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饭真的养懒汉吗?
知乎用户 文册 发表 司马师掌握掌握魏国大权之后,逐渐组织人写文章骂曹操主张的唯才是举,将要才不要德的《魏武三诏令》拿出来狠批。主要攻击方式就是说之前的人才选择方式导致了大量没有道德的人上位。 司马昭对这事儿有些不解,就问司马师:“大哥, …
许家印大家熟悉吧?许家印的事迹总不是伪造的吧?
许家印的父亲还是返乡八路军哦。
许家印出生于 1958 年,许家印的母亲因为得了败血症,没钱看病去世。
请注意这四个字。
然后许家印上初中时许多小伙伴已经选择回乡务农了。
请注意,许家印上初中时全村已经有许多孩子选择在家务农了。
1975 年许家印高中毕业,没能被推荐上大学。
许家印全家是村里最穷的,许家印成绩不仅是全村,甚至是全县前二(他高考成绩周口市第三名),他父亲还是返乡八路军。
恢复高考后,许家印的高考成绩全市第三。
这次讲点积极正面的,虽然那时期农村的贫困是普遍现象,但面对着高度僵化的经济体制,部分头脑活络的人仍然能通过种种手段获取不菲的财富:
1、放贷
据农行总行 1964 年对河北、山西等 10 个省 36200 个公社进行的调查,大部分公社都有不同程度的私人借贷问题。例如在对山西、吉林等省的调查中,借高利贷的一般占总农户的 10% 到 20%,放高利贷的有 3% 到 6%,在灾区借高利贷达到总农户的 40% 到 60%”
其中将放贷事业做大的有如贵州松桃县九龙公社地主杨正旺,他自 1962 年以来对 80 户发放高利贷,获暴利 4000 余元 [1], 平均每户摊利息 50 元,当时的高利贷月利息率一般为 5%-6%,有的甚至高达 20%,也就是说借 100 元的高利贷一个月要付利息 5-20 元。
2、鸡毛换糖
浙江义乌在解放前就有所谓的 “敲糖帮” 的商业活动。虽然在解放后一度被禁止,但义乌人民很快就在制度上撬开了一个口子,他们以换来的 “鸡毛” 可以作为帮助农业生产的肥料为理由,说服了生产队与公社,同时将一部分经商利润以 “工分” 的名义上交生产队。这样就换得了一纸“换糖证明”,在那个时代凭借着从公社处获得的凭证,这些义乌商人就获得了一层法律的保护伞。
随着鸡毛换糖行为的兴旺,当时甚至出现了服务于这批小商人的 “糖坊”,这些“糖坊” 都设置在外出经商的必经之路上,其操持者同样为义乌人,这些 “糖坊” 为外出经商的义乌人提供了不少方便,使其不必回到义乌才能补充货源,据当事者回忆:
鸡毛换糖的人主要是做供销社或商店里没有的货的生意,这个有点难度了。如果商店里都有的商品,生意就不好做,商店里没有得卖的东西,那就利润比较高了,最少是高一倍的价钱。为了配合鸡毛换糖,有人就自发地组织小商品货源。你要去鸡毛换糖,我就专门做 (经营) 这些商品,专门供应鸡毛换糖的人,所以小百货市场就自然发生了。这都是我们这里人,你去鸡毛换糖,我把小百货找来提供给你。这样,鸡毛换糖的人就比较方便了。找货源的人专门找货源,鸡毛换糖的人专门鸡毛换糖 [2]
进入 1965 年之后,外出经商变得极为艰难,但农民们自有办法
那个时候 …… 都是想办法的,把 “卖猪” 两个字改掉,换成 “换糖” 两个字。还有一种办法,用 柠檬酸配制的药水可以把字褪掉,然后再写…… 华国锋出来后不用 (证明信) 了,许可证可以做了,但到外省不行,于是我把 “江山”(浙江省的一个县) 改成“江西”,这样就可以到江西去。、
虽然鸡毛兑糖进行的都是一些针头线脑的小买卖,但当时的从业者们还是从中获取了不菲的回报,并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商积累了第一桶金
本来像我们都在种田,没有路子到外面拿货做生意。我 27 岁开始鸡毛换糖(当时没有本钱) 装货 的那个盒子是向我表姐夫借的,再向我丈母娘借了 40 斤红糖作为本钱,又向方唐鑫的小爷爷借 了 15 元钱买货郎担和针线之类小百货。开始做生意不要说坐火车,坐火车是坐不起的,就是拉着独轮车自己跑路到诸暨鸡毛换糖,从早上开始走到第二天凌晨 3 点种,总共跑了 120 里路到达诸暨。从腊月十二到次年正月初六,又将换来的鸡毛用独轮车拉回家来,就挣了四五十元钱,高兴死了。我在诸暨换了两年半,后又到江西换了两年半。鸡毛换糖积累了几百元钱之后,我就开始做袜子生意…… 我们到绍兴拿来袜子到廿三里市场上卖…… 我们那个时候坐火车到绍兴拿袜子,只拿 500-1000 双,在廿三里市场上,用手拿起来卖。改革开放后我又拿袜子到贵州做生意…… 这样生意就做大了,我也就发起来了
3、“投机倒把”
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乡间小商小贩的现象从未绝迹,据《台州地区志》对 “投机倒把” 行为的记载,从侧面可见其规模之盛,坚守之顽强:“1957 年,着重打击外地贩运商及其与当地有勾结的违法分子,天台县查处投机倒把案犯 228 人,仙居县 51 起,黄岩县 44 起。1959 年天台县处理投机违法分子 492 人,其中判刑 17 人,逮捕 2 人,管制 17 人,缓刑 15 人,罚款 62 人。1961 年温岭县打击投机惯犯,逮捕 6 人,判刑 6 人,管制 1 人,罚补税 12.6 万元。1963 年玉环县查处投机倒把案件 83 起。"[3]
温州虹桥一带的农民始终以各种方式进行集市贸易,每逢集市有二三万人,贸易品种达到四百多种。对粮油等农产品的买卖,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也未能根除。据调查全温州地区的无证商贩 1970 年为 5200 人,1974 年为 6400 人,1976 年达 11115 人。义乌亦是 “自由市场” 的策源地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政治挂帅’、‘大批判开路’的政治气氛下,义乌已存在混迹于定期集贸市场的地下小百货批发市场。“每逢市日,廿三里镇集贸市场上出现了众多的提篮叫卖的小商品专业商贩,紧接着,稠城的闹市处县前街也出现了几十个专卖小商品的摊贩,这些人以竹篮、箩筐、旅行袋、塑料布为工具,随地设摊,沿街叫卖。日初设摊,日中收摊。”对此十分危险的行当,商贩们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还要装备简单,便于逃跑。此种现象不仅局限于义乌,在浙江的很多地方都存在过。如在 1976 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民间市场交易额竞占 90%左右,不仅有各种农副产品和日用品,而且有生产资料。民间资金市场和票证交易市场,在当时也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这种现象自然非浙江独有,当时武汉市有一个商贩在 1961 年以 700 元资本起家,到第二年被查获时,当场就查出现金和各种财物总值达 50000 多元。天津市有一 “投机倒把分子” 利用生产队名义搞买卖,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 70 多万元。这些人都凭借着诸多手段成为了当时的所谓“暴发户”。
1963 年初,江苏省无证商贩从五万多人增加到十二万人,有的地区增加了五六倍。1962 年,江苏省常熟县梅镇李投机倒把人员说,“做一工不如跑一朝”,“赊三千不如现八百”,“吃了河豚百样无味,搞了投机百样无趣”,有的商业人员说,“商店不如小组,小组不及单干,单干不及贩卖”。随着投机倒把活动的扩张,出现了一批暴发户。据连云港市 1963 年初调查统计:从事投机倒把获利 1000 元以上的有 60 多人。1962 年 11 月南通县三余、二甲、小海三集镇有暴发户 46 家,获利一般在 1000 元以上,多的达万元,少的 500 元以上,其中投机分子黄平,原有资金 1000 多元,一年来从事布票贩卖,资金已达 1 万多元。
这些地下商贩躲避检查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
一般是白天接洽,夜晚成交,甲地收钱,乙地交货,钱货不同行,见人不见物⋯⋯有
的扮演假出殡;有的装做假结婚;有的把票证包上塑料布蒸在馒头中,放在鱼肚里⋯⋯有的投机倒把分子还冒充解放军军官,冒充干部,伪造证明,招摇撞骗⋯⋯有的男女结伙,伪装夫妻,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甚至采用特务活动的手法,实行单线联系,经常转移接头地点,变换联络暗号,千方百计地同我们进行隐蔽的斗争⋯⋯有些投机倒把分子的气焰还很嚣张,声称‘你们查到了我啃骨头,查不到就吃肉’,‘羊群里丢了,羊群里找,要想我不干除非脚底朝北 (死)。有的公然抗拒管理,殴打干部和检举人,甚至行凶杀人 [4]
4、地下包工队
1964 年 7 月,华北局的一份材料反映,北京丰台南苑公社石榴庄大队综合加工厂和七个生产队,与城镇 “投机倒把分子” 合伙组织地下建筑队,他们承揽了中国科学院、西郊机场、电子管厂等 360 个单位的土建工程。如此规模的 “地下经济” 固然缘起于从业者逐利之所求,但又何尝不是这些单位无法及时获得体制内的计划指标,转而求助于地下建筑队所致呢?类似现象在国营企业中并不鲜见,因为计划指标报批很难,按企业界的说法“计划批准数仅占企业申请数的 1/3”[5]。
再如 1970 年,安徽亳县查明有地下厂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 102 个 [6],四川资阳县南津、伍皇两区的工商管理所在凉山、西昌一带查出当地外流的地下包工队 14 个,参与者 891 人。
这种地下活动的情形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人,彭真曾就此说:“有那么多的贪污盗窃,有那么多的投机倒把、长途贩运、连北京、上海这些没有大开放” 自由市场” 的地方,都还有成百个地下工厂 、黑包工、黑修缮队,不搞怎么得了?”[7]
5、外出做工
浙江因为人地紧张的缘故,长久以来都有外出从事弹棉花、做木工、打金、挑糖担以及随地设摊、沿街叫卖等手工业和小商小贩活动。而当极 “左” 政策当家时,这些皆属非法的 “外出流窜”。然而,其令禁而不止,温州农村劳动力迫于生计,劳务输出一直没有停息。即使“文革” 期间,温州农民仍敢于冲破层层封锁线,外出劳动力每年都有几万人,男女老少均有。外出劳动力所涉及的行业更是丰富多彩,有从事弹棉花、裁缝、木工、打铁、油漆、理发、补鞋、镶牙、配眼镜等手艺活的,也有从事建筑、采石、开矿、经商、养蜂、伐木、造林等工商业活动的 [8]。
外出劳动力分布的地区十分广泛,几乎可以说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永嘉桥头镇不到 5000 的劳力,外出弹棉花者在 1962 年有 200 人,1968 年更是高达 1000 人,加上其他外出的劳力共达 3000 人,占全部劳力的 60%。由于实行粮油和棉布定量发票供应,在乐清与温州等地,许多人往返于温州和上海、杭州之间,通过倒卖粮票、油票和布票等谋取糊口之资,也有胆大的人倒卖金银器皿等物。台州民间贩卖布票、粮票、化肥、有色金属、中药材等活动,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不绝如缕。更有甚者,20 世纪 70 年代因农业学大寨而对外出农民严加控制的情况下,浙江许多地方的农民为了谋生,甚至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从事个体经济。温州虹桥镇的档案室里至今还藏有大批六七十年代由乐清县有关部门签发的处理决定,被处理者有倒卖粮票的,有倒卖金器和银器的,从事这些活动的甚至不乏党员、基层干部和复员军人。
其他地区此类现象也不在少数,据江苏省泰州市 1963 年 1 月至 7 月间的两次调查,发现 “投机分子”182 人,其中从事商品贩运的 150 人,地下加工生产的 17 人 [9]。1963 年 11 月至 12 月间,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 “投机倒把分子” 中,属倒卖票证的 14 人,长途贩运工艺品和油、茶重要农产品的 8 人,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包工、地下运输的 7 人。
1961 年后各地无证商贩普遍增多。据天津、昆明、长沙、杭州、汕头、福州、自贡、淮南等 8 个城市统计,截至 1961 年底,无证商贩有 30366 人。1961 年底,安徽省舒城县无证商贩猛增到 1040 人。1962 年 5 月,上海市无证商贩有 9 万余人。1963 年 10 月,广州市无证商贩有 1400 多人。从全国范围看,据 1962 年底统计,城乡无证商贩约有 200 万人之多。
6、地下企业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浙江城乡的家庭经营,归公的归公,撤除的撤除,表面上实现了 “一片红”。但传统的手工业活动并没有被斩尽杀绝,相当一部分转入 “地下”,以非法的形式艰难地生存着。
后来以再生纺织业闻名全国的温州苍南县宜山区,在 1957-1970 年期间的土纺土织虽多次被打击、围剿、勒令停车封机,但单由供销社经销的产值在其中 7 年便在 1000 万元以上,最少的年份也有 351 万元。温州地区同时还存在一批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瑞安县有一人雇工 40 多人去江西包工,平阳县南宋公社有 4 人合伙雇工五六百人在湖北等地承包工程,价值竟高达 1000 多万元。文革时期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对基层农村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金乡镇竞冒出了加工语录牌和领袖像章的个私活动。1974-1976 年的 3 年中温州市仅加工阀门一项,从市场购买的钢材就达 2 万多吨、煤炭 1 万余吨。
在把家庭经营经济、民间市场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年代里,浙江百姓的上述 “地下经济” 作为,皆属 “违法乱纪”,成为全国最不安份的省区,难怪社会上广为流传着“要找资本主义,到温州去”、“温州资本主义泛滥” 等等说法。
其它地区的地下企业同样是屡禁不绝,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 1963 年 10 月向中共中央递交的一份报告,称安徽省淮南市朱町公社三个生产队有一百五十多户制售手工卷烟,陶王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十七户,有十六户搞手工卷烟⋯⋯不少地区商贩私设粮油加工厂、作坊。有些非粮食部门的机关、企业单位,为了扭转企业亏损,解决职工福利问题,也乱搞粮油加工厂。芜湖、蚌埠两市,个体经营的粮油加工厂有五十多个。芜湖专区和蚌埠、芜湖、马鞍山三市,没有经过批准私自开业的机关企业办的粮油加工厂就有七百三十七处。
最早期的生产队确实是不发钱的,按工分分粮食等物资。
但是,生产队这个制度实在是太打击生产积极性,工分的计算也不可能 100% 公平。
比如你下地劳动,我认真干也是一天,磨洋工糊弄也是一天,你怎么算?
