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传颂的「神童」典故,满布着成人的扭曲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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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神童”的历史。

中国自古盛产各种“神童”。比如《史记》里就说,甘罗十二岁时已长袖善舞,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燕赵两国互殴,为秦国得到了十多座城池。桑弘羊十三岁时,也已因擅长“心计”(大概是心算的意思)做了“侍中”,成了汉武帝身边的宠臣。

其实,甘罗的事迹只是一个神话。梁玉绳《史记志疑》里说得明白,构成甘罗故事的那些基本要件,如秦国主动送还燕太子丹、赵攻下燕国三十城后给了秦国十一座等,均非事实。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们,常习惯性地将那些靠国力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历史事件,做一番扭曲性包装,然后归为自己或其他纵横名家的口舌之功。甘罗的“神童”故事,正是这种扭曲性包装的集大成者。

图:甘罗大体可算中国神童崇拜的开端

桑弘羊的故事,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美化”。他确实是在13岁的时候成了汉武帝身边的“侍中”,后来也确实因为很擅长算计民众的钱袋子而被汉武帝倚重,成了极受宠信的左膀右臂。但,西汉皇帝(尤其是汉武帝)的“侍中”,本来就普遍年龄偏小。张辟强做侍中时只有15岁;霍去病做侍中是18岁,其弟霍光更小一些,大约13-15岁;金日磾做侍中时只有14岁,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也做过侍中,年龄只有8-9岁。

皇帝之所以选这个年龄段之人到身边,其实是为了培养一批尚未与其他政治势力交结、日后可以最大程度忠于自己的人才。人选来之后,皇帝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培养”这些人,让他们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于是,并非“军事神童”的卫青(也做过侍中)和霍去病,后来成了将才;并非“数学神童”的桑弘羊,后来成了擅长“心计”的敛财能手。当传播者有意无意忽略掉上述背景,原本普普通通(或许略有长材)的桑弘羊,就很自然地成了天赋超常的所谓的“神童”。

图:桑弘羊从来就不是什么“神童”

汉代选官的方式是“征辟察举”,也就是依赖政学两界名人们的推荐。一个人声望越大,就越有机会被注意到,越容易得到推举的机会。于是,让孩子在幼年时代成为“神童”,更早地曝光在乡里父老和州郡名人的视线之中,就成了一条迈向仕途的捷径。这也是为何《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当中,有大量的政治人物“弱冠”就已“知名州郡”。

对那些有家世背景的人而言,成为“神童”一点都不难。比如孔融,爷爷是钜鹿太守,父亲是泰山都尉,还顶着孔子后裔的光环,他在兄弟们中间让个梨,去名士李膺家里串个门抖几句机灵,就已足以载入史册。陆绩的父亲是庐江太守,也只需要在6岁时,跑去袁术的宴会上偷几个橘子,再说一番“拿回去给母亲吃”之类的话,就可以在“举孝廉”这个领域,将其他的竞争者远远甩在身后。这类“神童”越来越多,结果就是朝廷与地方的上升渠道里“多英隽而遗旧齿”,到处都是做过“神童”的年轻人,中老年知识分子只能靠边站——这是汉末益州名士秦宓,为了推荐一位自己看中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对益州牧刘焉发的牢骚。

图:孔融像

汉末最著名的“神童”,是曹操的儿子曹冲。《三国志》里说他五六岁的时候,“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智力发育就已经与成人差不多了。且提供了一项证据,就是著名的“曹冲称象”。其实,所谓“曹冲称象”不过是一次成功的“神童营销事件”。据陈寅恪、季羡林的考证,早在曹冲之前,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中,就已有一模一样的称象故事。

东汉顺帝时,皇宫之中已供奉浮屠,佛教典籍也已在上层社会流传。曹操父子恰又是喜读佛经之人。其中,曹冲的兄长曹植不但“留连嗟玩”佛经,还曾仿照“梵音”来唱颂汉文写的诗词文章。曹冲把佛经里的称象故事搬入现实,成就了自己“神童”的美名;曹冲的侄子曹叡,为了巩固太子之位,也曾于十五六岁时,将佛经里的“鹿母本生”故事,用在了现实政治当中,让父亲曹丕刮目相看。

图:《杂宝藏经》中的称象故事

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三国两晋时,许多人常用自己政治圈和知识圈的名望,来为“神童”们抬轿子,比如东晋人桓彝,史书说他喜欢提拔人才,“或得之孩抱”——有些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就已得到了桓彝的“神童”认证。到了南北朝时代,又出现了《幼童传》这种汇集古往今来神童故事的大部头参考书。

“神童生意**”发达,“神童”数量自然也多。什么六岁能写文、七岁能作诗,可以说是两晋与南朝政坛、文坛名人的标配**。有学者统计称,“在两晋南朝的历史典籍中,关于历史人物幼年即能作文的记载超过了六十处”。

