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名家 | 南香红：两个男人的20年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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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病”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而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

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文章原载于2005年9月《南方周末》

【名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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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香红

作家，中国非虚构写作践行者，其对北京旧城改造、细菌战诉讼、三峡工程、新疆系列等题材，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作品以历史的记录价值和文本的阅读价值被业界评价为“对抗时间的写作”。

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中国财富》杂志主编。

除新闻作品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等专著。

**文字 **| 南香红

编辑 | 陈盼

**策划 **| 视线编辑部

不一样的男孩

李蜀仁说他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男孩子，调皮，打架，喜欢一切冒险的事。和李蜀仁一个院子长大的吕光美说，李蜀仁常常被母亲拿了竹竿子打得满院子跑。“性子野得很”的李蜀仁和别的男孩有一点不同，就是在青春萌动的时候，他脑子里幻想的**“全部是男人的身体，只要是去找女孩的事，一帮男孩兴奋得一哄而上，我就躲得远远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孙庆生的性情和李蜀仁完全不同。从小他就是一个漂亮、羞涩而内向的男孩，女孩喜欢的事情他最为精通，踢毽子、跳绳常常是女孩纷纷败下阵来，最后他还留在场上。在大学里，因为舞跳得好，他成为学校舞蹈队的成员。一张30年前的黑白照片留下了他跳舞的情景：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

两个男孩的第一次性经历都是和男人发生的，都是在看电影时结束了童贞。

李蜀仁说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对女性有过性冲动。他认为他的“毛病”是娘肚子里带来的，并且坚信这一生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改变，除非将他的肉身化了，投胎重做。

孙庆生不能肯定，如果他的第一次是和一个女性，他是否会成为“另一种人”，他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有了第一次，他的性取向就变得非常地确定。

但是那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痛苦欲死。

“半夜醒来枕头常常是湿的，就是在梦中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这种人。”

这种人在那个年代被看成是不男不女的人妖，是怪物。

“你得强装笑脸言不由衷戴着面具生活。”

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这些，最主要的是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李蜀仁偷偷地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是他的“世界观有了问题”，建议平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多进行体育活动，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上来。

孙庆生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才查到了“同性恋”这个词：“由于男子或女子的某一方的不愉快而孕育的孩子，容易出现性倾向问题”，这个让他匪夷所思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困惑：自己是不是个妖怪；自己是不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是可以改掉或者治好；自己将来怎么生活……

1980年代初李蜀仁和孙庆生各自生活在成都和重庆。李在一家工厂，是顶替父亲才从下乡的知青变成工人的；孙在读大学，因为考上了大学才离开乡下。那时候他们都27岁了，在各自不同的城市经历着相同的煎熬。

孙在大学里恋爱了，是一个男孩，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大学里的公众人物。“我们之间好像有磁铁似的，很’微妙’，不知怎么心就相通了。”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变了，阴影长在心里了，眼睛总是瞟来瞟去，贼溜溜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终于他顶不住压力，找了一个女孩“耍朋友”去了，他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很正常，我对女人感兴趣。

实际上他根本不碰女孩一下，女孩假装和他比个子脸都快贴着脸了，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就是不能拥抱她。

“我们剧烈地吵架，我痛苦地用头撞树，整夜地哭，想死。”

飘飘

成都人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将同性恋活动的地方称为：“飘场”。

李蜀仁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的飘的感觉。

孙庆生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成都一所中学教书。

两个人接触，你喜欢别人，别人可能不喜欢你；别人喜欢你，你可能又不喜欢他。交往长的，维持几个月，短的，就一次两次。“那是一种魔鬼般的不可扼制的诱惑，知道那个不能干，但就是抑制不了自己，骂自己和畜生一样，恨自己受性的驱使。”李蜀仁说，“分手，伤害，伤口都留在心里。时间长了，觉得在这个圈子里没有真感情。”

在李蜀仁母亲的眼里，这个二儿子是个惹事生非不安定的家伙，高兴了东游西逛整天不回家，不高兴了睡在床上几天不起来。可他也是最被看重的孩子，三个男孩里他长得最健壮，另两个男孩先后结婚生下的都是女孩，传香火的重任非这个二儿子莫属，所以父母像搞轰炸似的介绍对象，逼着他结婚。可他多漂亮的女娃见都不肯见，逼急了就说要自杀。

“他冲着我妈妈喊叫：’你咋的把我生成这样子嘛’，我们一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妈妈把他生成啥样子了，不是好好的嘛，一个人高马大的大男子汉，这句话就像是一个谜语，我们一家人猜了20年才搞明白。”李蜀仁的大姐说。