磨洋工糊弄的后果,也不是立即显现,要等收获时才能看出亩产下降的。
这又不是我家的地,多干少干都一样,除了老实人之外,剩下的都偷懒。
于是,就诞生了一种不合规,但是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问题的方法。
偷偷开荒,然后自家种自家的。
白天,先去生产队的地里磨洋工,晚上,偷偷去自家开荒的地里好好干。
自己开荒的地,面积都不大,都是生产队看不上的边角地,但是亩产往往更高。
没别的原因,就是精耕细作的结果,种出来的归自己,你糊弄地,就是糊弄你自己。
这些地的收获物,一方面弥补生产队分的粮食的不足(是的,生产队交完公粮,居然不够吃,也不知道是干活不认真还是公粮比例高,反正不够吃),剩下的,就偷偷交给 “投机倒把” 的贩子,卖到城市里。
当时城市里都是凭粮票买粮,粮食也不是很够吃,这种额外的贩子,也很好弥补了城市粮食缺口,就是更贵,但至少比没粮票有钱也不卖要好。
于是,农民手里也有了点儿钱。
你说生产队队长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他也知道,甚至他也参与。
为什么不制止?因为老百姓自己能额外有点儿外快,他就可以把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少分点儿给社员当口粮,更多的交公粮,这可是政绩啊。
总比天天拿鞭子赶着社员干活儿,招人恨要好吧。
看到了吗,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有个卵子的积蓄。
我反正知道我爸上高中的学费是我爸跟我姑妈两个人一起挣工分挣来的。
如果不是我爸跟我姑妈两个人郑重向我爷爷保证他们会利用课余时间拼命挣工分,我爷爷绝不会同意我爸读高中。
后来到我姑妈就没有了。因为他们兄妹两个光课余时间挣不出两个人的学费。
我爷爷,极抠门的人。勤劳,脑子灵活。没事就沟里河里摸点什么小鱼小虾偷偷卖了给那些干部领导贴补家用的人,如果不是三代贫农大字不识一个,妥妥的就是个 “走资派”。家里也就两个孩子。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不会搞关系,跟领导不亲。
而且我家,鱼米之乡,大平原,可不是什么山沟沟里。
就这样的,他都是半饥半饱,孩子想读书学费都凑不出来。甚至放眼望去预期都凑不出来。你跟我说积蓄??????
你是不是听那些左棍整天前三十年什么都包听出幻觉,对农民有什么误解了?
我出生的时候我家还住在老房子。一共就 10 平方,下了床就是厨房。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现在还在。
我家从日据时期就住那里。后来我爸结婚了,我爷爷就自己搬出去住。住在田边一个自己磊的棚子里。
到八十年代末我爸在港资企业上班,赚了点钱,村里也分了宅基地了,才借钱建了新房。
左棍一天到晚剥削剥削剥削,反正我知道我爸是很感激他老板的。没有他那个香港老板,他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改变命运。
防杠顺便告诉你,工厂产品都是出口的。跟国内市场没什么关系,属于来料加工。
作为农民,我爷爷修过堤坝,我爸修过堤坝,我妈修过堤坝。我爷爷交过公粮,我爸交过公粮,我妈交过公粮。到现在感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农村养老金,我妈的那一个月一百多块钱。
建国三十年,我们家反正一直窝在那个十平方的小房子里,勤勤恳恳,但最终改变命运靠的却是改开。
也许那个年代真的有阳光,但它显然没有照在我们家身上。
有一种苦叫小米粥不好喝,但你也别宣扬屎好吃呀!
如果看得仔细的人,肯定会注意到我还有一个姑妈。
我爸结婚,我爷爷搬出去住,那么我姑妈呢?
答案:从小在我堂姑那边寄宿。
没想到吧,还能这样。像集体宿舍一样的。
没错,就是这样。而且是在农村,住的也不是什么多层住宅。就是清朝传下来的土房子。其实就在我家对门而已。
厕所什么的,那都是公用的。
又肯定有人要说了,为什么不建新房?清朝能建 70 年代反而不行?
因为土地宝贵呀,土地要用来种粮食,没粮食真会饿死人。农业剪刀差知道不?可狠了,分分钟收到你一粒米都没有。
哦对,看谷仓是最好的活。为啥?因为能抓老鼠,晒老鼠干。多少人抢着要看谷仓。
池塘里养的大鱼跟你没啥关系,沟沟里摸的小鱼小虾才是你的。
你要我说,我可以说一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还活着呢,到底谁在骗谁?
很可能是跟着我外公这样的人干投机倒把。
我外公 1935 年生人,三岁父亲被日军打死,九岁继父被流弹打死,1949 年前以要饭和放牛为生。
1949 年江西解放,外公上了小学,上了初中,当了供销社干部。他虽然吃上了商品粮,但一直没忘家乡人。老家人想要盖房子没有木头,他从中牵线,用土特产去赣州换木头;联系老家会用老式织布机的纺织工,偷偷纺布,换来大批粮票、油票、布票、肉票,三年饥荒我老家无一人浮肿。饥荒之后继续干投机倒把,老家人人有饭吃家家过年穿新衣,年年都能攒下钱,只要愿意读书孩子都能小学毕业(当时初中要考试入学)。
他也做过荒唐事,大跃进期间吃人民公社食堂,和其他干部比赛吃红烧肉,一个月胖了二十斤,吃伤了,整整一年看见荤腥就恶心。
他特别感谢毛主席,晚年多次去纪念堂瞻仰。我问他:毛主席不让搞投机倒把你咋带着全村人干?他说:毛主席伟大但也不是句句话都对,对的我听,不对的我帮他改嘛(大笑)。
大部分农民没有积蓄。
我家现在请的保姆,一个月月薪 8000 元,我们家还包吃包住。妥妥的高薪了。
她有时忆苦思甜。说她年轻时候穷,最怕女儿生病,一生病就要背粮食到镇上去卖,卖了才有钱给孩子看病。
我听了之后感觉毛骨悚然,真的很难想象那一路的辛苦。背粮食,走那么远的路,能不能卖掉?卖多久才能卖掉?
阿姨是极爱孩子的人,我们孩子生病,争分夺秒去医院,有时阿姨比我们还着急,还要催我们。她当年的心情是怎样的?
阿姨的女儿现在也就不到三十岁,也就说,这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包产到户已经搞了十几年,农民任然十分贫穷。
另外说一个趣事,她现在说什么事很累,都还会用一个比喻,说就像种包产地那样累。
可见当年包产到户,是多大说震撼。
上一辈人还没走呢,这一辈人就开始在网上篡改历史。等到上一辈的走光了,是不是就是前三十年摇生一变成地上天国了?
更新四: 夭寿啦,有人来 “辟谣” 唐下湾啦:
在上面的链接里,某只白熊先生要 “辟谣唐下湾 “,说唐下湾的数据是人民日报的虚假宣传,理由是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都能立刻反应过来 1970 年国内什么主粮产量能达到 1000 多斤的亩产,“,
好,我们看看当年的粮食产量,首先,给右右们普及个历史常识,成书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安吴四种》说,“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抵米五斗 “。
来,右边的先生们请算算帐,上述 “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 是相当于现在多少斤粮食啊?提醒,清朝一斤是现在的 590 克。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是山西的大寨,一开始可是穷乡僻壤啊,经过陈永贵为首的党组织精心领导建设,1963 年就达到亩产七百斤以上,几年前吃尽浮夸风苦头的中央派工作队直接重新丈量大寨耕地,生怕怕有隐瞒耕地夸张亩产的现象,结果证明大寨亩产数据过硬。
然后右先生们喊 “历史常识证明 1970 年亩产不能 1000 斤往上”? 呵呵,什么道理?
下一步,我们直接看 1970 年前后的某些地方亩产数据,看看粮食能不能亩产千斤以上,当然,这些只是最好的典型,不是普遍现象,然而,是像右先生主张的那样 “根本不存在,谁说谁就是撒谎 “吗?
1964 年,亩产可达九百到一千:
1964 年,两季亩产千斤,
1965 年,两季总产千斤,
1971 年,有亩产两千斤的记录。
更新三,再再再补充一个右右比医生更懂许家印母亲败血症系列
在回答某先生又拿一个许家印母亲生病去世来攻击集体化农村了,理由是 “1959 年没钱治疗(现在住院治疗费用都要是几万元的) 败血症”,
呵呵,许家印母亲是 1959 年患败血症去世。败血症凶险到什么程度呢,九十年代的医疗条件,名人刘晓庆得了败血症都差点丧命,百度一下发现现在败血症的死亡率都是百分之几十的高死亡率,你拿人民公社刚建立没两年的 59 年的败血症死亡案例攻击人民公社 “不好,为何不能一建立就让全体农民看得起大病”?这是什么逻辑?