图:成语“江郎才尽”的主角江淹,即号称神童,六岁就会写诗

进入唐宋后,中国的“神童”游戏,玩法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引发变化的是科举。科举旨在以考试的手段,将体制内上升通道的控制权,从士族手里转移到皇权手里。考试看的是卷面成绩,不是个人名望。一个人在乡镇州郡被称作“神童”,并不意味着他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会比其他人更有优势。但朝廷没有否认“神童”这个概念的真实性。为了找出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儿童,唐宋两代都设有“童子科”考试。也就是说,靠自己作秀和别人抬轿子来成为“神童”的路径结束了,新时代的“神童”,要通过考试产生

按唐代童子科的规定,想要成为朝廷认证的“神童”,继而拿到进入体制的船票,年龄必须在十岁以下,学业上要么能“通一经”,也就是精通朝廷指定经书中的某一部;要么能将《孝经》《论语》等书的内容背诵至少“十通”。前者考理解力,后者考记忆力。制度设计似乎比较合理,但执行上常出现篡改年龄之类的问题。资料上写着只有七八岁,坐在考场里却是人高马大。

唐代最著名的神童是刘晏。《三字经》里有一句关于他的记载,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意思是他七岁的时候通过考试,被朝廷认证为“神童”,然后进入体制做了“秘书省正字”这个官职。其实,刘晏的入仕,并非因为他是“神童”,而是靠着写了一篇文章,对唐玄宗劳民伤财的封禅之举极尽歌颂之能事。小小年纪溜须拍马玩政治投机,于是得以破格上位。按制度,刘晏7岁成为神童,还必须等待11年,也就是成年之后才能出来做官。他的家人等待不了,安排刘晏在11岁上向唐玄宗献文拍马。次年,刘晏就破例被授予了正式官职。

图:写入《三字经》的“神童”刘晏并不值得效仿

宋代的神童考试,年龄标准是15岁以下,比唐代要松许多。如果能“通经”,也就是精通某一本经书,或者会“作诗赋”,可以由地方州县推举给朝廷,由皇帝亲自面试,再送往中书省复试。通过者授予“神童”认证。

当时最著名的“神童”出产地,是江西饶州。宋神宗元丰年间,饶州有一名叫做朱天锡的十一岁儿童,因为能背诵七本经书,被宋神宗认证为“神童”,并赐钱五万贯。全家人一步登天,实现了人生的逆转与阶层的跃升。在榜样力量的驱使下,饶州略有能力的父母们,集体掀起了一场制造“神童”的热潮。制造的主要方式,是强迫孩子从三四岁开始,就每日里背诵经书,理解与否并不重要,只求背得滚瓜烂熟。从1124年到1173年,江西举神童23次,其中饶州就有19人次。这些“神童”的技能,全部是“背经”。王安石名作《伤仲永》里那位“方仲永”,小时候聪明极了,长大后却变成了平常人,多半正是这场“神童热”的失败品。

图:写《伤仲永》的王安石是江西人,见证了家乡的“神童热”

对底层略有能力的父母来说,强迫孩子死记硬背去成为“神童”,较之给他们延请教师去参加正规科举,是更省钱省力的事情,也更容易见效果。对宋神宗、宋徽宗这样的皇帝来说,“神童”越多,意味着自己对国家的治理越有成效。

所以,不仅仅是江西饶州,“神童热”在当时成了一种全国性现象。许多人带着孩子,信心满满地前往开封,要求皇帝听自家“神童”流利地背诵经典。结果闹到皇帝们也不胜其烦。比如政和二年九月,宋徽宗在诏书里发牢骚说,“童子陈书乞诵书今又九人,愈见滋多”——今天又有九个孩子跑来要求我听他们背书,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政和四年,开封城里的“小学”之中,8-12岁、专门练背书的学生,一度达近千人之多。

南宋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叫朱虎臣的饶州儿童,十岁可以背诵七本经书,被宋高宗认证为“神童”。随后,全国各地的“小背书家”们由家长带着来到杭州,史载“求试者云集”。朝廷不胜其扰,只好给这些人赏赐了一些布帛,再劝他们回去。为了控制“小背书家”的数量,宋孝宗时又出台政策,降低了背诵式“神童”的收益;再后来,为了免受烦恼,宋理宗干脆下旨废掉了童子科。

**至此,中国古代种种荒唐的“神童游戏”,基本告一段落。**清代没有童子科,只设置童试作为科举考试的预备选拔,一个人十来岁可以参加童试,也可能六十多岁了还在参加童试。元明两代虽然设有童子科,但通过者获得的,只是一种前往高等学校(比如国子学)就读的资格,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进入体制。

当“神童”二字不再附着成人世界的种种扭曲欲望,“神童”这个群体,也很自然地从历史前台消失了。

参考资料

①王子今,《甘罗童冠立功故事辨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年。

②孙键,《西汉侍中述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徐俪成,《“神童”背后多神话》,澎湃新闻2017年6月1日。

④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中华书局,2011,第65页。

⑤黄启昌,《宋代童试漫话》,《华夏文化》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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