**“我们这些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飘飘的，很茫然的。”**李蜀仁说。

“飘泊够了，好没意思。”孙庆生说。

“有一次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靠近一个年轻的，结果被那年轻人一耳光掴在脸上，我当时心都寒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怎么办？”

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人说，你得有人分担，你得有寄托，“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绝对是一样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替补的。”

李蜀仁和孙庆生都在心里生出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北京同志寻找恋爱对象的一处地方 陈勇林／摄

定情

一本书救了孙庆生。那是一本从香港影印过来的书，白色的封面，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繁体字，用红的笔、黑的笔画满了道道圈圈，从插图和文字一下就能看出这是一本严肃的介绍同性恋的书。这本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成都。

他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同性恋的知识，他明白了自己是一种特殊性取向的人，并且这种性取向是终身的，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进行改变。**他第一次知道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从十五六岁到30岁，他用了近15年的痛苦与折磨才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天深夜，一个陌生人咚咚地敲门，一进门他就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说自己不想活了，但听说我这里有一本书，想死之前看一看。”圈子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但被人找上门来孙庆生还是吃了一惊。这本影印书在圈子里流传，每流传一个人，书上就多一些道道圈圈。

孙庆生至今还保留着这本书。看过书之后，他在圈子里求证：同性恋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应不应该和异性结婚。和异性结婚的人有没有改变性取向的。结婚的人是不是幸福的。

“我看到听到了一个个悲哀伤感的故事，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最后出家做了僧人，就是做了僧人还是改变不了。我打定主意决不选择和异性结婚。”

就在这时，一个深爱孙庆生的女同事因为对孙的失望从学校出走，这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学校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对姑娘负责，孙说，我连她的手都没拉一下，负什么责？

就在承受着内心和社会双重挤压的时候，198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成都著名的“飘场”———劳动文化宫的水池边，孙庆生看到了李蜀仁。

“我们一见钟情。”“我假装要抽烟，凑上前去说：‘借个火’，实际上我身上是有火的，他没有将燃着的烟递给我，而是很郑重地从包里掏出火重新给我点上。”

李蜀仁对孙庆生的评价是性格温顺，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孙庆生欣赏李蜀仁随和中带点邋遢，性格刚烈，敢作敢为，有头脑不莽撞。

“这是一种缘分，1000个里都不会有一对。”激情过去之后，是两人精神的契合。“你有喜悦想第一个告诉他，他有悲伤想说给你听，那是一种甜蜜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对将来的打算上一拍即合。“当时我说出了上半句，他马上说出了下半句，就是托付终生，白头偕老，一生一世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在他们所知的同性恋圈子里，没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

“我最佩服的是李蜀仁的勇气。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思考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而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他这么想，就这么做，在我们认识他一个月后，他就带我住进了他的家里。”

当然，孙住进李家的大杂院是以“战友”的身份。但是，这个住着20户人家、吃饭时都端着碗在院里、每家每户都没有隐私的大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嗅到了什么。

“两个大男人住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大家都感到奇怪，背后指指点点，当面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嘛。”李的邻居吕先生说。

电影《春光乍泄》剧照

“结婚”

1986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为自己的婚姻举行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

先是选了一个日子，一个是3月6日出生，一个是3月27日出生，“结婚”的日子就选在中间。

他们走进了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的黑白半身“结婚照”，一个坐得高点，一个矮点，两个人的头紧挨在一起。当然，这样的照片以“战友”的名义进行。

他们花70元打了一辆出租车，70元是孙庆生两个月的工资，到沱江边的朝阳湖，李蜀仁曾经下乡的地方，举着拳头对苍天发誓。

在他们的影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照片，那是请出租司机拍下的，照片上洋溢着1980年代的时髦气息。一座塔下，两人靠得很近，李蜀仁烫着卷发，夹克衫，孙庆生穿着西装，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喇叭口的裤子。

“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没有人这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但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起码我们没有去害那些无辜的女孩。”

李蜀仁没敢将这次行动告诉家人，孙庆生写信告诉了妹妹———6个兄妹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他写道：我本来不想走这条路，但上天安排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孤独，也很寂寞。

妹妹回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理解你，因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寄上100元钱，作为你们结婚的礼物。

“我捧着信大哭一场，这是我们收到的惟一礼物和惟一的祝福。”

举行过“结婚仪式”之后，李蜀仁带着孙庆生和自己母亲、大姐一家人到北京、西安做了一次旅行。表面是一家人的出行，暗中是两个新婚人的蜜月。李的大姐记得很清楚，在华山拜神之后，弟弟抽了一签，是“下下”签，上面写着“天崩地裂，天打五雷轰”，求山上的道士解签，道士看过之后变色，坚辞不肯。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但我还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下山之后我就把我和孙庆生之间的事告诉了大姐。”李蜀仁说。