那么现在中国还那么多败血症,癌症,艾滋病死亡病例,还那么多因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死亡的病例,右右先生打算以此攻击什么啊?真懂医疗啊?
更新二,再再补充喜见右右比当年人民日报更懂农村政策系列:
两位右先生大叫当时就是要农村越穷越光荣,就是要让农民吃不饱,农民有积蓄就证明公社不成功。
那瞅瞅当年这篇人民日报的典型报道,大力宣传先进生产队的农民生活多富裕,收入多高,还能家家有存钱,看来二位右→是以为人民日报在宣传 “反面典型 “吗?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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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凌,在解放前是一个 “三面环山一面坡,羊肠小道穿村过,荒山秃岭无良田,子一停就要饭” 的穷山村。。。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白山凌贫下中农高举 “农业学大寨” 的旗帜,用自己的双手在历史上多灾低产的穷山沟里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水库塘坝紧相连,三年无雨保丰收,队里有了储备仓,家家户户有余粮。全村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上升。
。。。
随着白山凌村的变化,(郭玉文) 全家五口人夏有单,冬有棉,仓有余粮箱有钱,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去年,全家除分了三千五百多斤粮食外,还净分现金四百多元。。。全村已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家庭过上了吃存粮、烧存柴、花存钱的富裕生活,全年每人平均吃口粮七百斤,每户平均收现金三百一十元。。。
去年,(谭效云) 全家两个半劳力分了三千多斤粮食,四百八十多元现金。。。。指点着猪栏里的三头肥猪,仓屋里的粮棉和床上、屋里的衣被摆设
白山凌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也在大踏步地前进着。
解放前,全村只有六个识字的人,都是地主、富农。现在,全村所有适龄儿童都进了文化大革命中新建的小学。三十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已经成了教师、医生、会计和农业科学实验的骨干力量。。。。。。
同学校教育相媲美的是医疗卫生事业。过去,农民生病要找医生看看病,要吃付药是很困难的。一九四三年,村上闹流行性脑膜炎,一个月就死了四十多人。如今情况大不同了,在传染病流行季节,赤脚医生、巡回医疗队就事先做好了各项防治工作;社员们有头痛脑热,不用出村就可以就近治疗;就是经济上暂时有困难的社员,也用不着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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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再补充一些当时农民的收入有多种渠道:
1 生产队分配,普通生产队公分日值只有三五毛钱,效益好的生产队可达七八毛甚至一元以上,在好的生产队,壮劳力多的家庭一年能拿几百元,像凤阳白山凌生产队的农民 “全家除分了三千五百多斤粮食外,还净分现金四百多元 “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典范了。
2,社队企业,从七十年代开始工业已经向农村反哺,五小工业开始兴盛,化肥,农技,机械化开始加速普及,1978 年已经有农村社队企业 152 万个,职工(原农民)2800 万人,收入 431 亿元,这是八十年代兴盛一时的乡镇企业的前身。
这一两千万农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收入肯定也是高的。
3,副业收入,这是不纳入当时农民人均收入统计范围的。像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回忆录中提到有个地方的农民个人养奶牛收入比城市干部如科长都高。
单田芳下放辽西,当地农民告诉他要挣钱光靠集体不够,主要还得靠副业,单田芳是养鸡养鸭又养猪,还买了老母猪要卖猪仔 —- 可惜一开始经验不多没怎么养活,赔钱了。以单田芳当时的政治错误身份,能大张旗鼓地养这些,说明是正常行为。
后来单田芳要变卖家产,这卖二十那卖三十,家里门庭若市。最贵的手表卖了一百五,购买的农民是分期付款,说明当时农民手里也是有点现钱的
又如作家薛尔康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一篇小说里描写主人公被气傻的原因就是他辛苦一年养大的大肥猪卖了一百八十元,结果被偷走了。
4,赶集做买卖,如当年著名伤痕文学《普通女工》里就有女主下乡广西穷乡僻壤时当地集市的热闹描写,我还读过另一部小说,主人公是四川农民叫郭分子,赶私集卖自己编的竹器的描写,其实这也属于副业的一部分?
5,农民自己外出打工。有手艺,有门路的农民交队里若干钱购买自己的口粮,就可以上外面打工挣钱,俗称买工分。如小岗村的带头人严某在七十年代外出打工攒下几千元。龙空论坛有个网友说他爷爷七十年代私人养蜂年收入几千,别人说他吹牛,他把当年收据都翻出来了。
原回答:
这是某个批评公社制度的人留下的一笔账:
唐下湾生产队 1971 年大旱情况下的分配成绩:
1、全队 35 户(三户知青)138 人,1971 年生产粮食 250021 斤,人均 1812 斤;上缴公粮 8226 斤;卖余粮 97258 斤,人均 705 斤;其余 144537 斤进入分配,人均分配 1047 斤。
2、全队全年现金收入 42206.99 元。其中留公积金 200 元,公益金 50 元,集体储备金 1105.39 元。支出除交大队提成 200 元外,全年生产成本等开支计 23890.88 元。
3、 全队可供社员参与年底分红的 16820.3 元。全队年累计工分为 207433 分,社员正常出勤一天为 10 分,日工分值 0.81 元。
》》》》也就是说,全队 138 人,人均分粮一千斤,人均分红 121 元,每户人越多,尤其是壮劳动力越多,现金收入就越多。
而且这只是从生产队层面获得的纯分配收入,农民个人的副业收入,打工收入是不纳入统计的。
当然,唐家湾这样高工分的生产队当时所占比例不太大,但是你不能否认当时的部分农民是有积蓄能力的。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农民有没有积蓄我是知道的,有没有生产积累我是更加清楚。
在公社集体时期,我们家和大部分家庭一样是没有积蓄的,反而是相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家劳动一年来,是倒过来欠生产队钱的,所以这种情况的人家就是叫缺粮户。我一家九口人,四个劳力在生产队上工,五个人吃闲饭不上工,1 一所以就是缺粮户。三个姐姐,还有父亲是劳动力,我妈在家做饭,我兄弟四个上学,我五个人,不在生产队出工,也就没有工分。
分粮时,接人七劳三分配粮食,全国都是这个标准比例,是一样的,可能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 就是这样在生产队没有积蓄,更没有粮食剩余,所生产的粮食,除了上交公粮外,剩下的粮食仅够人们生存的需要,根本吃不饱饭。更不敢奢想有积蓄有钱花。家里养几只鸡,所产的蛋,是不允许拿到集市上去卖的,只能等到供销员来上门收购,收购的鸡蛋钱,就是我们的收入。攒了这点钱,也不够买针头线脑的,更枉论什么积蓄。人们是不能随便干这干那的,只能在生产队耗着,比如一个木匠,做个小板橙拿着到集市上卖也是不允许的,铁匠呢?是不允许个人在家打铁的。大队支书听到谁家有打铁的声音,就到他家没收铁砧子,不让你打!你要不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大会批斗你,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不会有半点慌话的。后来,人多实在生存不下去,就搞了计划生育,男的结扎,女的带避孕环,再后女的也结扎。起先是劝说,后来不听的,就强制执行结扎。人们的一切活动,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饱饭。就是这样,农民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为国家发展工业,提供了最原始的资金积累,为现在的工业化完成作了最可靠的保障,中国到现在为止,成为了工业化的国家,与农民贡献和牺牲是分不开的,好了,就话这些吧!
那个时候的农民没有积蓄,辛苦一年还倒欠集体钱。
让农民半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德川家康
山东省沂源县燕崖公社
知青记忆(十)
在生产队里,老乡都把知青当做最公正的人,凡是需要得罪人的工作,总希望知青担任。在他们看来,知青在队里无亲无故,没有远近亲疏之嫌,可以当公证人。也就是因此,我在生产队了担当过除生产队长以外所有的职务。记工员、会计、现金保管和仓库保管。在春耕时分,进行小包工定分:刨 4 分地记 1 个工;当然,还有质量要求,荡平击碎。一、首先找一个杆子,长度为 2 老尺。1 分地即为 54 平方杆。标准定好后,即可进行丈量工作。二、丈量组由 3 人组成:即队长、会计和丈量员。作为前导,一块一块地的丈量。定出工值,写在一块石头片上,反扣在地头显著位置(村里大块的地用牛耕地;人工刨的地大都很小,刨十几块地才够一亩)。三、收工时,每人抱一包石片进行统计,合计值即为当天的工值。
在收获季节,地瓜都是在地里按照分配比例分给各户,在分配的时候,有一个角色社员都不愿担任,那就是抓阄员,怕得罪人。这时候,自然是天降大任为我也。将全队的户主写到纸条上,折叠成同样的层数和形状放入口袋中,口袋即为取宝箱,多少只眼睛盯在上面,好坏贵贱一锤定音。在队里最大的一块地里分地瓜时,刨出来的地瓜搓去泥,归拢成一个长长的地瓜带。长度有 100 多米,其间起起伏伏,经过了三个脊背,又经过了两个谷底,地瓜的质量天差地别,且一目了然。这时候,抓阄员成为最受人瞩目的中心;在脊背,一片 “不要抓着我” 的声音;到了谷底,又是一片 “抓我、抓我” 的声音。好多姑娘,皮小子在我身边,有作揖的,有献媚的,还有要和你眉来眼去的;抓到满意的,连声感谢,抓到不满意的,怨声连天;甚至有人要将手伸入你的口袋代行你的职权。这个时候,你要板住脸,捂紧口袋,否则,就会遭来谴责的声音。等全部分完,你走到你自己分得地瓜堆前,你再还原为原先的、没有了权力的你。
1969 年的麦收阶段,由我代理会计,做出麦收阶段的分配账目,我有幸深入了农村的分配工作。
先初步定为一个整劳力干一天,即一个工按 0.3 元计算。1、按照先国家,再集体,最后个人的原则,先留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和公储粮。2,剩下的粮食,按人七劳二肥一的比例分给社员。3,70% 的粮食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人口粮优待军属和工人家属,工属按人口平均值的 110%、军属按人口平均值的 120%。,4,20% 的粮食按照每个人劳动的工分多少分配。5、10% 的粮食按照各户上缴的肥料多少分配。把每户的人口粮、工分粮和肥料粮加起来,就是每户此次应该分的麦子总数。
麦收结束后,计算出各户工分和肥料的价值,减去实际分到麦子等实物的价格,计算每户应分的钱数和所欠的钱数,公布后挂账处理。麦收阶段既不分钱,也不催缴欠款。(人口多,劳动力少的户,工分所得低于分到的实物价值,就欠队里的钱。“辛辛苦苦干一年,反而还欠队里钱”。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
到秋收后,重新核定计算,计算程序和麦收大同小异。但种类繁多,如谷子、玉米、黄豆、绿豆、棉花…………。到那个时候,算到的各户应分和应收的现金就要兑现了。
十一月底,拔了棉花柴,分了现金,可就要喝散伙酒了。等待下一届的队委会选举。
这就是 “秋后算总账” 的由来。
经历过那个时代,但年龄尚小,有些事情是后来询问家里老人家才知道的。
一个是,务农收入,生产队出工干活,秋后算账,按照工分和全队粮食折合多少钱。粮食分配分为两部分,工分粮和口粮。家里壮劳力多的,工分粮分的也稍微多一些,劳动力少的,工分粮少一些。口粮按照人口来分,一个大人算一个人,一个小孩儿,按照年龄不同,算 0.1–0.9 个人。这样,劳力多人口少的人家,工分折合的钱,买下自己分得的粮食,还有富裕,就会拿到一部分钱。而劳动力少,人口多的,就要给生产队交一部分钱。
一个是,家庭养殖,我们村几乎家家养猪养鸡,养猪一年一头,年底交给屠宰场或者自己杀了,一部分自己吃,一部分卖肉。交给屠宰场,除了给钱,还给粮条,凭借粮条,可以去国家粮站购买平价粮食(顺带说一句,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大部分同学给学校食堂交的,都是粮条,只有吃商品粮的同学交粮票)。养鸡主要是卖鸡蛋,卖给供销社便宜,集市上卖给个人稍微贵一些。(我们童年期的周日几乎都去地里,干些拔草等活儿,那时候很关心哪种草可以喂猪,那种可以喂鸡)。也有同学家养兔子鸭子的,不过比较少。
一个是,生产队搞副业。我们村离火车站近,青壮年成立了小车队,大概是搬运工,短途运输工等,家父常年在小车队。挣了钱按照约定,部分上交生产队,部分自己家用。我家孩子多,还有老人,所以,几乎每年分粮食的时候,都要给生产队交钱,应该用的是这个钱。姑父手巧,在他们队里,带着一部分人搞竹编等手工,卖去外地挣钱。
还有地方,地多人少,人家分的粮食也多,吃不完,去集市卖掉,也可以换成钱。我家门口就是集市,而且是卖粮食的那一段,每到集日,我们村的妇女会在这一段买粮食。
也有地方棉花富裕,交够了国家的,妇女们纺棉花织布,卖布也能挣钱。种水果的,也会在水果上市的时候,到集市卖水果。我和小伙伴们,星期天会围观卖水果的,因为有客人当场吃掉水果,我们就抢瓜皮喂猪,或者抢杏核卖钱。
还有一些小手艺人,印象深刻的,集日的时候,围观过做笤帚的,做纺棉花的锭子的,还有做豆腐做凉粉做扒糕,自己做自己卖,是我们小时候羡慕的好吃的。
…
大概就是这么多方面吧。
那时候挣钱,大部分靠的是力气,很辛苦。除了装卸工这类,卖食品的的也基本上,是集日前的晚上在家做,赶早走几十里路到集上售卖。
积蓄?普通农民当时哪有什么积蓄!说说我家吧!
