑了一个不受外部气温波动影响的内在系统。这或许听起来有几分知识分子令人不快的气息，毕竟不是谁都能有一个抵抗外界寒冬的精神掩体，但就像我们经常发现的，普通人的坚韧，是所有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

斯蒂芬·金有句几乎被引用泛滥的名言：“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翼太光辉了。”但我发现，很多人这么说的时候，常常有意无意觉得那些鸟儿是那些了不起的心灵——是别人，不是像自己这样的普通人，但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正如G.K.切斯特顿所言，“新年的目的并非是拥有新的一年，而是拥有一个新的灵魂。”

我们的心灵就是那只鸟儿。至少，你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成为那只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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