李家大姐真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第一反应是弟弟不要是得了什么病了。

大姐告诉母亲，母亲说，不可能，你看两个男人喉头都大大的，怎么会嘛！

李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人，父亲信佛，长期吃斋，母亲胸前吊着一个袋子，一只手总是藏在袋子里，捻着里面的佛珠，捻一个珠子念一句佛。让他们接受这样的事，不容易。

不要再逼他结婚了，只要他们不犯法，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再说了弟弟连个工作都没有，人家孙庆生还是大学生、中学老师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这是李家大姐劝父母的话。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父母还是为他们腾出一间平房。大姐从心疼弟弟的角度接受了这个事实，另外的姊妹兄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和李蜀仁疏远。不管怎样，两个男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创业

孙庆生曾表示，自己一个月有四五十元的工资，两个人生活足够了。李蜀仁断然拒绝：你等着，我会打拼出来的。

前几年，李蜀仁因为偷渡香港失败还被开除了公职，认识孙庆生的时候是个今天偷偷卖点水果、明天卖点杂货的游民，常常身无分文。

有一天李蜀仁和孙庆生商量，到成都郊区废品收购站淘些旧书来卖，然后他骑了自行车到垃圾堆里去扒。

“晚上回来的时候，一个自行车上驮着三五个大塑料编织袋，人变得小鬼一样，整个脸上都是泥土，只露着眼睛和牙齿。”李蜀仁的母亲心疼地说。

母亲说，自从和孙庆生在一起，这个“野”儿子就变了，变得连眼神都温顺了，突然之间就不那么慌慌张张的了，不再和父母大吵大闹，知道对父母好了。

李蜀仁说，不知怎么的，自从有了“家”之后，心里突然就生出了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人心里踏实———就是为了对方，必须好好生活，不能为所欲为了。

两个人将收回来的旧书分了类，政治的、文学的、考试复习资料等等，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摆了个地摊。

“我记得第一次出门摆摊时的情景，书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准备推到市场上去，我从蜀仁手里抢过了车子，说，这历史性的第一步我来帮你推出。”

那时候的书便宜，三五元一本，旧书以半价销售，第一天拿出去的是20元收来的书，一售而空。

他们太兴奋了，晚上两个人把角角分分的钱摊在床上，头对着头一张一张地数过，发现手里的钱变成了60元！李蜀仁半夜跑去大姐家报喜。

“弟弟一见我就大喊：姐姐、姐姐，我们赚钱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已经60岁的大姐激动地回忆，“从此，他们就开始着迷一样地赚钱！”

那时，孙庆生在学校里还有工作，上课时包里装着塑料纺织袋，一下课就直冲废品站。“最甜蜜的回忆是两个人在某个废品站的不期而遇，那感觉就像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两个人要高兴好半天。”

他们在春熙路上摆了6年的地摊，为了长久地在一起，也为了摆脱学校压抑的环境，孙庆生不辞而别放弃了工作，和李分了地盘——将成都的所有废品站划分为二，一人跑一半。校长特意找到书摊，劝他回去，说“你可是我们学校惟一的大学本科学历”。

两人的行为在圈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每天摆摊的时候，总有一群“飘飘”远远地蹲在对面看热闹，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破烂有没有得卖！地摊上的两人只装听不见。

生意好得出乎意料，也许是旧书迎合了1980年代对知识的渴望。6年后，他们盘下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店开始做图书批发生意，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承担家族责任。李母没想到的是，最终为她养老的是这个儿子。李蜀仁用卖废书的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请了保姆照顾她；家里兄弟姐妹中下岗的、生病的也是他出面照应；侄甥一辈上学、就业也是他出面打点；甚至照顾大杂院的邻里。

事实上，这一家人和这一个大院的邻居们接受他们大约用了10年时间。

出轨

激情过去之后，这对男人的“婚姻”也出现了“七年之痒”。

李有了新的性伙伴，开始不回家。孙愤而出走。

“嫉妒、被骗、背叛的感觉，和一个被欺骗的女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李蜀仁发现孙出走后立即连夜地找，找到后就求他回来。他知道失去了孙庆生，他再也不会有“家”了。但他又会再次出轨。

不止是李蜀仁出轨，孙庆生也承认他也有过出轨，并且不止一次。

对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同性恋人来说，忠贞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理解是：“不把真爱交给别的人”。“当给对方造成伤害时，立即就刹车”是两个人都在遵守的原则。

“家是纽带，也是我们守护的底线。”