我爷爷病饿交加死在了 61 年,那年起我奶拉扯着四个姑姑和 5 岁的我爸长大。奶奶是小脚干活却麻利、姑姑们年纪不大就挣工分了,人争气干活不输男人,但是工分还是八分,穷还是穷,勉强能吃饱,起码盐买的起。穷虽穷但对孩子们接受教育还是支持的,我爸上完了初中(考上了高中被人顶的)几个大龄姑姑才嫁人。不上学我爸上生产队干活兼职当不脱产的小队会计,算算账记记工分啥的。也偶尔去姑姑家借个自行车倒买倒卖个鸡蛋啥的,赚点:一个鸡蛋挣五厘的小钱!
我爸妈结婚前面一年,我二姑得了场大病,我爸拿家里的钱又贷了 40 块钱给我姑看病,钱花了人也没留住,高利贷是爸妈结婚后来几年还清的。我妈嫁给我爸时家里真是一贫如洗的。我妈出嫁前流行过几年晚婚,当嫁时又不流行了,,一个年龄大一个家里穷,嗯正好!
我妈从小就跟我姥 “投机倒把” 看风放哨的,初春时走几十里到城里卖香椿,农闲时打游击卖炒花生,卖小咸鱼,卖腌鸡蛋、卖生鲜时蔬,居然一次都没被抓过,哈哈哈!
打跟了我爸,熏陶的我爸开窍了,在投机倒把的 “斜路” 上越走越远。倒鸡蛋、倒小猪崽儿,来回 200 公里去北京卖鸡蛋,来回 200 公里到石家庄行唐贩小猪崽子。骑自行车倒鸡蛋还好说,贩 8 个活蹦乱跳的小猪崽子骑行 200 里是神马感受?谁带谁知道!很苦的也就挣个辛苦钱,勉强还完了贷款和饥荒!
而翻身之仗来自于天灾~ 一次冰雹,那年隔壁村子未成熟的麦子遭了冰雹,几乎没有麦粒,加上当时生产队大锅饭社员偷奸耍滑习惯了,麦子用推子(一种简易收割机)推倒不要了,我奶我爸我妈我姑等等拉了两天两夜,放马路压了两天,打了两三千斤瘪麦粒。生活才一下好了起来,后来陆续换大米、换西瓜,再后来做大做强和人合伙贩土豆,雇汽车从山西拉土豆到天津市场贩卖,80 年左右,三天一趟,每次每人分 80~90 的巨款!弄的整个村子的男人人心涣散(工分制末期,几乎名存实亡,包产到户呼之欲出),陆续都投身贩土豆的浪潮,后来合伙的三人跑了半个月回家时每人抱回来一台 14 寸黑白电视,引发轰动,周边村镇的男人几乎都 “投机倒把” 去,有挣的,有自家肥猪赔出去的,甚至有出车祸丢了命的!
再后来买卖不好做,又接连死了几个人,几个人包了几十亩地种果树,一干二十余年,收入一般般。
坦率的讲无论挣工分还是之后的包产到户哪怕到现在,农民种地都是没什么出路的,甚至在 90 年代三提五统期间甚至亏本。那怕现在如果计工的话种植粮食作物是赔钱的,现在普通捡快递每天工资 170 左右,种粮食每亩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收割浇地费用能剩个三五百,约相当于 2~3 天工钱,可能秋收时等收割机都等三天两天别说其他了
我叔叔是上个世纪集体公社时的会计,年龄很大了,昨天特地请教了他。
现在,我详细地讲给大家听听。
农村公社,前期的事情,吃大锅饭,炼钢铁,亩产一万六,这些就不说了,这个话题太敏感。不过现在有几部电视剧侧面间接的反映了这些事情。比如《老农民》《红旗渠》《作家柳青》等等。
我就说七十年代的公社吧。
先解释工分。一般的由几十户组成一个生产小队,看一个大队大小,这个户数是不一定的。几个生产小队组成一个大队,由若干大队组成公社,公社就是我们现在乡镇的前身了。一个生产小队的所有劳动力,都必须评工分的。工分就是一个劳动力干活一天的价值。工分由这个小队的队长开群众会集体评定。比方说,壮年劳动力,男的评 10 分(那就是干活一天计 10 分),女的评 7 分,放牛的少年评 3 分,当然,有些劳动能力差一点的,也有评 9 分或者 8 分的。以壮年劳动力为例,一天 10 分,一个月干了 28 天,那就是 280 分,一年下来大概可以得到 3000 分。
生产小队所有的收支都是集体核算。这个生产小队一年下来,收获了多少粮食多少棉花多少黄豆,按照当时官房价格折算成现金。这些物质分给各家各户之后,剩下的就是这个生产小队一年下来的结余,当然小队也有其他开支,比如农药化肥种子等等。
那么工分值多少钱呢?就用这个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这个生产队一年下来所有人的工分总和,就得到一个工分的现金值。
现在说每家每户的情况。很简单,一个家庭一年下来分得多少粮食多少棉花,换算成现金,这叫家庭支出;一个家庭一年所有的劳动力的工分总和,折算成现金,这叫收入。收支两抵,负数就是这个家庭的超支,也就是说,欠生产小队的钱;正数就是这个家庭的结余,生产小队就会发钱给你。
那么,这个就是积蓄。
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庭都会超支的。特别是家里成年劳动力少,但是小孩多,吃的人多,那超支的就很厉害了。只有成年劳动力多的,年末才会得到一些现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如果经营得不好,管理能力差,那么整个生产小队的收入就会减少,可能大家都会超支。
如果大家的积极性不高,干活的时候窝工,不排除有些队长有私心,评工分的时候不公平,分配工作的时候,看人端盘子,或者说不能人尽其才,上面有招工指标下来,安排自己的子女亲戚。这样,整个生产队的情况就很糟糕了。
好像有一部电影《光棍儿》,说了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
最后补充一点,农民手上的积蓄,那个时候会被信用社吸收去,信用社会给农民一个股金证明,不过,这个钱,后来怎么结算,怎么退还,是否妥善处理,就不清楚了,现在还经常有这类新闻。
农民的超支,生产小队会从农民的家庭收入里面扣除,比方说养猪啊;有的多分配一些农闲时候的水利工,比方说修水库啊修桥啊。
就像最高赞说的,一是按工分分钱,二是卖点农副产品,鸡蛋之类的东西可以去供销社直接换东西也可以卖钱,以前我姥姥院里种了一圈花椒树,每年中秋节吃肉就靠卖花椒的钱。
乡镇工厂这个要分地方,我姥姥家在唐山农村,他们镇上是没有的。但是天津农村,我爸这边镇上有,磷肥厂酒精厂的什么的。我妈就托关系进来这边工作了。这都是 70 年代才有的了。
攒钱还是能攒到的,我妈一个月 24 块的工资,也攒出钱买了辆自行车,一百多还是两百多来着。
然后到 80 年代初,就分地了,其实分不分地对我家影响不大,收入主要还是靠我爸的工资。我爸妈原来的厂子 70 年代末倒闭了,我爸工龄够有编制分去了其他厂,我妈不够就回家种地,一共就分了一亩多地能干啥的。
中国挺大的,各地政策也不太一样,大家经历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好点,有的地方穷点。
到现在隔了一代人,对那个年代的认知肯定更不一样。
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会被某些文学作品或者电影影响了对那个时代的认知。
80 年我们村分田时,我家净欠村里 200 多块钱。如果再不分,会欠更多。
这就是积蓄。
村里多少年没人盖房子,分田后每年都好多新盖房子。
工分一看宗族二看人情世故最后才看你出了多少力。
勤劳致富,在哪朝哪代都是故事。回去问问老人吧
中国从南到北这么大,各地政策执行程度不一样,所以没必要拿一个地方的情况代表一个时代。所以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呢。
说起积蓄,可能那个年代,大家都没几个,但钞票,还是有的。
一,城里工人亲戚主动或被动的接济。
因为大量招工,不少工人实际上还是农民出身,当时是要赡养村里父母,和年轻弟妹的。
我家里长辈直到现在提起那几年的村里亲戚都怕,因为村里亲戚一来,基本上家里就底掉了。
有时候还得摊饥荒,不得不跟单位或者邻居借钱。那时候城里人,即便是双职工,家里也不宽裕,一家好几个孩子都正长身体,吃棒子面都不一定吃的饱。再隔三差五的接济村里老人,各家女主人都发怵的很。因为赡养老人也就罢了,自己亲兄弟姐妹,不能不帮。但稍微远点的亲戚借的钱几乎都打了水漂。
现在即便村里亲戚几乎人人开十几万的 SUV,穿金戴银的在县里买房了。长辈看到老家来人,哪怕是带了一头猪拜年看长辈。心里还是害怕,生怕是来借钱的,可见当年的阴影多严重。
二,部分农副产品偷着换钱。
虽然一直说不让养猪或者其他牲畜。但据我了解,全国各地偷着搞的不在少数。
鸡蛋攒起来,拿着换个针头线脑的,甚至母鸡,猪下水换钱的都很多。当时对这种事,一般情况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仅限于小打小闹,比如偷着把鸡蛋煮了,拿火车上卖了啥的。除此之外,过年前杀了猪,拿洗脸盆装点猪头肉卖了。这事干大了,就容易被人眼红,从而告你个投机倒把。
三,部分时候会有找临时工的情况。
比如修铁路,修公路,水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需要力工的情况。比如打石子,扛枕木之类的。
这个时候还会招募一部分临时工,而且工钱不低。因为都重体力劳动,钱给少了,压根没人干。
四,技术型需求。
比如木匠,瓦匠等工种。城里人需要打个家具,砌个台阶啥的,总不能白干吧。一般是管吃,走时候带点细粮,要不就拿点毛票。利用农闲这些活也就干了。
五,大队发的,这种很少。一般救济金,也是实物发放。
六,有时候会来收购的。部分地区有些山货中药一类的,那些会直接折成现金或者粮食收购。除此之外,当年干掉一只大型野生动物,比如狼,城郊的企业,也会给奖金。除此之外,像姑娘的头发,这类的东西都能从官方渠道换钱。
半个农民回答下。
洗脚水只有一盆,一家人轮着洗。
看见路边什么东西就想捡,比如塑料袋。
塑料袋都攒着留着用。
为了买菜便宜一点,周末起大早去批发市场买菜。
自己织毛衣,孩子尿布是旧衣服改的。
秋衣秋裤都是早市买的便宜货。
平时水龙头常滴着水,据说水表不走字。
好吧这是曾经的农民后来的城市居民的省钱办法。
就这么一点点攒下来的。
当然啦,那个美好的年代,分房子的时候,咱咬牙跺脚送礼拍马屁也就拼个顶楼。最好的楼层早就是领导的。
只要胆子大,脑子活,关系硬,处处是黄金,庞大的黑市可是计划经济的标配。某些企业,机关甚至也参与黑色贸易,腐败一直是存在的。
吃不饱,还指望攒钱?
