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无卫生巾哭诉”矫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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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西安一女子在酒店集中隔离时，不巧月经提前来了，又没有卫生巾备用，她在求助隔离点、拨打12345热线、报警等各种办法都没用后，情绪崩溃，哭着向工作人员求助：“我来大姨妈了，也没有卫生巾，我就想问一下，是没有人管吗？”

这段视频在上传到网上后，引发了连她本人也始料未及的热议，其个人需求也很快被社区姐姐落实解决。第二天，她就在微博上致歉，为自己的“冲动”而悔过：

原来在我奔（崩）溃的一霎那，其实他们都在一直想办法为我解决困难！可就是我冲下去的一个举动、拍的一个视频却成了我后悔的一件事！视频我发给了一个朋友，却造成了外传……并被舆论放大、利用，给他们给带来了困扰！唉……成年人的奔（崩）溃有时候是一瞬间，我的冲动却给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又带来了伤害！其实他们都很辛苦，本来分白、夜班，后来单班一直连轴转……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再忍一忍呢？

可想而知，她这样的表态，又让另一些帮助过她的人感到被伤害了：有很多人怒斥她是忘恩负义的“敲锣女”再现——要不是全网帮着转发视频，你能得到卫生巾？虽然也有人说能理解她的处境和压力，但更多人看来都觉她的前后表现“根本不值得同情”。

不管怎样，这事原本也就翻篇了，然而，就在她公开道歉之后的第二天，这事居然又起了波澜。1月4日，西安作协主席吴克敬发表了一篇《扎在长发上的橡胶手套》，在盛赞两位女性基层工作者（唐都花园社区主任姚美珍、曲江中心社区疫情防控牵头人寇雅玲）之后，矛头一转，猛批“因无卫生巾哭诉”是“矫情”的“小姐做派”：

视频中有位冲着防疫人员大喊大叫的女人，说她大姨妈来了，她没有卫生巾，别人也不关心她。对于她的抱怨，咱们平心而论，的确是个问题呢。

女人家大姨妈来了，没有卫生巾是很难办，她可以苛责。不过，苛责的对象要找准，防疫工作人员那就是你自己了。你自己有没有卫生巾，什么时候用卫生巾，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吗？

而在紧要的时刻，还要苛责别人不能上门给你送！这就你的不对了，你把自己情状，与在疫情中的姚美珍、寇雅玲比一下好吗？那你可是要惊醒的呢，疫情当前，什么矫情，什么小姐作派，是没有用的，别人才不会惯着你，任由你大喊大叫！

网上有人这么说了，抗疫就是打仗，隔离就转移，阵地上那没有保育院，也没有五星宾馆！

吴克敬

这番表态触发了舆论猛烈反弹，有人嘲讽说，“一个落后的、顽固的、自以为是的老书生形象跃然纸上”，更多人指责他对女性的处境木知木觉：“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女生来大姨妈没有卫生巾用还指望她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心平气和？”

在百家号的相关报道下，得到多达数千人点赞的评论大抵都是这样：

这个人不配当作家，因为他没有妈，没有姐妹，没有老婆，所以理解不到！ 

这个作家就不想当人了，素质忒差了，还说自己没批评哪位女同志，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他自己高档小区住着吃喝不愁的，就觉得别人都得跟他一样心态平和，饿他两天试试？

缺乏同理心，是不可能有暖人心的好作品。男性即使没有月经，也可以假象自己年老失禁或拉肚子没有纸的情况，你不急吗？急了求助就是矫情吗？

这成了男性固化女性的最新靶子，很快就有人配图尖刻挖苦：男性在网上声称“月经可以憋住”，但在现实中，他们自己连小便都憋不住，可以极其不雅地当街撒尿。

不仅如此，连吴克敬过往不堪的旧事也都被翻了出来——他的小说《锄禾》曾先后在国内六家杂志发表，有的改了篇名和主角，有的几乎一字未改，2015年竟又投稿给《长江文艺》，被视为自我剽窃，长江文艺社公开宣布自此拒绝发表他的任何作品。

这些反应无疑让吴克敬始料未及，事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辩白说自己无意痛批，只不过隔离这样的“非常时期，就是这么难受”，“我希望大家不要抱怨，看看人家，有些一线女同志做的那么艰苦啊，向她们学习”，至于个人的困难，“就不要那么矫情，我觉得我已经说得非常温和了”。

1月6日下午，他在回应媒体时说：“我为这个事情，今天很痛苦。”他表示，自己从未有过不尊重女性的想法，“我之前的作品一直都是尊重女性的，可以说我是崇拜女性。”