谈到20年间感情的波折时，他们都认为同性之间维系情感更不容易。这个世界为异性婚姻提供了无数的范本，从小孩子时社会就在向他们灌输：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没有一个范本提供给同性的。

“对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父母亲人家族的力量，法律道德的力量，还有异性恋大多有孩子，孩子是维系两个人的坚强纽带。但对我们来说，都是‘分’的力量。”

同志圈子近年有了很多变化：社会环境更宽松了，成都有了10家同性恋酒吧，年轻一代可以在相对公开的场合相聚，而公园里、马路边的“飘场”变少了；年轻一代的困惑少多了，更多人不再选择和异性的婚姻，而是选择同性长期的“准婚姻关系”。

但是同性恋者的情感困惑并没有减少。他们很难相守在一起，一周几次的约会，使大家在一起几年都不能彼此习惯和包容对方。“恋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李蜀仁说。“我们也会像异性婚姻一样，会面临性格的不和、理念的冲突或者世俗的压力、情感的淡漠等诸多问题。有一个关节点很难逾越，这就是从激情的爱转化为亲情。”

为了守护自己的婚姻，他们在1995年买了房子，离开了大杂院。他们特地选择了一门一户的楼房，并且选在了最高层。他们还是过着隐身的生活。新楼房住户们不知道这两个男人的秘密；他们的商业客户们不知道他们的另一面。

在户口本上，李蜀仁是楼上那一套房子的户主，他和儿子是成员；在另一单元的母亲的户口本上，孙庆生是李蜀仁85岁老母的儿子，房子的产权是孙庆生的。

“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双方的家族、个别的老同学、大杂院里的部分邻居，还有圈子里的少数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

建这样的小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扮演好多种角色：遵纪守法的公民。事业成功的商人。温和有礼的邻居。孝敬父母的儿子。慷慨大度的兄弟。互敬互爱的“夫妻”。还有，好父亲。

儿子

在李蜀仁父亲的力主下，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到他们家的时候只有12岁，现在已经27岁了。父亲的本意是养儿防他们老，但后来孩子带给他们的是做父亲的体验。

“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他，他打破了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现在看来父亲当年是对的。”李蜀仁说，“除了性取向之外，我们所有的情感需求都是和常人相同的。包括爱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渴望。”

儿子来的时候非常瘦小，常常有病，两个男人便带着他跑医院，为他焦虑，为他心疼。孩子喜欢性格温和的孙庆生，孙庆生也喜欢孩子。这个孩子把李叫“二爸”，他是李的侄子，有血缘关系，把孙叫做“孙叔叔”。

孙叔叔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帮助他学习英语，而二爸则在他的学业前途等大事上作决定。“我记得孙叔叔常常带我上街买吃的，他很高，我总是紧紧扯着他的衣角。”

李蜀仁记得送儿子上高中时的情景，他担心瘦小的儿子被同学打，一路上不停地叮嘱唠叼着，等儿子进了学校的大门，他心里一下子空了。

李蜀仁说，圈里还有三对也收养了孩子，都是在孩子吃奶的时候抱来的，最大的已经长到十四五岁了。他拿出影集，有一个漂亮极了的女孩，李蜀仁说，两个爸爸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让她从小学习舞蹈，用心的程度比亲生父母一点不差。

儿子13岁的时候，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叫**“磊”**，李蜀仁说，好啊，你是上面的那一块石头，我和你叔叔是下面的那两块，你要是不听话，下面的两块就把你顶下来。

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个老师和学生同性恋的事，大家都在议论，小伙子突然想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对啊！

明白了一切的儿子并不说出来，他留心地观察着两个男人的生活，发现他们那么默契，那种相互的感应只有长期在一起生活的人才有。

他们衣服、鞋子的号都是一样的，从来不分彼此；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那么地和谐。二爸喜欢自由自在，因此他负责在外面进货跑生意，叔叔性格细腻，负责守摊打理店里的事，几千种商品在他的手下，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从来不会为钱的事吵架，两人挣的钱都放在家里，即使在二爸炒股赔掉几十万的时候，叔叔都没有一句埋怨。

二爸给他父爱，严厉与原则，叔叔给他的是母爱，呵护与帮助。在他深刻的记忆里，是他和叔叔一起摆书亭卖报纸。天快黑的时候，报纸卖不掉，叔叔就拿着报纸到人多的天桥上高声叫卖。一个40多岁身材发胖的男人，当街叫卖报纸，很多人会拉不下面子，“但是我二爸和叔叔从来不虚荣，默默地吃苦。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

从事同性恋研究的张北川教授专门问过李的儿子：在这个家庭里长大，性取向会不会受到影响。得到的回答是：我爱女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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