后来我爷爷成了工人,有工资拿才生的孩子,才养活的起一家五口。
积蓄个毛
知道那时候基层为啥很少有贪污吗?因为啥也没有,你去贪啥?
三个部分
1、自留地 + 副业
粮食田是集体劳作,但是菜地是每家每户自己种,我姥爷就特别会种菜,自家吃不完的都用菜篮子挑到镇上卖掉了,在当时这种行为非常普遍。然后是喂猪养鸡,喂猪舍不得用粮食的,都是打猪草,鸡下蛋,换点儿针头线脑什么的,被称为油盐罐。我姥爷他母亲还会织布,家里一台织布机常年纺纱织布,也可以在集市上卖钱
2、工分
劳动队长每天喊出工,记工分,由会计核算。技术工拿的最多,比如维护管理抽水机的,开拖拉机的。男子劳动力大于女子,特别是挖沟这种体力活,偶有例外,比如插秧女子和男子相同。
工分并不是只有种地才算,农闲的时候会组织劳动,修水渠、修梯田、修水库,甚至组织青年报名去外地参加各种 “大会战”,也算工分,而且管饭
3、口粮
就是按需分配
生产队每年的劳动总产出,50% 按照全队的人口平均分配,另外 50% 是按劳分配,就是上面说的挣工分,工分越多,分到的粮食越多
所以这种制度下面,两个棒劳动力但是无儿无女的家庭,他们年终分到的粮食可能不如工分比他们还少但是生孩子特别多的家庭,因为老人儿童这些不参与劳动的人也能分到粮食
我爷爷,兄弟二人,他有 5 个子女,他弟弟有 6 个子女
我姥爷,兄弟三人,大姥爷子女 9 人,四姥爷子女 8 人,我亲姥爷子女 8 人
如果是旧社会那种落后的卫生体系,人均寿命 40,那估计能有点儿积蓄,新社会把人口死亡率降下来之后,大部分劳动剩余其实都被新出生人口给抵消了,这也是为什么前三十年很穷的原因。
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村是有福利的,虽然水平很低,但很多战争年代幸存下来失去劳动能力的无儿无女五保户也能分到粮食,搁现在实际上就没人管了。据我所知,我们当地的村委会支书二三十年没换过人了,换人的都是前任死了
唉,本来不想说这个话题,看下面都特么瞎鸡儿扯,还是整两句吧。早期都是穷得叮当响,一直到七十年代之后才有所好转。
五六十年代,全国到处都是开垦荒地,那时候两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词,一个叫开荒,一个叫公家。我爷爷奶奶一辈人都出去参与过开荒,挖水渠,修水库,开坑荒地,吃喝基本上都是自己带的,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上头发放的。这个上头叫公家,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等到开荒结束,会得到一些票或者粮食补助。如果是本地人,也会得到一些耕地分配。典型的按劳分配,你全家多少人参与,干了多长时间,干了多少活,都是有小队统计,大队汇总。所以,到八十年代前后,谁家的地大一些,大概率是他们家上一辈人干出来的。人多力量大在那个时候是真的有用,谁家人多,谁家干的活多,挣的工分多,谁家最后分的东西也多。你们现在读点书能混个工作吃饭,可以拿 “人多力量大” 去神仙解读开涮,在那个年代,人就是劳动力,能在大洪流中争取到更多的土地就是一个家族立命的基础。
不然人家贴钱干活,你当农民都是傻逼?
至于有人仗着有点权力分配不均的情况,那个年代,只要被集体举报上去了,下场都不好。给你权力你谋私,那代价就太大了,正常脑子都会觉得不划算。
等到七八十年代,容易开坑荒地基本上结束,都是就近分配,保障了大多数农民都有土地耕种,让大多数人都能吃上饭。而且当时还需要均出一部分粮食上交,叫交公粮,这些粮食大部分用来养军队,我国当年军队人数可有几百万之众,周围国家又虎视眈眈,时代所困,不养不行。还有一部分用来养工人,国家高层意识到重工业的重要性,但是国家人口多产能低,粮食产能不足,只能大家都吃个三分饱来大力支持国家的工业基础。
所以,在当时,工人和农民地位相对高,因为国家就是他们在支撑,而且群体庞大,大家都是看个人付出的劳动力来拼高低。你干活干不过人家,你有什么可以哔哔赖赖的呢?
再往后,国家整体产能上来了,地主家也陆陆续续有了点余粮。争来的工分是可以换钱的,当时是有钞票在流通的。在家里粮油够用的情况下,多余的部分是可以拿到合作社换成钱的。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的机械手表当时就是用钱买的,一百多在当时也算巨款了。结婚时候的缝纫机,自行车等,都是用钱买的。
大家都是从一穷二白起步,两三代人之后家庭情况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是人口决定,开荒分地的时候,人多力量就大。二是家里人吃苦耐劳决定的,在已有的基础上,能够耕种更多的地,照顾更多的田,就有更多的余粮。这就是现实,你怨天怨地没什么用的,谁叫你爷爷奶奶爹妈那一辈人不够拼呢?
所以,农民的积蓄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
有鸡毛个积蓄,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个美孚灯(油灯),一个手电筒(买不起电池),上学买不起铅笔,那个时候好铅笔 1 毛钱一支,质量差的 3 分钱一支,即便是这样也买不起啊,学费 3 元付不起,还要找老师打申请,冬天结冰了 11 月份还穿不起袜子,有个同学大冬天没鞋子穿,赤脚上课,最后老师找了双破鞋子给他穿上,不说了,说出来都是泪
你莫不是对 “积蓄” 有什么误解。
红果果的某五术,那时候除了村干部,农民饭都吃不饱,有个毛的积蓄。
那个年代能吃饱就不错了,还想有积蓄?除了去城里当工人的,在农村被圈住的,能吃饱就是天大的福分了。那时候为啥要多生孩子,生一个就绝户了。
当年在实行 “人民公社” 制的时代,我国的工业对农业实施了严重的掠夺,通过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 的政策和 “粮食统购统销” 制,对农民实施了严重的剥削、掠夺,以至于当时很多农户在年底从生产队领到的工钱、报酬还不够抵扣全家一年的 “伙食费”、粮钱!在“人民公社” 制度下,社员等于是给生产队打工的打工者、员工 (民工),但当年生产队是至少要隔四、五个月才发一次工资给社员的,平时是一直都拖欠着不发,只发最基本的“生活费”——口粮给社员的!(给社员发工资当年称作“给社员结算工分,分红”。一年发几次根据当地种水稻一年种几季,种一季就“一年‘分一次红’,一年发一次工资”,种两季就一年发两次工资,三季就发 3 次) 而且当年很多社员从生产队领到的工钱还不够抵扣各自自己一家人的 “伙食费”(向生产队购买“口粮” 以外的粮食——“工粮”,或者说是“劳粮” 的钱),以致于很多社员不仅无法从生产队领到钱,反而要倒过来交钱给生产队,成为所谓的 “超支户”!(全队收获的粮食交完公粮、卖完余粮给国家后,剩余的粮食中百分之六、七十的粮食按各户的人口免费分配,另外百分之三、四十的粮食则需各户花钱向生产队购买)而且当年 “超支户” 在各地的总农户中所占的比例普遍约为 30% 左右。
之所以工钱不够抵扣 “伙食费”,主要的原因是:1、社员的工钱的标准太低;2、国家从生产队手里收购“余粮” 的“收购价”太低 (即著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现象);3、农民所需交纳的“农业税”(即 “公粮”) 负担太重,“税率”、公粮占 “粮食收获量” 的比例太高。表面上似乎只有家里小孩多、老人多,劳动力、青年人和中年人少的农户才会“工钱不够抵扣伙食费”,但实际上由于以上 3 个原因,往往是每个生产队的大多数人都在一些年份当过“超支户”(也被称作“倒挂户”)!
身为一对夫妇的两个打工者、劳动者给 “企业”(生产队) 工作、劳动一年,结果得到的报酬、工钱还抵销不了其家庭一年在伙食上的支出,以至于不仅领不到一分钱劳动报酬,反而要倒过来给 “企业” 发钱,交钱给“老板”!——这么严重的剥削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吧?不信的话,就请看下面的短文:
转自浙江绍兴市柯桥区的《柯桥日报》2015 年 7 月 5 日的那一期:http://epaper.zgkqw.com/html/2015-07/05/content_110887.htm
作者:丁松盛
“倒挂户”和 “顺挂户” 两个名词,是那个时代的生产队贫和富的代名词。
1961 年 5 月 21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 “农业六十条” 作了修正,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
…… 男女社员按劳动力强弱,评出劳动折头,最高一级为十折头,又称 “全劳动力”,是指力气大,能够上岸会挑、落船会摇,各种田畈生活难勿倒的青壮年。妇女评为六折,弱一点的特别是小时候还缠过脚的妇女,只能评 5 折头。这种土职称评议,在农村中基本统一。不是正统种田而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称谓 “半路出嫁”,田畈生活是外行,哪怕此人是壮年,在评折头时最多也不会超过 9.5 折。
按需分配的供给制取消后,生产队执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粮食有价、定额供应,按人口供应低标准口粮。一年的口粮,稻谷(称为主粮,包括部分大小麦)每人 450 斤,有的地方是 500 斤。……
生产队记账员一到年底,要把各农户的口粮、各种农副产品的分配数,以及投入的人、畜肥和其他生产成本,上报给大队会计,由大队会计核算各队总收入、成本总支出、净收益和工分值,这就是年底决算方案。
年底决算方案一出,吃饭的人多、劳动力却少的农户,特别是有老弱病残的家庭,所挣工分和投入的肥料少,分到的口粮、农副产品价值不成正比,决算账面出现负数,这种农户称为 “倒挂户”,出现正数的农户称为“顺挂户”。“顺挂户” 年底可以按顺挂数额拿到钞票,钞票的来源是生产队部分粮食、经济作物卖给国家收购部门的收入,其余是 “倒挂户” 的上交款了。历年倒挂交不清、还不完的农户,称为 “老倒挂”。
生产队里,我家是有名的老倒挂户,主要是父亲有腰痛病(大该属现在的腰椎间盘突出),基本丧失体力劳动,一家五张嘴,仅靠母亲一个妇女劳动力。等我 16 岁参加劳动,一天 3 个工分,也是入不敷出,难以改变年年倒挂的状况。
倒挂户是 “三等公民”,是个抬不起头的称呼。记得有一年,家里卖掉一头猪,交给队里 45 元,家里留下 5 元多,其中买了一副猪大肠。烧猪大肠也动了脑筋,把煤球炉拎入后半间,关着门烧。因为烧猪大肠要放入大茴、桂皮、老酒,怕香气四溢,被四邻在背后指脊梁骨:欠债勿还,自己倒是 “谎吃妄用”。
“顺挂户” 总是春风得意,账面上有几十元收入,可以热热闹闹过年,拿上布票去买布,儿女穿上新衣裳。但有的 “顺挂户” 也有难处,儿女们长大后参加劳动,挣的工分多了,成了顺挂户,当然是高兴欢喜,但儿子大了要讨老婆,进账的几十元钱远远不够,再向亲戚朋友借些,凑凑刮刮准备了 100 多元的财礼钱,儿子讨老婆办喜酒还是欠了一笔债!