连这番话也引发群嘲，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他“尊重女性”，挖出他的旧作《我把母亲抱在怀里》，证明他自小就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他宣称“我现在就想从此一句话不说，就在家里面看看书，也不写了”之后，也有人跟上补刀：“希望吴主席说到做到。”

吴克敬

他说他很痛苦，但看来并不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又或者说，他之所以痛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此深感困惑。

为什么他声称自己一贯“尊重女性”，但却又痛批女性哭求卫生巾是“矫情”？这未必是虚伪、矛盾，而很有可能是他一贯的价值观使然，因而意识不到哪里不对，甚至在遭遇反弹之后仍然想不通。

由于聚焦于他所痛批的“矫情”和“小姐做派”，很多人都忽略了，他那篇文章的本意其实是赞美第一线防疫工作者的辛劳与付出。他写道，姚美珍一心想把辖区管理好，“害怕头发乱影响工作，就顺手找了个废弃的医用橡胶手套，扎在了她的头发上”，而寇雅玲则劳累过度，“晕倒在办公室里磕破了头”，两人都“给了这个灾难的城市一份美的答卷”。

不难看出，这就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上所熟悉的写作手法：通过一些细节，来凸显典型人物的道德榜样作用。本来如果到此为止，那这也就是一篇平平无奇的宣传稿，但他为什么又去痛批那位哭求卫生巾的女性？因为他想以此说明，每个人都应当向榜样学习，舍弃小我、不计私利——不是说生理需求不存在，只是这样的“小事”跟眼前的“大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更何况是在封城的非常时期。

这是一种在中国社会长期盛行的英雄主义人生观，而“英雄”当然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乃至否定自己身上的“人性”。这种英雄主义人生观的顶点就是战争，而在防疫和封城中，正充斥着战争的隐喻。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美]贺萧（Gail Hershatter）著，张赟 译

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第一版

在传统时代数不清的故事里，受赞美的女性形象也都是“忘我”的：她们全不计较私利，孝顺、慈爱，恪守妇道，是自我奉献牺牲和苦难的化身，以此换来儿女和社会的尊敬，有时同村人还会宣扬其模范事迹供外界消费。贺萧《记忆的性别》一书在访谈许多陕西农村妇女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文化符号显然带着血肉之躯走进了新中国。”

她发现，女性劳模的形象与过往《列女传》的典范妇女文本一样，往往突出“该劳模最主要的美德是什么”，在与“奉献精神”交织在一起之后，“妇女劳模的具体特征已不那么重要，她们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承载革命美德的容器而存在”。

显然，这就是吴克敬那篇文章背后的叙事逻辑：当他赞美那两个女性基层防疫工作者时，看到的道德化身，而那位哭求卫生巾的女性则是相形之下的“落后分子”——“矫情”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判断。吊诡之处在于，那位女性在事后的悔过（是否真心且不论）其实与吴克敬在价值基底是相通的。

为什么这一道德话语如今会翻车？这或许可以折射出近二三十年来的一个重要变迁：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那种“英雄性”，而要求承认“人性”的正当性——哪怕吃喝拉撒看起来都是卑微的“小事”，但人不是神，谁能少得了？

这话尤其容易遭到女性反感，对于主体性日益增强的新一代来说，以往男性那种将女性视为美德化身的赞美，看似是“尊重女性”，其实是操控，根本没有真正看到“女性”真实的存在，恰恰是在要求女性顺从男性为主的权力结构——你得做到男性为你设定的美德标准，才能得到肯定，那这样的肯定要来干嘛？

另一侧翼狙击火力则来自专业性：吴克敬夸赞姚美珍用废弃的医疗橡胶手套束发，但有相关专家提醒，废弃手套属于医疗垃圾，有传播病毒的风险，是必须集中收集无害化处理的。这就从专业角度瓦解了道德榜样的做法，使其行为不再值得提倡和效仿。

就此而言，吴克敬这次弄巧成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抱持着自己年轻时代形成的价值观（他出生于1954年），已经失去了对社会前沿思潮变动的敏感性，加上他在文坛的地位，恐怕也很久都没人能当面向他指出那套在他看来正确无误的道德叙事，其实已经很少有人能买账了。

这虽然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却可以极好地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新旧价值观的歧异。毫无疑问，一线工作人员的付出依然能得到无数人的尊敬和称赞，但“人性”、“女性”和“专业性”话语的崛起，将从根本上修正它：这实际上是要求承认，每个人、每个女性，都应当在得到专业保护并满足权利正当性的前提之下，拒绝道德绑架，才能自主自愿地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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