转自浙江湖州市德清县的县委和县政 - 俯联合主办的《今日德清》报 2008 年 8 月 13 日那一期的第 15 版:http://www.cnepaper.com/JRDQ/html/2008-08/13/node_1.htm(此报纸现已更名为《德清新闻》报)
文:板挢
第二届民间收藏展,展示一批时代性极强的流行语,耐人寻味;其中 “倒挂户” 一词,因为本人亲历,感触尤深,故而更加“触景生情”。
现在三十多岁以下的人可能还没有听说过 “倒挂户” 这个词。其实 “倒挂户” 就是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年终分配时,倒欠生产队的“透支户”,叫“倒挂户”。
1962 年,我于德清二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回生产队劳动,从大处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小处说是挣工分养家糊口。从那一天起,我就是生产队里名副其实的 “倒挂户” 主。
** 我的 “倒挂户” 的原因是:吃口重,劳力少,劳动工分所得报酬,抵扣不了应得分配粮食、实物开支,“倒欠” 生产队,“透支” 了,成了 “倒挂户”。**
“倒挂户”在我们生产队并非我一个,而是占了一小半。其中大多与我一样,吃的人多,做的人少,因而 “倒挂”。也有因病“预支” 多了而 “倒挂” 的;还有因为 “讨老婆” 而“倒挂”的。
“讨老婆”怎么会 “倒挂” 呢?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有一副菩萨心肠。那时候讨老婆不用自由恋爱,也不必门当户对,只要有饭吃就行。老队长担心年轻人讨不到老婆,不管是有心介绍来的,还是无心撞上门的,甚至于讨饭找上门的,只要人家说声 “要”,照收不误。多张嘴多口饭呀!没有户口怎么分粮食呢?老队长说,大家省一口吧,谁个不想讨老婆?口粮分上了,可报酬没有呀,于是多了一个“倒挂户”。老队长说,夜里当老婆,白天是劳力,让她自己拔自己的“倒挂户” 吧!
其实 “倒挂户” 的真正原因是:穷!生产队太穷了!一个劳动日 10 个工分,分了 3 角 8 分钱,你说能不 “倒挂” 吗?
社员们谁不想多分几个钱?老队长何尝不想增加工分值啊?可那么容易吗?
我们这个生产队有水田三百多亩,桑地三五亩,池塘两三亩,除此之外只有社员的自留地。除了生产粮食,养几张蚕种,没别的出产;池塘养鱼只够社员过年自己吃。生产粮食成本高,越多越亏本,因此 “倒挂户” 也是“命中注定”。
老队长是个精明人,他挖空心思想办法增加收入。我们生产队南面就是英溪河。那时的英溪河水很浅,河床尽是上等的黄沙,连生产队的一些零碎土地也是沙地。而德清东部、嘉兴地区,甚至于苏南、上海,都因为生产队浇筑晒场、建造仓库,前来搞黄沙的。老队长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个机会,抽出一部分劳动力,挖黄沙卖钱,增加生产队收入。
** 这原本是好事,可那时就犯禁了。挖黄沙是 “不搞农业搞副业”,是“资本主义” 歪门邪道。大队里来人了,老支书求老队长“顾顾我的面子”,公社里来人了,把老队长叫到大队“吃批评”**。
老队长回来一脸的不服气,他说见钱不赚是 “呆大”。我这队长是大家选出来的,怕什么!大不了不干!于是,他把劳动力分成两拨:身强力壮的搞黄沙,悄无声息地;妇女与老弱病残搞积肥,大张旗鼓地……
那一年生产队收入大增,每个劳动日分了六角二分,“倒挂户” 拔掉好几个,我也减少了 “倒挂”,稍微松了口气。
** 这样干了几年,“倒挂户” 虽然减少了几户,但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仍然断不了根**。我也还是老 “倒挂”。原因么,还是吃口重、劳力少。有几户儿女长大劳力强了,不“倒挂” 了,但是儿女多的又跟上来了,而且儿女大的又要讨老婆生孩子。因此,这 “倒挂户” 像菜园里的韮菜一样,割了又生生了又割,永远割不完似的。
起先,“倒挂户” 被人看不起,说吃口重的是 “只会生儿女,让生产队养着”;或者“养不起,生出来做啥?” 后来“六十年风水轮流转”,谁家都有成为 “倒挂户” 的时候,“倒挂户”反而 “吃香” 了,还反唇相讥:你能 “倒挂” 吗?你怎么不能生几个出来呀!
要想把生产队里的 “倒挂户” 都拔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增加劳动日分红!可是,增加分红谈何容易?钞票呢?
后来文愅开始了,人人都像成了 “仙”,好像只要 “政治挂帅”,不吃饭也不会肚皮饿似的,钞票是谈都不要谈起!“倒挂户” 的出头之日更加渺茫了。
老队长老了,换成了新队长。新队长怕 “资本主义”,不敢抓副业。社员们说,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吃批评” 我们大家去!问问他们公社干部:当干部不拿工资行不行?他们要生活,我们不要生活呀?于是,新队长也打起了“擦边球”。
这样磕磕绊绊地过日子,其他倒无所谓了,反正你穷我也穷,全队大家穷,蚤多勿痒,债多勿愁,共铲拄义穷 “光荣” 嘛!难的是年轻人讨老婆,这地方分红好不好?好个屁!一个劳动日六毛钱!“出脱”!婚事 “泡汤” 了!大姑娘连 “看人家(相亲)” 也不来了。又问:这份人家条件怎么样?条件么,“倒挂户”!好!完了!哪个大姑娘敢上门来?
新队长长叹一声:儿 “荒” 好挨,卵 “荒” 难过,苦了年轻人哪!
批评只管 “吃”,“资本主义” 照搞不误。反正你搞我也搞,大家都“壶里喝酒——肚里有数”,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四人 - 邦被粉碎,大家扬眉吐气,“资本主义”从 “地下” 转到 “地上”。队长们谁也不用瞒,比赛谁个生产队分红多,谁个生产队“倒挂户” 少,或者摘光了 “倒挂户” 的帽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生产队搞起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之后,政策更加放开。社员们粮食吃不完,经济上也逐渐活络起来了。
起先几年里,生产队还有年终分配方案,可 “倒挂户” 是一年比一年少了,直至消失。我是几年前就摘除了 “倒挂户” 帽子,因为我的兄弟都长大了,劳动力强了,分红超过了人家。究竟是谁家为“最后一个‘倒挂户’”,今天也记不起来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员们的经济条件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倒挂户”是彻底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 “万元户” 兴起。
社员们不再为 “倒挂户” 犯愁。“犯愁”的是如何把自家的房子从草棚改成瓦房,再如何把瓦房改成“西洋楼”;年轻小伙子则想如何挑个漂亮又贤惠的好老婆,因为经济上的改变,年轻人的婚姻大事由被动转为主动……
“倒挂户” 的往事虽然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但今天还是记忆犹新。重提 “倒挂户”,除了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同时还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激励满腔热情,去争取明天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爸妈上大学都是拿国家的助学金。
我妈家城里的工人还好。
我爸是纯粹的农村人。
我爸每年暑假带一帮男同学给学校宿舍和图书馆修屋顶(我爸是副班长),赚勤工俭学的钱。
这钱是他们这帮农村学生要带回去补贴家里的。
积蓄?
真有积蓄,还需要 80 年代真正的天之骄子,十里八乡才能出一个的名牌大学生,暑假当泥瓦匠补贴家用?
人民公社时期已经没有农民了,他们真实身份是农业工人。他们和工业工人的工作情形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按时打卡,在生产队长带领下干活,记工分,按工分领工资,有事请假。工业工人也是每天打卡,在生产队长或者班组长带领下干活,记工分,然后按工分领工资,有事请假。你的科长,你的主任,或者你的班组长,每天都记录你的出勤,你的工作量,其实就是给你记工分,你的工资就与这个挂钩。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没有区别,无非是工业工人的劳动地点在工厂,在工地,而农业工人的劳动地点在农地。
美国的农业是农场制,农场主要雇很多雇工,这些雇工也是农业工人,每天打卡,在生产队长带领下干活,记工分,按工分领工资。
这些形式都是一样的。
要污蔑人民公社,得先污蔑美国的农场制。但是据说美国农业最发达。
以前人民公社时期,工分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计时,一种是计量。这和目前的企事业一样。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
计时工分,以干活时间长短来计算。棒劳力干一天的工分是 10 分,妇女劳力干一天的工分通常是七八分。
计量工分,以完成工作量多少来记工分。我有一个婶母,她说她年青时在娘家的生产队干活,那时她身体棒,干活不输男劳力,用独轮车往田里推肥料,男劳力一天能推八趟,她也能推八趟,一趟 5 分。一天就能挣 40 分。
一分能折合多少工资,这要根据生产队最终收入多少来计算。特别好的生产队,一分能折合一块钱,一个棒劳力以一天 10 分来算,一天就可以挣到 10 块钱,一个月就是二三百块钱,比县长的工资都高。当然,这样的生产队很少。很多生产队一分只能折合一毛钱,还有的只能折合七八分钱。一个棒劳力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二十来块钱。这和工业工人的普通工资差不多。
家庭人口多,孩子老人多,劳动力少的,收入就少,生活就困难一些,几乎没有积蓄,有的还可能欠债。但是生活有保障,因为口粮和柴草都是绝对平均分配的,不会让这些家庭饿死。家庭劳动力多的,收入就多,就会有一些积蓄,生活也会好一些。这和城里也一样。城里家庭人口多,工作人员少的,生活也困难,家庭工作人员多,生活就好一些。
虽然也有差距,但是不大,一两倍的差距而已,几乎感觉不到。我们平常说的贫富差距,指的是成千上万倍的差距,有人资产万亿,有人是穷光蛋。
一块玻璃板,用显微镜观察,表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差异吗?感觉不到。公有制不是绝对平均,而是相对平均,差距比较小,基本感觉不到。高山深谷那样的差距让人受不了。
生产队里也有福利。平时发一些蔬菜水果。生产队也养鱼养猪,逢年过节会分鱼分肉。这些都是绝对平均分配的,老人孩子人人有份。陈平年轻时为社宰,主持分肉,大家都夸他分得匀,陈平也自我吹嘘一番,其实当时全国个个生产队都有陈平。所以今天的人都喜欢当时的那个制度。
我们农民就是就是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上个世纪,交公粮做义工啥都干,然而到了老年农民,一点补贴都没有,依然苦哈哈的去地里刨食
那实后得农民跟本没有贫富差距,一样的干活,出工,有钱也买不到工分?房屋一样。对比来说现在得人没有上个世纪集体公社过得开心,现在社会活得累呀人。
给你看看当时的腐化程度
你就知道农民过的什么日子?
还给你积蓄?
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积蓄极低,甚至基本没有积蓄,除非是公社干部之类的。
国内的左棍的认知比那些形左实右的小粉红还不如,后者起码还要看个视频看个新闻才会欢呼。左棍完全就是闭上眼睛全凭想象就能颅内高潮。
没有积蓄呀。你见谁家有积蓄啦?
写多会被删,试试看只写一条?那个时候的积蓄我认为是集体积蓄,如 86000 个水库:
唐下湾这个乌有编造出来的东西还有人信啊。
唐下湾最早进入公众视野是由于 1971 年 4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文章,用来宣传学大寨成绩,问题的这篇文章本身就有问题。
人民日报文章在开篇就写,唐下湾生产队两年学大寨,粮食产量从 1968 年的三百多斤每亩达到了 1970 年的一千多斤每亩。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都能立刻反应过来 1970 年国内什么主粮产量能达到 1000 多斤的亩产,而且还能没有化肥明显改善情况下两年三倍?
这就是完全的造假。
然后就有了乌有之乡记录的,一个无名氏在 1971 年 4 月 13 日到唐下湾记录分配的日记。
看这日期就知道这件事完全就是政治秀了。
而且唐下湾的分配是按新闻亩产算的,根本不可能。
信这个这是以为别人没有数据检索能力吗?
虽然人民日报被禁止看以前的了,但是孔夫子网还有。
另:
呵呵,又有人不去看原始资料,用 65 年注水的双季稻推广文了。
人民日报的原文是 68 年粮食亩产为 341 斤,猛增到 70 年 1046 斤。
是亩产而不是双季总产,不过这不重要,为啥呢,因为我没提人民日报上给他们挖的坑。
根据肥西县志,烧脉乡也就是后来的燎原公社,每个村的正常耕地数是 200 亩。
根据地图测算的现在唐下湾耕地量,大约在 250 亩左右,这个正好和乌有写的日记吻合。双季总产产在 1000 斤左右,总产量看上去很正常。
但是,人民日报记录了唐下湾有相当大的棉花种植量,全生产队烧锅棉铃遗留量在 50 公斤以上,要知道当时肥西县棉花产量才 26 公斤每亩。
也就是按照人工 98 以上采净率算,唐下湾还有近百亩棉田。
整体接近 400 亩地,这样唐下湾的地一下子就不够用了。
如果考虑到棉田数据,唐下湾的耕地就不够 250 亩,如果只有 150 亩,那么按照乌有扯淡的日记,唐下湾即使是双季亩产总算,也要一年 1600 斤每亩。
真是神仙种地了。
更何况 1970 年晚稻并没有推广,根据肥西县志,晚稻只有 8% 的耕地种了,产量占 3%。
所以说乌有造数据根本不查资料,蠢的挂相。
以下这个答案真是完全没有检索能力的典范了。
哪个位面的农民有积蓄的?建国后到改开前的农民生活水平怕是连岱清朝都不如,岱清朝起码丰年能吃饱,灾年还能逃荒。
什么积蓄?左人常常把那些年描绘成岁月静好般的天堂,人人平等免费医疗,这已经不是胡说八道了,简直就是犯罪,世界上没有天堂,如果真有天堂,那一定是地狱伪装的,谁告诉你哪儿是天堂,谁就是地狱使者!
工分换钱呗,农民有口粮地生产队分粮,买粮食不用花钱,生产队生产的多,年底分钱分的就多
像小岗村懒鬼们一年不干活这种的,种的粮食还不够明年的种子,只能跟国家要饭吃救济粮
说的好像现在农民积蓄很多一样……
捡粪,知道不?养个鸡了鹅了兔子了
当然是改革开放后去城市当农民工赚的了
积蓄?我岳父的父亲铁匠木匠会都会,农忙时期晚上和农闲不修水利时期帮人打农具和家具,也就是堪堪养活全家。我岳父放开肚皮吃饱饭要到 70 年代提干去了装甲兵司令部任职。
70 年代农村除了公社干部,大部分人稍有不慎,就会处于劳动一年反而倒欠生产队粮食的境地。
确实,有个 der 的积蓄。
老妈讲三姨出嫁时席上的主菜是一盆南瓜。算起来是 80 年前后的事。
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 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 65.5 元;人均分配在 40 元以下的生产队占 22%,超支户占 33.5%,累计欠款 72.7 亿元,户均欠款 132 元。
工分就是年底分红的钱啊,按照比例分钱分粮食等。
干一年活年底算账,欠生产队的农民大有人在。
有积蓄的是少数,干部可能有点,农民寅吃卯粮吧,一年分个几斤油。布票几尺,连穿衣都解决不了。积蓄从何谈起?活着就不容易。
浙江中部山区。
我妈那边在乡镇里,外公是党员,可以在自己的院子种点自己的蔬菜,养点兔子,兔子毛可以卖钱。
我爸在山上,攒钱主要靠砍柴,那时候县城里烧水做饭主要还是靠柴,一块钱一担柴。砍柴要一天,挑到县城里卖又要一天。
当时的生活除了匮乏,还是匮乏。不仅没钱,没粮食,连柴火,猪草都匮乏。能砍的山头都是光秃秃的,要么去公家的林子里偷砍,要么是险峻的悬崖上砍。平均三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砍柴摔死。现在这个悬崖已经开发出旅游景区了
后来山上修水库,把沙子从山脚背到山顶,可以赚几毛钱。成年劳动力去背石头,砌大坝,属于义务劳动,是没有钱的。
所以看到网左吹嘘集体时代留下的水利工程,内心只觉得伪善。所有这些,不是某个伟人说一句话就建好了的,也不是一句 “人民万岁” 就付清了报酬。那个时代的农民,不仅要承担剪刀差,给工业输血,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修路建水库。现在那批农民还活着,也没有任何补偿,对比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也没有养老金,依然靠着那一亩三分地养活自己。
所以上一代人对编制,对城市户口有强烈的,刻在骨子里的羡慕和向往。而他们的下一代,又往往要背负 30 年的房贷,才能交上进城税。
看了你的回答,又在曲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四十一 、社员家庭副业的产品和收入, 都归社员所有,都归社员支配. 在完成同国家订立的定购合同以后, 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其余的产品, 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人家根据中央,省和地区的有关规定精神,对粮、油、棉等农副产品的市场管理布告如下; 一、国家统购统销的粮食、油脂、油料∶棉花(土纱土布)等农副产品,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严禁投机倒把活动。 社队或社员需要出售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应向国家规定的收购部门交售,不得同其他任何单位、个人进行交易。严禁社队用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赠送他人。 农村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生产的三类农副产品,凡是国家有收购任务的在完成任务前,一律不准进入集市,有些产品在国营商业、供销部门挂牌收购、搞好代替工作以后,也禁止进入集市贸易。 农(林、牧、渔)场、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生产的农副产品除按规定留用外,必须全部卖给国家,不准自行出售。
还有以凤阳县为例,1970 年口粮的留量标准,以生产队为单位∶ (1)稻产区 400—440 斤为自给队,440 斤以上的为余粮队,完成征购任务,口粮可以吃到 480 斤;(2)杂粮产区 320—360 斤为自给队,360 斤以上的为余粮队,完成任务可以 吃到 390 斤∶(3)稻杂兼产区 360—400 斤为自给队. 400 斤以上为余粮队. 完成任务可以吃到 440 斤, 在不同地区口粮不足征购起点的不购。对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口粮已达到最高点的,余粮部分按四、四、二比例处理。即 40% 卖超购给国家,按去年价格执行,40% 留 作集 体 储备,20% 分给社员增加口粮或储备,但全队平均口粮水平,最高不得 超 过 “三定” 标 准 加 15%,超过部分应全部用于集体储备。
关于你的粮票的回答就更可笑了,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向国家出售粮食可以获得粮票和现金。计划用粮这个是总结出来的,有些公社存在安排不当,吃过头粮现象严重。城东公社凤北大队前进生产队 222 人国家安排 5900 斤,全年口粮合 311 斤,应到 4 月中、下旬安排,但目 前绝大多数缺粮,从现在要到 5 月底,每人每天不足 3 两。二铺公社交通大队 有 2 个小队,按 4 月份安排,因吃了过头粮 3 月份过不去,结果提前供应,每人每月平均合 16 斤。
你这水平太次了,黑也黑不到点子上。高赞答案不是举了个高例子吗?我们来个低例子不就好了。
东方红公社灵泉大队新队在核实产量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落实党的分 配 政策,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他们民主制订的预分方案是; 1. 粮食分配,总产 135700 斤; 征购,全年任务 26134.5 斤,午季完成 26138 斤; 种子,根据今年秋种小麦计划面积 640 亩,每亩平均留种 30 斤,共留 种子 19200 斤; 储备,945.5 斤; 上交大队 340.5 斤; 口粮,89076 斤,每人平均 156 斤。口粮分配办法按人七劳三开成,基本口粮实行分等定量,分为四个等级,1-3 岁吃四成,4—7 岁吃六成,8 一 10 岁吃八成,11 岁以上吃十成。 2. 现金分配。农副业总收入 36902.68 元; 支出部分∶农业支出 12570.34 元,管理费 42.56 元,税金 1368.12 元,合计 13981.02,占总收入的 38.2%; 扣留部分∶公积金 1107 元,公益金 738 元,储备粮 122.92 元,生产费 1026.05 元,合计 2993.97 元,占总收入的 8.1%; 分配部分∶上交大队 200.87 元,社员分配 19726.82 元,合计 19972.69 元,为总收入的 53.7%。 全队 110 户,进款 104 户,占总户数 94.55%,进款 8146.94 元,平均每户进款 78 元,最多进款 205.60 元,最少进款 5.72 元。超支 6 户,交给社员认真讨论,具体分析。有 4 户因病和劳力少、小孩多,造成超支。根据其经济来源,兑现 3 户,缓还 1 户,另两户一贯投机取巧,搞副业单干,除给予批评教育外,纳入集体,限期交款称粮。(《东方红公社灵泉大队新队午季预分的几点做法》,1973 年 6 月 23 日)
老农只配住老民国。
联盟,联你妈。
是精神力量和压力,为国为民富强智慧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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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死累活倒欠债,当然不是导演瞎编,那个时代这种事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无病呻吟的伤痕文学就写了不少这些农民故事。
有意思的是:农民子弟说几句实话,怎么有些人气急败坏了。
那我就说确实不如民国,河南江苏等地农村流传的顺口溜早就把二者进行了对比,这里当然不能发出来。
农民受罪不能说还得唱赞歌,养活你们这帮 工桂,还得被你们骂!谁 tm 犯 13 要和你们这帮初生联合?
已经上当受骗过了,他们的子女多少该涨点记性了,我问过村子的老人那些旧事,早就不信你们编造的一个个肥皂泡了,不管是五毛还是左人的。
我们家是去隔壁山头偷树然后抬 30 公里去卖
因为本村的不让偷
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去隔壁偷
隔壁的来本村偷
那个时代属于过于,那个时代很快就会再来。
那时候他们没有积蓄,包括人身自由。谢谢!
没有积蓄,每年还要倒欠公社钱。
吃不上饭,生个病做手术,都挺不到下手术台。 做手术的钱也是挨家挨户借来的。
家庭成员个数:一开始是两个成年人,然后开始生孩子,期间孩子数量有增有减,最后孩子数量固定,成年人个数减少到一个。
每天参与公社劳动,还给县里挖过水库,但是还是吃不上饭,为什么呢?
我的爷爷死于 60 年代初。
当时他三十多岁,平日里在生产队干活,忽然有一天肚子痛。以为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歇歇就好了。谁成想越来越痛,刀绞一般。
自己也明白这病是要命的,但真的没钱看。连感冒发烧都看不起,何况是要命的病。
最后实在疼得受不了,让把家里唯一的一床棉被抱出去,卖了 8 分钱,买了 8 颗止痛片,一天吃一颗,终于还是熬不过去,人走了。
古往今来,平民百姓,命如草芥,横死者不计其数。我爷爷远不算最惨的,至少他还留下了后代,在网络上写下了这段文字。
那些没有留下后代的人,又有谁还记得呢?
我姥爷是部队厨师,所以在村里算好人家。
我妈妈说,邻居家来了客人,邻居来借一碗白面给客人擀面条。
一碗白面都需要借。
周末问问我妈一个公分值多少钱。
盲流子连城都不让进
还想要积蓄?
能翻身做主人就不错了,做人得懂的感恩
我记得我看过北京档案局编的一份关于门头沟的材料,写的是北京山区农民在 1956 年前后的生活,答案是除了一些投机倒把的(有经营头脑)解放前的地主或富农,一般的农民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更新下,今天翻了那书。
当时山区农民一年平均产值(核桃,水果是重要收入来源)仅仅合 550 斤米每年,摊到每人每月头上是 6 元钱。自从解放了他们日子好过了,怎么好过呢?就是家家户户基本有被子了,春秋能有一套供换的衣服了。这个生活在北京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原文说离山外生活差不少。
那一系列调研报告和上下行公文其实挺有意思,我简述如下:
第一,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造成的毁坏很大,当时京西(应该指斋堂)和昌平南部是我 d 游击队和日本人争夺地区。日本人在一个村子就可以烧毁大概三四百间房屋,大牲口等损失大半,。抗战期间当地农民(京西)积极支援抗日一个月有 22 天为咱们部队出工,耕地据说只能在我 d 保护下在夜里偷着干。原来的水土保持改良(主要是垒石堰)无法进行。这导致 1956 年和 1935 年比实际上是倒退的。
第二,解放后整体带来的进步主要是给贫农和中农的。主要代表是每家都有了被子,衣服大多数有替换的,年节能吃上细粮了。这种改善的原因一是分了地,有了生产资料,另一个是大多数人不再存钱买地了,有多少花多少。
第三,计划经济有利有弊。利的方面除了分地,主要是开始普及公共服务。牲畜防疫(尽管接种率还很低,大约 10%)人员基本医疗(包括接生,产检,都逐步推进。但人手不够,贫困的理论上可以免费)改善交通(修整土路,公路因投资 5000 万,暂时无法进行)。弊的方面是各种副产品价格下滑。以京西为例,核桃可比售价是 1935 年的 2/3 至 1/2,把核桃加工成核桃仁,反而不划算,五灵脂之类的中药也是,蜂蜜收购价比糖低。这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原因是统一收购,从山区到市里经过四层,市场价格管制。农民需要的东西,比如厚底胶鞋买不着,供销社只卖细布鞋。文化生活更匮乏,认为过去的演戏妨碍生产。
第四,在当时,所有的青年都想法去城里挣钱,不愿意留在山里。原因是山里根本找不到媳妇,甚至到了一村只有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的程度。
私心消灭不了,所以私有制最有生命力。亲兄弟长大了都要分家,何况,
能吃饱就是幸福了!到 1990 年中国还有百分十五的人都吃不饱呢!
那时候农民的真实身份是农业工人,但收入远低于工业工人。工分最后是要折算成农产品和钱发放下来的。政策放宽后还能搞一些养殖,自留地之类的收入。
你可以看莫言的自传啊,他没理由夸那个时代吧,他们家在那个年代应该还是被迫害的,但他爹 72 年干了一年,生产队分了 290 块钱给他们,他爹开心极了,买了五斤猪肉给全家过了好年,然后莫言就去当兵了,在部队天天红烧肉吃到吐
他一会说他们老家一天饿死 18 人,一会说他一家吃水饺,有个要饭的要到他家,他妈还给了人家一碗水饺,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
还有那个小岗村英雄村长 79 年前后办个什么丧礼,用了 3000 块钱,3000 块钱在那个年代可是巨款了
很多方式,种十边,自留地,手工艺品,投机倒把等等
当然积蓄基本上没有,
我姑姑上学时校长总问你家的猪什么时候长大,原因是交不起几毛的(也可能是想拖,老爷子在时没问)学费,我爷爷让她告诉老师等猪长大了交。日子紧巴巴。
看到有人说倒挂户,我家也倒挂了很久,我爷爷,奶奶,老奶奶,三个成人,外加四个小孩,老奶奶和奶奶小脚身体不好,外加老奶奶年纪大,七口人就指望老爷子一个人干活,倒挂但饿不死,四个小孩至少初中上完。这样看那三十年也算功德无量了。
等我上小学学费翻了二十倍,上中学学费翻了一百倍,当然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钱好赚了,可以把地里土卖掉,种菜,打工,小商小贩等,看着同学走了九成往上,好歹没失学。
不过也没那么轻松,三统筹五提留就不提了,至今还记得我弟弟值 5875 块钱,好几年的纯收入,扒房没见过,牵牛倒是见过不少。
反正我小时候活的是相当的刺激,随老妈躲干不,被学校赶回去围堵村长,给被抓的老妈送吃的等等,每年公安局来学校普法,重点讲,抢两毛要判三年,正上课社会人员到教室打学生,老师,学校日志每一页都写满学生被劫,每年固定节目看枪毙犯人等,
对前边三十年没有亲历的记忆,只是觉得小时候特别难,只是听家人讲起前边的事感觉和前边对比互有优势吧。
公分就是分钱的依据啊,集体经营的利润和食物结余的可分配部分除以公分总数就是每个公分能有多少钱,如果一个劳动力公分记满而且出满那自然分的钱最多
把公分理解成 KPI 就行了
当时城里人有钱的很,乡下人挑担赶到宁波这种富裕的地方卖,乡下没人买菜的。先是卖菜,后来卖菜赚的少改买鸡卖鸭了。早上 3 点起床给鸡鸭灌玉米,带上吃的喝的就上路。然后卖完收工,大晚上才能回家,有时候还要睡在路边。行情不好卖不掉就只能低价处理。再后来有钱了,买车了,从宁波拉带鱼黄鱼什么的回乡下卖。
现在农民能有积蓄都是农闲时外出打工或者靠子女在外打工挣钱给的,光靠种地哪来的积蓄啊,更别说以前了,想多了吧
积蓄…… 吃饭都是问题的时候讲积蓄有点过分了。
哪有积蓄。政策放宽后搞搞小养殖自留地可能多少能攒点鸡零狗碎。像样的积蓄就别想了。一张苏三三都拿不出来
,拉黑算 什么?不敢辩论?常识告诉你,分配制度只和总财富与分给你的财富比值有关,和生活水平没关系。怕你理解不了,就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和你朋友一起做生意,分配制度是一人一半(1/2),第一年赚了十万,你得到了五万,用这个钱养六个孩子只能粗茶淡饭。第二年赚了六十万,你得到三十万,你家生活水平直线提高,但你还是能养活六个孩子!也就是说,社会总财富增加,你家的生活水平必须同步提高,才能让比值不变。生活水平不影响你养六个孩子。
假如你朋友第二年只给你二十万,你去找你朋友说,我按第二年的生活水平养不活六个孩子了,你肯定少给钱我了。你朋友说你胡说,说按第一年的生活水平生活,你现在可以养活十二个孩子,你就是来胡闹的,你接受你朋友的说法吗?
工分只有在生产队里出工才能获得,当时只有负责耕地或者力气大的成年男子才能拿到 10 分,一般成年男子只有 8、9 分,成年女子可能只有 6、7 分,12 岁就可以去队上干活就能赚工分了,未成年小孩只有 2 分。每个生产队的队长、保管、会计之类的干部每年有额外的工分,应该有几百工分。当时还有一种赚工分的方式是其他地方借调劳动力,一般都是去建设水库、水渠等大型工程,通常要外派 1-2 个月,这样每天都能算是 10 分,但是这种机会比较少。
生产队的水稻收成会将一部分卖给粮管所换取金钱,村民的工分需要先兑换每家的口粮,不然连饭都吃不上,然后工分有剩余的能兑换钱,如果不够还需要向队里交钱买口粮。所以能够攒下积蓄的大多是那些有好几个成年男性劳动力的家庭,如果是大人少小孩多的家庭甚至还要花钱买口粮。
农民还有其他收入,但也是比较少,主要是养猪,当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养猪,主要靠卖猪赚钱,当然也有一些做小生意能赚些钱,比如在集市卖手工品、小吃、柴火等。当时村里相对富裕的家庭已经能够置办黑白电视了,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还是极其稀罕的,买了电视的人家晚上通常挤满了村民。
当时农民赚的钱很少,花钱更舍不得了,除了置办必需品,基本上不会额外花钱,攒钱来支付日后的婚丧嫁娶的开销。建造房子,置办家具在当时也是子女结婚的必需的,当时的房子都很小,一大家子挤在一个小小的房子了,很难容下新人夫妻了,一般结婚都是会分家的。
城市工人拿工资都没积蓄,农民哪来积蓄?当然全国几亿农民,你要说总有个把农民有积蓄,那我也没啥可说的。
“形势这么好,怎么也该存下一笔钱吧?”—挣工分的农民的 “存款” 就是这么来的。
我怎么记得解放前饿死的人是一茬一茬的
五六十年代很难有什么积蓄,但是七十年代少数农村家庭可以做到。
七十年代的农村比五六十年代宽松了许多,有自留地,可以做一点小买卖,但能攒到钱的人也是少数。
城镇附近有一些小商品经济活动,头脑灵活的农民可以把一些农产品卖到城镇,或者一些简单的手工业产品,比如竹筐、鸡毛掸子、小板凳等等。当然看各地的政策,有些地方保守一些,有些地方灵活一些。
再就是家里劳动力充足,壮劳力多,老幼病弱少。像我们家就不行,我祖父养大了八个孩子,5 个上了中学,其中 4 个还是高中。虽然学费低廉,但是上了中学就无法参加劳动,没有公分,不仅没有存款,还欠大队部不少钱。长期欠债的后果,就是当兵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都没你的份。不过那时代嘛,欠着还不起也不逼债,我父亲兄弟姐妹几个靠借大队的债上完了中学。
我有个小学同学,他们家善于经商,改开后开了本镇第一家私营店铺,也成为八十年代镇上首富。他家祖传榨香油的手艺,七十年代他祖父带着家里人偷偷去乡下收芝麻然后在家里榨油,然后低调地去城镇走街串巷零零散散地卖掉,攒了好几千块钱,成为后来开钱的本钱。
看一堆人讲东讲西的,家里没老人问一下嘛?问爸妈也可以,有些人不会父母双亡吧。
一是分来的,工分可以是粮食也有部分钱,尤其大队,公社有窑厂的。
二是赚来的,鸡毛生意也赚钱。
三是猪,和,鸡。尤其鸡蛋,就是钱。
其它,一般没了。
主要 1 是 1 和 3。
都不够吃的。拿来的积蓄
可能是向许三观学习得来的吧
卖青苗来的。没想到吧
五六十年代,对农民来说,10 块钱就是很高的工资了
2000 年初,对农民来说,每月 500 块是高工资了
2010 年,对农民来说,每月 3000,已经算是不错的工资
10 块→500 块→3000 块
这几十年收入确实提高了
不过 2020 年代,5000 块都不算什么了,因为通涨比以前太厉害
不饿死就不错了,那来的积蓄?
为了生活以前毛主席岭导下都是大约进生产队为主都要有工分不超支为主呢
积蓄是指存款吧?可那个时代即使有钱,也是什么都买不了,买粮食要有粮票,买布要有布票,买菜籽油要有油票,所以在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社会,钱是没有意义的。
挣公分就会发薪酬,自家自留地还能种些和养些。
前 30 年基层的生活绝非想象的那么好,但也绝非这些人魔怔到人间地狱的情况,只要看一下前后对比不就行了?
建国前各个地区的农民是什么样子的,工业是什么样子的,经历了被你们 “唾弃的三十年” 之后又变成什么样子的?
右壬天天吹嘘的 “灯塔” 二战后的农民是什么样子,工业是什么样子的,同一个时间段发展过后又是什么样子的?
还要看一下两边的人口数量,基本教育程度这些能起很大作用的变量因素在开始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九年义务教育没教给你们这些基本的分析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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